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问过凯蒂·米歇尔，做出《朱丽小姐》这样的作品，是否意味着她在进一步拓宽戏剧的定义，她却予以否认：“这不是我意所指的戏剧，这是一场摄影秀。”真的仅是一场摄影秀吗？至少德国人不愿意这么认为。
《朱丽小姐》剧照
最近一周，德国邵宾那剧院的《朱丽小姐》在京城戏剧圈掀起阵阵波澜。离这出戏2011年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亮相已经过去了三年。在那一年戏剧节上，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部法文版《朱丽小姐》，导演是法国人弗雷德里克·费斯巴赫（Frédéric Fisbach），主演朱丽小姐的是著名的朱丽叶·比诺什，比诺什美丽的侧脸占据了海报的大部分，贴满了阿维尼翁主街上的每一根电线杆。或许是为了避免撞车，同样受邀参加戏剧节主单元的这部德文版《朱丽小姐》改名为《克里斯汀——来自朱丽小姐》（Kristin，nach Fraulein Julie），这一改动反而更贴切指出了这个版本的改编特点，也是一大看点：原作中的厨娘克里斯汀从配角变成了唯一的主角，所有故事通过她的目光被重新加以组织和叙述。
斯特林堡这部写于1888年的作品尽管被戏剧史认定为经典名著，但在剧场实践中，对这个剧本感兴趣的导演并不多。原作中涉及的层层社会性因素——贵族等级制度、阶级矛盾、性别压迫等等，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如今看来很容易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如果将之剔除，不做当代化的挖掘与诠释，剧情又很容易演变成关于青年男女性爱冲动导致女主角最后莫名自杀的狗血故事。“主角朱丽小姐本身的吸引力，在今天看来好像并没有当时创作出来的时候吸引人，而原作中把剧情推向高潮的关键冲突——小姐和仆人之间的身份矛盾，在如今社会中已经被我们彻底忽略掉了，可能这也是这部戏在德国很久以来不曾被再次搬上舞台的原因之一。”此次《朱丽小姐》的戏剧构作、来自邵宾那剧院的玛雅·扎得（Maja Zade）说。
对于英国导演凯蒂·米歇尔（Katie Mitchell）和制作方邵宾那剧院而言，选择《朱丽小姐》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却是一拍即合。那是2009年，米歇尔及她的多媒体剧场作品在欧陆逐渐声名鹊起，而邵宾那剧院的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迈耶也对剧场中的影像运用非常感兴趣，在那一年的“柏林戏剧节”上，剧院方观看了米歇尔大量运用多媒体影像、改编自1940年希特勒执政时期著名德国电影《点歌音乐会》（Wunschkonzert）的同名作品后，当即询问米歇尔是否可以与其影像设计搭档莱奥·华纳（Leo Warner）一起，来邵宾那剧院使用同样的技术、却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来执导一部传统的戏剧经典。“凯蒂此前也拍过一些现场演出的电影，但那些演出都是基于叙事文本的，我们想尝试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戏剧作品中，于是就向她推荐了《朱丽小姐》。”玛雅·扎得回忆说。
对凯蒂·米歇尔而言，她“一直非常喜爱这部作品，以及剧作家极其杰出的舞台指示”。她的童年是在沉闷的外国文艺电影中度过的，父亲不允许她收看ITV的任何电视节目，相反，却让她早早接触了伯格曼、塔可夫斯基、帕索里尼等人的电影。“从小我就沐浴在伯格曼的电影中，他将我直接带到了斯特林堡。后来我又认识了出演过伯格曼电影的著名男女演员冈内尔·林德布洛姆（Gunnel Lindblom）和厄兰德·约瑟夫松（Erland Josephson），和他们讨论朱丽小姐这个角色。”在翻阅邵宾那剧院提供的剧目册时，凯蒂·米歇尔直接锁定了一闪而过的《朱丽小姐》，并迅速提出要从克里斯汀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的设想。
“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因为克里斯汀这个角色是整部戏的一大谜团：她经常出现在舞台上，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见证者，但是她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以及她对整个偷情事件的认知程度却一直都是个谜。”米歇尔说。
根据原剧本的安排，在最关键的男女主角偷情发生的时候，克里斯汀并不在场，而是在自己的屋里睡觉。“而所谓采用克里斯汀的视角，意味着她去睡时，观众也跟随她，脱离剧本的主要行动，进入她的梦境。”凯蒂·米歇尔说，“克里斯汀是原作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她来说，其他人的随便什么行动都会对她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她无力改变，而这些人对她的状况也毫不在意。对她而言，在她完全没有参与下，生活已经被惊人地损害了：她的未婚夫，她未来要与之共度一生的人，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她的幸福幻想一夜间全部被毁灭了，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来逐渐崩塌。从一秒到下一秒。从这样一个人物眼中看世界，会让人触动，很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历史的宏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旁观的小人物。”
