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粮已熟：余秋雨的梦
刘湘如
一：糊弄？群体的善良与单纯
不甘寂寞的余秋雨这回把游戏玩新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接一个的玩花头，而是干脆羞羞答答的自己称起了“大师”，在博客里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我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花言巧语简直拿全国老百姓当文盲。
令人感到颇为荒唐的是：余秋雨自称的这个“大师”头衔，据说是由上海某个单位授予的，认真一想，未免好笑，大师本是历史和人民公认的头衔，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洗练自然被人们喊出的，试问：自古以来，有那一个“大师”是由一个政府组织甚至是一个单位命名的？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大师这个称号最早是后人用于追赠死去的大德高僧，后来延伸到其他学科方面，也是对死去的人追赠，即便也有少数人活着时被叫为大师的，那也是老百姓自己公认的称呼，是社会公众的认可。余秋雨还没有死，社会公众对他一直不以为然诟病不断，老百姓并没有喊他是什么“大师”，怎么一个单位居然就能给他送上一个廉价的“头衔”？抑或这个单位的头头与余秋雨的私交不错，可以给他送一件什么礼物，而送“大师”的头衔就显得叫人费解了。这岂非有掩耳盗铃之嫌？
且不说上海这个单位是否真的送了他这个头衔（据说至今并没有人调查考证或什么原因引起），还是又是他自己在那里空穴来风玩把戏，反正余秋雨这回是以为自己又大出风头了。可怜的是他这个喜欢露脸的戏客这回自己把自己举起来了！
这本是个大师泛滥的时代，按理说叫余秋雨先生什么大师本无大碍，但他不一样，因为他想这个“大师”想了十几年，为这个头衔招摇折腾过十几年，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社会的法则就是这样，你越是想挖空心思得到的东西，历史和人民就偏偏不会给你。不信就拭目以待。
二：羞羞答答的“大师”梦
余秋雨做梦都想当大师，虽然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是一心想做大师却不去学术上狠下工夫刻苦精进的文化人，最后恐怕很难成为大师的。
余秋雨最后能否成为“大师”暂且不论，但地球人都知道他为这个“大师”头衔折腾太多，大有“功夫在诗外”的味道。他写了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这本是好事，在人文精神和文化涵养一起沦落的世纪末，作者能够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源流找寻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尊严，这是难得的。然而光凭借一本书绝对成不了大师，具有上海人精明基因的他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通过各类媒体的一番猛炒，余秋雨的名字顿时誉满天下，此后他的精力似乎就不放在学术和写作上了，从他后来的《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这类书中，人们发现余秋雨在他自己设计的“套路”里露出马脚，他的那些所谓大文
化散文是一些文化现象和观念的复制，他开口闭口谈文化是一种心理习惯，给人一种自我卖弄的感觉，所谓“人格即风格”，而余秋雨风格是什么呢？他没有沉下来做学问的勇气，也没有创作出更多的好做品，他的精力全化在包装自己上，到出作报告，出入于各种媒体，到处接受采访，出镜头上电视，飞行于世界各地，逢场作戏与利具进，口若悬河的陶醉于众星捧月的场面，抛头露面于各种机会，招摇过市于各种应酬，包装炒作，风头占尽，把自己的一点东西张扬到极致加至极，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大师”知名度，但他恰恰忘了，所有真正的大师都是靠他们沉甸甸的果实说话，而余秋雨的所作所为使他根本不象是一个什么“大师”，而倒更象是个不太高明的演艺家表演家。
我们还记得余秋雨曾经在博客里写的那篇几乎遭到所有人嘲笑的文章,那是他对自己“大师”气概的描述———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是七月底结束的。颁奖会、联欢会等等一系列后续活动被安排在八月上旬，我就不参与了，因为已经积压了很多欠债要还。立即要去的是成都，有三件事情挤在一起。一是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七千多人在成都聚集，其中多数是海外华人，点名要我作一次演讲；二是成都市委宣传部希望我为成都的文化规划提供一些意见；三是我熟悉的都江堰市要我再去作一次演讲。他们三拨，都非常认真地派人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来找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函来电，诚意感人，不能不去。
