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1期
No.1，2013
EDUCATIONALRESEARCH
General，No.
396
（总第396期）
论孟子对孔子德育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冯文全冯碧瑛
［摘
要］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礼”“仁”、之教开创了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先河，孟子
不仅传承了孔子的德育思想，而且还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孟子由“仁”及“义”，丰富并拓展了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由“当仁不让于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由“性相近”到“性本善”，明确承认并肯定人性的光辉；由“有教无类”到“居移气，养移体”，坚信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君子求诸己”到“尚志养气”、“反求诸己”，充分肯定了人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由“必因其材而笃焉”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孔子；孟子；德育思想
［作者简介］冯文全，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冯碧瑛，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南充637009）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礼”、“仁”之教开创了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先河。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不仅在道德教育方面传承了孔子的德育思想，而且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了仁德教育何以可能的人性基础，并且在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肯定人性的光辉、坚信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以及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有所创新发展。一、由“仁”及“义”：丰富拓展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虽然孔子也非常注重“礼”教，但“礼”的形成要以“仁”为基础和前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其中，“仁”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德教育。“‘仁’从字面上理解，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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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城乡教师合理流动与利益补偿机
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80023）和西华师范大学“德育原理科研创新团队”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思想可见于孔子对樊迟的问答：樊迟问仁，子曰：
［1］‘爱人’”。《说文解字》对“仁”是这样解释的：
“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是要以仁爱之心去调节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语》里，孔子提到“仁”的地方多达近百处，大多是有针对性地回答弟子的，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第一，“仁”的根本含义和总体上的要求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即“爱人”的道德规范，而“爱人”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最低要求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二，“仁”的道德内容涵盖了五个主要方面，即“恭、宽、信、敏、惠”。当子张问“仁”于孔子时，孔子答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并在子张的追问下孔子解释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
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其意是说，能够在天下践行五种品德便是仁了，它们是恭、宽、信、敏、惠。对人恭敬自然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会得到别人的拥戴，诚实守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做事雷厉风行会提高行动的效率，乐于助人会得到别人对你的支持与帮助。第三，“仁”德的形成贵在修身，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颜渊曾问老师修“仁”要做到哪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呢？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要达到仁德的道德要求，在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都要与礼规保持一致。换言之，仁德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
客观地讲，在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轨的历史时期，孔子在看到当时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情况下而提出的用“仁”的道德主张去调节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的想法不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蕴含的“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的仁爱思想和人民性思想则代表了人类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未来，因而它同时又闪耀着对人类普世伦理价值追求的理性之光，其道义性和正当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孟子十分崇拜孔子，并非常肯定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坦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并把仁与人心相等同：“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朱熹解释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孟子集注·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仁是人对于自己同类相爱的一种高尚而自然的情感，自然也就值得肯定，所以，他告诫人们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不仅如此，孟子还把“仁”创造性地上升到“义”的道义高度。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为之奋斗的道德境界和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它甚至是高于生命的道德信念。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不求苟全生命而损仁，而宁肯牺牲生命成全仁德。其弟子曾子把老师的教导牢记于心，并穷其一生以求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
伯》）意思是说，读书人不能不心胸宽广大度，意志刚毅，因为他重任在身而奋斗之路却漫长，应当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负担不也是很沉重的吗？生命不息则奋斗不止，践行仁德之路难道不是十分漫长遥远的吗？
孟子更是把仁提高到社会道义的高度，要求人们要做到“以义为上”。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何谓“义”呢？墨子讲得很好：“义，利也。”（《墨子·经上八》）义是指个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其责任与义务的落脚点实际上是要考虑到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义，只不过是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人出于生物本能自然有“为我”的一面，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考虑个人利益，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不得以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是孟子把“生”和“义”比喻为“鱼”和“熊掌”的真正含义。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孟子提出了要有铁肩担道义的“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舍生取义的道德价值观主张，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君子之风。所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孟强调的仁义之德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之魂。
二、由“当仁不让于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无论是道德知识的内化还是道德是非观念的形成，都必须经过学生自身头脑的过滤与思考，因而，孔子首先强调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是教学主客体关系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正确体现。其中，“学”只是道德教育的低级阶段，为了使学生成为真正有道德推理能力和有自己独到见解的道德行为主体而不是道德教育的“奴隶”，则必须有学生自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建构。如何
