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思潮的总称。它既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应，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是西方社会历史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体现。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它提出并回答了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所作的理论尝试中，始终跟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其思路和方法，不仅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了它的发展和鼎盛时期，成为流传了大半个世纪的国际性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前者受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着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渊源，试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阶级冲突学说演绎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后者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尽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通过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解释，找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条件。这两大派别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和分歧，各有自己的理论倾向，又表现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旨在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社会思潮。 最先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科尔施。他在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一个新增补的材料里，提到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其解释是通过阅读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归纳出来的，其含义比较狭窄，仅仅是指一种不同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理论倾向。1955年，法国学者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以后便广泛地流传开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国际内部。匈牙利共产党人、理论家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共产国际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波；德国共产党人、理论家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公开向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与此同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袖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说明。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把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理论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而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也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
事件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理论家力图寻求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取得革命成功，而落后的俄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以后，西欧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爆发了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无产阶级起义，但是很快地便无一例外地被当时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左派思想家们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资产阶级实力强大的西欧，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存在另一条实践的道路？鉴于这种思考，一些早期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探寻新的理论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主观精神准备，从而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危机，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庸俗的机械决定论的片面理解，也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物化意识影响。
为了重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要求。在哲学理论上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辩证法，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他们明确提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由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和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挖掘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突出“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揭示“阶级意识”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回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及其人本主义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实践原则等方面，将自己的观点放入到“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去，并且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真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和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无论是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还是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些被称为“异端学说”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东西方理论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自从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的科尔施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河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在发展趋势上从高潮逐步走向低潮、在理论形态上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补充”和“完善”的演变过程。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
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法西斯的暴力，尤其是希特勒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开始了西方社会的一个灾难时期，整个西方国家陷入了战争灾难的深渊。在社会大动荡、大灾难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奥地利、英国出现了一批信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急于要弄清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力图使西方国家从独裁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因此他们不像卢卡奇那样仅仅是
“回到马克思”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突破原有理论的框架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大多数都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成了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这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观点，倡导研究“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注重分析社会经济变化和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更浓烈的哲学色彩和心理学色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们的手上变成了文化批判或者意识形态批判。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心理学分析中，他们用“独裁主义性格”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一时得逞的原因，从大众心理结构方面揭示社会运动的深层动力。这些观点为以后的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采纳，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种西方哲学学说结合起来的理论尝试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盛行的一种理论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流派和观点竞相出现，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格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相继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使得西欧一大批左派人士走向消极，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此时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本主义在所谓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风潮里一度大浮大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针对西方国家战后的持续发展和相对稳定，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批判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他们中有的人用“文化工业论”来指责操纵的意识形态；有的高举“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旗帜，把发达国家视为不健全的病态社会进行批判；有的用“单向度”一说，强调西方社会具有集权主义的性质，即用技术统治代替暴力统治，使得现代人沉溺于物欲而不再有否定精神；有的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论”，宣称国家干预的增加和科技的决定作用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原有结构彻底地改变了。总之，他们所有新观点的宗旨就是要消除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人性扭曲，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地位。法国的一些存在主义者更是要求用人道主义来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精神，其中萨特所作的尝试尤为引人注意。同当时西方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萨特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和对现代社会个人地位的关注，试图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人学理论体系。有人称这种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可以说从20世纪20～6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道主义的观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在60年代达到了它的巅峰，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就在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主流思潮的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他们既批判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实用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贬损马克思主义
