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戒备状态，打起背包，戴上钢盔，也发了枪，准备到中国去，那是1945年8月初。一天，我们终于上了军用运输机。有位上士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降落伞包，让我们交一块钱押金给他。他说，不用担心，如果到时伞没有打开，我会把一块钱退给你们。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几个钟头，突然又打开门让我们下来了。原来日本投降了。 我们原来的任务，是到雷州半岛修建军用机场，那里有个老堡垒，需要在附近修个机场，供美军飞机起降。日本投降，当然不必再修机场了。 我这个二战老兵虽然没有打过一天仗，但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们坐飞机飞越驼峰，来到了昆明。 木仙之死 李木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昆明小姑娘，她的生命在我来到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就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她死在一辆由一个醉酒的美国大兵驾驶的大卡车的车轮下。她自然不会知道，她的命运会对另外一个美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的头脑中，木仙是面目模糊的，但她又可能是每一个头发枯黄、身材细瘦、看上去最多八九岁的中国小姑娘。每当我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还有那个挨打的美国黑人青年，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属于通信兵编制，到中国后，我们经常到外面找人说话，练口语。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可爱男孩，就与他谈了起来。我问他，中国话的四声怎么区别，譬如说买和卖，发音完全相同，就是音调不同，结果意思相反。小男孩云南口音很重，他不知道什么叫“四声”，偏着小脑袋，反复说：“买―卖，买―卖”，然后说：“好像是有点像噢。”他的语言是“天成”，不会注意这些差别，也不会弄错，与我们作为“外语”感觉完全不同。 我们通信兵住的是美军第八招待所，在一个名叫黑土乡的小村子里，另外还有空军和其他部队，一共有十二个招待所。我不清楚昆明有多少美国驻军，他们闯的祸可着实不少。我们到达不久，我和另外一两个中文比较好的同学就被抽调到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这个部门共有五六位同事。 我们的部门不管刑事案件，我们只负责民事赔偿。许多案件都是汽车惹的祸。这些美国兵开着卡车在昆明的小街小巷横冲直撞，而且司机常常是喝醉了酒的。昆明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那里的马身材比较小，跟毛驴差不多，后面拉一个胶轮车，一个避让不及，不是马被撞，就是车被压，案件很多。老百姓通过地方官员到军法处投诉，要求赔偿，我们就要出去调查落实。就这样，我碰上了李瑞山投诉的案件。 李瑞山是个贫穷的人力车夫，木仙是他唯一的女儿。她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撞死在一辆疯狂的美国军车的车轮下，开车人是一个空军上士，喝得烂醉，想吓唬小姑娘取乐。我们受理了这个案件，我开车到现场核实。木仙的家一贫如洗，她妈妈痛不欲生，已经精神崩溃，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父亲神情木讷，愁苦写在脸上。我提交了报告，负责赔偿的上校判了二十六美元的赔偿。我气坏了，强烈抗议。上校拿出赔偿条例，说他的判决有充分依据，似乎这二十六块钱里面还包含他的人道在内。他说，赔偿的依据是被撞人的赚钱能力和丧葬费用，李木仙是个小孩，不会赚钱，她的死不会给家庭收入造成影响，而一个小杉木棺材值不了多少钱。我说，我前不久处理的一个马匹被撞案，赔偿金额也比这高得多。上校说，马匹有市场价格，我们当然得按市价赔偿。这是什么道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人！我肺都气炸了！我的中国同事周彤芬（不久前才在美国去世，他的父亲名叫周震云，是昆明一家法国医院的有名大夫）气得拿起一本大书猛地摔到地上，强烈抗议。 抗议也没有用，我拿着二十六美元，再次到了木仙的家。让我更震惊的是木仙父亲的态度。我把钱给他，跟他说很对不起，只有这么点钱，我也无能为力。他接过钱，一声不吭，脸色平静，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他生来就该吃苦受罪。他的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了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吃惊和欲哭无泪。 我送钱给他的当天下午，李瑞山跋涉几里路（或许是十几里或几十里，我们的军营在郊区），通过层层岗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把一个自己糊的信封放到我的面前，里面是六美元。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帮助了他，这些钱表示他的感谢。我的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无疑，我也在无意中成了他的压迫者中间的一员，而且被他平静地认可和接受了。我知道他的案件是通过甲长、保长层层上报的，便问他是不是也给甲长保长送了钱，他说是的。我把钱还给他，他接过，仍然一脸平静地走了。 到延安去 1946年，我到上海找到了一个要去延安的美国人，她名叫普莱士。我们一起坐国民党的飞机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叶剑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Walter Roberson），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 叶剑英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车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站就停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此设了封锁线。