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学与思的有机结合。在片面或过多强调学生“听话”和“服从”的德育的今天，倍感孔子德育思想的深刻与可贵。孔子讲：“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一言以蔽之，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其中所言的“疑思问”更是直接强调了学生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其次，学生对老师不能无原则地听从，不能不问是非地顶礼膜拜，在是非善恶面前，要唯“真”唯“善”是从。孔子鼓励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其弟子经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意见，他均是洗耳恭听，有过则改。比如，有一次鲁国的一位名叫公山弗扰的人发动叛乱，占据了费邑之地，欲邀请孔子去参加他的庆功活动，孔子觉得不好推脱打算前去，弟子子路却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阻止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老师你没有地方走动就算了吧，何必要到乱贼公山氏那里去呢？孔子回答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解释道：那叫我去的人，难道会让我白去吗（一定是要用我才叫我去）？如果询问倾听我的意见，那我就要让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复兴东方。既然是叛乱之徒，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孔子的忠告呢？所以，孔子思考再三，还是觉得子路的话是对的，因此，没有应邀前往。
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力主要敢于质疑和批判。《孟子》一书名言警句无数，其中之一便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本来，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经典是十分信奉的，可是对于孔子编纂的“六经”之一《书》经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孟子认为有些不太切合实际，值得怀疑而不能全信。对儒家经典尚且如此，更勿论其他著作了。孟子认为，即便是《诗经》上的诗句，也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研判作者的原意，不能拘泥于字句而望文生义或人云亦云，正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也。”（《孟子·万章上》）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儒家文化，从来是不乏批判精神和
独立之志的，那种认为儒家学说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等级制观念，反对“僭越”和强调服从、“君违
［2］礼不能指责”等观点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和儒
家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有例为证，一次孟子与齐宣王对话，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回答齐宣王“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的话是极具批判性的：破坏仁的人称“贼”，破坏义的人叫“残”，毁仁害义的残贼叫做独夫民贼。我只听说是把独夫民贼纣处死了，这哪里算得上是君主被臣下杀害了呢。
受孔孟思想的影响，阐述儒家伦理的《孝经》也是包含着进步的非常具有批判性思想的伦理著
［3］作和德育经典。《孝经》讲的“孝”并非只是一种
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家庭伦理，而是从君主到平民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和道德规范要求：天子的“孝”是“德教加于百姓”；诸侯之“孝”是“保其社稷而和其民”；卿大夫之“孝”是“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庶民则须“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特别强调不讲是非善恶的愚忠愚孝非孝也，而是应当唯义是举，“当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我国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日渐式微、传统与现代近乎断裂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孔孟般的反思和孟子式的传承与弘扬么？
三、由“性相近”到“性本善”：
明确承认并肯定人性的光辉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激烈和深刻，诸子百家的言论与观点至今仍闪烁着人性和道德哲学的光芒。在诸子百家中，有所谓的性恶说、性无善无恶说、性善恶混合论说、性三品说等。在诸多关于人性的思考中，孔孟的性善说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孔子和孟子的人性观点奠定了人何以能为善的教育学之生物前提，辩证地阐释了人的仁义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心理基础。
《论语》里并没有孔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直接论述的话语，最接近人性思考话题的当属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其意是
说人的本性或天性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受到不同环境或习气的沾染便使得人与人的差异相距甚远了。的确，孔子没有直接谈论过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是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孔子是持人性善的观点的。如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就分
［4］析说：“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另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上述引论可知，告子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孟子不仅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更看到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伦理道德追求。张岱年先生对此也持同样的评价：“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以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之人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
［6］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我们应当明确，
有学者认为，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因此孔子
［5］“实质上是持人性善”的观点的。的确，我们是
可以从孔子关于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诸多论述中，看出孔子事实上还是持人性善的观点和态度的。因为，“人性善”是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性前提。
孟子在充分吸收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人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找到了教育为什么能使人向善的生物学基础，这样就把“仁义”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性善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出来了，在理论上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引向了深入。《三字经》对此也有明确的肯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要正确理解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人性的含义。人性概而言之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物学层面，即人的自然性；二是社会学层面，即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三是伦理学层面，即人的道德性。生物学层面的含义没有道德评价的意义；社会学层面的含义政治属性较强，具有某些道德评价的意义；伦理学层面的含义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道德评价的意义。先秦诸子关于人性的争论，有时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典型例子当属孟子与告子等人的对话——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母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讲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与动物相类的性，而是有异于动物的人之为人的社会及道德属性。
其次，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观点包含了“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内容。为了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举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孩提之童”和“恻隐之心”两个例子。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并断定孩提之童的这种亲情反应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以此来说明人性的天生向善。另一个是用“人见孺子落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来论证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天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四种美德，他把其称作“四端”。孟子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形成人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心理学与生物学基础。应该说，孟子的性善论并非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对人具有天生向善的生物学与心理学的客观分析，是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意义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认为人虽有“仁义礼智”四端，但并不意味着人就必然成为善人，而是要靠后天环境和教育引导以及加上自身的主观努力。尽管如此，孟子“并未声称道德是人的本能，而只是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仁义礼智’四端。所谓‘端’，只是人产生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生物基础，而这个‘端’随时都有可能变化，比如孟子
