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文本的批判性话语研究
①——从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理论探究文本之“再现”
李敬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上海 200072）
[摘 要] 英国批判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的语言观是将语言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费尔克拉夫以“话语”称之。它致力于探究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以及话语机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作用，从而促使话语与权利、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关系明朗化。本文应用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语言学运作机制层面的相关研究，结合中文的语法特点及语言习惯，以《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版中涉及伊朗、朝鲜的两则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性质研究的方法，从大众媒介话语实践与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来思考新闻文本的“再现”。
[关键词] 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研究；构建；文本；意识形态
一、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研究理论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S.Harris ）在他1952年发表于美国《语言》杂志第28卷的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②从此，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被广泛研究。
根据话语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话语分析大致分为两个流派：英美学派与法德学派。英美学派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更多地是建立在把话语看成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看作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语言使用形式，因此其研究主要针对语言的应用，其对象包括各种书面文体、口语数据等，其分析途径则包括文本结构分析与情境分析，所涉及的学科有语义学（semantics ）、语法学（syntax ）、语音学、语用学（pragmatics ）、符号学（semiology ）、认知心理学、微观社会学等。③法德学派话语分析则是建立在把话语看作是一种交际或一种意义交流活动，其关注、分析话语后面的意识形态、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话语的功能和效果、话语生成过程及当代社会和历史中各种话语之间的斗争等，而完全回避话语的句法等语言特征。④ ①[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李敬，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
② 李悦娥、范宏雅编著（2002）. 话语分析.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1页.
③ Van Dijik,Teun A. （1988）.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Hove and London:Hillsdale,p.17.
④ 倪炎元（1999）. 主流与非主流——报纸对1990年国民党党内政治报道与评论的论述分析. 新闻学研究，第58期（1999年1月）.
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 ）的话语研究则融合了两个学派的特点：他反对描述性话语研究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斗争的批判性研究；他也批评后者缺乏对语言文本的关注，这种忽视使得话语研究中对以文本为方向的分析价值受到了限制。费尔克拉夫的研究与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20世纪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研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受到了重视，而以语言学研究
①为中心的文本分析更是在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所青睐的方法之一。”如费尔克拉夫所言，“传
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缺乏对语言的兴趣，并倾向于把语言看作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立场和态度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更多不同种类的理论和实践正在各种学科内部得到了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语言转向”，它导致了对语言的赞美，即把语言更多地看作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作为中心的角色。”②在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一书的引言中，费尔克拉夫将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阐释为“一种致力于语言、权利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批判性话语研究整合了a ）文本分析，b ）文本生产、消费与分配过程的分析，c ）对各种话语实践的社会文化分析。”费尔克拉夫认为，批判性话语研究与占支配地位的非批判性、描述性话语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研究目标的不同，批判性话语研究弥补了描述性话语研究阐释力缺乏的空白，它认为语言不只是对社会实践的反映，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批判性话语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去自然化”（denaturalized ）的分析，揭示话语实践是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塑就的，同时又对社会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③
从方法论上来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研究使用的是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和与话语及语言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相结合的方法，他是在社会变化的向度中来研究话语的。费尔克拉夫所使用的“话语”概念指涉一切有主题、目标的陈述方式，包括口语文本、文字文本以及其它形式。话语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尤为普遍，费尔克拉夫在Media Discourse一书中谈到，“对大众媒介话语的研究可以探索以下三大问题：1）社会实践（具体事实、关系类型）如何再现？2）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3）文本所涉及的关系结构如何？（报道者与受众，专家与受众，政要与受众的关系）④本文将应用费尔克拉夫在语言学运作机制层面的相关研究，如“词汇”、“语法”、“连贯性”、“文本结构”、“互文性” 等诸多语言层面的研究成果，来探索社会关系结构与话语实践的关系，并尝试对上述三大问题做出一定程度的回答。
二、样本分析
2009年6月12日，伊朗举行第十届总统选举。6月13日，相对于前总理、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现任总统内贾德以63.3%的绝对优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这一结果引发争议，改革派领导人穆萨维表示强烈抗议，称选举存在“明显违规”。随后两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引起伊朗国内骚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随即下令调查大选舞弊传闻。此次伊朗大选倍受媒体关注，从大选前的预测，到整个事件的追踪报道、专家评论等均说明该事件的重要性。究① Norman Fairclough（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中译本序.
② Norman Fairclough（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导言.
③ Norman Fairclough（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England,
“Introduction”.
④ Norman Fairclough（1995）.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p.5.
