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反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内部动荡的中国近代历程，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人民族国家观念逐步形成、发展，和深化的构建过程，作为沿海口岸商人，实业家和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该（１８４２—１９２２），不仅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倡导者、实践者，更加是晚清中国知识界世界和民族国家观念产生根本巨变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思想的主体部分确立于１９世纪中后期的７０和８０年代，介于１９世纪中叶魏源的初步介绍和后期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激进变革思潮之间，是一种相对温和、理性的思想。本文拟对郑观应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粗略探讨，借以管窥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脉络的特征。
中国・世界
当郑观应于１８４２年出生的时候，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当年成书，１８４８年，徐继畲出版《瀛寰志略》，中国知识界的先驱者已经开始系统地了解和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并对各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兴趣。１８５８年，郑观应从广东香山故乡来到上海的洋行学做买办，并有机会读到各类报纸，学习英语，在亲身经历中体验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秩序当中的现实。郑观应最初的民族主义意识，首先是要回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把中国等于“天下”这一概念变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的一分子的观念，同时认识到国与国之间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平等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１８６４年翻译完毕并在北京出版的《万国公法》（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是一大进步。同时，他也将中国放在和其他国家同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一书，对郑观应此间的思想产生的地位上，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加入国际社会，“自视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一方面，郑观应的世界观难免从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以行焉”。郑观应首先打破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并进行不完全恰当了“中央帝国”的幻想：
的比附，比如，他在自己出版于１８８０年的《易言》中“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馀概目为夷狄，说，“方今俄与英、美、普、法、奥、日诸国，争逐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海上，何殊战国七雄”，并把俄比作秦国，其他六国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的关系看成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另一方面，这一认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
知中包含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将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公法”即国际法看成维系六国的纽带，比起单纯的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１］
“合纵连横”来说，国际关系中的法律意识不能不说
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以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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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爱国士人忽然意识到，中国非但不是如众星捧月一般处于世界中心，相反，中国在近代国际秩序中是一个孤立的国家。这种敏锐的孤立和疏离感在康有为１８９８年《日本变政考》中也有鲜明体现，是晚清思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２］
接下来，郑观应以一种全球意识对传统的“夷夏”之辨和中国的中心位置提出了强烈质疑：
“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３］
郑观应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就具有这一认识，应当是非常超前的。康有为直到１８８２年路过上海，大量购买西书后，才彻底抛弃了“天朝自大”观念，而更年轻的梁启超，迟至１８９０年在上海读了《瀛寰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４］这一时期的中国开明人士，对于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对国际关系的规范作用寄予了相当的期望。当然，这种乐观的态度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扩张面前终于受到挫折，比如，在甲午战争以后，郑观应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到公法能否真正得到执行，有赖于国力的强弱：“盖国之强弱相等，则籍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和“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５］尽管如此，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外矛盾激化之前出现的这种较为平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仍是值得注意的。
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激进倾向是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为标志的，而在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中，知识界中的开明人士对外部世界有一种较为理智和温和的态度。１８９３年，当上海的外国租界举行活动，纪念上海开埠５０周年的时候，中国普通市民也都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庆祝活动，其积极程度甚至超过一年前对慈禧太后寿辰的兴趣。［６］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外关系也出现了相对的缓和势头。中国方面于１８６１年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次建立了中央级别的外交机构，正式处理涉外事宜。１８６９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与清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将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对待。后因遭致商人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至少说明，在外交领域，确实曾经出现过一段中国与西方列强调整关系，争取对等权益的时期。［７］而中国知识界，是在此后不断的中外磨擦，战争和外交失利，如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才一步步走向以反帝为基调的激进民族主义的。