［7］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因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身经历过不同环境的熏染，孟母三迁的故事想必孟子的体会一定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孟子比孔子更加注重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影响。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会有小人和“不善”呢？孟子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不良环境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论语·告子上》）他拿种麦为例，指出麦种都相同，然而由于土质肥沃程度等的不同却造成了收获上的差异，所谓“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论语·告子上》）据此，他提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上》）的重视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主张。从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看，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除了人性善是其内在重要依据外，教育和环境作为影响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如何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的社会环境塑造道德的公民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五、由“君子求诸己”到“尚志养气”“反求诸己”、：
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
作为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和最高的教育目的的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并认为它是任何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关于道德教育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思想是十分丰富、深刻而全面的，他从个体内在的道德追求的学习心理到外在的道德行为表现向弟子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自我教育，成仁之德。在道德教育方面，学生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内在心理追求，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靠道德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否则就会落空。孔子告诫弟子：“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道不远人”，只要自己有这方面的决心和追求，就会有成仁之德。
第二，善学知仁，择善从之。孔子十分强调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自己一生“学而
此，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地去解读孟子的人性善观点，而是要辩证地全面地研判。
四、由“有教无类”到“居移气”“养移体”、：
坚信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和孟子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十分强调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孔子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语，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深受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孔子以一个教育家的教育爱和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救世之心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主张，对学生求学是来者不拒，哪怕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给点干腊肉当学费他也欢迎，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对弟子的教育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四教，“文”是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文化和智力基础，后三者全部为道德教育内容；他对弟子的德育要求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认为，唯有通过教育和学习才能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品德缺陷：“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他鼓励学生要进德修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还认为，环境特别是人际交往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他告诫学生要与有德之人交朋友，而千万不要与品德不好的人交友，因为那是十分有害的。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意思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为人正直、诚实、博闻见广的三种人交朋友，是有益处的。而同逢场作戏、两面三刀、巧舌如簧的三种人交朋友，是十分有害的。
孟子与孔子一样，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影响。孟子对涵养人的品德心性的教育十分赞赏，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
不厌”（《论语·述而》），他的名言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深有体会地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要形成一个人的美德，没有文化与道德知识作基础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多识。”（《论语·述而》）应该说，孔子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人的任何行为无不以道德认知作前提和基础。我国曾经提倡的“五爱”国民公德中就有“爱科学”，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中就明确要求“有文化”，其道德意蕴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内省思仁，有过则改。孔子常告诫弟子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他自己就是内省思仁的榜样，他常自省自警：“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在孔子的教导和榜样示范下，他的许多弟子通过自我反省终成志士仁人。曾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内省修养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如果通过内省而没有发现什么过错，则可以“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如果有过失，则要在内省的基础上做到有则改之。孔子十分欣赏那些内省改过的人，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第四，克己力行，躬行君子。孔子认为，人都有逐利和欲求富贵之心，但是一定要以仁道为原则，否则就应当克服私欲，孔子这一思想是十分唯物而又辩证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他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只顾一己之私，而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由此可知，孔子并不是唱道德高调的伪君子，他并不一般地反对追名逐利和欲求富贵，他自己也曾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从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皮鞭的市场守门员，我孔子也是乐意去干的，但千万不能以利害义。为此，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做以仁义为上的君子，而不要做见利忘义的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
仁》当遇到个人私利与仁义道德发生矛盾怎么办呢？孔子明确告诉弟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难怪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克己复礼”。实事求是而言，孔子的道德教育从内容到方法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人性根源，又有超越人性和现实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做到了“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统一。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去的，因此，他格外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力行近乎仁。”（《中庸》）他一再告诫弟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叮嘱弟子一定要当“躬行君子”（《论语·述而》）。孔子特别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他告诉弟子“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甚至会“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孟子在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方面把儒家学说推向了前进。与此相连，在道德教育方面，他更加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大大地弘扬了孔子“君子求诸己”的思想。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他说：“夫志，气之帅也”，要求人们要养“浩然之气”，并提出了一套“尚志养气”（有人问孟子“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方法。