克里斯汀面对命运降临时的内心世界，取代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了这出戏的主要内容。米歇尔先将原作中所有克里斯汀不在场的戏全部删去，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约30%的内容，原本连贯而严密的故事情节变成了12到13个需要连接起来的场景碎片。“我不得不去想象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生活内容，填补其间的空白。”米歇尔说。她发现了克里斯汀的卑微的实在体现：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幽闭的房间里，要么是厨房，要么是她自己的小屋。她开始设想克里斯汀在一些场景下如何隐瞒自己存在的秘密，意识到尽管有时她的视线并不在场，却可以听到一切。没人关注她的存在，而她也只能通过窥探和偷听的方式，去感知自己生活中即将发生的变化。
有人曾问过米歇尔，有意将剧作家曾形容为“奴隶”、“没有主见”、“懒懒散散”、“故意对她轻描淡写”，并认为观众“感觉不到有多方面了解他们的必要”的一个配角提升到主角的位置，是否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立场的选择？米歇尔直截了当承认了这一点，并进一步指出这不仅含有政治、社会性指涉，也包含她个人的女性主义立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端案例。”她笑道：“不仅使用原本处于弱势的女性视角来透视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厌女症者的经典作品，并且还将其与丹麦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诗人的一首当代作品并置。”
这里提到的是2000年以来屡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因病逝而无缘这一奖项的丹麦女诗人英格·克里斯滕森（Inger Christensen）的组诗《字母表》（Alphabet），在整个演出中以画外音的方式参与剧情。“我们想在诞生于19世纪的男性文本和诞生于20世纪的女性文本之间形成对比。这组诗的叙述方式和数理特性，比如每一行开头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排列，结构上遵循斐波那契数列的规律等等，都与克里斯汀单调的工作内容十分契合。另一方面，诗中的景物描写既意境优美又危机四伏，也与整体剧情极为相称。我们希望这组诗能带给观众更深层次的联想空间，而不仅是平淡的复述克里斯汀的想法，因为这些诗体现的并不一定是她的想法，它们完全也可能在其他角色的脑海中闪过。”玛雅·扎得说。
有人曾问过凯蒂·米歇尔，做出《朱丽小姐》这样的作品，是否意味着她在进一步拓宽戏剧的定义，她却予以否认：“这不是我意所指的戏剧，这是一场摄影秀。”真的仅是一场摄影秀吗？至少德国人不愿意这么认为。
《朱丽小姐》剧照
最近一周，德国邵宾那剧院的《朱丽小姐》在京城戏剧圈掀起阵阵波澜。离这出戏2011年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亮相已经过去了三年。在那一年戏剧节上，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部法文版《朱丽小姐》，导演是法国人弗雷德里克·费斯巴赫（Frédéric Fisbach），主演朱丽小姐的是著名的朱丽叶·比诺什，比诺什美丽的侧脸占据了海报的大部分，贴满了阿维尼翁主街上的每一根电线杆。或许是为了避免撞车，同样受邀参加戏剧节主单元的这部德文版《朱丽小姐》改名为《克里斯汀——来自朱丽小姐》（Kristin，nach Fraulein Julie），这一改动反而更贴切指出了这个版本的改编特点，也是一大看点：原作中的厨娘克里斯汀从配角变成了唯一的主角，所有故事通过她的目光被重新加以组织和叙述。
斯特林堡这部写于1888年的作品尽管被戏剧史认定为经典名著，但在剧场实践中，对这个剧本感兴趣的导演并不多。原作中涉及的层层社会性因素——贵族等级制度、阶级矛盾、性别压迫等等，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如今看来很容易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如果将之剔除，不做当代化的挖掘与诠释，剧情又很容易演变成关于青年男女性爱冲动导致女主角最后莫名自杀的狗血故事。“主角朱丽小姐本身的吸引力，在今天看来好像并没有当时创作出来的时候吸引人，而原作中把剧情推向高潮的关键冲突——小姐和仆人之间的身份矛盾，在如今社会中已经被我们彻底忽略掉了，可能这也是这部戏在德国很久以来不曾被再次搬上舞台的原因之一。”此次《朱丽小姐》的戏剧构作、来自邵宾那剧院的玛雅·扎得（Maja Zade）说。
对于英国导演凯蒂·米歇尔（Katie Mitchell）和制作方邵宾那剧院而言，选择《朱丽小姐》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却是一拍即合。那是2009年，米歇尔及她的多媒体剧场作品在欧陆逐渐声名鹊起，而邵宾那剧院的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迈耶也对剧场中的影像运用非常感兴趣，在那一年的“柏林戏剧节”上，剧院方观看了米歇尔大量运用多媒体影像、改编自1940年希特勒执政时期著名德国电影《点歌音乐会》（Wunschkonzert）的同名作品后，当即询问米歇尔是否可以与其影像设计搭档莱奥·华纳（Leo Warner）一起，来邵宾那剧院使用同样的技术、却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来执导一部传统的戏剧经典。“凯蒂此前也拍过一些现场演出的电影，但那些演出都是基于叙事文本的，我们想尝试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戏剧作品中，于是就向她推荐了《朱丽小姐》。”玛雅·扎得回忆说。