其原因，自然与内贾德政府的核态度有着莫大干系。一谈到核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朝鲜。那么对于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在核问题上）有一定可比性的国家，它们是怎样“再现”在他国新闻报道中的？“再现”与社会关系结构（国家关系）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本文的样本为有关伊朗大选和朝鲜核问题的两则新闻报道，样本选自2009年6月22日《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版。第三部分将应用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研究在语言学运作机制层面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个案分析。《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1949年正式创刊，是上海最具权威的主流媒体，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媒体之一，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海内外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其文本具备研究价值。
三、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CDA ）研究应用：个案分析
报道一（2009年6月22日）
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
伊外长指西方国家对伊选举发表“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言论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20日电（记者 车玲 梁有昶）在伊朗第10届总统选举中失利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20日致信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再次要求取消总统选举结果。
穆萨维的个人网站当天公布了信件内容。穆萨维在信中列出多个选举中存在的违规现象，并表示这只是一部分情况，事实上违规操作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1日报道称，伊朗议长拉里贾已敦促宪监会对有关总统选举的违规申诉进行彻底调查。
而伊朗新闻电视台21日还报道，伊朗外长穆塔基当天在各国驻伊朗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近日来就伊朗总统选举事务发表了“不适当的、不合逻辑的和干涉性”言论。
穆塔基特别指出，在6月12日伊朗总统选举开始前的一段时间，英国派遣了大批情报人员进入伊朗，对伊朗总统选举进行干涉。
穆塔基还说，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媒体未能客观报道伊朗选举的情况，反而“大擂战鼓”，通过煽动性的报道对伊朗总统选举出现的一些分歧进行炒作。
新华社本报特稿（张宁）21日，多家伊朗媒体刊载伊朗警察部队领导人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要求民众停止抗议，否则警方将采取“果断措施”。
伊朗媒体21日刊载伊朗警察部队司令穆加达姆致穆萨维的一封公开信。穆加达姆在信中说，持续一个多星期的民众抗议活动变得“令人疲惫、厌倦和难以忍受”。假如抗议者不停止活动，警方将采取“果断措施”。
这篇新闻的正标题 “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费尔克拉夫认为，文本分析可以被组织在四个主要标题之下：“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首先，从“词汇”和“语法”的层面入手分析该标题：从中文的语言机制来看，语法的主要单位是句子。例如，
新闻标题就是一个句子，构成句子的要素是“词组”，词组的有意义的主要单位是“词语”，诸如标题中的主语“伊朗警方”、动词“警告”，副标题中的主语“伊外长”、动词“指”。 费尔克拉夫指出，每一个句子都具有多重功能，它都是观念的意义、人际间的（身份和关系的）意义，以及文本的意义，这三重意义的结合。
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反对索绪尔关于符号“任意性”观点，该观点认为对于连接一个特殊能指和一个特殊所指来说，不存在有动机的或理性的基础。CDA 则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即符号的使用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对于特殊能指和特殊所指的连接，有着其社会理由。从句子的构造来说，人们对句子的结构和设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也就反映出社会关系、主体身份的选择。“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从语态上说，是一个主动语态句，它明确规定了“伊朗警方”和“穆萨维”之间的行为过程，这个行为过程是一个“定向（directed ）行为”，即行为者按照某个目标行事，它在文本表层表现为一个“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子结构，行为者而非行为目标被置于“主题（theme ）”的地位。“主题”是文本生产者在句子中的出发点。费尔克拉夫指出，“主题”一般上（虽然不意味着必然就是）被当作“既定”信息，即对于文本生产者和阐释者来说都是业已了解或已被确定的信息。
费尔克拉夫认为，选用哪种过程类型来表示一个现实过程，可能具有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个标题所暗示的是：国家权利对于某种不合法、并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某种行为提出了严肃告诫。费尔克拉夫引用特鲁（Trew ）的观点，即报纸的政治定位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过程类型，这些选择可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可以从报道相同事件的其它表述形式中看到这一点，例如：“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抗议总统选举存在明显违规”（某地方性都市报）、“穆萨维等前往墓地悼念因大选骚乱去世抗议者”（法媒体）。
其次，从人际间的意义来看，这个句子是陈述句式，费尔克拉夫指出，陈述句式与疑问句和指令句相对，它在类别上是权威的。它确定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这方面，是持以非不确定话语告知事件发生的人；读者这方面，是某个被告知的人，他们之间的主体位置是确定的。再者，从文本的层面看，“伊朗警方”是该句的主题，它占据了句子的首要部分，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有关伊朗警方行为的报道，是聚焦于警方的所做、所为、所言，而不是行为目标“穆萨维”的。我们不妨设想该句转换为被动语态，“穆萨维的抗议行为受到（伊朗警方的）警告”，或者加括弧的行为者被省略，那么这个行为者是未知的或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文本生产者故意使之处于模糊之中。
连贯性，考查的是词语如何被连接成句子的，句子又如何被连接成段落的，段落怎样组成语篇的，这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连接来完成的，诸如语词重复，使用近义词，或者通过代词、连词等来完成。费尔克拉夫谈到福柯的观点，福柯认为通过各样的修辞手段，陈述的语词可以被连接起来，它们的序列构成了文本描绘的特点，即描绘、演绎、定义了彼此之间是如何被联系起来的。“连贯性”也是探讨“文本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往往被当作是文本的一种属性，更恰当的说，是解释的一种属性。也就是说，一个连贯的文本是这样的：它的构成部分富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文本作为整体“具有了意义”。这种联系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不明确的，即不以正式标识（明确的关联词）来连接。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文本表层的连贯性并不能只被看作是文本的客观属性，它是文本生产者建构文本的一种方式，也是促使文本阐释者的解读与文本建构者意图相一致的基础，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妥协式解读行为的产生。因此，费尔克拉夫指出，连贯性是一致性的一个因素。它通过促成阐释者的妥协式解读，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运行”模式。
对该报道的连贯性分析主要在于研究句段之间的语序与连接词，从而做出推论。主标题“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副标题“伊外长指西方国家对伊选举发表‘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言论”，通过这两者在语序上的紧密关联，人们可以假设、或推论“西方国家对伊选举的‘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的行为”是促成“穆萨维抗议”的原因。结合“语词”的使用，我们看到在新闻正文所采用的语词：“西方国家未能客观报道„„，反而‘大擂战鼓’„„对伊选举采取了‘煽动性的报道’„„对伊朗总统选举出现的一些分歧进行炒作„„” 所使用的语词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另外，正文中还出现了大量明确标识的连贯词，如“„„报道称„„还报道„„特别指出„„还说„„与此同时„„”等，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语词都出自于伊朗高级官方人员所言，在报道中以明确的互文性或“互为话语性”（下文将谈到互文性）的形式被引用 。它所采用的“严肃”措辞显示了话语的分量、真实和权威。通过对连贯性的分析，我们可以重复得出相同的推论。对之，费尔克拉夫指出，这种句子、语段之间的搭配关系并非是能够在词典中找到的搭配，它们是由文本生产者在某个文本中建构出来的。在建立这些关系时，文本生产者还假定了一个“有能力”看到这些搭配关系的阐释者，只要阐释者被成功地置于这个位置，文本就成功地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构建了主体。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Kristeva ）依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提出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其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对于互文的使用是否在文本中被明确标识，法国话语分析学者们将明确标识的互文称作“明确的（manifest ）”互文性，未在明确标识的情况下，“结合”另一个文本的形式称作“建构性（constitutive ）”互文性。当强调话语秩序时，即话语与习俗（convention ）的复杂关系，费尔克拉夫使用了新的术语“互为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 ）”来指称后者。对于前者，“明确的”互文性，费尔克拉夫使用术语“话语描述（discourse reprensentation）”来强调文本的语言“描写”，话语描述中的其它文本的组成部分通常被明确标识后结合进另一个文本之中，它使用引号或报道词，诸如“他说”，“她谈到”。
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描述是新闻文本中普遍出现的情况，它是关于人们说过的东西中有价值部分的描述。话语描述按是否使用引号，又分为“直接的”话语描述和“间接的”话语描述，直接性话语描述在报道者“声音”与被报道者“声音”之间设置了明显的界限，“人们往往认为，直接话语使用了被报道者的准确用词”①。在间接话语中，引号被取消了，所使用的时态、动词等成为体现报道者观点的东西，诸如副标题“伊外长指西方国家对伊选举发表‘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言论”这句话中，对动词“指”的使用。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所使用的描述性动词是“指”，而不是“说”、“谈到”。除此之外，在正文中，“（伊朗外长）穆塔基特别指出„„”、“穆塔基还说„„”，其中所使用的描述性动词是“特别指出”、① Norman Fairclough（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第99页.