第一，尽心知性，从善如流。孟子认为，既然人的天性是向善的，因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从善如流的主观愿望，努力行善以懂得人的本性与自然法则。正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只要努力行善，就能够由知“心性”到知“天性”，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观点并不唯心，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由于人来源于自然界，因此，有许多人间法则与自然规律是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性的，这并非机械类比，而是孟子在为人的善心善行苦苦寻找道德哲学基础。
第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告诉弟子：“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这段话的大意是，我爱别人而别人并不亲近我，就该用仁德标准反问自己；把别人没有教育或管理好，就该反问自己方法是否恰当；尊敬别人而
没有得到别人的回报，就要问自己是否在尊重别人方面还有欠缺；行动而无效果，就要反问自己是否做好了。孟子的“反求诸己”法显然是对孔子“内省”法的继承与运用。
第三，寡欲养心，节制自持。孟子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善端”丢失甚至有的人几近于禽兽，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受到了太多的欲望的干扰和支配，因此要能够尽心知性以保存善端，还必须尽力保持克制，减少自己的私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也；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把减少欲望看成是个人品德修养的最好办法，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寡欲，即便善性有所失也很少；相反，如果一个人多欲，即便善性有所保存也不多。孟子寡欲养心的思想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发扬光大。的确，如果一个人能保持节制和自持，他离道德君子的标准和要求也就相距不远了。
第四，动心忍性，磨炼意志。孔子并没有直接论述过要成为志士仁人一定要经历千辛万险的考验，但他在表扬弟子颜回身处逆境而人穷志不穷且苦中求乐所说的话里隐含有此意，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深化和拓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把它上升到一种道德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要到达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就必须经历各种艰难险阻。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此段话中的关键词“动心忍性”，意指一个人在外界无论怎样巨变、怎样艰难困苦以致可能动摇其心的情况下，均要有顽强的意志站稳立场而坚忍其性。
从德育学的角度分析，在“知、情、意、行”结构中，“动心忍性”属于道德意志的磨炼与形成阶段，而道德意志在由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讲了大量的例子：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修得《兵法》；韩非囚秦，著成《说难》和《孤愤》，这些事例都是对“动心忍性”意志磨炼法的极好佐证。
孔子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非常善于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力、品德和知识等诸方面）和不同的个性特点等而因材施教，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当属以下两句话。孔子说：“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中庸》）孔子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学生具有不同的遗传素质，因此，必须要因人而异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孔子又讲：“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教育的要求也要因人而异，对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学生，可以对他们提出较高的要求和讲授高深学问；对于中等水平以下的学生，则不能提出高要求和讲难度较大的内容。孔子因材施教的观点实则反映了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教育必须要遵循儿童的个体差异，否则就会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教育。
孔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更是将这一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一是他能根据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针对学生的不同表现作出有侧重性的回答。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仁”的有关回答，比如：颜渊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等等。二是善于根据学生所处的不同家庭环境与客观条件，而对同一问题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但其根本宗旨是以礼仁为本。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论语·先进》中记载的一段孔子与弟子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对话。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意思是，听到了就要付诸行动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随便听到就要行动起来呢？可是当回答冉有提出的“闻斯行诸”时，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闻斯行之”。这令在场的公西华很是不解，问老师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却回答完全相反？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有做事畏缩，因此我鼓励他；子路勇气可嘉但做事有些鲁莽，所以我教育他要做事慎重。
正因为孔子的因材施教，弟子都在自己条件六、由“必因其材而笃焉”到“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提出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
不同的基础上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愚鲁的高柴和曾子（《论语·先进》记有孔子对二位的评价：“柴也愚，参也鲁。”），前者以一个“不盈五尺”的身躯而成为卫国的士师，后者则成为思孟学派的先驱而被后世尊为“宗圣”。就连年少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班上年纪最大的仅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在孔子的调教下“渐渍磨砺，阖导牖进，猛气消损，骄气屈折，卒事能政，序在四科”。（王充《论衡·率性篇》）朱熹为此赞扬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
［8］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正所谓“弟子
意思是，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比如）我不肯对他进行教诲（让他羞愧自惭而发愤），这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方式。的确如此，学生有时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越是苦口婆心，他反而越是听不进去。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就要运用高超的教育智慧，采用“激将法”而行“不言之教”，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去引起学生的反思和激发学生自强。孟子的这种“予不屑之教诲”方法已超越有形有声的教法而化为了一种高超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育艺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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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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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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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熹.孟子集注［M］（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2.
三千，贤才七十有二”，孔子不愧为万世师表。
孟子根据孔子言论及其自身的教育实践，归纳概括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塾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这是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超越与发展。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虽然《孟子》一书并没有多少直接论述因材施教的言论，但孟子着实不仅把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和概括化的提炼与总结，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教学思想。他说：“教亦多术也，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OnMencius'SuccessionandPromotiontoConfucius'MoralEducationThoughts
FengWenquan&FengBiying
Abstract：AsthefounderofConfucianism，Confuciusstartedtheancientmoraleducationwithhis
Keywords：Confucius，Mencius，moralthoughts
Authors：FengWenquan，DeanandprofessorofschoolofEducation，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FengBiying，
lecturerof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637009）
［责任编辑：许建争］
2013年第1期
No.1，2013
EDUCATIONALRESEARCH
General，No.