从都江堰回到成都，躲在锦江宾馆里用功，为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录制作准备，然后飞深圳，去录制。从成都到深圳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可能正是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结束，再加上很多重大活动，成都机场飞机拥塞，要排很长的队。每架飞机的机长、驾驶员都在与机场指挥塔厮磨，都希望自己的飞机不要等得太久。没想到，我们这架飞机的机长灵机一动，告诉指挥塔说，“机上有余秋雨先生”；更没想到，指挥塔里的那几位调度员居然是我的忠实读者和观众，问了一句“真是余先生在你们机上？行！”立即给我们让出了跑道。我们的飞机起飞了，机长从驾驶室出来，向我表示感谢„„一架庞大的客机为了你的名字提前昂然升空，毕竟是第一次„„（余秋雨《繁忙的八月》节选）。
大师就是这样日理万机繁忙的。大师就是很多重要场合非到不可的。大师就是这样很多演讲非他莫属的。更重要的是：大师就是那种连飞机也要为他让跑道的人！如此看来，大师岂能与一般人等而论之？一般人对于大师只能永远是高山仰止，望尘莫及啊！大师享受着人生最高的特权。我们至此不难明白：余秋雨为什么一心想当大师了。
三：十年花样几番新
可以说，这些年的花样子都让余秋雨玩尽了。假如你是韩寒郭敬明他们还好让人家理解，他们是80后的小青年呵。而你是个大学者啊。一会儿打官司告状，告那些诟病于他的人，告也告不赢；一会儿声明自己封笔了，封又封不住；一会儿说只当一次青歌赛评委就不再当了，但忍耐不住寂寞下次又当上了，还在青歌赛上对着那些战战兢兢的选手大放厥词；一会儿又叫人家不要读书，说什么读书有害；一会儿忸怩作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含泪劝灾民”，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斥；一会儿又暴出„„太多了太多了，大家一定已经数不清了。他做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人家忘记他，就是不断的炒作自己，就是让人们记得他是个文化名人，而文化名人是与“文化大师”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浮躁炒作的时代，一切都是矛盾体，一方面，炒作像广告可以让人记住自己，另一方面人们痛恨炒作，特别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没有炒作的机会也不需要炒作，往往对于炒作不屑一顾。中国的学问家历来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行万里路还有前半句叫读万卷
书。否则你哪里来的学问。而余秋雨不一样，他出名了他总以为他就是天下第一了，总是觉得自己比别的所有人都强，风光全面未见半年冷板凳。他总喜欢摆弄自己，好像天生就是个学问家，风光中能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于中国文化是舍我其谁的救世主，你真的有那么玄乎也不打紧，问题是你口里讲的文章写的，常常出现一些连基本的文化人也不会出现的常识性错误，这样人家就觉得你的才学其实与你已经拥有的名声身份太不一致了。这时候你谦虚一点勇敢承认错误也好，或者回到书斋沉寂一年几年再出来也不迟，但他难耐寂寞，学者耐不住寂寞是有的但不像你这样。中国人历来视谦虚为最高美德，有时学问越大的人越是谦虚，而余氏总是自恋总是自我炫耀总是自作聪明，一会儿作秀一会儿故弄玄虚一会儿把大师架势摆的更高，一会儿像个演员一样到处做戏，一会儿拿腔拿调居高临下教训人，这让人家感到很可笑啊。我有时善意的想这个人好像一辈子长不大么？好像很想打破中国文人的传统规矩我行我素顺性而为，留得一身傲骨在么？其实不是这样，套句老话：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四：墙上芦苇山中竹笋
这两句不须阐解否则有些刻薄了。我曾经给余秋雨送过两句话：一句是——余秋雨的文章外行人看了都叫好,而内行人一看漏洞百出；第二句是马兰嫁给余秋雨得出的效应是：马兰越来越像个学者,余秋雨越来越像个演员了。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一点依据的。他常常喜欢故作惊人之语，却又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例如他说都江堰比长城伟大，这就显得高明吗？他把古人写庐山的诗词搬到了写天柱山上，这不显得孤陋吗？古文中的“致士”一词连中学教师也知道是退隐的意思，他却说成是升迁，起码的文字都都搞不懂，这样的人会成为“大师”么？雨果尚没有出生，他说他已经参加法国大革命了，一个连雨果的生平都搞不清的人，还谈什么与世界文化接轨（参见金文明文）？还会成为文化大师吗？
