瓮安县的死亡少女第三次尸检报告出来了——不是奸杀。我长长松了一口气。
真-相我也知道了，不在迷惑了。这最好。作为“群众”，我需要知道真-相。
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几万人上街围攻政府，很可怕。
石宗源书记为此事定论说：“这是一起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突发事件，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的稳定和贵州的形象。”
他同时承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讲得好。
我的疑问是，倘若这些“黑恶势力”不鼓动出这么大的事端，瓮安县的情况会怎样?对于一般性情温和的“群众”，他们忍在心底的“意见”，有谁会在乎吗?
做群众很难——
忍着吧，“气得睡不着，眯着!”可是，就没人会理睬你，爱气不气，气死活该!
不忍耐吧，就有大动静，就“过激”，被斥之为“不理智”，还可能滑向“黑恶分子”的边缘，“导致社会治安不好”。
忍不忍都苦。当个“群众”，真难!
历史上看，中国的“群众”是忍耐的多。不忍耐的，像陈胜吴广一类，给逼得“进亦死，亡亦死”，生生憋出一句气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子反了。他们碰上的写字人也就是是司马迁，以人为本，民本主义，才给陈涉搞了个《世家》，算成王侯了。要是让秦二世镇-压成功，秦王朝会怎么给陈涉定性?肯定是“贼”!或者，“强盗”!换成西方人的说法，庶几乎“黑-社-会分子”了。
陈胜几个月后也死了，要是不铤而走险，照他那血气，活个八十岁应该是随便一个动作。可是，他只能算夭折，横死，或者，玩火自-焚。
因此，没几个“百姓”敢学他的样儿，所以，中国人民还是好人多，“黑恶分子”极少极少。
好人怎么样?忠厚罢了。忠于皇帝，厚道处世。是老百姓——顺民，愚民，草民，小民，人民;群众，庸众，大众，观众。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掺和的，没什么好在乎的。如此而已。
可深通历史精髓的鲁迅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毛泽东不喜欢当草民，他说：“造反有理!”，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说：“武装夺取政权!”这些言论，放在今日太平盛世来看，都有些“黑恶色彩”——执政的蒋介石大人就这么看的。所以不可仿效，只能崇拜。再说这样的人，林彪同志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出个人物难呐，老话说，黄河清而圣人出。由此可见，百姓不可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是用来顶礼膜拜的。
老百姓当然还有榜样，比如大导演张艺谋塑造的版本——腆着大肚子，一边卖辣椒准备活动经费，一遍不屈不挠“打官司”的秋菊大嫂。结果胜利了。当然，局子里的人真带走了被告村长，秋菊又感到人情上的失落——街坊邻居，何至于闹这么严重，她本来只是要“讨一个说法” 而已。
且不论电影的理想色彩了，只当是真的。我要说，中国的好人老百姓们，有时，只是要“讨一个说法”的。这一次在瓮安，死者家属就是三番五次去讨说法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黑恶势力”插手了，造谣了，蛊惑了，打砸烧了。
这背后，当然是有许多事情的“说法”没讨上，或者，干脆没说法，经常没说法。比如石宗源同志指出的“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
如何让老百姓不要滑向“黑恶势力”，又不要时时事事干“忍”，而是能讨个“说法”?
前几天，功成名就的龙永图先生发表了“刁民论”。我看，许多有权的人，看待要讨说法的“群众”，就是“刁民”;看待忠厚的“群众”，就是“草民”。因而，对待“群众”的事情，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
瓮安闹出“黑恶势力” “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突发事件”了，而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了，尤其是，“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的稳定和贵州的形象”了，“形象”，好家伙，这就不能不动真格的了。于是，一大堆官员丢了乌纱帽，很可怜。
我还是要问，干嘛非闹到这一步?难道我们不能避免这些“人祸”?为什么贵州某些官员就可以长期“侵犯群众利益”而从不反省自己，结果让自己成了本次事件的受害人——落水官员?谁让他们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毫不在乎、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靠他们自己能做到发现自身问题吗?现在说到解决问题有个说法，叫“自纠自查”，很荒谬——有谁权力很大好处很多牛逼哄哄，去要去自己查办自己?没有!
怎么办?
贵州省委提出了办法——“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人民群众才能支持我们、拥护我们。”
这个办法基本上还是““自纠自查”的办法。
能不能有个让“群众”查纠的办法?这办法很为难么?如何才能知道官员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呢？就目前格局看，真心不真心，实意不实意，天知道！指望每个人自己“真心实意”，除非咱倒退到三皇五帝时的淳朴部落里去“茹毛饮血”，因为没好处，所以没坏处，不争利益，自然尧舜禹等酋长们，个个“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都成了孔夫子大加表彰的圣人。
群众查纠的办法很多，古今中外，都可学习借鉴。
我也提出了好办法。这办法是大地震后写的，再表出来，大家看看，中不中——
瓮安县的死亡少女第三次尸检报告出来了——不是奸杀。我长长松了一口气。
真-相我也知道了，不在迷惑了。这最好。作为“群众”，我需要知道真-相。
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几万人上街围攻政府，很可怕。
石宗源书记为此事定论说：“这是一起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突发事件，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的稳定和贵州的形象。”
他同时承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讲得好。
我的疑问是，倘若这些“黑恶势力”不鼓动出这么大的事端，瓮安县的情况会怎样?对于一般性情温和的“群众”，他们忍在心底的“意见”，有谁会在乎吗?