396
（总第396期）
论孟子对孔子德育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冯文全冯碧瑛
［摘
要］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礼”“仁”、之教开创了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先河，孟子
不仅传承了孔子的德育思想，而且还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孟子由“仁”及“义”，丰富并拓展了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由“当仁不让于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由“性相近”到“性本善”，明确承认并肯定人性的光辉；由“有教无类”到“居移气，养移体”，坚信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君子求诸己”到“尚志养气”、“反求诸己”，充分肯定了人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由“必因其材而笃焉”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孔子；孟子；德育思想
［作者简介］冯文全，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冯碧瑛，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南充637009）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礼”、“仁”之教开创了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先河。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不仅在道德教育方面传承了孔子的德育思想，而且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了仁德教育何以可能的人性基础，并且在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肯定人性的光辉、坚信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以及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有所创新发展。一、由“仁”及“义”：丰富拓展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虽然孔子也非常注重“礼”教，但“礼”的形成要以“仁”为基础和前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其中，“仁”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德教育。“‘仁’从字面上理解，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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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城乡教师合理流动与利益补偿机
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80023）和西华师范大学“德育原理科研创新团队”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思想可见于孔子对樊迟的问答：樊迟问仁，子曰：
［1］‘爱人’”。《说文解字》对“仁”是这样解释的：
“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是要以仁爱之心去调节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语》里，孔子提到“仁”的地方多达近百处，大多是有针对性地回答弟子的，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第一，“仁”的根本含义和总体上的要求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即“爱人”的道德规范，而“爱人”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最低要求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二，“仁”的道德内容涵盖了五个主要方面，即“恭、宽、信、敏、惠”。当子张问“仁”于孔子时，孔子答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并在子张的追问下孔子解释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
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其意是说，能够在天下践行五种品德便是仁了，它们是恭、宽、信、敏、惠。对人恭敬自然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会得到别人的拥戴，诚实守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做事雷厉风行会提高行动的效率，乐于助人会得到别人对你的支持与帮助。第三，“仁”德的形成贵在修身，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颜渊曾问老师修“仁”要做到哪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呢？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要达到仁德的道德要求，在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都要与礼规保持一致。换言之，仁德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
客观地讲，在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轨的历史时期，孔子在看到当时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情况下而提出的用“仁”的道德主张去调节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的想法不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蕴含的“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的仁爱思想和人民性思想则代表了人类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未来，因而它同时又闪耀着对人类普世伦理价值追求的理性之光，其道义性和正当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孟子十分崇拜孔子，并非常肯定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坦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并把仁与人心相等同：“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朱熹解释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孟子集注·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仁是人对于自己同类相爱的一种高尚而自然的情感，自然也就值得肯定，所以，他告诫人们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不仅如此，孟子还把“仁”创造性地上升到“义”的道义高度。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为之奋斗的道德境界和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它甚至是高于生命的道德信念。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不求苟全生命而损仁，而宁肯牺牲生命成全仁德。其弟子曾子把老师的教导牢记于心，并穷其一生以求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
伯》）意思是说，读书人不能不心胸宽广大度，意志刚毅，因为他重任在身而奋斗之路却漫长，应当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负担不也是很沉重的吗？生命不息则奋斗不止，践行仁德之路难道不是十分漫长遥远的吗？
孟子更是把仁提高到社会道义的高度，要求人们要做到“以义为上”。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何谓“义”呢？墨子讲得很好：“义，利也。”（《墨子·经上八》）义是指个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其责任与义务的落脚点实际上是要考虑到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义，只不过是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人出于生物本能自然有“为我”的一面，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考虑个人利益，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不得以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是孟子把“生”和“义”比喻为“鱼”和“熊掌”的真正含义。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孟子提出了要有铁肩担道义的“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舍生取义的道德价值观主张，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君子之风。所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孟强调的仁义之德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之魂。
二、由“当仁不让于师”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无论是道德知识的内化还是道德是非观念的形成，都必须经过学生自身头脑的过滤与思考，因而，孔子首先强调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是教学主客体关系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正确体现。其中，“学”只是道德教育的低级阶段，为了使学生成为真正有道德推理能力和有自己独到见解的道德行为主体而不是道德教育的“奴隶”，则必须有学生自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建构。如何