虽然文化给余秋雨捞到了不少好处，以哗众取宠的精明之办法，获取了很多幼稚年轻人的信任，. 但是一些智高的文化人还是看出他的虚假,看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了挣个“大师”头衔，不断变化，花样更新，就成了历史的规律：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五：把大师的牌子摘下来吧
想出名就得不择手段，而想青史留名并不那么简单。不择手段出名是这个浮躁时代的大荒唐!其实靠不断制造新闻出名的人，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此人不自信，不真实，并没有多么高深的文化,严格说是高明的文化商人,他们想青史留名,更想现烧热卖财源滚滚„„所谓大师就是这个浮躁时代文化人的一个陷阱，真正有资格成为大师的人十分明白，只有绕着他走，才有可能达到更高的高度，从而达到大师的等级。而事实上的情况是，很多人发现了这个陷阱的存在，却并不愿停下脚步走自己的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如巴金者，如钱中书者，如陈寅恪者，如季羡林者，等等，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巴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过一直在燃烧自己。季羡林干脆说：“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余秋雨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大师的，都被他自己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人气折腾越来越稀少了。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飘风不过朝,骤雨不终日。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鼷。我以为一心钻营想当大师的人，最终不仅成不了大师，终久是要被历史嘲弄的。至于余秋雨，他如果再这样折腾下去，恐怕大师倒不会成，他的那些言行举止倒要在文化史上成为文化人的饭后谈资了。
黄粮已熟：余秋雨的梦
刘湘如
一：糊弄？群体的善良与单纯
不甘寂寞的余秋雨这回把游戏玩新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接一个的玩花头，而是干脆羞羞答答的自己称起了“大师”，在博客里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我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花言巧语简直拿全国老百姓当文盲。
令人感到颇为荒唐的是：余秋雨自称的这个“大师”头衔，据说是由上海某个单位授予的，认真一想，未免好笑，大师本是历史和人民公认的头衔，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洗练自然被人们喊出的，试问：自古以来，有那一个“大师”是由一个政府组织甚至是一个单位命名的？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大师这个称号最早是后人用于追赠死去的大德高僧，后来延伸到其他学科方面，也是对死去的人追赠，即便也有少数人活着时被叫为大师的，那也是老百姓自己公认的称呼，是社会公众的认可。余秋雨还没有死，社会公众对他一直不以为然诟病不断，老百姓并没有喊他是什么“大师”，怎么一个单位居然就能给他送上一个廉价的“头衔”？抑或这个单位的头头与余秋雨的私交不错，可以给他送一件什么礼物，而送“大师”的头衔就显得叫人费解了。这岂非有掩耳盗铃之嫌？
且不说上海这个单位是否真的送了他这个头衔（据说至今并没有人调查考证或什么原因引起），还是又是他自己在那里空穴来风玩把戏，反正余秋雨这回是以为自己又大出风头了。可怜的是他这个喜欢露脸的戏客这回自己把自己举起来了！
这本是个大师泛滥的时代，按理说叫余秋雨先生什么大师本无大碍，但他不一样，因为他想这个“大师”想了十几年，为这个头衔招摇折腾过十几年，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社会的法则就是这样，你越是想挖空心思得到的东西，历史和人民就偏偏不会给你。不信就拭目以待。
二：羞羞答答的“大师”梦
余秋雨做梦都想当大师，虽然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是一心想做大师却不去学术上狠下工夫刻苦精进的文化人，最后恐怕很难成为大师的。
