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诗歌理论历史贡献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诗歌革新理论方面，陈子昂是继“初唐四杰”之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重要而关键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元好问《论诗绝句》曾以“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来高度评价其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此序虽篇幅短小，但言简意丰，见解深刻，特别是诗人在这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使其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萧涤非、吴明贤就称其反六朝、斥齐粱、倡风骨、重兴寄的诗歌革新主张在“初唐诗坛无疑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它既是扫荡形式主义诗风的战斗檄文，也是开创唐代新诗歌的有力宣言。”
一、抨击齐梁绮艳遗风。
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称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是继“初唐四杰”后反对齐梁及唐初绮艳柔靡之宫廷诗风的旗手，是他使诗歌回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大胆干预时事政治，关注民众疾苦。唐初因立国不久，朝廷所征用的文人大多是前朝的旧臣，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由梁陈以来长期形成的绮艳柔靡的纤弱诗风带到初唐诗坛上来，并凭借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给当时的文坛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初唐浮靡轻艳的宫廷诗风，并由此蔓延至整个社会。要使唐初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清除和扫荡当时诗坛上广为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当时虽然太宗君臣也曾明确地提出反对浮靡文风和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然而因传统积习的巨大惯性和深远影响，诗坛仍弥漫着梁陈“宫掖之风”。“初唐四杰”登上文坛后曾对宫廷绮艳诗风大加挞伐和批判，提出诗文应有“刚奖的“骨气”。虽然诗坛曾经过“四杰”那充满变革激-情的狂风暴雨的冲刷，然却未能有大的改观。“四杰”发动的诗歌革新运动也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上官体”依然存在和流行。就连“四杰”自己的诗歌也未能完全摆脱绮艳柔靡宫廷诗风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仍存在着“词旨华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弱点。
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其诗歌革新的理论与主张的。此篇诗论是对初唐诗坛弥漫的绮艳柔靡的宫廷诗风的彻底否定和大胆批判。陈子昂认为当时诗坛沿袭和流行的“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绮艳诗风既“道弊”又显“颓靡”，即其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既无充实的社会内容，也无思想的闪光。有的只是宫体诗风泛滥，充满着毫无生气的靡靡之音，故使得诗人常为之“耿耿”于怀而扼腕愤慨不已，将其列为清除与扫荡的对象，对其进行彻底的变革。这是继“初唐四杰”之后对宫廷绮艳柔靡诗风的又一次犹如暴风雷霆般的更为猛烈的讨伐。陈子昂横扫六朝绮艳柔靡诗风，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进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诗歌朝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倡导“风雅”和“兴寄”
“兴”即“情兴”之意，此处是指兴发感情，是在深刻的人生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充实的激越的情思;“寄”是“寄托”，即使诗歌通过生动形象寄寓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兴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兴寄”与传统的“比兴说”与“言志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更有所发展。
“比兴”传统上一般是指艺术表现手法，但到了东汉郑玄阐释比兴时已就有了美刺的意义。后经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发展，已成为极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比兴”实质上是要求作家用作品来表现自己对国家政治得失及民生大计的感想。陈子昂正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理论即“要求诗歌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充分发挥其反映社会现实和干预政的作用。显然陈子昂的“兴寄说”既指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手法，也包含着寄托讽喻之义。“兴”是为寄托服务的。显然陈子昂已把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的一种整体要求即主题方面的寄托，而不是个别语句的比喻和发端。故在内涵上已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言志说”是传统的儒家诗歌理论“偏重于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故极易使诗歌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理胜于情”使诗歌缺少文采和情趣而流传不广。“兴寄说”主张诗歌创作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显然是解决唐初诗坛沿袭齐梁诗歌华靡浮艳诗风弊端的有效方法。同样陈氏所言之“风雅”不仅是指《诗经》的体制与形式，更指其体现的反映社会现实，敢于批判的美刺精神。因此倡导“风雅”就是要求诗歌创作大胆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更要有大胆的批判精神，敢于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社会政治。倡导“风雅”的美刺精神对扭转当时诗坛多**、阿谀奉承，多雕章琢句、追求藻饰的绮靡华艳诗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崇尚“魏晋风骨”传统
“风骨”最早是作为品鉴人物的术语，指人的风度、气质、品格、操守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飘逸、俊朗、清廉、刚毅等个性特征。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辟专章论述“风骨”，强调其在文学艺术中的美学意义。 钟嵘《诗品》中也多次用“风骨”来品评诗歌。陈子昂因反对唐初诗坛绮艳华靡诗风的需要，特地提出并高举“汉魏风骨”的主张和旗帜。
“汉魏风骨”当指建安时期“三曹”，“七子”诗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社会内容与精炼质朴、刚健有力的语言形式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慷慨激昂、气势沉雄奔放、语言劲健豪迈、风格悲壮苍凉的艺术特质。因此，可以说，“风骨”已成为南北朝及后来的文学家和诗评家反对诗歌内容空洞、倡导革新的一个口号。刘勰和钟嵘都曾以“风骨”相标举，陈子昂的“风骨说”正是承此发展而来。其不仅追求诗歌思想内容的充实、丰富和深刻，而且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强烈感染力。这样使风骨与兴寄相结合，使诗歌充实的思想内容、饱满激越的情感寄托、沉雄劲健的风格气势相交融"进而达到“有金石声”的艺术境界，这才是陈氏诗歌理论的实质，亦是其文学创作之理想之所在。崇尚“建安风骨”正是陈子昂用以扫荡齐梁颓靡诗风，改变“文章道弊”现状，开创唐诗新风貌的有力武器。