旅客全部下车，宣布当天谁也不能过去。有位二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过来，说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她急着去他那儿，我是外国人，国民党不会拦我，她想装成我的佣人过关。她提着我的箱子，我俩走近封锁线，站岗的士兵不让我们过去，我装作听不懂中文，手拿美国护照，跺着脚骂他。结果他的营长出来了，把我俩都放了行。 走到康庄，我们上了解放区的火车。一上“自己的”火车，我觉得像进了天堂。车上的乘务员都很热情，过来跟我拉话，也跟我带的妇女拉话，原来她从东北来，她丈夫在张家口做工人。到张家口下了火车，过来几个年轻的军人，厉声叫我站住，问：“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还带了个女的，是你什么人？”我刚在青龙桥拿洋大爷脾气吓住了国民党官兵，这套在这儿当然用不上，我也不会用。相反，我心里真高兴，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的鼻子高就对你另眼相看，我觉得他们很有尊严。正说话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臂将军蔡树藩带人来了，隆重欢迎我。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个星期，采访、参观、座谈，然后他们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经联系好了美军飞机。那个麦当劳上校很通情达理，所以没问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设宴招待我和普莱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曾在张家口陪她参观，给她翻译。）在餐桌上，聂司令员问我：“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我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工程师。”我说：“我不是工程师。”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梁将架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原来，张家口正准备开通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校对和润饰工作。一听这话，我很高兴，马上答应留下来。我的东西都还在上海，也不管了。 从此，我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而且与新闻广播事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我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调我去延安新华社工作。1946年10月19日，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到达了延安。我想特别讲一讲我的入党问题。 聂司令员问我留下来有什么条件，我说，如果我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如果留在根据地，意味着我将跟外界隔绝，若不入党，则内部情况也将被隔绝。不久，军区有位领导找我谈了话，说他们已经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绍，决定让我参加支部的学习会，但不参加生活会。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他说，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书记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批准，我已经获得批准了。他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这个人，按中国的标准，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但我愿意学习。他有点意外，我怎么会说自己不是好党员。但我确实是真心话，我就是比他们差远了。 我被批准入党了，但我这个党员不同于一般党员，安子文让我跟新华社干部科副科长丁拓联系，没有公开宣布我的党员身份，但实际上在清凉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参加党支部会议，但不参加与运动有关的会议，也不参加更高级别的党员大会。我的党龄从1946年算起。入党时我写了个自传，不记得填过什么表。 另外补充一点解放区文艺的情况。中国的革命文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在宣化店的时候，我看到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模范妯娌》，禁不住流眼泪，因为我觉得基本精神同我们美国的革命歌曲是完全一致的。延安的文艺活动很丰富，其中又以演戏比较多，话剧、京剧都有，印象深的话剧像《保卫和平》《保卫延安》。电影很少，除了美军观察组放的美国电影外，我在延安没有看过别的片子。后来在太行山，看过老百姓演“翻身戏”，演得可好了，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演得真好，可以从天黑演到天亮，然后就下地干活。当然演戏和看戏的人可能都是轮替的。滹沱河边的老百姓演戏，不但有念白，还有唱腔，边说边唱。我也演过戏，演马歇尔。在延安我还演过《兄妹开荒》，我是第一个出场的，演公鸡，公鸡一叫，他们就起来开荒了。 （摘编自《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九州出版社）