“还说”（从连贯性的层面，上文做出了解释，这里是从互文性的角度来探讨），在普通的动词“说”之前添加了“特别”和“还”这样的修饰性副词，从而突出了强调、指责的意味。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描述性动词的选择，始终是有意义的。它往往表明被描述话语的‘语内表现行为的（illocutionary ）’力量。这是将某种解释加诸于被描述话语之上的问题。”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被描述话语的发言人前大多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位、头衔的特定说明，这更加强了被描述话语的分量。在这篇新闻中，采用了大量直接话语描述和间接话语描述混合的方式，使得立场与客观性融为一体。
报道二（2009年6月22日，头条）
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通过后首次有朝鲜船只引起关注
美监控朝“江南”号随时准备拦截
新华社本报特稿（凌朔）21日，韩国YTN 电视台的报道称，美韩情报部门密切定位跟踪的一艘朝鲜船只可能以缅甸为目的地。
韩国YTN 电视台21日报道，一艘在美国密切监视下的朝鲜船只可能正驶往缅甸。
以韩国情报人员为消息源，YTN 电视台报道说，“江南”号本月17日驶离朝鲜某一港口，悬挂朝鲜国旗，目的地可能驶往“缅甸”。
但报道没有详述这一论断基于何种情报或由何种迹象推断所得。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一挡新闻栏目17日以美军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江南”号目的地可能是新加坡。美军已派出约翰〃迈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监控“江南”号，并且做好随时拦截“江南”号的准备。
福克斯新闻报道播出这一消息后，新加坡方面随即作出反应。
美联社21日报道，新加坡方面已经表态，如果“江南”号携带武器驶向新加坡港口，新加坡会采取“恰当”行动。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12日通过第1847号决议，对限制朝鲜进出口武器、检查进出朝鲜船只、在公海检查与朝鲜相关船只以及防止可能用于研发导弹和核武器的外部资金流入朝鲜等金融交易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相关问题上予以合作。
“江南”号由此成为第1874号决议通过以来第一艘外交界关注的朝鲜船只。
美联社21日报道，美国官员眼下拒绝透露“江南”号携带有何种物品，仅表态船只上运载有“利益物资”。报道称，朝鲜拥有5艘类似“江南”号这样的“武器贸易船只”。
该报道通篇采用陈述句式，而所陈述的则是关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并非既定事实。尽管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报道并未对事件核心部分使用不确定的情态动词。“可能”在正文中共出现了四次，在这四处中，情态动词“可能”所修饰的皆是朝鲜船只的目的地，并非船只所装载的物品，然而朝鲜“江南号”所携带的物品类型却正是它引起关注的关键所在。依据正文所提到的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可以推断出有必要对朝鲜船只进行检查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其进出口武器。换言之，朝鲜“江南号”所携带的物
品——是否携带了武器——是引起关注、防范、以及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唯一原因。但至于最核心的这点，报道中没有一处采用不确定的情态动词。情态是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媒体通常表现出对客观情态的偏爱。这与大众媒体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密切相关，费尔克拉夫指出，这种方式“表达了报道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体身份类型，这些都是外在于文本的社会秩序类型。报道者被建构成权威者一方——能够获知“事实”、并有权去告知他人„„受众则被设置为信息的接受者、等待并希望被告知的一方。”①
从语义逻辑关系看来，正文内容分为主要三部分：前半部分是韩、美对朝船只的密切监视行为；随后是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中有关对朝船只问题的概括；最后一段是美国官方对朝船只所携带物品的声明。韩礼德（M. A. K. Halliday）把句子间关系分为阐释（elaboration ）、延伸（extension ）、增强（enhancement ）三个类型，这同样可以应用到语段之间的关系上：在这里，第二部分为其之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理由，构成了阐释关系。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权威话语，建构了理由的权威，从而行为是正当、恰当、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同，第三部分也为其之前的行为提供了阐释，美官方对朝船只的声明构成了行为的理由，它与第二部分一起建构了美、朝“监控”行为的合理性。另外，第三部分的语词使用也很值得探讨：第一分句中美官员拒绝透露船只所携带的物品，只以“利益物品”这样的模糊指称来概括。“利益物品”是直接话语描述，但其语义是非常模糊、难以琢磨的，文中对引文的来源只字未提。随后的第二个分句“报道称，朝鲜拥有5艘类似“江南”号这样的“武器贸易船只”，从语句的连贯性上，对前句的“利益物品”建构了明确解释——“武器”。它促使读者合乎逻辑地阐释：朝鲜船只“江南号”被指定为“武器贸易船只”，因而其理所当然地需要受严密的关注。
报道的主标题“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通过后首次有朝鲜船只引起关注”，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句式，关注的主体并未提及。对于采用无行为者被动分句的原因，费尔克拉夫指出其一是它可以省略行为者，即行为者是自明的，不相关的，或未知的；其二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模糊行为者。从新闻首句和正文内容来看，引起关注的行为者看似一目了然：韩国和美国。这种自明性可以看作是标题所采用的无行为者被动语态句式的原因。但是，我们还知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成员国。那么，被动句式的标题中，被省略的行为者是否也包括中国呢？
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研究方法，可以分析文本所建构的主体关系：上文谈到过安理会1874号决议作为监控行为的权威阐释，行为被构建为“恰当的”和必要的。朝鲜与美国、韩国，以及全部联合国成员国构成了相对立的两级，其中，朝鲜代表反面的“不当行为者”，其它的国家则被构建为“恰当、合理行为者”一方。
四、结语
费尔克拉夫在其多本著作中一再强调他的语言观，“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原因有三：1）语言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外在于社会；2）语言是一种社会过程；3）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社会的其它部分（非语言部分）的运作而发生作用。②大众媒介① Norman Fairclough（1995）.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p.4.