当然，就在郑观应对国际法表示依赖，对中外关系持一种大体上的乐观态度的同时，他也并没有无视西方列强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易言》中，郑观应就已经注意到英法对缅甸和越南的野心，并预言日本将与西方争夺中国利权。郑观应警告说，假如中国不能自强，则很可能步埃及、印度和波兰的后尘。他在阅读波兰历史后，专门作了一首长诗，《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说：“我读波兰战史篇，每为掩卷长太息。”“亡国”这一概念对郑观应来说，既有现实国际关系中取材的前车之鉴，又有来自于中国自身经验中战国间相互吞并，弱内强食的记忆。而对波兰等国被瓜分而亡国的关注和论述，表明晚清士人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波兰等被灭亡和殖民的小国家连在一起。“天朝大国”不得不与弱小国家同病相怜，这无疑也是晚清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和自我认同嬗变中的重要一环，并一直延伸到２０世纪。［８］
郑观应对西方列强各国的分析以及应对方式，也反映当时思想界的世界观。郑观应把不同国家看成一个个有个性特征的人，他认为，英国狡诈，法国凶残，俄国志在侵占中国领土，但他把美国看成一个潜在的盟国，因为中美之间并没有相互猜忌。郑观应对待日本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多次在政论中指出日本的野心和派遣间谍刺探中国情报的行径，但同时，他的诗作中又多次赞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在中日战争后，他又开始热衷于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参与了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幸之助推动的“兴亚会”的建立。这一组织在１８９８年建立不久，就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气氛陡变而告终。暂时撇开“兴亚会”这类组织与日本当时兴起的扩张主义政治势力的关系，单从中国方面观念演变的角度看，与日本的合作其实标志着中国士人的一种新的群体归属感，即对“亚洲”和“亚细亚”概念的认同，是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
世界分为亚洲和欧洲的洲际单位，是晚清中国在对外开放后，在西方观念和词汇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意识。而到了１８９０年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基于共同的文化和种族，即“同文同种”而对自己身处的亚洲的认同感，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无疑更加强了中国人作为“亚洲人”的自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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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郑观应在致小田切的一首题为《与日本总族成员的观念，已经演变到以民族历史和族源本身来领事小田切中日在沪共设各种书院》的诗作中写道，作标准，并向清政府指出了近代民族国家应当承担的“亚洲各国人，泥古不知变。贵邦首维新，富强今已一个职责，就是以政府的身份，依照国家法和国际惯见。”他还试图在欧亚对比中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各族例，保护海外侨民。在《易言》中，郑观应专作《论和民族自信：“欧土亦凡民，才岂过亚人。惟自强不出使》一篇，强调在海外华人聚集设公使领事，保护息，故月盛日新。”中国知识份子中的这种对日本维当地中国商民权益。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郑观新的欣赏和泛亚细亚思想在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应对华侨的关注还并不仅限于保护，他敏锐地意识的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这种与周边国家加强睦邻关到，居住在海外的数目众多的华人，应当成为中国实系，以对抗欧美列强的思想，还体现在郑观应对朝现自强的一只重要力量，因此，郑观应１８８４年从东南鲜、越南和泰国的看法上。１８８４年，郑观应受负责粤亚之行回国后，就上书清政府官员，敦促派遣使臣到防的彭玉麟将军委托，赴东南亚勘察敌情，并争取泰南洋各国，管辖华民，“力求自强”。［１０］当然，郑国在中法冲突中的支持。郑观应在现实中从事的外交观应在这里也忽略了一个问题：驻外使臣如何直接管努力，也应当看成是在前述的孤立感的推动下进行辖和动员已经加入所在国籍的华人居民呢？但在当的，因为郑观应意识到，中国在近代国际格局中，必时，国籍观念并不如今天这样清晰，所有海外华人在须寻求盟友的支援，而最有可能成为盟友的，则一定当时的文献中，都被称为“华侨”。而华侨一词在中是与中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的东亚和东文中出现较晚，本身也是近代中西碰撞后观念嬗变的南亚国家，这样一来，郑观应对日本的态度，也就可产物。１８５８年中法《天津条约》中文本中将“临时居以理解了。
住”在中国的法国人翻译为“侨”，而后又与“华”祖国・华侨
组合起来，用以指称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对这部分郑观应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还体现在华侨和华工分的关注，也应当是从１８６０年代以后才开始的。［１１］问题的关注上。１８７２年，郑观应在刚创刊不久的上海最终，清政府于１８７７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申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澳门非法贩卖外领馆。
人口的《澳门猪仔论》。对非法贩运华工，乃至整个国家・民众
海外华侨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反映了郑观应强烈的正郑观应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不仅表现在对中国义感和爱国情操，从更深的层面看，也涉及到一个民的国际关系和海外华人问题的认识上，更体现在其对族观念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严格地以国民与国家的关系的思考和论述中。在一封致友人信儒家文化教化作为标准和界线的。例如，韩愈曾在中，郑观应提出，中西之不同在“中国以家庭主义，《原道》中说，“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外国以国家主义”，“并指出中国的礼教和法律都是之；进之中国则中国之”。［９］这种标准开放的一面，以家庭主义为精神，家庭成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障在于它可以接纳任何异族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只碍，而西文则消除了家庭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民直要他们接受儒家的礼仪教化，但反过来，它又将因为接于国家而不间接于国家”。这里所用的“国家主种种原因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排斥在外，认为他们放弃义”一词，就是今天所使用的“民族主义”了中华文化，沦为异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郑观应认识到，中国人的家庭中郑观应出生和成长于毗邻澳门的香山，又长期居心是实现控民族主义的一大障碍，这在当时，无疑是住在大都市上海，目睹和华工和华侨在海外遭受的种一种相当先进的启蒙思想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反种不公，并亲眼看到西方国家以领事制度保护自己商思。他提出，由于人人以家庭为中心，官吏必然贪污民的措施，这促使郑观应呼吁政府保护华侨权益。早以自利，而普通百姓则失去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感，在成书于１８７３年的《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即提出，造成“全国无一国民”。