我们进入戒备状态，打起背包，戴上钢盔，也发了枪，准备到中国去，那是1945年8月初。一天，我们终于上了军用运输机。有位上士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降落伞包，让我们交一块钱押金给他。他说，不用担心，如果到时伞没有打开，我会把一块钱退给你们。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几个钟头，突然又打开门让我们下来了。原来日本投降了。 我们原来的任务，是到雷州半岛修建军用机场，那里有个老堡垒，需要在附近修个机场，供美军飞机起降。日本投降，当然不必再修机场了。 我这个二战老兵虽然没有打过一天仗，但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们坐飞机飞越驼峰，来到了昆明。 木仙之死 李木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昆明小姑娘，她的生命在我来到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就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她死在一辆由一个醉酒的美国大兵驾驶的大卡车的车轮下。她自然不会知道，她的命运会对另外一个美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的头脑中，木仙是面目模糊的，但她又可能是每一个头发枯黄、身材细瘦、看上去最多八九岁的中国小姑娘。每当我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还有那个挨打的美国黑人青年，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属于通信兵编制，到中国后，我们经常到外面找人说话，练口语。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可爱男孩，就与他谈了起来。我问他，中国话的四声怎么区别，譬如说买和卖，发音完全相同，就是音调不同，结果意思相反。小男孩云南口音很重，他不知道什么叫“四声”，偏着小脑袋，反复说：“买―卖，买―卖”，然后说：“好像是有点像噢。”他的语言是“天成”，不会注意这些差别，也不会弄错，与我们作为“外语”感觉完全不同。 我们通信兵住的是美军第八招待所，在一个名叫黑土乡的小村子里，另外还有空军和其他部队，一共有十二个招待所。我不清楚昆明有多少美国驻军，他们闯的祸可着实不少。我们到达不久，我和另外一两个中文比较好的同学就被抽调到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这个部门共有五六位同事。 我们的部门不管刑事案件，我们只负责民事赔偿。许多案件都是汽车惹的祸。这些美国兵开着卡车在昆明的小街小巷横冲直撞，而且司机常常是喝醉了酒的。昆明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那里的马身材比较小，跟毛驴差不多，后面拉一个胶轮车，一个避让不及，不是马被撞，就是车被压，案件很多。老百姓通过地方官员到军法处投诉，要求赔偿，我们就要出去调查落实。就这样，我碰上了李瑞山投诉的案件。 李瑞山是个贫穷的人力车夫，木仙是他唯一的女儿。她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撞死在一辆疯狂的美国军车的车轮下，开车人是一个空军上士，喝得烂醉，想吓唬小姑娘取乐。我们受理了这个案件，我开车到现场核实。木仙的家一贫如洗，她妈妈痛不欲生，已经精神崩溃，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父亲神情木讷，愁苦写在脸上。我提交了报告，负责赔偿的上校判了二十六美元的赔偿。我气坏了，强烈抗议。上校拿出赔偿条例，说他的判决有充分依据，似乎这二十六块钱里面还包含他的人道在内。他说，赔偿的依据是被撞人的赚钱能力和丧葬费用，李木仙是个小孩，不会赚钱，她的死不会给家庭收入造成影响，而一个小杉木棺材值不了多少钱。我说，我前不久处理的一个马匹被撞案，赔偿金额也比这高得多。上校说，马匹有市场价格，我们当然得按市价赔偿。这是什么道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人！我肺都气炸了！我的中国同事周彤芬（不久前才在美国去世，他的父亲名叫周震云，是昆明一家法国医院的有名大夫）气得拿起一本大书猛地摔到地上，强烈抗议。 抗议也没有用，我拿着二十六美元，再次到了木仙的家。让我更震惊的是木仙父亲的态度。我把钱给他，跟他说很对不起，只有这么点钱，我也无能为力。他接过钱，一声不吭，脸色平静，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他生来就该吃苦受罪。他的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了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吃惊和欲哭无泪。 我送钱给他的当天下午，李瑞山跋涉几里路（或许是十几里或几十里，我们的军营在郊区），通过层层岗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把一个自己糊的信封放到我的面前，里面是六美元。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帮助了他，这些钱表示他的感谢。我的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无疑，我也在无意中成了他的压迫者中间的一员，而且被他平静地认可和接受了。我知道他的案件是通过甲长、保长层层上报的，便问他是不是也给甲长保长送了钱，他说是的。我把钱还给他，他接过，仍然一脸平静地走了。 到延安去 1946年，我到上海找到了一个要去延安的美国人，她名叫普莱士。我们一起坐国民党的飞机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叶剑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Walter Roberson），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 叶剑英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车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站就停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此设了封锁线。