科学性的做法，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坚持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上面，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和独立自主性。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尤其是一种经验科学，因而不能用人本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60、70年代后，特别是以新的科技革命为先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所谓“新的产业革命阶段”（后工业社会）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随即发生了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的重要转向。60年代末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是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一度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思想武器，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可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狂热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坠入一种新的理论幻灭，开始走向衰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似已“隐逸”，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开始了更加深沉的思考。他们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疑难问题，更加潜心地研究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并且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研究者还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化趋势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等；还有人运用总体性思想，进一步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究，形成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注重阶级与革命的研究逐步转移到注重生态与全球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们对时代主体转化的一种适应，也表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在向新型的社会主义观念转变。可以说世纪之交整个世界的变化，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出低谷并以一种新的理论表现形态重新兴起，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探索将会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继续展开。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往往有过这种或那种的理论主张，信仰过这样或那样的主义。当他们出于现实的需要来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总是倚重于某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他们心目中的“批判理论”。由于他们各有信仰和各取所需，其理论观点往往是各执一端，因而很难用某一种观点来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那就是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缺陷，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考察当代社会生活中重大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派别或成分相结合，试图重新诠释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试图寻找西方国家人们实现解放
的道路。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理论课题中来把握其总体特征。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
“重建马克思主义”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和目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在许多方面是由“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尝试体现出来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卢卡奇等人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以开创“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解释、修正和补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
（1）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自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等人开创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来，每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和创见性，毫无例外地要依照自己的理论倾向“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从而得出各式各样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思想主张。卢卡奇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就表示过，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书中的观点，是他当时循着费希特、黑格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原则“审视”出来的。比如，他按照费希特关于“自我创造非我”的主观主义原则，力图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中找出有关意识能动性的内容，赋予人一个历史主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黑格尔的三段论式的辩证法被卢卡奇加以发挥，将其“总体性”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和核心。他甚至把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立足点。韦伯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促使卢卡奇挖掘出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并将其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之所在。与卢卡奇同时，科尔斯和葛兰希也是在黑格尔哲学的视野下，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哲学”。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才能得出非还原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辩证法家，然后才是唯物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面理论旗帜。只是法兰克福学派还增加了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了过去不曾有人注意的东西。法国的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结构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重新解释”中，由于哲学出发点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2）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用某个理论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和“某某”结合起来，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理论公式。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存在着不完善之处。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理论“空白”或“漏洞”，需要人们去“填补”和“完善”。这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某个主义的理论联姻，成了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
最早采取这种“补充”的是一批精神分析学者，如赖希和弗洛姆等人。他们
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如同弗洛伊德主义一样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赖希指出，他的“性格结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改造”。在“补充”方面，性格结构理论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问题。因为通过揭示个人的性格结构形成机制，就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住物质经济过程是如何变成人的意识观念，以及意识观念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弗洛姆建立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就是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他认为，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填补”，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了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起作用的人的本能驱力，因而找到了一个在经济过程和观念活动之间起着转化作用的重要因素。我们只要依照人的各种本能驱力的机制，就可以对社会生活条件及其历史运动作出更有力的回答。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成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课题。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提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患有“贫血症”，因为“人学的空场”而停滞和僵化了。从“主观性”入手，从个人的具体生存状况入手，可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状态。萨特所谓的“主观性”是指人的意识自主性或自由意志。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看到了认识由社会环境造就的一面，因而还要补充人最终要由自己的意识行为来造就的另一方面。因此历史的辩证法终究缘于个人的实践活动。法国哲学家列菲伏尔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提出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另外，还有人提出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主观主义“人学”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用人格主义的“主观创造性”理论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现实发展的社会实际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马尔库塞曾经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改造”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些被人们误解和忽视的东西；二是根据现实的变化，完全改变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第二种意义上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库塞提出的“爱欲解放论”和“革命新理论”，实际上是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进行的“改造”。对于这种完全修正了的“改造”，马尔库塞作了这样的解释：“如果人们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衡量马克思的概念，和不能从中为政治实践引出相应的结论，那么他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僵化为机械地反复使用的‘基本词汇’，僵化为一种僵死的和现实没有关系的言论。”（马尔库塞等著：《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982年版，第106页）