“何不照欧洲各国之法，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值得一提的是，郑观应的民族国家思想有着浓厚有华人贸易其间，居处其地者，则为之设领事官。”的民主主义色彩。他所强调的“国民”，其实就是对这一建议，意味着古代以儒家文化作为标准来判定民
国家负责，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的个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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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说的“公民”，而这种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在郑观应看来，才是近代国家的真正基础。如何构建这种新型的国家的契约关系，在郑观应看来，才是近代国家的真正基础。如何构建这种新型的国家与人民关系？郑观应相信，首先应当赋予人民“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及迫之以纳税当兵的义务始……假令如此，是与国家主义日行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行日远也”。［１２］郑观应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权利意识虽然刚刚萌芽，但和后来梁启超的新民说，乃至再后来的风起云涌的五四启蒙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甚至开了先河的。
和后来的激进革命党人孙中山及章太炎不同，郑观应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并不是以汉族反满洲贵族，也没有后来梁启超鼓吹中央政府权威的倾向，而始终如一地强调民权和批判专制。在另一封写于维新时期的致友人信中，郑观应尖锐地批判说，“盖专制政体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无不各为其私，无公益心，无爱国心。”在这里，他把缺少公民意识的现象归结到专制上，甚至发出愤激的质问，“国不爱民，而欲民之爱国，有是理耶？”［１３］郑观应事实上指出，专制是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因为正是专制的冷酷造成了民族的涣散。对于国与民的关系中，“国”应当保护和尊重“民”的权益的思想，与他在华侨问题上的思考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同时，郑观应始终关注着官民隔绝，上下不通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中国最早提出开设议院以联结上下的第一人。
郑观应关于开议院，立宪法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
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综上所述，作为晚清重要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在我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塑造方面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他破除陈腐的“夷夏之辨”的世界观，追求平等的国际秩序，既有深重的危机感，又有理性的态度，既强调近代外交准则和国际法，又注重外交谋略。更重要的是，郑观应没有鼓吹排外，也没有追求国家权力集中，而是把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普遍的民权结合在一起，这一切，对后来的启蒙和革命思想都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至今仍有着启迪意义。
注释：
［１］［３］郑观应：《易言・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 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７页。［２］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有言“昔吾皇国孤立一隅， 不通世界万国之事……”。
［４］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６８０页。
［５］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３８９页。
［６］Ｙｅ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ｉ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１８８４—１９９８，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２００２年版，１２３页。
［７］这一过程，可参见徐中约，Ｔｈｅ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８］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和民间都反复强化中国和波 兰拥有同样命运的思想。而鲁迅的文学道路，也始自翻 译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编入《域外小说集》。［９］韩愈，《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 ２１８页。
［１０］郑观应：《盛世危言・通使》，《郑观应集》上册， 第３９３页。
［１１］关于华侨一词的缘起，见王赓武，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Ｔｉｍ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８８２）５，８。［１２］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集》下册，第 ４０４页。
［１３］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集》下册，第 ４１９－４２２页。
［１４］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 蒙运动发端》，《岭南文史》２００２第３期。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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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首先是民族国家观念变革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们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的近代化国家，要由弱而强，平等地行使国际法，必须要从根本上将数千年来被官贵民贱扭曲，被家族观念割裂的国家／社会关系扭转过来，让民众真正成为独立，有权利，负责任的“国民”，而议院和宪法，无非是建立近代国家和新型的权利关系的手段而已。１９世纪末的这种以民权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但它与孙中山将民族和民权并列的三民主义思想明显有前后的传承关系。同时，这一观念也和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轨迹基本一致，在欧洲，民族的独立和民权的落实，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原本