余秋雨最后能否成为“大师”暂且不论，但地球人都知道他为这个“大师”头衔折腾太多，大有“功夫在诗外”的味道。他写了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这本是好事，在人文精神和文化涵养一起沦落的世纪末，作者能够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源流找寻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尊严，这是难得的。然而光凭借一本书绝对成不了大师，具有上海人精明基因的他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通过各类媒体的一番猛炒，余秋雨的名字顿时誉满天下，此后他的精力似乎就不放在学术和写作上了，从他后来的《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这类书中，人们发现余秋雨在他自己设计的“套路”里露出马脚，他的那些所谓大文
化散文是一些文化现象和观念的复制，他开口闭口谈文化是一种心理习惯，给人一种自我卖弄的感觉，所谓“人格即风格”，而余秋雨风格是什么呢？他没有沉下来做学问的勇气，也没有创作出更多的好做品，他的精力全化在包装自己上，到出作报告，出入于各种媒体，到处接受采访，出镜头上电视，飞行于世界各地，逢场作戏与利具进，口若悬河的陶醉于众星捧月的场面，抛头露面于各种机会，招摇过市于各种应酬，包装炒作，风头占尽，把自己的一点东西张扬到极致加至极，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大师”知名度，但他恰恰忘了，所有真正的大师都是靠他们沉甸甸的果实说话，而余秋雨的所作所为使他根本不象是一个什么“大师”，而倒更象是个不太高明的演艺家表演家。
我们还记得余秋雨曾经在博客里写的那篇几乎遭到所有人嘲笑的文章,那是他对自己“大师”气概的描述———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是七月底结束的。颁奖会、联欢会等等一系列后续活动被安排在八月上旬，我就不参与了，因为已经积压了很多欠债要还。立即要去的是成都，有三件事情挤在一起。一是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七千多人在成都聚集，其中多数是海外华人，点名要我作一次演讲；二是成都市委宣传部希望我为成都的文化规划提供一些意见；三是我熟悉的都江堰市要我再去作一次演讲。他们三拨，都非常认真地派人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来找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函来电，诚意感人，不能不去。
从都江堰回到成都，躲在锦江宾馆里用功，为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录制作准备，然后飞深圳，去录制。从成都到深圳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可能正是世界华人保险业大会结束，再加上很多重大活动，成都机场飞机拥塞，要排很长的队。每架飞机的机长、驾驶员都在与机场指挥塔厮磨，都希望自己的飞机不要等得太久。没想到，我们这架飞机的机长灵机一动，告诉指挥塔说，“机上有余秋雨先生”；更没想到，指挥塔里的那几位调度员居然是我的忠实读者和观众，问了一句“真是余先生在你们机上？行！”立即给我们让出了跑道。我们的飞机起飞了，机长从驾驶室出来，向我表示感谢„„一架庞大的客机为了你的名字提前昂然升空，毕竟是第一次„„（余秋雨《繁忙的八月》节选）。
大师就是这样日理万机繁忙的。大师就是很多重要场合非到不可的。大师就是这样很多演讲非他莫属的。更重要的是：大师就是那种连飞机也要为他让跑道的人！如此看来，大师岂能与一般人等而论之？一般人对于大师只能永远是高山仰止，望尘莫及啊！大师享受着人生最高的特权。我们至此不难明白：余秋雨为什么一心想当大师了。
三：十年花样几番新
可以说，这些年的花样子都让余秋雨玩尽了。假如你是韩寒郭敬明他们还好让人家理解，他们是80后的小青年呵。而你是个大学者啊。一会儿打官司告状，告那些诟病于他的人，告也告不赢；一会儿声明自己封笔了，封又封不住；一会儿说只当一次青歌赛评委就不再当了，但忍耐不住寂寞下次又当上了，还在青歌赛上对着那些战战兢兢的选手大放厥词；一会儿又叫人家不要读书，说什么读书有害；一会儿忸怩作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含泪劝灾民”，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斥；一会儿又暴出„„太多了太多了，大家一定已经数不清了。他做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人家忘记他，就是不断的炒作自己，就是让人们记得他是个文化名人，而文化名人是与“文化大师”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浮躁炒作的时代，一切都是矛盾体，一方面，炒作像广告可以让人记住自己，另一方面人们痛恨炒作，特别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没有炒作的机会也不需要炒作，往往对于炒作不屑一顾。中国的学问家历来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行万里路还有前半句叫读万卷
