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瑕疵，来自英伦的阿曼达・霍顿（Amanda Horton）小姐最有发言权。蜡像馆里的一切均无小节，一旦置身其中，身为蜡像师的两个职业雷达―挑剔和闲不住―便全息开启了。
被拍照的时候也是这样。她尾随在《人物》摄影师身后，大步流星，途经“布鲁斯・威利斯”时，冷不丁来了个急刹车。她尚未站定，手已伸出，“布鲁斯・威利斯”腰间揣手枪的皮套，松松散散地敞着口，她扣了3次，才将它扣牢，移步之前，又轻轻试拽。
因为6月份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开幕，常驻香港的阿曼达来到了北京。她很快了解了这家蜡像馆里最常需要被“看护”的3个道具。枪套是其一，“因为每个人都想试试枪能不能拔出来，当然是不能了”，她说。另外两个，一个是尚雯婕的发型，它特殊的弯曲弧度，惹来很多人动手一摸的好奇，一个是崔健身旁的鼓，总会有年轻人想象自己是他乐队的一员。
每天早上10∶00开馆，7∶30到10∶00是阿曼达和她的3人小团队的集中修复时间。在经历了日均2000人次的“互动”后，在她眼里至少60个蜡像的狼藉，“像刚结束了一场演出”。
“如果今天有一个小问题不处理，那么明天就会变成两个，之后就会是4个。”他们会检查每一个蜡像，皮肤、服饰、发型、眼影、眼睫毛、眼睛的光亮度，从头到脚。“在10点之前，永无止境”，阿曼达的工作是要保证，当游客涌入蜡像馆时，一切如新、完美无缺。
修复工具看起来都稀松平常，特别的是一只跟随了她7年的扁平小木条，比女性小手指还略小巧，褐色的圆润两头楔，阿曼达叫她“木头工具”，蜡像上的划蹭，用它轻轻磨一磨便痕迹尽除。其他的，不同型号的刷子，用来给不同的部位着色；一摞很厚的蜡纸，用来做调色实验；各种不同颜色的颜料，棕粉色、亮黄色、石灰白……
31岁的阿曼达已在杜莎夫人蜡像馆工作了10年。最初，她是一位造型师，在伦敦总部的“头部”制作部。所有蜡像都是真发。她学习如何植入头发，一根接一根地，不同部位的头发有不同的生长模式，这就意味不同的植法。每种发质都有编号，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有些明星蜡像的头发需要两种发质混合。
从头部边缘插起，逐渐接近顶心，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4个星期，才能植完全部。如果还有胡子，比如卡尔・马克思的蜡像，那就需要再加一个星期。
植发之外，还得懂染发、烫发、洗剪吹。她和她的同事曾为Lady Gaga蜡像的头发伤透了脑筋，她漂染过后的头发，发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发质又无从得知。究竟什么样的发质漂染过后最接近她现在的发质效果？阿曼达和团队做起了化学实验。
足足学了3年之后，她才去了着色组。头发造型终有尽头，但着色工作听起来像是有始无终。“这件事可以一直进行、进行、进行，直到展览的最后期限。在这之前，我们都要这里补一点细节，那里补一点。看到的细节越多，要补得就越多。”
她看待色彩的方式和常人大不相同。在她眼里，每一个蜡像的皮肤上的颜色都是细小的点点，有的绿，有的黄，有的紫，“这些亮色，当你离远了看的时候，就像皮肤一样。”
那段日子走在伦敦的街头，她脑子里窜出来的想法几乎都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脸要用哪几个颜色组合？我要怎么种那个人的头发？”
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里，阿曼达现场展示她着色的拿手好戏。她拿起手中的一个薄铁片，随手在色板上取了几种颜色，在蜡纸的空白处轻轻涂抹，不出一分钟便混合成了《人物》记者手部的颜色―3种，掌肉、掌心、褶皱逐渐变深。
她边涂抹边念叨着，最复杂的皮肤配色是卡尔・马克思的，需要做得很苍老，透过表面要能够看到里面更深的颜色，还要做出一根根突出的浅绿色血管。