② Norman Fairclough（2001）. Language and Power. England, p.19.
文本作为现代社会影响力最为强大的一种话语形式，它通过精确编码，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关系的再现，社会结构关系的再生产也随之产生。话语既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社会结构的生产者，也可以说，话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参与了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过程，关系在包含话语实践形式之内的社会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在上述的批判性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新闻话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与社会结构（国家关系）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辨证关系。从话语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入手，并结合文本的具体案例，下文将探究费尔克拉夫所谈到的三大问题：
1. 社会实践（具体事实、关系类型）如何再现？
社会关系结构决定话语秩序，但这种决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因为话语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关系结构，话语秩序，即社会秩序在话语层面的表现，任何微观的变化都可能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从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的视角分析语言文本，可以挖掘语言“非透明性”的本质特点，即语言“隐形”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地位，它通过权利关系的“自然化”处理，促使人们意识不到权利关系的存在，从而无意识地维持了现有的关系结构，促成了对既有关系结构的再生产。
具体到本文的个案研究，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体现在各类具体事务上，并自然在话语层面中得以反映；人们都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对他国类似事件的言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便是社会关系结构对话语实践的决定作用。相反，话语层面所发生的微观变迁在时间、空间范围内的聚集，都有可能与其它的非话语实践形式一起对关系结构发生作用。
2. 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
与上述所谈到的话语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一样，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与社会权利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社会权利关系决定了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具体表现在话语秩序反映了社会秩序结构；同时，话语实践的身份关系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结构，于此，费尔克拉夫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丰富的案例：电视节目主持人身份与专家身份的混合、节目中教育者身份与娱乐者身份的糅合、新型咨询形式的医患话语的出现（其中，传统医生的权威身份与顺势疗法中柔和的倾听者身份发生混合）„„
本文的新闻案例中所出现的具体人物甚少，尽数算来只有第一则新闻中涉及穆塔基和穆萨维两个人物，不难发现所涉穆塔基的言语结构均为其的权威者身份写下了脚注，而对穆萨维人物的边缘化处理清晰地反映出其权利的丧失。可以看出现实关系结构对话语主体身份的决定性作用。
3. 文本所涉及的关系结构如何？（报道者与受众，专家与受众，政要与受众的关系） 这个问题与话语秩序有关，费尔克拉夫在Language and Power一书中谈到，具体的话语结构是由话语中“隐形的”、极其重要的习俗（convention ）所决定的，费尔克拉夫将系统的习俗（convention ）称为话语秩序。由于习俗（convention ）对个体行为产生无所不在的规范力量，因此话语实践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习俗（convention ）的表现形式。话语秩序是社会秩序在话语层面的表现，话语秩序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作用，两者是辨证关系。
分析文本所涉的关系结构，也就是要弄清文本所体现出的话语秩序，新闻作为一种常见的大众媒介话语类型，其中的报道者通常被建构成权威者一方——能够获知“事实”、并有权
去告知他人„„受众则被设置为信息的接受者、等待并希望被告知的一方。很明显，这一点正是社会秩序的话语再现，媒介与受众的权利关系一目了然：受众“聆听”媒体的“教育”正是普遍的习俗（convention ）所在。但是从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的视角来看，当我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①，话语对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能力始终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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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泰玛·利贝斯，[美]艾利休·凯茨（2003）. 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Liebes Tamar & Katz Elihu（2003）. The Export of Meaning（translated by Liu Zixiong）. Beijing: Huax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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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DA for News Texts: Analysis of the Represtention of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DA of Norman Fairclough
LI Jing
(School of Film and TV Arts &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ought to conceptualize language as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what called discourse by Norman Fairclough, CDA analy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way that reproduction develop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struggle involving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refore CDA is a matter of helping people to become conscious of opaque connections which may be hidden from peopl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Author takes two pieces of news reporting about the events of Iraq and North Kore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version of Liberation Daily to ① 辛斌（2000）.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外语教学，第10期.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discourse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with practicing the theories of Fairclough researching on language operation, and concerning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habits and grammas, and therefore stud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other states by domestic mass media from CDA perspective.