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学与思的有机结合。在片面或过多强调学生“听话”和“服从”的德育的今天，倍感孔子德育思想的深刻与可贵。孔子讲：“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一言以蔽之，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其中所言的“疑思问”更是直接强调了学生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其次，学生对老师不能无原则地听从，不能不问是非地顶礼膜拜，在是非善恶面前，要唯“真”唯“善”是从。孔子鼓励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其弟子经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意见，他均是洗耳恭听，有过则改。比如，有一次鲁国的一位名叫公山弗扰的人发动叛乱，占据了费邑之地，欲邀请孔子去参加他的庆功活动，孔子觉得不好推脱打算前去，弟子子路却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阻止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老师你没有地方走动就算了吧，何必要到乱贼公山氏那里去呢？孔子回答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解释道：那叫我去的人，难道会让我白去吗（一定是要用我才叫我去）？如果询问倾听我的意见，那我就要让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复兴东方。既然是叛乱之徒，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孔子的忠告呢？所以，孔子思考再三，还是觉得子路的话是对的，因此，没有应邀前往。
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力主要敢于质疑和批判。《孟子》一书名言警句无数，其中之一便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本来，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经典是十分信奉的，可是对于孔子编纂的“六经”之一《书》经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孟子认为有些不太切合实际，值得怀疑而不能全信。对儒家经典尚且如此，更勿论其他著作了。孟子认为，即便是《诗经》上的诗句，也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研判作者的原意，不能拘泥于字句而望文生义或人云亦云，正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也。”（《孟子·万章上》）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儒家文化，从来是不乏批判精神和
独立之志的，那种认为儒家学说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等级制观念，反对“僭越”和强调服从、“君违
［2］礼不能指责”等观点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和儒
家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有例为证，一次孟子与齐宣王对话，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回答齐宣王“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的话是极具批判性的：破坏仁的人称“贼”，破坏义的人叫“残”，毁仁害义的残贼叫做独夫民贼。我只听说是把独夫民贼纣处死了，这哪里算得上是君主被臣下杀害了呢。
受孔孟思想的影响，阐述儒家伦理的《孝经》也是包含着进步的非常具有批判性思想的伦理著
［3］作和德育经典。《孝经》讲的“孝”并非只是一种
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家庭伦理，而是从君主到平民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和道德规范要求：天子的“孝”是“德教加于百姓”；诸侯之“孝”是“保其社稷而和其民”；卿大夫之“孝”是“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庶民则须“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特别强调不讲是非善恶的愚忠愚孝非孝也，而是应当唯义是举，“当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我国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日渐式微、传统与现代近乎断裂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孔孟般的反思和孟子式的传承与弘扬么？
三、由“性相近”到“性本善”：
明确承认并肯定人性的光辉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激烈和深刻，诸子百家的言论与观点至今仍闪烁着人性和道德哲学的光芒。在诸子百家中，有所谓的性恶说、性无善无恶说、性善恶混合论说、性三品说等。在诸多关于人性的思考中，孔孟的性善说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孔子和孟子的人性观点奠定了人何以能为善的教育学之生物前提，辩证地阐释了人的仁义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心理基础。
《论语》里并没有孔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直接论述的话语，最接近人性思考话题的当属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其意是
说人的本性或天性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受到不同环境或习气的沾染便使得人与人的差异相距甚远了。的确，孔子没有直接谈论过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是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孔子是持人性善的观点的。如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就分
［4］析说：“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另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上述引论可知，告子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孟子不仅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更看到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伦理道德追求。张岱年先生对此也持同样的评价：“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以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之人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
［6］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我们应当明确，
有学者认为，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因此孔子
［5］“实质上是持人性善”的观点的。的确，我们是
可以从孔子关于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诸多论述中，看出孔子事实上还是持人性善的观点和态度的。因为，“人性善”是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性前提。
孟子在充分吸收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人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找到了教育为什么能使人向善的生物学基础，这样就把“仁义”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性善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出来了，在理论上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引向了深入。《三字经》对此也有明确的肯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要正确理解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人性的含义。人性概而言之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物学层面，即人的自然性；二是社会学层面，即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三是伦理学层面，即人的道德性。生物学层面的含义没有道德评价的意义；社会学层面的含义政治属性较强，具有某些道德评价的意义；伦理学层面的含义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道德评价的意义。先秦诸子关于人性的争论，有时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典型例子当属孟子与告子等人的对话——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母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讲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与动物相类的性，而是有异于动物的人之为人的社会及道德属性。
其次，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观点包含了“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内容。为了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举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孩提之童”和“恻隐之心”两个例子。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并断定孩提之童的这种亲情反应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以此来说明人性的天生向善。另一个是用“人见孺子落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来论证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天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四种美德，他把其称作“四端”。孟子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形成人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心理学与生物学基础。应该说，孟子的性善论并非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对人具有天生向善的生物学与心理学的客观分析，是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意义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认为人虽有“仁义礼智”四端，但并不意味着人就必然成为善人，而是要靠后天环境和教育引导以及加上自身的主观努力。尽管如此，孟子“并未声称道德是人的本能，而只是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仁义礼智’四端。所谓‘端’，只是人产生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生物基础，而这个‘端’随时都有可能变化，比如孟子