继马尔库塞后，哈贝马斯也明确提出了四个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第一，由于国家干预职能的增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不再起决定作用；第二，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而被否定；第三，由于阶级同化的出现而导致阶级冲突的消失，阶级斗争理论不再适用；第四，由于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力，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已经不能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鉴于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必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变化的理论体系。为此，哈贝马斯力图
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哲学的重负下解脱出来，用“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修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方案。正是这些理论方案构成了一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形象，从而为我们在现时代背景下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当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以及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等重大理论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也可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理论课题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理论特征。
（1）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辩证法？这个问题自始至终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卢卡奇率先把辩证法问题作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所在。为了驳斥“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置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不贯穿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离开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及其主客体同一性的思想，是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同卢卡奇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也把辩证法看成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而把辩证法当作社会历史的方法。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辩证法的最本质要素，即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对此萨特说得更清楚：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的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领域。无论是存在的辩证法还是方法的辩证法，都是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因此萨特提出要用他的人学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这样，辩证法问题最终变成了主体能动性问题。而阿尔都塞是站在结构主义立场上，用一种客体化的结构辩证法对抗卢卡奇等人的主体化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隐含的“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因而提出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以反对马克思的一元辩证法，甚至用多元决定论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总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把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性，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主客体的关系。
（2） 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异化问题，他们把异化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范畴，把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论题。卢卡奇是最早把异化理论放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位置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用了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都是从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开始的。异化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核心所在。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他们以
此为证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其异化理论及其人本主义精神。弗洛姆所写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是他专门论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5页）。马克思的哲学同存在主义一样，也是代表一种抗议，即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变成了物。经过弗洛姆等人的一番解释，异化理论完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华。以至于有人提出，只有青年马克思的《手稿》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老年马克思则转向科学主义，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于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孰是孰非成为许多西方学者讨论的一个理论热点。有人把这一动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阿尔都塞在当时确有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气势，他既反对经济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反对卢卡奇等人的人本主义主张。按照结构主义的重新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1845年有一个断裂：1845年以前是以理性加民主的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本学时期；1845年以后是以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为前提的历史科学时期。应该说，异化理论代表了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它最后被马克思所抛弃而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3） 对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马克思很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能动作用，而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则丢掉了这个重要的思想。因此，从卢卡奇开始，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着力于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卢卡奇认为，20世纪20年代西欧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观点起了阻碍作用。科尔施强调，阶级意识是一种有形的社会力量。社会经济条件与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有其能动性的作用，这是不能忽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是把意识形态问题当作“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主观心理方面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剖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症结所在。他们同样还是从主观心理方面设计了社会变革的方案，诸如“本能革命”、“心理革命”、“文化革命”等。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分析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他们过于强调主观因素对社会过程的决定性，致使其在反对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最后还是走向了意识决定论。
（4） 对科学技术历史作用的认识
科学技术在20世纪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面对科技不断革命而带来的深刻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视觉放在了科学技术引起的负面社会政治效应上。他们指出，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成为第一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科技理性的过度张扬，既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也造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人反过来受制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变成
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新的统治工具，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成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否定。他们把现代工业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痛苦和灾难统统归结到科学技术身上。“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大”，这是马尔库塞列出的一个理论等式。在他看来，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两种基本的社会政治效应：一是集权主义的盛行，个人完全被社会所“同化”；二是物质需要的充分满足使人们丧失了反抗的意识，现代人往往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指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强调了科学技术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现代人在运用科学技术不断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已使自身日益沦为机器的仆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的批判是合理的、积极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境遇问题，是我们当前应着力关注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但是他们把批判建立在技术悲观主义之上，过分地强调科技带来的消极影响。