书。否则你哪里来的学问。而余秋雨不一样，他出名了他总以为他就是天下第一了，总是觉得自己比别的所有人都强，风光全面未见半年冷板凳。他总喜欢摆弄自己，好像天生就是个学问家，风光中能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于中国文化是舍我其谁的救世主，你真的有那么玄乎也不打紧，问题是你口里讲的文章写的，常常出现一些连基本的文化人也不会出现的常识性错误，这样人家就觉得你的才学其实与你已经拥有的名声身份太不一致了。这时候你谦虚一点勇敢承认错误也好，或者回到书斋沉寂一年几年再出来也不迟，但他难耐寂寞，学者耐不住寂寞是有的但不像你这样。中国人历来视谦虚为最高美德，有时学问越大的人越是谦虚，而余氏总是自恋总是自我炫耀总是自作聪明，一会儿作秀一会儿故弄玄虚一会儿把大师架势摆的更高，一会儿像个演员一样到处做戏，一会儿拿腔拿调居高临下教训人，这让人家感到很可笑啊。我有时善意的想这个人好像一辈子长不大么？好像很想打破中国文人的传统规矩我行我素顺性而为，留得一身傲骨在么？其实不是这样，套句老话：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四：墙上芦苇山中竹笋
这两句不须阐解否则有些刻薄了。我曾经给余秋雨送过两句话：一句是——余秋雨的文章外行人看了都叫好,而内行人一看漏洞百出；第二句是马兰嫁给余秋雨得出的效应是：马兰越来越像个学者,余秋雨越来越像个演员了。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一点依据的。他常常喜欢故作惊人之语，却又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例如他说都江堰比长城伟大，这就显得高明吗？他把古人写庐山的诗词搬到了写天柱山上，这不显得孤陋吗？古文中的“致士”一词连中学教师也知道是退隐的意思，他却说成是升迁，起码的文字都都搞不懂，这样的人会成为“大师”么？雨果尚没有出生，他说他已经参加法国大革命了，一个连雨果的生平都搞不清的人，还谈什么与世界文化接轨（参见金文明文）？还会成为文化大师吗？
虽然文化给余秋雨捞到了不少好处，以哗众取宠的精明之办法，获取了很多幼稚年轻人的信任，. 但是一些智高的文化人还是看出他的虚假,看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了挣个“大师”头衔，不断变化，花样更新，就成了历史的规律：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五：把大师的牌子摘下来吧
想出名就得不择手段，而想青史留名并不那么简单。不择手段出名是这个浮躁时代的大荒唐!其实靠不断制造新闻出名的人，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此人不自信，不真实，并没有多么高深的文化,严格说是高明的文化商人,他们想青史留名,更想现烧热卖财源滚滚„„所谓大师就是这个浮躁时代文化人的一个陷阱，真正有资格成为大师的人十分明白，只有绕着他走，才有可能达到更高的高度，从而达到大师的等级。而事实上的情况是，很多人发现了这个陷阱的存在，却并不愿停下脚步走自己的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如巴金者，如钱中书者，如陈寅恪者，如季羡林者，等等，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巴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过一直在燃烧自己。季羡林干脆说：“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余秋雨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大师的，都被他自己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人气折腾越来越稀少了。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飘风不过朝,骤雨不终日。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鼷。我以为一心钻营想当大师的人，最终不仅成不了大师，终久是要被历史嘲弄的。至于余秋雨，他如果再这样折腾下去，恐怕大师倒不会成，他的那些言行举止倒要在文化史上成为文化人的饭后谈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