Key words: Norman Fairclough；CDA ；Construct ；Text ；Ideology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10年第1期
新闻文本的批判性话语研究
①——从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理论探究文本之“再现”
李敬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上海 200072）
[摘 要] 英国批判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的语言观是将语言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费尔克拉夫以“话语”称之。它致力于探究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以及话语机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作用，从而促使话语与权利、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关系明朗化。本文应用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语言学运作机制层面的相关研究，结合中文的语法特点及语言习惯，以《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版中涉及伊朗、朝鲜的两则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性质研究的方法，从大众媒介话语实践与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来思考新闻文本的“再现”。
[关键词] 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研究；构建；文本；意识形态
一、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研究理论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S.Harris ）在他1952年发表于美国《语言》杂志第28卷的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②从此，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被广泛研究。
根据话语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话语分析大致分为两个流派：英美学派与法德学派。英美学派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更多地是建立在把话语看成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看作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语言使用形式，因此其研究主要针对语言的应用，其对象包括各种书面文体、口语数据等，其分析途径则包括文本结构分析与情境分析，所涉及的学科有语义学（semantics ）、语法学（syntax ）、语音学、语用学（pragmatics ）、符号学（semiology ）、认知心理学、微观社会学等。③法德学派话语分析则是建立在把话语看作是一种交际或一种意义交流活动，其关注、分析话语后面的意识形态、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话语的功能和效果、话语生成过程及当代社会和历史中各种话语之间的斗争等，而完全回避话语的句法等语言特征。④ ①[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李敬，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
② 李悦娥、范宏雅编著（2002）. 话语分析.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1页.
③ Van Dijik,Teun A. （1988）.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Hove and London:Hillsdale,p.17.
④ 倪炎元（1999）. 主流与非主流——报纸对1990年国民党党内政治报道与评论的论述分析. 新闻学研究，第58期（1999年1月）.
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 ）的话语研究则融合了两个学派的特点：他反对描述性话语研究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斗争的批判性研究；他也批评后者缺乏对语言文本的关注，这种忽视使得话语研究中对以文本为方向的分析价值受到了限制。费尔克拉夫的研究与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20世纪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研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受到了重视，而以语言学研究
①为中心的文本分析更是在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所青睐的方法之一。”如费尔克拉夫所言，“传
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缺乏对语言的兴趣，并倾向于把语言看作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立场和态度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更多不同种类的理论和实践正在各种学科内部得到了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语言转向”，它导致了对语言的赞美，即把语言更多地看作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作为中心的角色。”②在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一书的引言中，费尔克拉夫将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阐释为“一种致力于语言、权利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批判性话语研究整合了a ）文本分析，b ）文本生产、消费与分配过程的分析，c ）对各种话语实践的社会文化分析。”费尔克拉夫认为，批判性话语研究与占支配地位的非批判性、描述性话语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研究目标的不同，批判性话语研究弥补了描述性话语研究阐释力缺乏的空白，它认为语言不只是对社会实践的反映，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批判性话语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去自然化”（denaturalized ）的分析，揭示话语实践是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塑就的，同时又对社会现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③
从方法论上来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研究使用的是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和与话语及语言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相结合的方法，他是在社会变化的向度中来研究话语的。费尔克拉夫所使用的“话语”概念指涉一切有主题、目标的陈述方式，包括口语文本、文字文本以及其它形式。话语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尤为普遍，费尔克拉夫在Media Discourse一书中谈到，“对大众媒介话语的研究可以探索以下三大问题：1）社会实践（具体事实、关系类型）如何再现？2）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3）文本所涉及的关系结构如何？（报道者与受众，专家与受众，政要与受众的关系）④本文将应用费尔克拉夫在语言学运作机制层面的相关研究，如“词汇”、“语法”、“连贯性”、“文本结构”、“互文性” 等诸多语言层面的研究成果，来探索社会关系结构与话语实践的关系，并尝试对上述三大问题做出一定程度的回答。
二、样本分析
2009年6月12日，伊朗举行第十届总统选举。6月13日，相对于前总理、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现任总统内贾德以63.3%的绝对优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这一结果引发争议，改革派领导人穆萨维表示强烈抗议，称选举存在“明显违规”。随后两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引起伊朗国内骚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随即下令调查大选舞弊传闻。此次伊朗大选倍受媒体关注，从大选前的预测，到整个事件的追踪报道、专家评论等均说明该事件的重要性。究① Norman Fairclough（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中译本序.
② Norman Fairclough（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导言.
③ Norman Fairclough（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England,
“Introduction”.
④ Norman Fairclough（1995）.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p.5.