［7］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因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身经历过不同环境的熏染，孟母三迁的故事想必孟子的体会一定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孟子比孔子更加注重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影响。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会有小人和“不善”呢？孟子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不良环境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论语·告子上》）他拿种麦为例，指出麦种都相同，然而由于土质肥沃程度等的不同却造成了收获上的差异，所谓“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论语·告子上》）据此，他提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上》）的重视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主张。从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看，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除了人性善是其内在重要依据外，教育和环境作为影响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如何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的社会环境塑造道德的公民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五、由“君子求诸己”到“尚志养气”“反求诸己”、：
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
作为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和最高的教育目的的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并认为它是任何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关于道德教育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思想是十分丰富、深刻而全面的，他从个体内在的道德追求的学习心理到外在的道德行为表现向弟子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自我教育，成仁之德。在道德教育方面，学生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内在心理追求，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靠道德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否则就会落空。孔子告诫弟子：“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道不远人”，只要自己有这方面的决心和追求，就会有成仁之德。
第二，善学知仁，择善从之。孔子十分强调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自己一生“学而
此，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地去解读孟子的人性善观点，而是要辩证地全面地研判。
四、由“有教无类”到“居移气”“养移体”、：
坚信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和孟子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十分强调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孔子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语，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深受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孔子以一个教育家的教育爱和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救世之心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主张，对学生求学是来者不拒，哪怕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给点干腊肉当学费他也欢迎，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对弟子的教育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四教，“文”是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文化和智力基础，后三者全部为道德教育内容；他对弟子的德育要求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认为，唯有通过教育和学习才能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品德缺陷：“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他鼓励学生要进德修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还认为，环境特别是人际交往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他告诫学生要与有德之人交朋友，而千万不要与品德不好的人交友，因为那是十分有害的。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意思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为人正直、诚实、博闻见广的三种人交朋友，是有益处的。而同逢场作戏、两面三刀、巧舌如簧的三种人交朋友，是十分有害的。
孟子与孔子一样，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影响。孟子对涵养人的品德心性的教育十分赞赏，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
不厌”（《论语·述而》），他的名言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深有体会地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要形成一个人的美德，没有文化与道德知识作基础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多识。”（《论语·述而》）应该说，孔子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人的任何行为无不以道德认知作前提和基础。我国曾经提倡的“五爱”国民公德中就有“爱科学”，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中就明确要求“有文化”，其道德意蕴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内省思仁，有过则改。孔子常告诫弟子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他自己就是内省思仁的榜样，他常自省自警：“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在孔子的教导和榜样示范下，他的许多弟子通过自我反省终成志士仁人。曾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内省修养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如果通过内省而没有发现什么过错，则可以“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如果有过失，则要在内省的基础上做到有则改之。孔子十分欣赏那些内省改过的人，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第四，克己力行，躬行君子。孔子认为，人都有逐利和欲求富贵之心，但是一定要以仁道为原则，否则就应当克服私欲，孔子这一思想是十分唯物而又辩证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他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只顾一己之私，而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由此可知，孔子并不是唱道德高调的伪君子，他并不一般地反对追名逐利和欲求富贵，他自己也曾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从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皮鞭的市场守门员，我孔子也是乐意去干的，但千万不能以利害义。为此，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做以仁义为上的君子，而不要做见利忘义的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
仁》当遇到个人私利与仁义道德发生矛盾怎么办呢？孔子明确告诉弟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难怪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克己复礼”。实事求是而言，孔子的道德教育从内容到方法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人性根源，又有超越人性和现实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做到了“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统一。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去的，因此，他格外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力行近乎仁。”（《中庸》）他一再告诫弟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叮嘱弟子一定要当“躬行君子”（《论语·述而》）。孔子特别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他告诉弟子“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甚至会“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孟子在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方面把儒家学说推向了前进。与此相连，在道德教育方面，他更加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大大地弘扬了孔子“君子求诸己”的思想。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他说：“夫志，气之帅也”，要求人们要养“浩然之气”，并提出了一套“尚志养气”（有人问孟子“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方法。