（5）对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前景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把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实，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人道主义社会”作为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就是对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的理论探索。马克思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即建立一个使人得以克服异化和最终实现自身的自由王国。卢卡奇说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能够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最终消灭人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境界：人类的行为不再受制于盲目的客观经济力量，而是服从于人的道德意志。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彻底消除异化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把人类解放的前景归结为阶级意识是否成熟，将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和社会革命的出现看作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同样追求一个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无论他们把未来的理性社会称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都表明了他们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对一个自由王国的向往。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在于要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为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他设计了一个走向“健全社会”的总体革命方案，要求以“人道主义的计划”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实施变革。哈贝马斯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提出了一个“交往行为理论”，旨在逐步地推进现存社会中人的自由发展。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现形态和基本的理论倾向，它是一种以革新姿态出现的、为适应当代社会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对马克思的原有思想理论进行一番按照其所需要改造的社会变革理论。因此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的。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理论界出现的一场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争论，其焦点就是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及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自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的代表性著作也陆续出现，至90年代初达到高潮。之后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研究趋“冷”的情况。世纪之交以来，在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热忱的促动下，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由“冷”转“暖”。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跌宕起伏
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历史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出现和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热”到“冷”，由“冷”趋“暖”跌宕起伏的过程。
（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入
在十年“文化革命” 结束的同时，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了彻底清算“四人帮”大肆宣扬的“精神万能论”、“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上层建筑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界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阶级斗争作用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真理标准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把人们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中解脱出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是对当时“人性一社会性一阶级性”的流行公式”、“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本清源，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思想上异化（个人迷信）、政治上异化（官僚主义和特权）、经济上异化（违背经济规律）等现象，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阶级斗争作用的讨论是对“四人帮”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从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这些理论争鸣对冲破各种思想禁锢，拨乱反正错误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思想解放的作用，对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带着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解释、对主体性的呼唤、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强调、对文化问题和文化哲学的重视等观点方法，以新奇的“姿态”进入了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打破了思想理论界长期以来被禁锢的局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评说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陆续传入，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和趋于理性化。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吸收”，而是需要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围绕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学术观点间的冲撞。有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现代的“修正主义”；有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太笼统，无法使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的则提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个代表人物应分别对待，不能全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但不能在它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当时许多重要的学术报刊上纷纷发表了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评说。概括起来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使用及其总体评价；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认识问题。
围绕着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
批判理论、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译介和评说。当时一些主要的理论刊物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文章，主要涉及的内容有：第一，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般性介绍和总体评价；第二，关于国外学者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以及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的争议；第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广泛的评述，以弄清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四，有关萨特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尝试的评述，为国人打开了一个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同时一些出版部门出版了相关译著和论著，如《存在与虚无》、《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爱欲与文明》、《单项度的人》、《弗洛伊德传》、《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等。
（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续升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出现了有目共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代表人物的理论著作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翻译和集中出版，其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重要理论著作，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等，也包括国内一些学者撰写的研究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等。由于这些译著和论著的大量出版，直接启动了国内理论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热潮。从1989-1994年的几年时间里，国内众多的理论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学者的评介文章。与此相联系，理论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对象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设想，以及对主体性问题和主客体关系问题等的大讨论。在教育界，各高校也纷纷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门课程。
（4）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态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热”趋“冷”。但是世纪之交以来，在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快速进程和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热忱的促动下，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新转“暖”。这些研究最突出的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热、特别是哈贝马斯热的兴起，萨特思想的研究持续开展以及对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思想也在深入追溯。
2．“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的理论效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在我国的出现，为理论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讨论
1984年起我国哲学界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特点、功能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科学”的观点提出挑战。卢卡奇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化的结果。他们坚持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科学区别开来，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一种为了发现外部客观规律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而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进行思考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因为它拥有“总体性”的观点，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这些思想对我国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讨论及其深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有不少学者开始提出要用“实践唯物主
义”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新改造和建构现行的哲学体系。1988年和1989年两年间，在我国哲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热”。这个热点的形成反映了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不再满足于现行的哲学体系，而从实践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要求。人们重新肯定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而且还体现了哲学思维的突破。