其原因，自然与内贾德政府的核态度有着莫大干系。一谈到核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朝鲜。那么对于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在核问题上）有一定可比性的国家，它们是怎样“再现”在他国新闻报道中的？“再现”与社会关系结构（国家关系）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本文的样本为有关伊朗大选和朝鲜核问题的两则新闻报道，样本选自2009年6月22日《解放日报》国际新闻版。第三部分将应用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研究在语言学运作机制层面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个案分析。《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1949年正式创刊，是上海最具权威的主流媒体，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媒体之一，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海内外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其文本具备研究价值。
三、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CDA ）研究应用：个案分析
报道一（2009年6月22日）
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
伊外长指西方国家对伊选举发表“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言论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20日电（记者 车玲 梁有昶）在伊朗第10届总统选举中失利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20日致信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再次要求取消总统选举结果。
穆萨维的个人网站当天公布了信件内容。穆萨维在信中列出多个选举中存在的违规现象，并表示这只是一部分情况，事实上违规操作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1日报道称，伊朗议长拉里贾已敦促宪监会对有关总统选举的违规申诉进行彻底调查。
而伊朗新闻电视台21日还报道，伊朗外长穆塔基当天在各国驻伊朗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近日来就伊朗总统选举事务发表了“不适当的、不合逻辑的和干涉性”言论。
穆塔基特别指出，在6月12日伊朗总统选举开始前的一段时间，英国派遣了大批情报人员进入伊朗，对伊朗总统选举进行干涉。
穆塔基还说，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媒体未能客观报道伊朗选举的情况，反而“大擂战鼓”，通过煽动性的报道对伊朗总统选举出现的一些分歧进行炒作。
新华社本报特稿（张宁）21日，多家伊朗媒体刊载伊朗警察部队领导人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要求民众停止抗议，否则警方将采取“果断措施”。
伊朗媒体21日刊载伊朗警察部队司令穆加达姆致穆萨维的一封公开信。穆加达姆在信中说，持续一个多星期的民众抗议活动变得“令人疲惫、厌倦和难以忍受”。假如抗议者不停止活动，警方将采取“果断措施”。
这篇新闻的正标题 “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费尔克拉夫认为，文本分析可以被组织在四个主要标题之下：“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首先，从“词汇”和“语法”的层面入手分析该标题：从中文的语言机制来看，语法的主要单位是句子。例如，
新闻标题就是一个句子，构成句子的要素是“词组”，词组的有意义的主要单位是“词语”，诸如标题中的主语“伊朗警方”、动词“警告”，副标题中的主语“伊外长”、动词“指”。 费尔克拉夫指出，每一个句子都具有多重功能，它都是观念的意义、人际间的（身份和关系的）意义，以及文本的意义，这三重意义的结合。
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反对索绪尔关于符号“任意性”观点，该观点认为对于连接一个特殊能指和一个特殊所指来说，不存在有动机的或理性的基础。CDA 则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即符号的使用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对于特殊能指和特殊所指的连接，有着其社会理由。从句子的构造来说，人们对句子的结构和设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也就反映出社会关系、主体身份的选择。“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从语态上说，是一个主动语态句，它明确规定了“伊朗警方”和“穆萨维”之间的行为过程，这个行为过程是一个“定向（directed ）行为”，即行为者按照某个目标行事，它在文本表层表现为一个“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子结构，行为者而非行为目标被置于“主题（theme ）”的地位。“主题”是文本生产者在句子中的出发点。费尔克拉夫指出，“主题”一般上（虽然不意味着必然就是）被当作“既定”信息，即对于文本生产者和阐释者来说都是业已了解或已被确定的信息。
费尔克拉夫认为，选用哪种过程类型来表示一个现实过程，可能具有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个标题所暗示的是：国家权利对于某种不合法、并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某种行为提出了严肃告诫。费尔克拉夫引用特鲁（Trew ）的观点，即报纸的政治定位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过程类型，这些选择可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可以从报道相同事件的其它表述形式中看到这一点，例如：“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抗议总统选举存在明显违规”（某地方性都市报）、“穆萨维等前往墓地悼念因大选骚乱去世抗议者”（法媒体）。
其次，从人际间的意义来看，这个句子是陈述句式，费尔克拉夫指出，陈述句式与疑问句和指令句相对，它在类别上是权威的。它确定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这方面，是持以非不确定话语告知事件发生的人；读者这方面，是某个被告知的人，他们之间的主体位置是确定的。再者，从文本的层面看，“伊朗警方”是该句的主题，它占据了句子的首要部分，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有关伊朗警方行为的报道，是聚焦于警方的所做、所为、所言，而不是行为目标“穆萨维”的。我们不妨设想该句转换为被动语态，“穆萨维的抗议行为受到（伊朗警方的）警告”，或者加括弧的行为者被省略，那么这个行为者是未知的或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文本生产者故意使之处于模糊之中。
连贯性，考查的是词语如何被连接成句子的，句子又如何被连接成段落的，段落怎样组成语篇的，这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连接来完成的，诸如语词重复，使用近义词，或者通过代词、连词等来完成。费尔克拉夫谈到福柯的观点，福柯认为通过各样的修辞手段，陈述的语词可以被连接起来，它们的序列构成了文本描绘的特点，即描绘、演绎、定义了彼此之间是如何被联系起来的。“连贯性”也是探讨“文本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往往被当作是文本的一种属性，更恰当的说，是解释的一种属性。也就是说，一个连贯的文本是这样的：它的构成部分富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文本作为整体“具有了意义”。这种联系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不明确的，即不以正式标识（明确的关联词）来连接。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文本表层的连贯性并不能只被看作是文本的客观属性，它是文本生产者建构文本的一种方式，也是促使文本阐释者的解读与文本建构者意图相一致的基础，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妥协式解读行为的产生。因此，费尔克拉夫指出，连贯性是一致性的一个因素。它通过促成阐释者的妥协式解读，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运行”模式。
