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前几年，尽管“解放区”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开始显现，但人人平等的景象尤在，陆续脱离“国统区”来到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似乎仍然沉浸在文化解放的欢愉与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之中。尽管延安缺吃少穿，这些单纯的青年人，却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他们兴奋地传唱着苏联歌曲“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1942年的春天开始，毛泽东开始给他们戴上了言论管制的“辔头”，而且越勒越紧。 空穴吹来的自由之风 1942年，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吹暖了延安知识分子的心。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此时的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作为国际派的世袭领地，自成立以来，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 毛对“国际派”的芥蒂由来已久。1941年5月，毛将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以凸显民族主义色彩。1942年1月，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向与其明争暗斗已久的毛泽东认输。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留苏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毛泽东开始从两方面展开斗争：先是从政治上公开攻击，紧接着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政治上的攻击来自《解放日报》。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胡乔木则在《解放日报》上著文，将他们比喻成“坏透了的留声机”，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教条和裤子》，称“红色教授”裤子下藏着长短不一的“尾巴”，责令他们“脱裤子”。 当然，毛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的杀手锏是——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同情青年知识分子，批评宗派主义和首长本位观的的言论开始不断释放。“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 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而在这些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迎“风”书写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在《野百合花》中，不难看到这样的对话。王用他的亲身感受，描绘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真实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 “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使得包括王实味在内的曾经对革命怀揣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如鲠在喉。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主要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警卫员、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 尽管这一切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但显然已经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感。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让他们备感失望。但和其他左翼青年不同，较真的王实味并没有留于对延安的等级化不满，而是开始追溯这种等级化的思想和历史渊源，这也成为了他悲剧命运的原因。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不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它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 “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作‘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 无论是批判“尊重国情”论，还是批判“天塌不下来论”，王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了这次“自由化”的发起人——毛泽东。 写下这些话的王实味本来意在响应《解放日报》吹起的自由之风，甚至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但他显然失望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与当时毛所宣传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人道主义思想所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违背了“领袖至上”的观念对消灭人的自主性的要求。这使得王实味及其思想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百合花的凋谢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的壁报。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开始汹涌澎湃。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前几年，尽管“解放区”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开始显现，但人人平等的景象尤在，陆续脱离“国统区”来到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似乎仍然沉浸在文化解放的欢愉与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之中。尽管延安缺吃少穿，这些单纯的青年人，却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他们兴奋地传唱着苏联歌曲“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1942年的春天开始，毛泽东开始给他们戴上了言论管制的“辔头”，而且越勒越紧。 空穴吹来的自由之风 1942年，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吹暖了延安知识分子的心。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此时的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作为国际派的世袭领地，自成立以来，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 毛对“国际派”的芥蒂由来已久。1941年5月，毛将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以凸显民族主义色彩。1942年1月，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向与其明争暗斗已久的毛泽东认输。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留苏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毛泽东开始从两方面展开斗争：先是从政治上公开攻击，紧接着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政治上的攻击来自《解放日报》。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胡乔木则在《解放日报》上著文，将他们比喻成“坏透了的留声机”，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教条和裤子》，称“红色教授”裤子下藏着长短不一的“尾巴”，责令他们“脱裤子”。 当然，毛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的杀手锏是——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同情青年知识分子，批评宗派主义和首长本位观的的言论开始不断释放。“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 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而在这些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迎“风”书写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在《野百合花》中，不难看到这样的对话。王用他的亲身感受，描绘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真实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 “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使得包括王实味在内的曾经对革命怀揣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如鲠在喉。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主要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警卫员、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 尽管这一切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但显然已经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感。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让他们备感失望。但和其他左翼青年不同，较真的王实味并没有留于对延安的等级化不满，而是开始追溯这种等级化的思想和历史渊源，这也成为了他悲剧命运的原因。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不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它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 “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作‘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 无论是批判“尊重国情”论，还是批判“天塌不下来论”，王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了这次“自由化”的发起人——毛泽东。 写下这些话的王实味本来意在响应《解放日报》吹起的自由之风，甚至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但他显然失望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与当时毛所宣传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人道主义思想所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违背了“领袖至上”的观念对消灭人的自主性的要求。这使得王实味及其思想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百合花的凋谢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的壁报。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开始汹涌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