（2）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设想的讨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和主张，启发和影响着我国理论界对现行哲学体系的改革设想。比如有些人提出要用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等新的建构原则来改革现有的理论体系，还有人提出要以实践的主体化为出发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以人的主体化实践为中心的主客体同一性哲学。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开放的。如果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因此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展开了改革现有哲学体系的讨论。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发点问题的认识，有的认为应该从存在出发，它可以避开物质和精神的二分法；有的认为应该从规律出发，因为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有的认为应该从客观出发，才能坚持物质第一性；有的认为应该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有的认为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因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有的认为应该从实践出发，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构问题的认识，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各自不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相应理论模式。
（3）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从1980年开始我国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主体性问题以及主客体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反思及其改革设想是相通的。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深刻变迁，使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由问题，人的文化素质及其创造性问题都成了理论家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偏重外在客体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向研究主体及主客体关系。围绕着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人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其中基本趋于一致的观点是，主体性原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而不应被当作主观性原则来看待。
第六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兴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目前最好的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错误，要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进行重构，从而形成既科学又革命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
并以此去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建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西方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改造，创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具体说来，他们首先认识当代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持续的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上涨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三高一低”并存的“滞胀”困境，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促使英、美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求助于这一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以对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它的创立者之一科亨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认为，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说来，甚至更具体地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社会主义又对在哪？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或已不是过去认为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对于实践意味着什么？”（〔英〕科亨：《历史、劳动和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围绕科亨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的。
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此，罗默在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出盛衰无常，说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令人将信将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有四种反应：一种方式是退回到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犹太经典式的辩护，去寻找一种符合既往历史的解释。另一种方式是否认那些看来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方式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基本错误的东西加以拒斥。第四种方式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这样，按照现代的标准，它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主张也是错误的。但是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因而人们就觉得其中必定有一个需要澄清和阐发的合理内核。人们是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用场上失灵而把它扔掉，尤其是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美］罗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罗默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用第四种方式即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尽管当人们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去评价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会发现其存在着理论上粗糙、细节上有错误、甚至某些主张是错误的等问题，但是罗默确认马克思主义仍是目前认识社会历史的最好理论。因此他们所要做的
事情，就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构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社会科学，并进而以重构后的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其次，进行长期的斗争。自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起了几种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这一思潮既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又具有反传统的倾向，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得不到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也得不到当时受苏联影响的西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被局限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欧国家相继爆发的学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奋起造反的青年学生奉为思想武器。但是随着学生造反的失败，这一思潮也受到很大的打击，随之开始走向衰落。在7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直是在“拉丁语区”，即德国、法国、意大利，而英国和美国却一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直到60年代以后，在争取民权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中，美国一些知识分子在对传统理论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才开始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美国的社会现象。到了70年代初，这种风气在美国大学校园迅速扩散蔓延，广大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发生兴趣，各大学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并纷纷开设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这些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是与英国一些在60年代由新左派创办的激进的左翼刊物对英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相联系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初，它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联络一些出版社出版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介绍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思想，从而在英国引发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的出现被一些人视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大转移。
第三，分析哲学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影响。分析哲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英、美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哲学思潮，西方哲学界一般把20世纪初的英国视为分析哲学的发源地，把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论指称》一文视为分析哲学诞生的标志。分析哲学虽然派别众多，观点各异，但都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混乱产生于滥用或误用语言，并进而把哲学的内容或者归结为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或者归结为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发现和提出新的命题，而是阐述思想，使已有的命题变得清晰。这种长期流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的传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以及流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缺乏概念的明确性和推理的严密性。科亨在谈到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一书时说，“我发现《阅读＜资本论＞》极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这也许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在英国，一般不认为一种理论陈述应该是艰深难懂的。”（［英〕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因此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
方法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分析和澄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流行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重要影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张，对所有社会现象的解释最终都必须归结为关于个人的事实。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宏观解释，即只是通过对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类似的东西推理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根据宏观解释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却没有发生。因此，必须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描述作为微观分析的补充。
