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
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总之从始自终就是想要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确保其经济利益。正是这一主张，策划刺杀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其扶持了一个满洲国。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等满洲贵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得到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参与建国的人士本打算在国联派调查团来之前，由溥仪任国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权，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主张共和制，后决定请溥仪担任执政。1931年11月11日，溥仪从天津出发，经大沽口，营口到达旅顺。在抚顺，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仪，要求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其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伪满洲国首都为新京（今长春市），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2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即长春）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
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总之从始自终就是想要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确保其经济利益。正是这一主张，策划刺杀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其扶持了一个满洲国。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等满洲贵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得到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参与建国的人士本打算在国联派调查团来之前，由溥仪任国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权，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主张共和制，后决定请溥仪担任执政。1931年11月11日，溥仪从天津出发，经大沽口，营口到达旅顺。在抚顺，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仪，要求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其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伪满洲国首都为新京（今长春市），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2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即长春）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