陈子昂诗歌理论历史贡献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诗歌革新理论方面，陈子昂是继“初唐四杰”之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重要而关键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元好问《论诗绝句》曾以“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来高度评价其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此序虽篇幅短小，但言简意丰，见解深刻，特别是诗人在这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使其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萧涤非、吴明贤就称其反六朝、斥齐粱、倡风骨、重兴寄的诗歌革新主张在“初唐诗坛无疑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它既是扫荡形式主义诗风的战斗檄文，也是开创唐代新诗歌的有力宣言。”
一、抨击齐梁绮艳遗风。
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称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是继“初唐四杰”后反对齐梁及唐初绮艳柔靡之宫廷诗风的旗手，是他使诗歌回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大胆干预时事政治，关注民众疾苦。唐初因立国不久，朝廷所征用的文人大多是前朝的旧臣，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由梁陈以来长期形成的绮艳柔靡的纤弱诗风带到初唐诗坛上来，并凭借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给当时的文坛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初唐浮靡轻艳的宫廷诗风，并由此蔓延至整个社会。要使唐初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清除和扫荡当时诗坛上广为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当时虽然太宗君臣也曾明确地提出反对浮靡文风和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然而因传统积习的巨大惯性和深远影响，诗坛仍弥漫着梁陈“宫掖之风”。“初唐四杰”登上文坛后曾对宫廷绮艳诗风大加挞伐和批判，提出诗文应有“刚奖的“骨气”。虽然诗坛曾经过“四杰”那充满变革激-情的狂风暴雨的冲刷，然却未能有大的改观。“四杰”发动的诗歌革新运动也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上官体”依然存在和流行。就连“四杰”自己的诗歌也未能完全摆脱绮艳柔靡宫廷诗风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仍存在着“词旨华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弱点。
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其诗歌革新的理论与主张的。此篇诗论是对初唐诗坛弥漫的绮艳柔靡的宫廷诗风的彻底否定和大胆批判。陈子昂认为当时诗坛沿袭和流行的“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绮艳诗风既“道弊”又显“颓靡”，即其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既无充实的社会内容，也无思想的闪光。有的只是宫体诗风泛滥，充满着毫无生气的靡靡之音，故使得诗人常为之“耿耿”于怀而扼腕愤慨不已，将其列为清除与扫荡的对象，对其进行彻底的变革。这是继“初唐四杰”之后对宫廷绮艳柔靡诗风的又一次犹如暴风雷霆般的更为猛烈的讨伐。陈子昂横扫六朝绮艳柔靡诗风，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进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诗歌朝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倡导“风雅”和“兴寄”
“兴”即“情兴”之意，此处是指兴发感情，是在深刻的人生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充实的激越的情思;“寄”是“寄托”，即使诗歌通过生动形象寄寓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兴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兴寄”与传统的“比兴说”与“言志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更有所发展。
“比兴”传统上一般是指艺术表现手法，但到了东汉郑玄阐释比兴时已就有了美刺的意义。后经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发展，已成为极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比兴”实质上是要求作家用作品来表现自己对国家政治得失及民生大计的感想。陈子昂正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理论即“要求诗歌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充分发挥其反映社会现实和干预政的作用。显然陈子昂的“兴寄说”既指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手法，也包含着寄托讽喻之义。“兴”是为寄托服务的。显然陈子昂已把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的一种整体要求即主题方面的寄托，而不是个别语句的比喻和发端。故在内涵上已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言志说”是传统的儒家诗歌理论“偏重于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故极易使诗歌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理胜于情”使诗歌缺少文采和情趣而流传不广。“兴寄说”主张诗歌创作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显然是解决唐初诗坛沿袭齐梁诗歌华靡浮艳诗风弊端的有效方法。同样陈氏所言之“风雅”不仅是指《诗经》的体制与形式，更指其体现的反映社会现实，敢于批判的美刺精神。因此倡导“风雅”就是要求诗歌创作大胆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更要有大胆的批判精神，敢于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社会政治。倡导“风雅”的美刺精神对扭转当时诗坛多**、阿谀奉承，多雕章琢句、追求藻饰的绮靡华艳诗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崇尚“魏晋风骨”传统
“风骨”最早是作为品鉴人物的术语，指人的风度、气质、品格、操守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飘逸、俊朗、清廉、刚毅等个性特征。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辟专章论述“风骨”，强调其在文学艺术中的美学意义。 钟嵘《诗品》中也多次用“风骨”来品评诗歌。陈子昂因反对唐初诗坛绮艳华靡诗风的需要，特地提出并高举“汉魏风骨”的主张和旗帜。
“汉魏风骨”当指建安时期“三曹”，“七子”诗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社会内容与精炼质朴、刚健有力的语言形式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慷慨激昂、气势沉雄奔放、语言劲健豪迈、风格悲壮苍凉的艺术特质。因此，可以说，“风骨”已成为南北朝及后来的文学家和诗评家反对诗歌内容空洞、倡导革新的一个口号。刘勰和钟嵘都曾以“风骨”相标举，陈子昂的“风骨说”正是承此发展而来。其不仅追求诗歌思想内容的充实、丰富和深刻，而且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强烈感染力。这样使风骨与兴寄相结合，使诗歌充实的思想内容、饱满激越的情感寄托、沉雄劲健的风格气势相交融"进而达到“有金石声”的艺术境界，这才是陈氏诗歌理论的实质，亦是其文学创作之理想之所在。崇尚“建安风骨”正是陈子昂用以扫荡齐梁颓靡诗风，改变“文章道弊”现状，开创唐诗新风貌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