一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78年初出版的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在此后的10多年里，科亨、罗默、埃尔斯特、赖特等人先后出版了20多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发表了上百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历史、劳动和自由》，罗默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讲行分析的基础》、《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自由的损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埃尔斯特的《弄懂马克思》，赖特的《阶级、危机和政府》、《阶级》等等。从1985年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推出反映他们研究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研究丛书》，出版了10多部著作和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纷纷发表著作或文章，或褒或贬，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此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观点也很不一致，论争也很激烈。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掀起了一股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时，以“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自己的基本特征。它推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主流的研究方法，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反对辩证法，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1．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为了重构一种既科学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会使马克思的思想变得更为清晰、精确、更有说服力。他们强调自己的任务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此科学的理论一是指符合20世纪分析哲学标准的理论，即概念清晰、论证严谨的理论；二是指不仅有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描述，而且还应该有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的理论。此革命的理论是有助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所以，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的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分析；三是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修正和补充。因此，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就集中体现在它重构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分析的方法上。即分析哲学使表述更为精确、更严谨的方法和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一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来源于这样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分析哲学的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从20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最初出现于讲德语的国家，然后在讲英语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种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后被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第三种是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用这些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分析的方法重新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不会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反而会使马克思的思想变得更为清晰、精确、更有说服力。
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
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主义所运用的方法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潮的一般特征。
（1） 推崇分析哲学的方法，反对辩证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很多地方在表述上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而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必须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重构。对此，科亨在他的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他的论证，但以更为引人入胜的形式介绍这个理论。我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马克思所写的东西；二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我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它基本上与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相一致。当然，我希望马克思能承认这一历史理论是对他的思想的合理的清楚的表述。这不是一种过分的希望。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确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英］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这段论述表明了科亨之所以要为历史唯物主义做辩护的原因。在他看来，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在世时只是粗略地表达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而还没有达到20世纪分析哲学的清晰和严谨的标准。一种理论只有达到分析哲学的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科学。
从重构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极为强调对基本概念的精细阐述。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生产力、经济结构、剥削、阶级结构、拜物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这类概念的煞费苦心的阐述，而这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没有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使人感到过于抽象和过分拘于细节，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对基本概念的彻底澄清，任何理论都不能成为科学。同时，还必须要坚持系统而严密地论证各个概念在理论上的逻辑关系。
从推崇分析哲学的方法这一信念出发，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辩证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辩证法”
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来表示一种与分析方法相对应的方法时却从不具有明确的含义，因而对辩证法的相信只能在一种不清楚的思想环境中存在。把矛盾作为解释的基本概念模糊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推理模式之间的区别，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可理解性，使一些不能成立的论证混入了理论论争，因而造成大量复杂的广为流传的混乱，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 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物和现象的宏观描述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对社会现象作了整体的描述和说明，但从现代科学理论的要求来看，对社会现象仅有整体上的描述和说明是不够的。“简单地以对一个群体的利益去说明集体行为会招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即使是在集体行为对某一群体的人有很大益处的时候，这种集体行为却常常未能发生。在个人层次上的解释应当根据以下具有启发性的原则来建构：首先假设，行为既是出于理性的又是自私的；如果这行不通，就假定至少是合理的；只有在这也行不通时，人们才能假定个人参加集体行动是非理性的。最后，应当在心中始终记住不成熟的简化论的危险。对现阶段可以应用的在个人层次上的解释来讲，集体行为简直可以说是太复杂了。”（［美］埃尔斯特：《弄懂马克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这表明，在埃尔斯特看来，仅仅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水平上，通过对群体利益的推理去解释历史现象是不充分的，必须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描述作个人出发的微观分析的补充。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把个人视为及其重要的分析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应可以还原为（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个人行为的可能的说明。对任何社会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说明为什么卷入事件的那些人会那样行动。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最终通过作为个人的人的特性，如人的动机的形成、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等来说明。
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发展规律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观点。认为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个人都应是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整体的行为说到底只是构成它们的个人行为的体现，是个人行为的功能。罗默提出，有关个人的假设不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只有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者才有可能得出定理式的观点，这样才能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和可信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绝对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一些分析的马点思主义者，如：列文、索伯和赖特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科学价值提出了疑问。在他们看来，宏观现象并不总能以有关个人的假设来解释，有时个人特性相当不同的分布可以产生同样的宏观现象。不过，虽然他们怀疑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原则，但却肯定微观解释对于解释宏观现象的重要性，并赞同通过有关个人的假设去解释宏观事件的努力。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上面所说的方法的信奉是绝对的。他们反对任何削弱对清晰的陈述和严谨的论证的要求，认为抵制分析的推理只能是无理性的蒙昧主义的表现。所以，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基本倾向，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和重构应该运用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分
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点。在他们看来，尽管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抛弃了，但却保留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保留了它的价值取向。因而通过分析方法的严格检验后而被保留下来的那些观点，要比以前更具有说服力。至于那些被抛弃的观点从理智上讲是不能够再加以保留了。