伴随着反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内部动荡的中国近代历程，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人民族国家观念逐步形成、发展，和深化的构建过程，作为沿海口岸商人，实业家和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该（１８４２—１９２２），不仅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倡导者、实践者，更加是晚清中国知识界世界和民族国家观念产生根本巨变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思想的主体部分确立于１９世纪中后期的７０和８０年代，介于１９世纪中叶魏源的初步介绍和后期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激进变革思潮之间，是一种相对温和、理性的思想。本文拟对郑观应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粗略探讨，借以管窥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脉络的特征。
中国・世界
当郑观应于１８４２年出生的时候，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当年成书，１８４８年，徐继畲出版《瀛寰志略》，中国知识界的先驱者已经开始系统地了解和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并对各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兴趣。１８５８年，郑观应从广东香山故乡来到上海的洋行学做买办，并有机会读到各类报纸，学习英语，在亲身经历中体验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秩序当中的现实。郑观应最初的民族主义意识，首先是要回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把中国等于“天下”这一概念变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的一分子的观念，同时认识到国与国之间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平等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１８６４年翻译完毕并在北京出版的《万国公法》（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是一大进步。同时，他也将中国放在和其他国家同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一书，对郑观应此间的思想产生的地位上，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加入国际社会，“自视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一方面，郑观应的世界观难免从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以行焉”。郑观应首先打破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并进行不完全恰当了“中央帝国”的幻想：
的比附，比如，他在自己出版于１８８０年的《易言》中“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馀概目为夷狄，说，“方今俄与英、美、普、法、奥、日诸国，争逐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海上，何殊战国七雄”，并把俄比作秦国，其他六国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的关系看成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另一方面，这一认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
知中包含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将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公法”即国际法看成维系六国的纽带，比起单纯的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１］
“合纵连横”来说，国际关系中的法律意识不能不说
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以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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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爱国士人忽然意识到，中国非但不是如众星捧月一般处于世界中心，相反，中国在近代国际秩序中是一个孤立的国家。这种敏锐的孤立和疏离感在康有为１８９８年《日本变政考》中也有鲜明体现，是晚清思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２］
接下来，郑观应以一种全球意识对传统的“夷夏”之辨和中国的中心位置提出了强烈质疑：
“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３］
郑观应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就具有这一认识，应当是非常超前的。康有为直到１８８２年路过上海，大量购买西书后，才彻底抛弃了“天朝自大”观念，而更年轻的梁启超，迟至１８９０年在上海读了《瀛寰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４］这一时期的中国开明人士，对于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对国际关系的规范作用寄予了相当的期望。当然，这种乐观的态度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扩张面前终于受到挫折，比如，在甲午战争以后，郑观应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到公法能否真正得到执行，有赖于国力的强弱：“盖国之强弱相等，则籍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和“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５］尽管如此，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外矛盾激化之前出现的这种较为平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仍是值得注意的。
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激进倾向是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为标志的，而在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中，知识界中的开明人士对外部世界有一种较为理智和温和的态度。１８９３年，当上海的外国租界举行活动，纪念上海开埠５０周年的时候，中国普通市民也都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庆祝活动，其积极程度甚至超过一年前对慈禧太后寿辰的兴趣。［６］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外关系也出现了相对的缓和势头。中国方面于１８６１年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次建立了中央级别的外交机构，正式处理涉外事宜。１８６９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与清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将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对待。后因遭致商人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至少说明，在外交领域，确实曾经出现过一段中国与西方列强调整关系，争取对等权益的时期。［７］而中国知识界，是在此后不断的中外磨擦，战争和外交失利，如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才一步步走向以反帝为基调的激进民族主义的。
