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秋雨喜死人
旷新年
当90年代金钱狂潮刚刚到来的时候，上海传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声音。正在这个当口，正如壮壮所说的－－“请上帝和书商留一点空间：上海人余秋雨义不容辞地站了进来！”正如余秋雨先生自己所说的：“只要有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哗的一声奔泻而出。”就像打开了自来水的开关一样，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白花花流遍了中华大地。当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余秋雨应运而生地崛起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让中国的转型具有更多的文化气息”。
余秋雨先生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名牌，即使我们仅仅从余秋雨先生自己的叙述里就可以明白余秋雨先生的崇高价值：他的“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余秋雨之流行可以以台湾岛上《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一书为证，甚至于“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不管是捧是骂，总而言之，余秋雨先生是90年代的弄潮儿，他为我们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时尚。
许多人像苍蝇一样追着余秋雨先生，对他的“硬伤”纠缠不休，有的甚至揪住“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不放。只有“有眼光的出版人”安波舜先生才发现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伟大意义：“假如我们这个民族人人手捧一本莱蒙托夫诗集，个个都读《文明的碎片》，那么会发生四个年轻的杀人犯面对一船人求生的呼号而毫不心软的‘千岛湖事件’吗？会发生因蒙昧、野蛮‘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恶性案件和劣顽民风吗？也许某些‘硬伤’在某些学者看来不能原囿宽恕，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一部有益作品如果能传播到、或者最大程度地播散到荒芜蒙昧的角落，他就应该像布道的牧师一样得到尊重。哪怕是一部书只赎回了一个罪恶的灵魂，打消了几个人不洁的念头，那也是功德无量！”只有安先生才真正发掘出来了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光辉，使我们这些蒙昧、野蛮的心灵为余秋雨先生的救世主形象“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唱叹”。如果说余秋雨先生使我们在千禧之年想起基督重临，那么安波舜先生的伟大使命也就相当于那个施洗的圣约翰。“作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权、文化知情权”。除了那些自甘无知的愚民，这说得是多么的好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读余秋雨，那么我们的民族将会是怎样呢？
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有道义、有良心的人。余秋雨先生说，山西的商人赚的钱甚至超过了国库，“可是在那个时期，翻遍所有书籍，竟然没有文化人为他们说话。”接着，余秋雨先生提高了声调－－“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到哪里去了？”“文人们每天在都在宣称自己是以天下为己任，如今天下已经给予了让百姓黎民过上好日子的信息，可是我们文人却不闻不问，还在那里钻在先秦诸子之中，既安静又安全地做着自己的学问，这在我看来，有缺少道义的一面。”文人们的沉默衬托出来了余秋雨先生的良心的价值。余秋雨先生是有良心有道义的，市场也是最公平、最公道的，出卖多少，也就会得到多少，所以余秋雨先生也在市场上卖出了最好的价钱。
何满子先生《盗版与批评》中所引的《黠妓斥盗》的故事，实在是精彩。我以为《秋风秋雨愁杀人》一书别的无谓的所谓“批评”堆在一起，也顶不上这二百来字的描写，甚至许多无聊的打秋风的“批评” 反而会把这一段文字的精彩给湮没，因此，我不得不再次把它从书里发掘出来：
昔有一娼，姿质平常。性擅魅惑，艳帜高张。雅善辞令，风流名扬。颠倒众生，蝶浪蜂狂。收敛夜度，缠头盈筐。子弟沉迷，父兄怨怅。邻舍侧目，视为祸殃。群起咒责，惊动街坊。此娼积怨，强自包荒。爱侬恋侬，是彼儿郎。尔辈詈骂，于侬何伤。乃甚矜持，得意扬扬。忽有一日，遭逢强梁，细软被劫，痛彻肝肠。怒火填膺，怨忿盈腔。兼怀夙嫌，骂槐指桑。痛诟盗贼，又诬善良。谓鄙己者，与盗同行。里应外合，谋害娇娘。意在为己，构一屏障。义形于色，冠冕堂皇。从此天下，孰敢平章。如此黠妓，举世无双。
何满子先生在这里是把余秋雨先生看作是“黠妓”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类比看起来是远不合适的。娼妓是自知下贱的，然而余秋雨先生却是扮演着高贵的角色，他站在“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我追求一种健全、完整的人格，即使自己成为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文明的播种者。文明的播种者首先自己是文明者。文化人自己要力求高贵。贵，不是贵族，不是金钱，是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由于你的存在，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余秋雨先生不仅创造了“文化散文”，而且余秋雨先生本身就是90年代的文化精品、文化模特。余秋雨先生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忘恩负义地把他比作娼妓呢？而从维熙先生的《“炸炒”新析》更是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强求别人。从维熙先生说：“如果一个作家、学者一时难耐‘文章乃寂寞之道’，一时之间充当一下传媒中‘牛市股票’，以解脱一时的寂寞，似也可以自成方圆；但最为可卑的是，在历史黑潮中，曾经充当过乘风而起的‘风筝人物’，不去对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年的劣迹污垢，摇身一变，再次在‘炸炒’中招摇过市，故伎重演。”这完全是强人所难。如果按从维熙先生这样来要求，就等于要扼杀了余秋雨先生的天才。更上升一步说，如果真是这样，甚至90年代的文化喜剧就会从舞台上消失。