对该报道的连贯性分析主要在于研究句段之间的语序与连接词，从而做出推论。主标题“伊朗警方警告穆萨维停止抗议”，副标题“伊外长指西方国家对伊选举发表‘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言论”，通过这两者在语序上的紧密关联，人们可以假设、或推论“西方国家对伊选举的‘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的行为”是促成“穆萨维抗议”的原因。结合“语词”的使用，我们看到在新闻正文所采用的语词：“西方国家未能客观报道„„，反而‘大擂战鼓’„„对伊选举采取了‘煽动性的报道’„„对伊朗总统选举出现的一些分歧进行炒作„„” 所使用的语词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另外，正文中还出现了大量明确标识的连贯词，如“„„报道称„„还报道„„特别指出„„还说„„与此同时„„”等，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语词都出自于伊朗高级官方人员所言，在报道中以明确的互文性或“互为话语性”（下文将谈到互文性）的形式被引用 。它所采用的“严肃”措辞显示了话语的分量、真实和权威。通过对连贯性的分析，我们可以重复得出相同的推论。对之，费尔克拉夫指出，这种句子、语段之间的搭配关系并非是能够在词典中找到的搭配，它们是由文本生产者在某个文本中建构出来的。在建立这些关系时，文本生产者还假定了一个“有能力”看到这些搭配关系的阐释者，只要阐释者被成功地置于这个位置，文本就成功地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构建了主体。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Kristeva ）依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提出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其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对于互文的使用是否在文本中被明确标识，法国话语分析学者们将明确标识的互文称作“明确的（manifest ）”互文性，未在明确标识的情况下，“结合”另一个文本的形式称作“建构性（constitutive ）”互文性。当强调话语秩序时，即话语与习俗（convention ）的复杂关系，费尔克拉夫使用了新的术语“互为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 ）”来指称后者。对于前者，“明确的”互文性，费尔克拉夫使用术语“话语描述（discourse reprensentation）”来强调文本的语言“描写”，话语描述中的其它文本的组成部分通常被明确标识后结合进另一个文本之中，它使用引号或报道词，诸如“他说”，“她谈到”。
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描述是新闻文本中普遍出现的情况，它是关于人们说过的东西中有价值部分的描述。话语描述按是否使用引号，又分为“直接的”话语描述和“间接的”话语描述，直接性话语描述在报道者“声音”与被报道者“声音”之间设置了明显的界限，“人们往往认为，直接话语使用了被报道者的准确用词”①。在间接话语中，引号被取消了，所使用的时态、动词等成为体现报道者观点的东西，诸如副标题“伊外长指西方国家对伊选举发表‘不适当不合逻辑和干涉性’言论”这句话中，对动词“指”的使用。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所使用的描述性动词是“指”，而不是“说”、“谈到”。除此之外，在正文中，“（伊朗外长）穆塔基特别指出„„”、“穆塔基还说„„”，其中所使用的描述性动词是“特别指出”、① Norman Fairclough（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第99页.
“还说”（从连贯性的层面，上文做出了解释，这里是从互文性的角度来探讨），在普通的动词“说”之前添加了“特别”和“还”这样的修饰性副词，从而突出了强调、指责的意味。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描述性动词的选择，始终是有意义的。它往往表明被描述话语的‘语内表现行为的（illocutionary ）’力量。这是将某种解释加诸于被描述话语之上的问题。”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被描述话语的发言人前大多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位、头衔的特定说明，这更加强了被描述话语的分量。在这篇新闻中，采用了大量直接话语描述和间接话语描述混合的方式，使得立场与客观性融为一体。
报道二（2009年6月22日，头条）
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通过后首次有朝鲜船只引起关注
美监控朝“江南”号随时准备拦截
新华社本报特稿（凌朔）21日，韩国YTN 电视台的报道称，美韩情报部门密切定位跟踪的一艘朝鲜船只可能以缅甸为目的地。
韩国YTN 电视台21日报道，一艘在美国密切监视下的朝鲜船只可能正驶往缅甸。
以韩国情报人员为消息源，YTN 电视台报道说，“江南”号本月17日驶离朝鲜某一港口，悬挂朝鲜国旗，目的地可能驶往“缅甸”。
但报道没有详述这一论断基于何种情报或由何种迹象推断所得。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一挡新闻栏目17日以美军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江南”号目的地可能是新加坡。美军已派出约翰〃迈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监控“江南”号，并且做好随时拦截“江南”号的准备。
福克斯新闻报道播出这一消息后，新加坡方面随即作出反应。
美联社21日报道，新加坡方面已经表态，如果“江南”号携带武器驶向新加坡港口，新加坡会采取“恰当”行动。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12日通过第1847号决议，对限制朝鲜进出口武器、检查进出朝鲜船只、在公海检查与朝鲜相关船只以及防止可能用于研发导弹和核武器的外部资金流入朝鲜等金融交易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相关问题上予以合作。
“江南”号由此成为第1874号决议通过以来第一艘外交界关注的朝鲜船只。
美联社21日报道，美国官员眼下拒绝透露“江南”号携带有何种物品，仅表态船只上运载有“利益物资”。报道称，朝鲜拥有5艘类似“江南”号这样的“武器贸易船只”。
该报道通篇采用陈述句式，而所陈述的则是关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并非既定事实。尽管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报道并未对事件核心部分使用不确定的情态动词。“可能”在正文中共出现了四次，在这四处中，情态动词“可能”所修饰的皆是朝鲜船只的目的地，并非船只所装载的物品，然而朝鲜“江南号”所携带的物品类型却正是它引起关注的关键所在。依据正文所提到的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可以推断出有必要对朝鲜船只进行检查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其进出口武器。换言之，朝鲜“江南号”所携带的物
品——是否携带了武器——是引起关注、防范、以及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唯一原因。但至于最核心的这点，报道中没有一处采用不确定的情态动词。情态是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媒体通常表现出对客观情态的偏爱。这与大众媒体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密切相关，费尔克拉夫指出，这种方式“表达了报道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体身份类型，这些都是外在于文本的社会秩序类型。报道者被建构成权威者一方——能够获知“事实”、并有权去告知他人„„受众则被设置为信息的接受者、等待并希望被告知的一方。”①
从语义逻辑关系看来，正文内容分为主要三部分：前半部分是韩、美对朝船只的密切监视行为；随后是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中有关对朝船只问题的概括；最后一段是美国官方对朝船只所携带物品的声明。韩礼德（M. A. K. Halliday）把句子间关系分为阐释（elaboration ）、延伸（extension ）、增强（enhancement ）三个类型，这同样可以应用到语段之间的关系上：在这里，第二部分为其之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理由，构成了阐释关系。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权威话语，建构了理由的权威，从而行为是正当、恰当、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同，第三部分也为其之前的行为提供了阐释，美官方对朝船只的声明构成了行为的理由，它与第二部分一起建构了美、朝“监控”行为的合理性。另外，第三部分的语词使用也很值得探讨：第一分句中美官员拒绝透露船只所携带的物品，只以“利益物品”这样的模糊指称来概括。“利益物品”是直接话语描述，但其语义是非常模糊、难以琢磨的，文中对引文的来源只字未提。随后的第二个分句“报道称，朝鲜拥有5艘类似“江南”号这样的“武器贸易船只”，从语句的连贯性上，对前句的“利益物品”建构了明确解释——“武器”。它促使读者合乎逻辑地阐释：朝鲜船只“江南号”被指定为“武器贸易船只”，因而其理所当然地需要受严密的关注。
报道的主标题“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通过后首次有朝鲜船只引起关注”，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句式，关注的主体并未提及。对于采用无行为者被动分句的原因，费尔克拉夫指出其一是它可以省略行为者，即行为者是自明的，不相关的，或未知的；其二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模糊行为者。从新闻首句和正文内容来看，引起关注的行为者看似一目了然：韩国和美国。这种自明性可以看作是标题所采用的无行为者被动语态句式的原因。但是，我们还知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成员国。那么，被动句式的标题中，被省略的行为者是否也包括中国呢？