当然，就在郑观应对国际法表示依赖，对中外关系持一种大体上的乐观态度的同时，他也并没有无视西方列强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易言》中，郑观应就已经注意到英法对缅甸和越南的野心，并预言日本将与西方争夺中国利权。郑观应警告说，假如中国不能自强，则很可能步埃及、印度和波兰的后尘。他在阅读波兰历史后，专门作了一首长诗，《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说：“我读波兰战史篇，每为掩卷长太息。”“亡国”这一概念对郑观应来说，既有现实国际关系中取材的前车之鉴，又有来自于中国自身经验中战国间相互吞并，弱内强食的记忆。而对波兰等国被瓜分而亡国的关注和论述，表明晚清士人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波兰等被灭亡和殖民的小国家连在一起。“天朝大国”不得不与弱小国家同病相怜，这无疑也是晚清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和自我认同嬗变中的重要一环，并一直延伸到２０世纪。［８］
郑观应对西方列强各国的分析以及应对方式，也反映当时思想界的世界观。郑观应把不同国家看成一个个有个性特征的人，他认为，英国狡诈，法国凶残，俄国志在侵占中国领土，但他把美国看成一个潜在的盟国，因为中美之间并没有相互猜忌。郑观应对待日本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多次在政论中指出日本的野心和派遣间谍刺探中国情报的行径，但同时，他的诗作中又多次赞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并与中国进行对比。在中日战争后，他又开始热衷于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参与了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幸之助推动的“兴亚会”的建立。这一组织在１８９８年建立不久，就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气氛陡变而告终。暂时撇开“兴亚会”这类组织与日本当时兴起的扩张主义政治势力的关系，单从中国方面观念演变的角度看，与日本的合作其实标志着中国士人的一种新的群体归属感，即对“亚洲”和“亚细亚”概念的认同，是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
世界分为亚洲和欧洲的洲际单位，是晚清中国在对外开放后，在西方观念和词汇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意识。而到了１８９０年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基于共同的文化和种族，即“同文同种”而对自己身处的亚洲的认同感，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无疑更加强了中国人作为“亚洲人”的自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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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郑观应在致小田切的一首题为《与日本总族成员的观念，已经演变到以民族历史和族源本身来领事小田切中日在沪共设各种书院》的诗作中写道，作标准，并向清政府指出了近代民族国家应当承担的“亚洲各国人，泥古不知变。贵邦首维新，富强今已一个职责，就是以政府的身份，依照国家法和国际惯见。”他还试图在欧亚对比中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各族例，保护海外侨民。在《易言》中，郑观应专作《论和民族自信：“欧土亦凡民，才岂过亚人。惟自强不出使》一篇，强调在海外华人聚集设公使领事，保护息，故月盛日新。”中国知识份子中的这种对日本维当地中国商民权益。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郑观新的欣赏和泛亚细亚思想在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应对华侨的关注还并不仅限于保护，他敏锐地意识的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这种与周边国家加强睦邻关到，居住在海外的数目众多的华人，应当成为中国实系，以对抗欧美列强的思想，还体现在郑观应对朝现自强的一只重要力量，因此，郑观应１８８４年从东南鲜、越南和泰国的看法上。１８８４年，郑观应受负责粤亚之行回国后，就上书清政府官员，敦促派遣使臣到防的彭玉麟将军委托，赴东南亚勘察敌情，并争取泰南洋各国，管辖华民，“力求自强”。［１０］当然，郑国在中法冲突中的支持。郑观应在现实中从事的外交观应在这里也忽略了一个问题：驻外使臣如何直接管努力，也应当看成是在前述的孤立感的推动下进行辖和动员已经加入所在国籍的华人居民呢？但在当的，因为郑观应意识到，中国在近代国际格局中，必时，国籍观念并不如今天这样清晰，所有海外华人在须寻求盟友的支援，而最有可能成为盟友的，则一定当时的文献中，都被称为“华侨”。而华侨一词在中是与中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的东亚和东文中出现较晚，本身也是近代中西碰撞后观念嬗变的南亚国家，这样一来，郑观应对日本的态度，也就可产物。１８５８年中法《天津条约》中文本中将“临时居以理解了。
住”在中国的法国人翻译为“侨”，而后又与“华”祖国・华侨
组合起来，用以指称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对这部分郑观应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还体现在华侨和华工分的关注，也应当是从１８６０年代以后才开始的。［１１］问题的关注上。１８７２年，郑观应在刚创刊不久的上海最终，清政府于１８７７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申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澳门非法贩卖外领馆。
人口的《澳门猪仔论》。对非法贩运华工，乃至整个国家・民众
海外华侨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反映了郑观应强烈的正郑观应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不仅表现在对中国义感和爱国情操，从更深的层面看，也涉及到一个民的国际关系和海外华人问题的认识上，更体现在其对族观念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严格地以国民与国家的关系的思考和论述中。在一封致友人信儒家文化教化作为标准和界线的。例如，韩愈曾在中，郑观应提出，中西之不同在“中国以家庭主义，《原道》中说，“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外国以国家主义”，“并指出中国的礼教和法律都是之；进之中国则中国之”。［９］这种标准开放的一面，以家庭主义为精神，家庭成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障在于它可以接纳任何异族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只碍，而西文则消除了家庭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民直要他们接受儒家的礼仪教化，但反过来，它又将因为接于国家而不间接于国家”。这里所用的“国家主种种原因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排斥在外，认为他们放弃义”一词，就是今天所使用的“民族主义”了中华文化，沦为异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郑观应认识到，中国人的家庭中郑观应出生和成长于毗邻澳门的香山，又长期居心是实现控民族主义的一大障碍，这在当时，无疑是住在大都市上海，目睹和华工和华侨在海外遭受的种一种相当先进的启蒙思想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反种不公，并亲眼看到西方国家以领事制度保护自己商思。他提出，由于人人以家庭为中心，官吏必然贪污民的措施，这促使郑观应呼吁政府保护华侨权益。早以自利，而普通百姓则失去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感，在成书于１８７３年的《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即提出，造成“全国无一国民”。