旅客全部下车，宣布当天谁也不能过去。有位二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过来，说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她急着去他那儿，我是外国人，国民党不会拦我，她想装成我的佣人过关。她提着我的箱子，我俩走近封锁线，站岗的士兵不让我们过去，我装作听不懂中文，手拿美国护照，跺着脚骂他。结果他的营长出来了，把我俩都放了行。 走到康庄，我们上了解放区的火车。一上“自己的”火车，我觉得像进了天堂。车上的乘务员都很热情，过来跟我拉话，也跟我带的妇女拉话，原来她从东北来，她丈夫在张家口做工人。到张家口下了火车，过来几个年轻的军人，厉声叫我站住，问：“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还带了个女的，是你什么人？”我刚在青龙桥拿洋大爷脾气吓住了国民党官兵，这套在这儿当然用不上，我也不会用。相反，我心里真高兴，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的鼻子高就对你另眼相看，我觉得他们很有尊严。正说话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臂将军蔡树藩带人来了，隆重欢迎我。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个星期，采访、参观、座谈，然后他们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经联系好了美军飞机。那个麦当劳上校很通情达理，所以没问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设宴招待我和普莱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曾在张家口陪她参观，给她翻译。）在餐桌上，聂司令员问我：“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我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工程师。”我说：“我不是工程师。”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梁将架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原来，张家口正准备开通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校对和润饰工作。一听这话，我很高兴，马上答应留下来。我的东西都还在上海，也不管了。 从此，我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而且与新闻广播事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我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调我去延安新华社工作。1946年10月19日，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到达了延安。我想特别讲一讲我的入党问题。 聂司令员问我留下来有什么条件，我说，如果我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如果留在根据地，意味着我将跟外界隔绝，若不入党，则内部情况也将被隔绝。不久，军区有位领导找我谈了话，说他们已经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绍，决定让我参加支部的学习会，但不参加生活会。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他说，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书记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批准，我已经获得批准了。他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这个人，按中国的标准，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但我愿意学习。他有点意外，我怎么会说自己不是好党员。但我确实是真心话，我就是比他们差远了。 我被批准入党了，但我这个党员不同于一般党员，安子文让我跟新华社干部科副科长丁拓联系，没有公开宣布我的党员身份，但实际上在清凉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参加党支部会议，但不参加与运动有关的会议，也不参加更高级别的党员大会。我的党龄从1946年算起。入党时我写了个自传，不记得填过什么表。 另外补充一点解放区文艺的情况。中国的革命文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在宣化店的时候，我看到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模范妯娌》，禁不住流眼泪，因为我觉得基本精神同我们美国的革命歌曲是完全一致的。延安的文艺活动很丰富，其中又以演戏比较多，话剧、京剧都有，印象深的话剧像《保卫和平》《保卫延安》。电影很少，除了美军观察组放的美国电影外，我在延安没有看过别的片子。后来在太行山，看过老百姓演“翻身戏”，演得可好了，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演得真好，可以从天黑演到天亮，然后就下地干活。当然演戏和看戏的人可能都是轮替的。滹沱河边的老百姓演戏，不但有念白，还有唱腔，边说边唱。我也演过戏，演马歇尔。在延安我还演过《兄妹开荒》，我是第一个出场的，演公鸡，公鸡一叫，他们就起来开荒了。 （摘编自《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