对凯蒂·米歇尔而言，她“一直非常喜爱这部作品，以及剧作家极其杰出的舞台指示”。她的童年是在沉闷的外国文艺电影中度过的，父亲不允许她收看ITV的任何电视节目，相反，却让她早早接触了伯格曼、塔可夫斯基、帕索里尼等人的电影。“从小我就沐浴在伯格曼的电影中，他将我直接带到了斯特林堡。后来我又认识了出演过伯格曼电影的著名男女演员冈内尔·林德布洛姆（Gunnel Lindblom）和厄兰德·约瑟夫松（Erland Josephson），和他们讨论朱丽小姐这个角色。”在翻阅邵宾那剧院提供的剧目册时，凯蒂·米歇尔直接锁定了一闪而过的《朱丽小姐》，并迅速提出要从克里斯汀的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的设想。
“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因为克里斯汀这个角色是整部戏的一大谜团：她经常出现在舞台上，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见证者，但是她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以及她对整个偷情事件的认知程度却一直都是个谜。”米歇尔说。
根据原剧本的安排，在最关键的男女主角偷情发生的时候，克里斯汀并不在场，而是在自己的屋里睡觉。“而所谓采用克里斯汀的视角，意味着她去睡时，观众也跟随她，脱离剧本的主要行动，进入她的梦境。”凯蒂·米歇尔说，“克里斯汀是原作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她来说，其他人的随便什么行动都会对她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她无力改变，而这些人对她的状况也毫不在意。对她而言，在她完全没有参与下，生活已经被惊人地损害了：她的未婚夫，她未来要与之共度一生的人，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她的幸福幻想一夜间全部被毁灭了，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来逐渐崩塌。从一秒到下一秒。从这样一个人物眼中看世界，会让人触动，很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历史的宏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旁观的小人物。”
克里斯汀面对命运降临时的内心世界，取代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了这出戏的主要内容。米歇尔先将原作中所有克里斯汀不在场的戏全部删去，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约30%的内容，原本连贯而严密的故事情节变成了12到13个需要连接起来的场景碎片。“我不得不去想象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生活内容，填补其间的空白。”米歇尔说。她发现了克里斯汀的卑微的实在体现：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幽闭的房间里，要么是厨房，要么是她自己的小屋。她开始设想克里斯汀在一些场景下如何隐瞒自己存在的秘密，意识到尽管有时她的视线并不在场，却可以听到一切。没人关注她的存在，而她也只能通过窥探和偷听的方式，去感知自己生活中即将发生的变化。
有人曾问过米歇尔，有意将剧作家曾形容为“奴隶”、“没有主见”、“懒懒散散”、“故意对她轻描淡写”，并认为观众“感觉不到有多方面了解他们的必要”的一个配角提升到主角的位置，是否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立场的选择？米歇尔直截了当承认了这一点，并进一步指出这不仅含有政治、社会性指涉，也包含她个人的女性主义立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端案例。”她笑道：“不仅使用原本处于弱势的女性视角来透视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厌女症者的经典作品，并且还将其与丹麦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诗人的一首当代作品并置。”
这里提到的是2000年以来屡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因病逝而无缘这一奖项的丹麦女诗人英格·克里斯滕森（Inger Christensen）的组诗《字母表》（Alphabet），在整个演出中以画外音的方式参与剧情。“我们想在诞生于19世纪的男性文本和诞生于20世纪的女性文本之间形成对比。这组诗的叙述方式和数理特性，比如每一行开头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排列，结构上遵循斐波那契数列的规律等等，都与克里斯汀单调的工作内容十分契合。另一方面，诗中的景物描写既意境优美又危机四伏，也与整体剧情极为相称。我们希望这组诗能带给观众更深层次的联想空间，而不仅是平淡的复述克里斯汀的想法，因为这些诗体现的并不一定是她的想法，它们完全也可能在其他角色的脑海中闪过。”玛雅·扎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