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既涉及哲学问题，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又更多地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如剥削、阶级、社会公正、社会道德等问题。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有的侧重于运用分析的方法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作辩护，有的侧重于运用分析的方法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最能体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是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的论证，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赖特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
1．对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的论证
科享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的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宣布：“我要为之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概念。按照这个理论，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兴衰更迭促进或阻碍这种发展。”在这部著作及其他论著中，科亨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了澄清，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与众不同的辩护。
科亨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辩护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和论证的两个命题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从人具有理性和理智以及自然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出发去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趋势。首要性命题则运用功能解释的方法说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解释上的首要性。
（1） 发展命题
科亨认为，发展命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最基本命题。但是，它在马克思本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却缺少严谨的论证。
科亨的发展命题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整个历史。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第一，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一种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的努力，自然是不会给人提供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虽然人类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改变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在既定的外部自然的这一特征和人类可达到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的绝大多数只有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从事或多或少是令人厌恶的劳动上，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二，人类具有发展新资源、发明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工具的智力及其他能力。第三，人类有足够的理性抓住他们的能力在劳动中创造解决匮乏的机会。具体说来就
是：“知道如何满足他们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理性的人，将倾向于抓住和运用满足那些需要的手段，就这方面而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有理性的，而且这是一个永恒的方面。”（〔英〕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2页）。简言之，在人类是有理性的和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他们将不会无限期地放弃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机会。生产力的发展将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有强烈的动机去克服匮乏。因此生产力具有发展的趋势，并贯穿整个人类历史。
为了使人们准确把握他所说的发展命题的含义，科亨还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自律的，“它独立于社会结构，它植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处境这些根本的物质事实”（［英］科亨：《历史、劳动和自由》，第84页）。用来支持发展命题的东西都是与特定社会结构无关的非社会的物质事实。
科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有利的生产关系，但有利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生产力趋于发展的内在根源。从生产力只有在有利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这一命题，得不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是有利的生产关系的结论。他举例说，一个小孩有自律的成长趋势，这种趋势是内在而不是由他的父母外在地灌输给他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小孩的成长可以不依赖父母及其他人的帮助。生产力自律的发展趋势与此类似。造成这一趋势的最终原因不在于生产关系，而在于那些与人性有关的非社会的事实，即人类是有理性、有革新精神的，并受着匮乏的折磨。
第二，生产力趋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解决匮乏问题。科亨认为，人类是面临匮乏问题的有理性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动物，他们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设法减缓匮乏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是为了减轻劳动负担，例如，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采用了更先进的犁，是为了减轻他必须投入的劳动负担，这只是个别的。一个资本家采用了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或方法，是为了保护或增加他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减轻任何人的劳动负担。生产力趋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种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在物质资料方面的匮乏。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起作用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起作用。只要匮乏存在，人们就倾向于抓住任何存在的机会去发展生产力，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是非理性的。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普遍的，它贯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更进一步讲，贯穿每一遭受匮乏的社会的历史。在所有的社会中，只要环境不是总不利，进步总会在某些地方发生，它的成果将被保留。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普遍性无需表现为每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要经历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发展过程，可以存在一种“火炬接力”的模式：一个从前处于领先地位的社会，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会退下去以有利于另一它影响过的社会，后者将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进的火炬携带者很可能把头等重要的地位让与从前落后的社会，这些社会没有必要重复他们效仿的社会经历的所有阶段。
（2） 首要性命题
这是科亨提出的又一重要命题，主要是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上
层建筑在解释上的首要性。科亨认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论述包含两个命题：一是上层建筑起着维护经济基础的作用，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上层建筑的特征要由经济基础的性质来解释，而后者的特征又是由生产力的性质来说明。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两个命题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从前者得不出后者，从后者也得不出前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亨提出了他的功能解释的方法，并认为运用这一方法就能消除那两个命题表面上的矛盾，并使首要性命题得以成立。
什么是功能解释？科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其作了严格的界定。他说，假设E是原因，F是它的结果，我们以E具有这种结果来对它作功能解释。以E的发生是由于F的发生来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这是用后出现的结果来解释先出现的原因，这样一来功能解释就与通常的因果解释相矛盾了。以E的发生是由于它引起了F的发生来解释也是错误的，因为当E引起F时，E已经发生了，因而它引起F这一事实也不能用来解释它的发生。唯一可选用的解释是：E的发生是由于它会引起F，换句话说，E的发生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事件E会引起事件F。用符号来表示就是(E→F)→E。科亨认为，这种功能解释与通常的因果解释并不矛盾，它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
科亨就是以这种功能解释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他说：“现行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会流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存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将适应其水平，那种适应其水平的生产关系因而就流行起来。换句话说，如果K类型的生产关系得以流行，那是因为就现存的生产力水平来看，K类型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通常情况下解释的标准的形式。”（〔英〕科亨：《历史、劳动与自由》，第10页）这里包含了三个命题：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为什么是某种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它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第一和第二可以得出第三个命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在三个命题中，只有作为对前两个命题综合的第三个命题，才赋予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在解释上的首要性。
2． 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位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罗默，热衷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认为，在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没有哪一部分是神圣不可改变的。所以，他积极修正那些在他看来已经过时或错误的原理，以求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改造为在逻辑上具有严谨性，但仍具有革命性的学说。罗默主要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化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分配公正的问题。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年出版）、《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年出版）、《自由地损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1988年出版）。这3部著作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阶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修正，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
（1）对剥削概念的技术性定义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以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重新解释。
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存在剥削？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对这一问题作了解
