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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钱是战争的支柱，战争是对参战国财力与融资能力的真正考验，战争与金融天生是一对孪生兄弟。
发生在英格兰的这场金融革命自始至终未有半刻离开过战争，金融革新就是战争的直接产物。自1688年到1756年同法国的“七年战争”爆发，其间历时66年，英格兰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九年战争”（1688—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几场大战，伴随这些大规模冲突的还有数次小范围战斗。
熊彼特生动地描述了常年战争的情形：“在当时动乱不安的世界上，和平只不过是休战，战争是医治政治不平衡的一般方法，就像原始人那样，外国人实际上就是敌人。”就规模以及激烈程度而论，这些大战对于英格兰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而战争所需的人力与物资资源空前庞大，对英格兰融资能力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英格兰最主要的对手是法国，“九年战争”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英国卷入大陆战场，同时也卷入了与法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从整个战略的角度看，英国要竭力反对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西班牙与法兰西王国合并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波旁帝国，以前需要保护以免受荷兰经济发展威胁的英国的商业利益，此时也采取进攻的姿态来对抗法国的更为持久的竞争，特别是提出了即使不占领西班牙帝国的领土也要分享贸易的权利”。法国人本来对胜利充满信心，它的资源、人口以及军事组织方面都远远优越于英格兰。然而，最后的胜出者是英格兰而非法国，尽管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都处于资源弱势地位。
英格兰显然无法单独将强大的法国击败，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为英格兰赢得先机。三次“英荷大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英格兰得以从英荷大战中抽身，集中有限资源对战法国。在这场耗时六十余年的拉锯战中，英格兰的盟友不可谓不强大：战争初期的荷兰、奥匈帝国以及“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较之同盟力量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此一时期前半段所发展起来的公共借贷系统，这一系统使得英格兰有能力在战争花费方面远远超出税收比例，由此而能够将较之法国及其盟国更多的船只和人员投入战争。
W.H.B.考特说明了这场金融革新纯军事的性质，国债融资的目的仅在于为战争提供资金，并不是作为一种工业融资手段为早期工业革命提供助力，尽管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完全可能以国家投资的形式为工业腾飞注入资金。这其中原因在于，对外扩张（贸易与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较之工业发展是一种更具决定性的力量。“国债仅用于支撑战争，国家投资对于我们所知道的工业革命贡献极小。”英格兰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实行包税制，国家通过包税制往往不能最大限度取得税金，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战争的规模远远超出了直接税与间接税所能承担的程度，国家按照旧有的融资方式深陷债务漩涡无法自拔。战争逼迫政府通过一种组织良好的政府长期借贷系统最大限度吸收国民储蓄，弥补税收的不足，为战争提供持久动力。英格兰显然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不乏艰险与危机，不过正是这套借贷系统为战争融集大量资金，成为英格兰取胜的关键。
英格兰金融革命从17世纪末延续到18世纪上半叶，此时工业革命尚未进入正轨，对财政的影响还不明显，因而通过英国财政开支状况可窥见这一金融革新的全貌。英国财政规模在半个世纪内大幅扩大，并且呈现出起伏不定之势，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峰值：一是战争，二是偿还国债。每次战争爆发之时，军事开支立即大幅增长，财政支出骤然陡增。而金融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公共借贷系统完全是为战争筹措资金，因此在战争结束之时还债开支上涨，并且在和平时期的几年居高不下。“每次战争结束不久，还债曲线上升，与下降的军事开支曲线交叉后每一次都稍稍超过后者。这是逐渐消除战争的结果。”
迈克尔·曼将1688—1815年这段时间进行战争的各国定义为“恒常战争状态的国家”，其特点是国家财政受对外战争支配，突出表现为一个“军事国家”的性质，这无疑是英格兰金融革命最为关键的背景。战争刺激了英国国债的产生，而和平时期的债务偿还与管理是这场金融革新及其关键的部分，这一切都源自战争。迈克尔·曼还敏锐地发现，战争以及金融革命（公共借贷与债务偿还）扩大了国家，换言之，在战争的刺激下，通过金融手段的变革，英国的财力、物力以及战斗力量得到充分挖掘，国家力量在外界刺激下变得愈发强大。由此可知，英格兰金融革命首先以前所未有的融资能力为帝国扩张战争提供资金，但债务偿还丝毫不比战争来得容易，公共借贷与清偿国债相互交替成为金融革命的主角。
在这个乱世之秋，英格兰出现了戈尔多芬（Sidney Godolphin，1645—1712）、沃尔波以及佩尔海姆这些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精熟金融知识，意志坚强；面对脱离往昔轨道的国家事务，他们举步维艰却总能扭转乾坤；他们就像大船的舵手，指引着英格兰乘风破浪，步步逼近英国的帝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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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懂了中国经济，才能看清投资的方向