秋风秋雨喜死人
旷新年
当90年代金钱狂潮刚刚到来的时候，上海传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声音。正在这个当口，正如壮壮所说的－－“请上帝和书商留一点空间：上海人余秋雨义不容辞地站了进来！”正如余秋雨先生自己所说的：“只要有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哗的一声奔泻而出。”就像打开了自来水的开关一样，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白花花流遍了中华大地。当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余秋雨应运而生地崛起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让中国的转型具有更多的文化气息”。
余秋雨先生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名牌，即使我们仅仅从余秋雨先生自己的叙述里就可以明白余秋雨先生的崇高价值：他的“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余秋雨之流行可以以台湾岛上《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一书为证，甚至于“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不管是捧是骂，总而言之，余秋雨先生是90年代的弄潮儿，他为我们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时尚。
许多人像苍蝇一样追着余秋雨先生，对他的“硬伤”纠缠不休，有的甚至揪住“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不放。只有“有眼光的出版人”安波舜先生才发现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伟大意义：“假如我们这个民族人人手捧一本莱蒙托夫诗集，个个都读《文明的碎片》，那么会发生四个年轻的杀人犯面对一船人求生的呼号而毫不心软的‘千岛湖事件’吗？会发生因蒙昧、野蛮‘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恶性案件和劣顽民风吗？也许某些‘硬伤’在某些学者看来不能原囿宽恕，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一部有益作品如果能传播到、或者最大程度地播散到荒芜蒙昧的角落，他就应该像布道的牧师一样得到尊重。哪怕是一部书只赎回了一个罪恶的灵魂，打消了几个人不洁的念头，那也是功德无量！”只有安先生才真正发掘出来了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光辉，使我们这些蒙昧、野蛮的心灵为余秋雨先生的救世主形象“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唱叹”。如果说余秋雨先生使我们在千禧之年想起基督重临，那么安波舜先生的伟大使命也就相当于那个施洗的圣约翰。“作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权、文化知情权”。除了那些自甘无知的愚民，这说得是多么的好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读余秋雨，那么我们的民族将会是怎样呢？
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有道义、有良心的人。余秋雨先生说，山西的商人赚的钱甚至超过了国库，“可是在那个时期，翻遍所有书籍，竟然没有文化人为他们说话。”接着，余秋雨先生提高了声调－－“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到哪里去了？”“文人们每天在都在宣称自己是以天下为己任，如今天下已经给予了让百姓黎民过上好日子的信息，可是我们文人却不闻不问，还在那里钻在先秦诸子之中，既安静又安全地做着自己的学问，这在我看来，有缺少道义的一面。”文人们的沉默衬托出来了余秋雨先生的良心的价值。余秋雨先生是有良心有道义的，市场也是最公平、最公道的，出卖多少，也就会得到多少，所以余秋雨先生也在市场上卖出了最好的价钱。
何满子先生《盗版与批评》中所引的《黠妓斥盗》的故事，实在是精彩。我以为《秋风秋雨愁杀人》一书别的无谓的所谓“批评”堆在一起，也顶不上这二百来字的描写，甚至许多无聊的打秋风的“批评” 反而会把这一段文字的精彩给湮没，因此，我不得不再次把它从书里发掘出来：
昔有一娼，姿质平常。性擅魅惑，艳帜高张。雅善辞令，风流名扬。颠倒众生，蝶浪蜂狂。收敛夜度，缠头盈筐。子弟沉迷，父兄怨怅。邻舍侧目，视为祸殃。群起咒责，惊动街坊。此娼积怨，强自包荒。爱侬恋侬，是彼儿郎。尔辈詈骂，于侬何伤。乃甚矜持，得意扬扬。忽有一日，遭逢强梁，细软被劫，痛彻肝肠。怒火填膺，怨忿盈腔。兼怀夙嫌，骂槐指桑。痛诟盗贼，又诬善良。谓鄙己者，与盗同行。里应外合，谋害娇娘。意在为己，构一屏障。义形于色，冠冕堂皇。从此天下，孰敢平章。如此黠妓，举世无双。
何满子先生在这里是把余秋雨先生看作是“黠妓”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类比看起来是远不合适的。娼妓是自知下贱的，然而余秋雨先生却是扮演着高贵的角色，他站在“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我追求一种健全、完整的人格，即使自己成为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文明的播种者。文明的播种者首先自己是文明者。文化人自己要力求高贵。贵，不是贵族，不是金钱，是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由于你的存在，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余秋雨先生不仅创造了“文化散文”，而且余秋雨先生本身就是90年代的文化精品、文化模特。余秋雨先生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忘恩负义地把他比作娼妓呢？而从维熙先生的《“炸炒”新析》更是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强求别人。从维熙先生说：“如果一个作家、学者一时难耐‘文章乃寂寞之道’，一时之间充当一下传媒中‘牛市股票’，以解脱一时的寂寞，似也可以自成方圆；但最为可卑的是，在历史黑潮中，曾经充当过乘风而起的‘风筝人物’，不去对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年的劣迹污垢，摇身一变，再次在‘炸炒’中招摇过市，故伎重演。”这完全是强人所难。如果按从维熙先生这样来要求，就等于要扼杀了余秋雨先生的天才。更上升一步说，如果真是这样，甚至90年代的文化喜剧就会从舞台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