“何不照欧洲各国之法，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值得一提的是，郑观应的民族国家思想有着浓厚有华人贸易其间，居处其地者，则为之设领事官。”的民主主义色彩。他所强调的“国民”，其实就是对这一建议，意味着古代以儒家文化作为标准来判定民
国家负责，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的个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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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风华
ren jie feng hua
今天所说的“公民”，而这种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在郑观应看来，才是近代国家的真正基础。如何构建这种新型的国家的契约关系，在郑观应看来，才是近代国家的真正基础。如何构建这种新型的国家与人民关系？郑观应相信，首先应当赋予人民“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及迫之以纳税当兵的义务始……假令如此，是与国家主义日行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行日远也”。［１２］郑观应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权利意识虽然刚刚萌芽，但和后来梁启超的新民说，乃至再后来的风起云涌的五四启蒙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甚至开了先河的。
和后来的激进革命党人孙中山及章太炎不同，郑观应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并不是以汉族反满洲贵族，也没有后来梁启超鼓吹中央政府权威的倾向，而始终如一地强调民权和批判专制。在另一封写于维新时期的致友人信中，郑观应尖锐地批判说，“盖专制政体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无不各为其私，无公益心，无爱国心。”在这里，他把缺少公民意识的现象归结到专制上，甚至发出愤激的质问，“国不爱民，而欲民之爱国，有是理耶？”［１３］郑观应事实上指出，专制是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因为正是专制的冷酷造成了民族的涣散。对于国与民的关系中，“国”应当保护和尊重“民”的权益的思想，与他在华侨问题上的思考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同时，郑观应始终关注着官民隔绝，上下不通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中国最早提出开设议院以联结上下的第一人。
郑观应关于开议院，立宪法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
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综上所述，作为晚清重要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在我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塑造方面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他破除陈腐的“夷夏之辨”的世界观，追求平等的国际秩序，既有深重的危机感，又有理性的态度，既强调近代外交准则和国际法，又注重外交谋略。更重要的是，郑观应没有鼓吹排外，也没有追求国家权力集中，而是把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普遍的民权结合在一起，这一切，对后来的启蒙和革命思想都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至今仍有着启迪意义。
注释：
［１］［３］郑观应：《易言・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 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７页。［２］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有言“昔吾皇国孤立一隅， 不通世界万国之事……”。
［４］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６８０页。
［５］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３８９页。
［６］Ｙｅ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ｉ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１８８４—１９９８，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２００２年版，１２３页。
［７］这一过程，可参见徐中约，Ｔｈｅ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８］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和民间都反复强化中国和波 兰拥有同样命运的思想。而鲁迅的文学道路，也始自翻 译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编入《域外小说集》。［９］韩愈，《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 ２１８页。
［１０］郑观应：《盛世危言・通使》，《郑观应集》上册， 第３９３页。
［１１］关于华侨一词的缘起，见王赓武，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Ｔｉｍ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８８２）５，８。［１２］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集》下册，第 ４０４页。
［１３］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集》下册，第 ４１９－４２２页。
［１４］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 蒙运动发端》，《岭南文史》２００２第３期。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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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首先是民族国家观念变革的一部分，也就是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们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的近代化国家，要由弱而强，平等地行使国际法，必须要从根本上将数千年来被官贵民贱扭曲，被家族观念割裂的国家／社会关系扭转过来，让民众真正成为独立，有权利，负责任的“国民”，而议院和宪法，无非是建立近代国家和新型的权利关系的手段而已。１９世纪末的这种以民权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但它与孙中山将民族和民权并列的三民主义思想明显有前后的传承关系。同时，这一观念也和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轨迹基本一致，在欧洲，民族的独立和民权的落实，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