.2.。中国在下半年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3.。是时候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组合，来应对贬值和通胀了
.4.。干货 | 一个基金管理公司是如何运作的？
.5.。索罗斯押对英国脱欧，赚得盆满钵满
.6.。「万宝大战」剧情神转折之 王者回归
.7.。经历过钱荒，股灾，2018年我们是否会经历债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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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战争的支柱，战争是对参战国财力与融资能力的真正考验，战争与金融天生是一对孪生兄弟。
发生在英格兰的这场金融革命自始至终未有半刻离开过战争，金融革新就是战争的直接产物。自1688年到1756年同法国的“七年战争”爆发，其间历时66年，英格兰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九年战争”（1688—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几场大战，伴随这些大规模冲突的还有数次小范围战斗。
熊彼特生动地描述了常年战争的情形：“在当时动乱不安的世界上，和平只不过是休战，战争是医治政治不平衡的一般方法，就像原始人那样，外国人实际上就是敌人。”就规模以及激烈程度而论，这些大战对于英格兰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而战争所需的人力与物资资源空前庞大，对英格兰融资能力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英格兰最主要的对手是法国，“九年战争”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英国卷入大陆战场，同时也卷入了与法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从整个战略的角度看，英国要竭力反对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西班牙与法兰西王国合并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波旁帝国，以前需要保护以免受荷兰经济发展威胁的英国的商业利益，此时也采取进攻的姿态来对抗法国的更为持久的竞争，特别是提出了即使不占领西班牙帝国的领土也要分享贸易的权利”。法国人本来对胜利充满信心，它的资源、人口以及军事组织方面都远远优越于英格兰。然而，最后的胜出者是英格兰而非法国，尽管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都处于资源弱势地位。
英格兰显然无法单独将强大的法国击败，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为英格兰赢得先机。三次“英荷大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英格兰得以从英荷大战中抽身，集中有限资源对战法国。在这场耗时六十余年的拉锯战中，英格兰的盟友不可谓不强大：战争初期的荷兰、奥匈帝国以及“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较之同盟力量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此一时期前半段所发展起来的公共借贷系统，这一系统使得英格兰有能力在战争花费方面远远超出税收比例，由此而能够将较之法国及其盟国更多的船只和人员投入战争。
W.H.B.考特说明了这场金融革新纯军事的性质，国债融资的目的仅在于为战争提供资金，并不是作为一种工业融资手段为早期工业革命提供助力，尽管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完全可能以国家投资的形式为工业腾飞注入资金。这其中原因在于，对外扩张（贸易与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较之工业发展是一种更具决定性的力量。“国债仅用于支撑战争，国家投资对于我们所知道的工业革命贡献极小。”英格兰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实行包税制，国家通过包税制往往不能最大限度取得税金，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战争的规模远远超出了直接税与间接税所能承担的程度，国家按照旧有的融资方式深陷债务漩涡无法自拔。战争逼迫政府通过一种组织良好的政府长期借贷系统最大限度吸收国民储蓄，弥补税收的不足，为战争提供持久动力。英格兰显然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不乏艰险与危机，不过正是这套借贷系统为战争融集大量资金，成为英格兰取胜的关键。
英格兰金融革命从17世纪末延续到18世纪上半叶，此时工业革命尚未进入正轨，对财政的影响还不明显，因而通过英国财政开支状况可窥见这一金融革新的全貌。英国财政规模在半个世纪内大幅扩大，并且呈现出起伏不定之势，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峰值：一是战争，二是偿还国债。每次战争爆发之时，军事开支立即大幅增长，财政支出骤然陡增。而金融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公共借贷系统完全是为战争筹措资金，因此在战争结束之时还债开支上涨，并且在和平时期的几年居高不下。“每次战争结束不久，还债曲线上升，与下降的军事开支曲线交叉后每一次都稍稍超过后者。这是逐渐消除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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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乱世之秋，英格兰出现了戈尔多芬（Sidney Godolphin，1645—1712）、沃尔波以及佩尔海姆这些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精熟金融知识，意志坚强；面对脱离往昔轨道的国家事务，他们举步维艰却总能扭转乾坤；他们就像大船的舵手，指引着英格兰乘风破浪，步步逼近英国的帝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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