做蜡像这行，需要对“把东西做得很真实、像活的一样”这件事极感兴趣。阿曼达说，每一个蜡像背后都有一本专属于它自己的“秘籍”，几百页的A4纸，记录了蜡像的每一个细节和数据，比如每一根眼睫毛的朝向，眼角的鱼尾纹究竟有多长。
“每一个蜡像师都必须是完美主义者，”阿曼达认为这是必备素质，“既要能看到细节，又要能看到整体，既要有创造力，又要能遵循原则。”
问她，那你岂不是知道太多明星的秘密？她眨眨眼睛答，“那可不好说哦。”不过她也很快承认了，她当然知道妮可・基德曼的发际走向和安吉丽娜・朱莉的嘴唇厚度。
再问，你觉得谁的脸最完美？她搜肠刮肚地想，为难了小一分钟才回答，好看的明星太多了，分不出伯仲。看来，作为蜡像师，还得遵守一条――不八卦。
不过，这倒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点，制作蜡像本身就是个严谨而繁复的活儿。在蜡像馆决定做一个明星时，测量师会跟明星见第一面，获得所有数据和照片，接下来，是造型师出马，和明星商量出适合展出的表情和动作。然后，便是蜡像师施展拳脚。
每一个蜡像从开始测量到最终完成需要6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蜡像制作团队会和明星保持紧密的联系，每一个步骤完成后都会拍图片给对方，双方满意后再进行下一步。当然会有明星希望把自己做得更加有魅力，可对于阿曼达来说，只有“一模一样”才是她的终极目标。
要做得“一模一样”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确的测量。数据是看得到的，阿曼达还需要许多看不到的东西。杜莎夫人蜡像馆市场部的团队总是习惯告诉她某位明星眼睛、鼻子的细节，她却更关心该明星的个性和成名之道。
这很有用，会帮助蜡像师知道之前的造型设定是否正确。有一次在新加坡，关于一位明星的造型，调研告诉她，已设定的姿势不自然，“于是我突然让他把手放下，1、2、3，再把手举起来，对，就是这个姿势！那很有能量。”
在蜡像真正完成之前，会安排蜡像和明星本人“见面”，蜡像师可以面对面修改细节。
制作一位耳熟能详的偶像男明星的蜡像时，尽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准测量，做出来的蜡像看起来也的确形似，但阿曼达就是感觉不对，太过死板，不活灵活现。直到蜡像跟明星本人见面的那一瞬间，她明白了问题出在眼睛的神韵上，“围绕眼睛做了大量工作，直到他突然好像活过来了。”
带着蜡像跟一位著名女演员本尊做最后比对，对方建议了一种不同的眼妆，更符合她当时的形象，阿曼达便用了一些色彩，在蜡像眼皮上勾勒出非常好看的线条。
这是让蜡像栩栩如生的关键一环，但也是阿曼达的焦虑时刻。她害怕明星提出太多问题，为什么皮肤用绿色用蓝色用橘红色，这些好奇提问总是会打乱她专注修改的节奏。可她又希望对方多开口聊天，她常常担心对方“马上就要走了”，聊得越久，她就可以不停地检查、检查、再检查，让手中的蜡像趋近完美。
见证了许多蜡像的从无到有，蜡像师总会与他们的蜡像作品有种复杂的感情联接。一方面，阿曼达希望人们享受蜡像馆的时光，去自在地跟蜡像互动、拥抱，甚至亲吻，但另一方面，她也会暗自祈祷，“拜托，轻一点，轻一点。”
阿曼达说蜡像就像蜡像师的孩子。可他们实在很难接受一个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蜡像。
在上海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陈列着著名蜡像师杰姆（Jim）的蜡像，另一位蜡像师做的。阿曼达第一次在上海见到这尊熟悉的面孔时，感觉怪极了。杰姆自己也不好受。蜡像师习惯做评判，跟原版做对比，每当杰姆说“我的鼻子不是这样的”，那位蜡像师便坚定回应，“就是这样的，这很精确了”，搞得杰姆更无所适从。
问阿曼达，就没想过给自己做个蜡像吗？她立刻花容失色，“NO！那一定很别扭。”