做群众很难——
忍着吧，“气得睡不着，眯着!”可是，就没人会理睬你，爱气不气，气死活该!
不忍耐吧，就有大动静，就“过激”，被斥之为“不理智”，还可能滑向“黑恶分子”的边缘，“导致社会治安不好”。
忍不忍都苦。当个“群众”，真难!
历史上看，中国的“群众”是忍耐的多。不忍耐的，像陈胜吴广一类，给逼得“进亦死，亡亦死”，生生憋出一句气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子反了。他们碰上的写字人也就是是司马迁，以人为本，民本主义，才给陈涉搞了个《世家》，算成王侯了。要是让秦二世镇-压成功，秦王朝会怎么给陈涉定性?肯定是“贼”!或者，“强盗”!换成西方人的说法，庶几乎“黑-社-会分子”了。
陈胜几个月后也死了，要是不铤而走险，照他那血气，活个八十岁应该是随便一个动作。可是，他只能算夭折，横死，或者，玩火自-焚。
因此，没几个“百姓”敢学他的样儿，所以，中国人民还是好人多，“黑恶分子”极少极少。
好人怎么样?忠厚罢了。忠于皇帝，厚道处世。是老百姓——顺民，愚民，草民，小民，人民;群众，庸众，大众，观众。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掺和的，没什么好在乎的。如此而已。
可深通历史精髓的鲁迅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毛泽东不喜欢当草民，他说：“造反有理!”，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说：“武装夺取政权!”这些言论，放在今日太平盛世来看，都有些“黑恶色彩”——执政的蒋介石大人就这么看的。所以不可仿效，只能崇拜。再说这样的人，林彪同志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出个人物难呐，老话说，黄河清而圣人出。由此可见，百姓不可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是用来顶礼膜拜的。
老百姓当然还有榜样，比如大导演张艺谋塑造的版本——腆着大肚子，一边卖辣椒准备活动经费，一遍不屈不挠“打官司”的秋菊大嫂。结果胜利了。当然，局子里的人真带走了被告村长，秋菊又感到人情上的失落——街坊邻居，何至于闹这么严重，她本来只是要“讨一个说法” 而已。
且不论电影的理想色彩了，只当是真的。我要说，中国的好人老百姓们，有时，只是要“讨一个说法”的。这一次在瓮安，死者家属就是三番五次去讨说法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黑恶势力”插手了，造谣了，蛊惑了，打砸烧了。
这背后，当然是有许多事情的“说法”没讨上，或者，干脆没说法，经常没说法。比如石宗源同志指出的“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
如何让老百姓不要滑向“黑恶势力”，又不要时时事事干“忍”，而是能讨个“说法”?
前几天，功成名就的龙永图先生发表了“刁民论”。我看，许多有权的人，看待要讨说法的“群众”，就是“刁民”;看待忠厚的“群众”，就是“草民”。因而，对待“群众”的事情，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
瓮安闹出“黑恶势力” “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突发事件”了，而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了，尤其是，“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的稳定和贵州的形象”了，“形象”，好家伙，这就不能不动真格的了。于是，一大堆官员丢了乌纱帽，很可怜。
我还是要问，干嘛非闹到这一步?难道我们不能避免这些“人祸”?为什么贵州某些官员就可以长期“侵犯群众利益”而从不反省自己，结果让自己成了本次事件的受害人——落水官员?谁让他们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毫不在乎、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靠他们自己能做到发现自身问题吗?现在说到解决问题有个说法，叫“自纠自查”，很荒谬——有谁权力很大好处很多牛逼哄哄，去要去自己查办自己?没有!
怎么办?
贵州省委提出了办法——“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人民群众才能支持我们、拥护我们。”
这个办法基本上还是““自纠自查”的办法。
能不能有个让“群众”查纠的办法?这办法很为难么?如何才能知道官员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呢？就目前格局看，真心不真心，实意不实意，天知道！指望每个人自己“真心实意”，除非咱倒退到三皇五帝时的淳朴部落里去“茹毛饮血”，因为没好处，所以没坏处，不争利益，自然尧舜禹等酋长们，个个“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办实事”，都成了孔夫子大加表彰的圣人。
群众查纠的办法很多，古今中外，都可学习借鉴。
我也提出了好办法。这办法是大地震后写的，再表出来，大家看看，中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