第一，尽心知性，从善如流。孟子认为，既然人的天性是向善的，因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从善如流的主观愿望，努力行善以懂得人的本性与自然法则。正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只要努力行善，就能够由知“心性”到知“天性”，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观点并不唯心，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由于人来源于自然界，因此，有许多人间法则与自然规律是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性的，这并非机械类比，而是孟子在为人的善心善行苦苦寻找道德哲学基础。
第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告诉弟子：“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这段话的大意是，我爱别人而别人并不亲近我，就该用仁德标准反问自己；把别人没有教育或管理好，就该反问自己方法是否恰当；尊敬别人而
没有得到别人的回报，就要问自己是否在尊重别人方面还有欠缺；行动而无效果，就要反问自己是否做好了。孟子的“反求诸己”法显然是对孔子“内省”法的继承与运用。
第三，寡欲养心，节制自持。孟子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善端”丢失甚至有的人几近于禽兽，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受到了太多的欲望的干扰和支配，因此要能够尽心知性以保存善端，还必须尽力保持克制，减少自己的私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也；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把减少欲望看成是个人品德修养的最好办法，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寡欲，即便善性有所失也很少；相反，如果一个人多欲，即便善性有所保存也不多。孟子寡欲养心的思想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发扬光大。的确，如果一个人能保持节制和自持，他离道德君子的标准和要求也就相距不远了。
第四，动心忍性，磨炼意志。孔子并没有直接论述过要成为志士仁人一定要经历千辛万险的考验，但他在表扬弟子颜回身处逆境而人穷志不穷且苦中求乐所说的话里隐含有此意，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深化和拓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把它上升到一种道德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要到达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就必须经历各种艰难险阻。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此段话中的关键词“动心忍性”，意指一个人在外界无论怎样巨变、怎样艰难困苦以致可能动摇其心的情况下，均要有顽强的意志站稳立场而坚忍其性。
从德育学的角度分析，在“知、情、意、行”结构中，“动心忍性”属于道德意志的磨炼与形成阶段，而道德意志在由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讲了大量的例子：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修得《兵法》；韩非囚秦，著成《说难》和《孤愤》，这些事例都是对“动心忍性”意志磨炼法的极好佐证。
孔子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非常善于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力、品德和知识等诸方面）和不同的个性特点等而因材施教，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当属以下两句话。孔子说：“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中庸》）孔子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学生具有不同的遗传素质，因此，必须要因人而异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孔子又讲：“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教育的要求也要因人而异，对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学生，可以对他们提出较高的要求和讲授高深学问；对于中等水平以下的学生，则不能提出高要求和讲难度较大的内容。孔子因材施教的观点实则反映了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教育必须要遵循儿童的个体差异，否则就会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教育。
孔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更是将这一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一是他能根据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针对学生的不同表现作出有侧重性的回答。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仁”的有关回答，比如：颜渊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等等。二是善于根据学生所处的不同家庭环境与客观条件，而对同一问题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但其根本宗旨是以礼仁为本。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论语·先进》中记载的一段孔子与弟子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对话。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意思是，听到了就要付诸行动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随便听到就要行动起来呢？可是当回答冉有提出的“闻斯行诸”时，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闻斯行之”。这令在场的公西华很是不解，问老师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却回答完全相反？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有做事畏缩，因此我鼓励他；子路勇气可嘉但做事有些鲁莽，所以我教育他要做事慎重。
正因为孔子的因材施教，弟子都在自己条件六、由“必因其材而笃焉”到“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提出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
不同的基础上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愚鲁的高柴和曾子（《论语·先进》记有孔子对二位的评价：“柴也愚，参也鲁。”），前者以一个“不盈五尺”的身躯而成为卫国的士师，后者则成为思孟学派的先驱而被后世尊为“宗圣”。就连年少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班上年纪最大的仅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在孔子的调教下“渐渍磨砺，阖导牖进，猛气消损，骄气屈折，卒事能政，序在四科”。（王充《论衡·率性篇》）朱熹为此赞扬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
［8］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正所谓“弟子
意思是，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比如）我不肯对他进行教诲（让他羞愧自惭而发愤），这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方式。的确如此，学生有时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越是苦口婆心，他反而越是听不进去。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就要运用高超的教育智慧，采用“激将法”而行“不言之教”，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去引起学生的反思和激发学生自强。孟子的这种“予不屑之教诲”方法已超越有形有声的教法而化为了一种高超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育艺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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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贤才七十有二”，孔子不愧为万世师表。
孟子根据孔子言论及其自身的教育实践，归纳概括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塾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这是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超越与发展。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虽然《孟子》一书并没有多少直接论述因材施教的言论，但孟子着实不仅把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和概括化的提炼与总结，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教学思想。他说：“教亦多术也，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OnMencius'SuccessionandPromotiontoConfucius'MoralEducationThoughts
FengWenquan&FengBiying
Abstract：AsthefounderofConfucianism，Confuciusstartedtheancientmoraleducationwithhis
Keywords：Confucius，Mencius，moralthoughts
Authors：FengWenquan，DeanandprofessorofschoolofEducation，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FengBiying，
lecturerofSchoolofForeignLanguages，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637009）
［责任编辑：许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