对于瑕疵，来自英伦的阿曼达・霍顿（Amanda Horton）小姐最有发言权。蜡像馆里的一切均无小节，一旦置身其中，身为蜡像师的两个职业雷达―挑剔和闲不住―便全息开启了。
被拍照的时候也是这样。她尾随在《人物》摄影师身后，大步流星，途经“布鲁斯・威利斯”时，冷不丁来了个急刹车。她尚未站定，手已伸出，“布鲁斯・威利斯”腰间揣手枪的皮套，松松散散地敞着口，她扣了3次，才将它扣牢，移步之前，又轻轻试拽。
因为6月份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开幕，常驻香港的阿曼达来到了北京。她很快了解了这家蜡像馆里最常需要被“看护”的3个道具。枪套是其一，“因为每个人都想试试枪能不能拔出来，当然是不能了”，她说。另外两个，一个是尚雯婕的发型，它特殊的弯曲弧度，惹来很多人动手一摸的好奇，一个是崔健身旁的鼓，总会有年轻人想象自己是他乐队的一员。
每天早上10∶00开馆，7∶30到10∶00是阿曼达和她的3人小团队的集中修复时间。在经历了日均2000人次的“互动”后，在她眼里至少60个蜡像的狼藉，“像刚结束了一场演出”。
“如果今天有一个小问题不处理，那么明天就会变成两个，之后就会是4个。”他们会检查每一个蜡像，皮肤、服饰、发型、眼影、眼睫毛、眼睛的光亮度，从头到脚。“在10点之前，永无止境”，阿曼达的工作是要保证，当游客涌入蜡像馆时，一切如新、完美无缺。
修复工具看起来都稀松平常，特别的是一只跟随了她7年的扁平小木条，比女性小手指还略小巧，褐色的圆润两头楔，阿曼达叫她“木头工具”，蜡像上的划蹭，用它轻轻磨一磨便痕迹尽除。其他的，不同型号的刷子，用来给不同的部位着色；一摞很厚的蜡纸，用来做调色实验；各种不同颜色的颜料，棕粉色、亮黄色、石灰白……
31岁的阿曼达已在杜莎夫人蜡像馆工作了10年。最初，她是一位造型师，在伦敦总部的“头部”制作部。所有蜡像都是真发。她学习如何植入头发，一根接一根地，不同部位的头发有不同的生长模式，这就意味不同的植法。每种发质都有编号，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有些明星蜡像的头发需要两种发质混合。
从头部边缘插起，逐渐接近顶心，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4个星期，才能植完全部。如果还有胡子，比如卡尔・马克思的蜡像，那就需要再加一个星期。
植发之外，还得懂染发、烫发、洗剪吹。她和她的同事曾为Lady Gaga蜡像的头发伤透了脑筋，她漂染过后的头发，发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发质又无从得知。究竟什么样的发质漂染过后最接近她现在的发质效果？阿曼达和团队做起了化学实验。
足足学了3年之后，她才去了着色组。头发造型终有尽头，但着色工作听起来像是有始无终。“这件事可以一直进行、进行、进行，直到展览的最后期限。在这之前，我们都要这里补一点细节，那里补一点。看到的细节越多，要补得就越多。”
她看待色彩的方式和常人大不相同。在她眼里，每一个蜡像的皮肤上的颜色都是细小的点点，有的绿，有的黄，有的紫，“这些亮色，当你离远了看的时候，就像皮肤一样。”
那段日子走在伦敦的街头，她脑子里窜出来的想法几乎都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脸要用哪几个颜色组合？我要怎么种那个人的头发？”
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里，阿曼达现场展示她着色的拿手好戏。她拿起手中的一个薄铁片，随手在色板上取了几种颜色，在蜡纸的空白处轻轻涂抹，不出一分钟便混合成了《人物》记者手部的颜色―3种，掌肉、掌心、褶皱逐渐变深。
她边涂抹边念叨着，最复杂的皮肤配色是卡尔・马克思的，需要做得很苍老，透过表面要能够看到里面更深的颜色，还要做出一根根突出的浅绿色血管。