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研究方法，可以分析文本所建构的主体关系：上文谈到过安理会1874号决议作为监控行为的权威阐释，行为被构建为“恰当的”和必要的。朝鲜与美国、韩国，以及全部联合国成员国构成了相对立的两级，其中，朝鲜代表反面的“不当行为者”，其它的国家则被构建为“恰当、合理行为者”一方。
四、结语
费尔克拉夫在其多本著作中一再强调他的语言观，“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原因有三：1）语言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外在于社会；2）语言是一种社会过程；3）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社会的其它部分（非语言部分）的运作而发生作用。②大众媒介① Norman Fairclough（1995）. Media Discourse. New York, p.4.
② Norman Fairclough（2001）. Language and Power. England, p.19.
文本作为现代社会影响力最为强大的一种话语形式，它通过精确编码，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关系的再现，社会结构关系的再生产也随之产生。话语既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社会结构的生产者，也可以说，话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参与了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过程，关系在包含话语实践形式之内的社会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在上述的批判性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新闻话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与社会结构（国家关系）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辨证关系。从话语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入手，并结合文本的具体案例，下文将探究费尔克拉夫所谈到的三大问题：
1. 社会实践（具体事实、关系类型）如何再现？
社会关系结构决定话语秩序，但这种决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因为话语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关系结构，话语秩序，即社会秩序在话语层面的表现，任何微观的变化都可能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从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的视角分析语言文本，可以挖掘语言“非透明性”的本质特点，即语言“隐形”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地位，它通过权利关系的“自然化”处理，促使人们意识不到权利关系的存在，从而无意识地维持了现有的关系结构，促成了对既有关系结构的再生产。
具体到本文的个案研究，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体现在各类具体事务上，并自然在话语层面中得以反映；人们都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对他国类似事件的言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便是社会关系结构对话语实践的决定作用。相反，话语层面所发生的微观变迁在时间、空间范围内的聚集，都有可能与其它的非话语实践形式一起对关系结构发生作用。
2. 文本中的主体身份如何建立？
与上述所谈到的话语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一样，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与社会权利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社会权利关系决定了话语实践中的主体身份，具体表现在话语秩序反映了社会秩序结构；同时，话语实践的身份关系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结构，于此，费尔克拉夫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丰富的案例：电视节目主持人身份与专家身份的混合、节目中教育者身份与娱乐者身份的糅合、新型咨询形式的医患话语的出现（其中，传统医生的权威身份与顺势疗法中柔和的倾听者身份发生混合）„„
本文的新闻案例中所出现的具体人物甚少，尽数算来只有第一则新闻中涉及穆塔基和穆萨维两个人物，不难发现所涉穆塔基的言语结构均为其的权威者身份写下了脚注，而对穆萨维人物的边缘化处理清晰地反映出其权利的丧失。可以看出现实关系结构对话语主体身份的决定性作用。
3. 文本所涉及的关系结构如何？（报道者与受众，专家与受众，政要与受众的关系） 这个问题与话语秩序有关，费尔克拉夫在Language and Power一书中谈到，具体的话语结构是由话语中“隐形的”、极其重要的习俗（convention ）所决定的，费尔克拉夫将系统的习俗（convention ）称为话语秩序。由于习俗（convention ）对个体行为产生无所不在的规范力量，因此话语实践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习俗（convention ）的表现形式。话语秩序是社会秩序在话语层面的表现，话语秩序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作用，两者是辨证关系。
分析文本所涉的关系结构，也就是要弄清文本所体现出的话语秩序，新闻作为一种常见的大众媒介话语类型，其中的报道者通常被建构成权威者一方——能够获知“事实”、并有权
去告知他人„„受众则被设置为信息的接受者、等待并希望被告知的一方。很明显，这一点正是社会秩序的话语再现，媒介与受众的权利关系一目了然：受众“聆听”媒体的“教育”正是普遍的习俗（convention ）所在。但是从批判性话语研究（CDA ）的视角来看，当我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①，话语对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能力始终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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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DA for News Texts: Analysis of the Represtention of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DA of Norman Fairclough
LI Jing
(School of Film and TV Arts &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ought to conceptualize language as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what called discourse by Norman Fairclough, CDA analy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way that reproduction develop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struggle involving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refore CDA is a matter of helping people to become conscious of opaque connections which may be hidden from peopl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Author takes two pieces of news reporting about the events of Iraq and North Kore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version of Liberation Daily to ① 辛斌（2000）. 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外语教学，第10期.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discourse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with practicing the theories of Fairclough researching on language operation, and concerning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habits and grammas, and therefore stud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other states by domestic mass media from CDA perspective.
Key words: Norman Fairclough；CDA ；Construct ；Text ；Ideology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