做蜡像这行，需要对“把东西做得很真实、像活的一样”这件事极感兴趣。阿曼达说，每一个蜡像背后都有一本专属于它自己的“秘籍”，几百页的A4纸，记录了蜡像的每一个细节和数据，比如每一根眼睫毛的朝向，眼角的鱼尾纹究竟有多长。
“每一个蜡像师都必须是完美主义者，”阿曼达认为这是必备素质，“既要能看到细节，又要能看到整体，既要有创造力，又要能遵循原则。”
问她，那你岂不是知道太多明星的秘密？她眨眨眼睛答，“那可不好说哦。”不过她也很快承认了，她当然知道妮可・基德曼的发际走向和安吉丽娜・朱莉的嘴唇厚度。
再问，你觉得谁的脸最完美？她搜肠刮肚地想，为难了小一分钟才回答，好看的明星太多了，分不出伯仲。看来，作为蜡像师，还得遵守一条――不八卦。
不过，这倒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点，制作蜡像本身就是个严谨而繁复的活儿。在蜡像馆决定做一个明星时，测量师会跟明星见第一面，获得所有数据和照片，接下来，是造型师出马，和明星商量出适合展出的表情和动作。然后，便是蜡像师施展拳脚。
每一个蜡像从开始测量到最终完成需要6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蜡像制作团队会和明星保持紧密的联系，每一个步骤完成后都会拍图片给对方，双方满意后再进行下一步。当然会有明星希望把自己做得更加有魅力，可对于阿曼达来说，只有“一模一样”才是她的终极目标。
要做得“一模一样”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确的测量。数据是看得到的，阿曼达还需要许多看不到的东西。杜莎夫人蜡像馆市场部的团队总是习惯告诉她某位明星眼睛、鼻子的细节，她却更关心该明星的个性和成名之道。
这很有用，会帮助蜡像师知道之前的造型设定是否正确。有一次在新加坡，关于一位明星的造型，调研告诉她，已设定的姿势不自然，“于是我突然让他把手放下，1、2、3，再把手举起来，对，就是这个姿势！那很有能量。”
在蜡像真正完成之前，会安排蜡像和明星本人“见面”，蜡像师可以面对面修改细节。
制作一位耳熟能详的偶像男明星的蜡像时，尽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准测量，做出来的蜡像看起来也的确形似，但阿曼达就是感觉不对，太过死板，不活灵活现。直到蜡像跟明星本人见面的那一瞬间，她明白了问题出在眼睛的神韵上，“围绕眼睛做了大量工作，直到他突然好像活过来了。”
带着蜡像跟一位著名女演员本尊做最后比对，对方建议了一种不同的眼妆，更符合她当时的形象，阿曼达便用了一些色彩，在蜡像眼皮上勾勒出非常好看的线条。
这是让蜡像栩栩如生的关键一环，但也是阿曼达的焦虑时刻。她害怕明星提出太多问题，为什么皮肤用绿色用蓝色用橘红色，这些好奇提问总是会打乱她专注修改的节奏。可她又希望对方多开口聊天，她常常担心对方“马上就要走了”，聊得越久，她就可以不停地检查、检查、再检查，让手中的蜡像趋近完美。
见证了许多蜡像的从无到有，蜡像师总会与他们的蜡像作品有种复杂的感情联接。一方面，阿曼达希望人们享受蜡像馆的时光，去自在地跟蜡像互动、拥抱，甚至亲吻，但另一方面，她也会暗自祈祷，“拜托，轻一点，轻一点。”
阿曼达说蜡像就像蜡像师的孩子。可他们实在很难接受一个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蜡像。
在上海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陈列着著名蜡像师杰姆（Jim）的蜡像，另一位蜡像师做的。阿曼达第一次在上海见到这尊熟悉的面孔时，感觉怪极了。杰姆自己也不好受。蜡像师习惯做评判，跟原版做对比，每当杰姆说“我的鼻子不是这样的”，那位蜡像师便坚定回应，“就是这样的，这很精确了”，搞得杰姆更无所适从。
问阿曼达，就没想过给自己做个蜡像吗？她立刻花容失色，“NO！那一定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