释，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本身是有问题的。罗默认为，正确的市场价格理论必须考虑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种供给方面的理论。虽然马克思用来作为其资本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但他所讲的资本主义剥削还是存在的，问题是要为这种剥削以及其他社会存在的剥削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所以，罗默首先对剥削概念进行了技术性定义。
罗默认为，剥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既有“非技术性”含义，也有“技术性”含义。所谓“非技术性”含义，指的是剥削概念在日常用语中的含义，例如它可指利用某物，或指不公正地欺骗某人。所谓“技术性”含义，指的是剥削概念在科学用语中的含义，用罗默的话说：“在一种既定的经济中，如果一些人必须从事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即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长时间的工作）才能挣得他们的各种消费品，而另一些人只从事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就能挣得他们的各种消费品，就可以说存在剥削。”（［美］罗默：《自由地损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第20页）由于运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罗默对剥削概念的技术性定义是以市场经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和理性人的最优化选择的存在为前提的。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资本稀缺和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另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时间就会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存在前者被后者剥削的关系。从其定义的剥削概念出发，罗默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发生的机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当事人追求的是他们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如何实现他们的经济效益，则要受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所制约。资本家雇佣工人，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佣工人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是他们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由于工人所得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少于他在生产活动中花费的劳动，因而他们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由于资本家所得利润或利息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多于他们在生产活动中花费的劳动，因而他们剥削了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剥削必然会产生，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最初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显然他关于剥削概念的技术性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剥削源自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劳动市场，进而说明绕开劳动价值论同样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剥削。为此，罗默通过假设只存在劳动市场和只存在信贷市场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型，用以说明两个市场之间有着极强的类质性，因此可以认为，即使不存在劳动市场也可以存在剥削，因而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只与生产资料的最初分配不平等有关，与劳动市场存在没有必然联系。
（2）财富、阶级与剥削对应的原理
罗默的这两个原理也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推出来的。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当事人都要遵循最大化原则，都要根据自己拥有财富的情况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样，当事人的选择就会产生五种不同社会集团，即五个不同的阶级。他们是：雇佣劳动力的纯粹的资本家（或地主）阶级；既雇佣劳动力又为自己工作的半资本家（或富农）阶级；只为自己工作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或中农）阶级；既为自己工作又出卖劳动力的半无产者（或贫农）阶级；只出卖劳
动力的工人（或雇农）阶级。罗默就是从以上五种财富与阶级地位的关系说明中，推出了他的财富、阶级与剥削的两个“对应原理”。
第一是“阶级——财富对应原理”。这一原理认定，如果把所有生产当事人从富到穷排列出来，那么依次是纯粹的资本家（地主）—半资本家（富农）—独立的手工业者（中农）—半无产者（贫农）—工人（雇农）。生产当事人的财富状况决定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
第二是“阶级——剥削对应原理”。这一原理认定，只要他是资本家或稳定的半资本家，都是剥削者；只要他是半无产者或无产者，都是被剥削者；独立的手工业者可以是剥削者，也可以是被剥削者，或两者都不是，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罗默的这两个原理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这两个原理证明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更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只是一种简单的假定。由于那种假定，罗默的这一原理并没有使人感到惊奇。然而它是一个绝好的成果，因为他揭示了一种内在的机制，即在市场经济中，是人们拥有的财富和他们对最优化选择的追求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的阶级，这种机制展现了为什么事情必然会朝直觉告诉人们的那个方向发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成果具有“所有真正科学的明显的客观的特征”，因为它使某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了一种严格的逻辑上的证明。
（3）“退出博弈”的剥削理论
罗默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主要阐明的是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中的剥削，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他要确立的则是一种超出各种具体剥削形式的一般剥削理论，即“退出博弈”的剥削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携带按人均分配的财产“退出”某一经济体并单独进行生产，其成员的收入都有所提高，那该群体的成员在原经济体中就是被剥削者，如果其成员的收入都有所降低，那该群体的成员在原经济体中就是剥削者。罗默还用他的这一理论分析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剥削—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剥削。
（4）社会必要剥削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剥削现象最终将被消灭。这也就是说，剥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罗默把这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剥削称作“社会必要剥削”。在探究一种形式的剥削成为“社会必要剥削”的原因时，罗默认为，当消灭这一形式的剥削的企图将损害被剥削者而不是对他们有所帮助时，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剥削可以在两种不同情况中成为社会必要剥削。一种是如果消灭某种剥削将造成对经济激励机制的严重破坏，从而使生产者的状况在短期内就会恶化，那么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另一种是如果消灭某种剥削将使技术或其他生产力丧失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种剥削也是社会必要剥削。比如，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剥削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革新还起促进作用，如果这时工人群体带着人均生产资料退出该社会而单独进行生产，那他们的生产很快就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生产，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改善。因而就早期资本主义剥削对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技能的差别而存在的剥削也是社会必要剥削。
罗默的社会必要剥削概念强调，消灭剥削并不是一个决心或道义方面的问
题。只要人类仍然深刻关注自身的物质福利，再有良好的意愿和动机也消灭不了剥削。然而，认识到一种剥削是社会必要剥削并不意味着要赞赏它或对它可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相反，应当在条件具备时采取尽快的和阵痛最轻的方式消灭它。
3．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
赖特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研究得最多，因而在这一领域的影响也最大。赖特的代表作是1985年出版的《阶级》一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将趋于两极化。一极是人数越来越多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另一极是人数越来越少的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既非纯粹的无产阶级也非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中间群体，如众多的高科技人员和经理。这种情况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出了挑战。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说明，赖特提出了两个理论。
（1）关于三种剥削形式的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
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上，赖特吸取了罗默有关财产、剥削和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也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的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但他对什么是财产以及财产所导致的剥削形式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赖特认为，剥削存在的根源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财产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财产，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文凭财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虽然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但同时也存在组织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和技能文凭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与后两种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相对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由这两种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而导致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结构。他根据这三种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划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者。它由三种人构成：拥有足够的资本雇佣工人而自己不劳动的资本家；拥有足够的资本雇佣工人但自己必须参加劳动的小雇主；拥有足够的资本从事为销售而进行的生产但不雇佣工人的小业主。
第二大类是非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者。它由八种人构成：拥有较多技能文凭财产和较多组织财产的专家经理；拥有较多技能文凭财产和较少组织财产的专家管理者；拥有较多技能文凭财产和不拥有组织财产的非管理专家；拥有较少技能文凭财产和较少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文凭管理者；拥有较少技能文凭财产和不拥有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文凭工人；不拥有技能文凭财产但拥有较少组织财产的无技能文凭经理；不拥有技能文凭财产但拥有较少组织财产的无技能文凭的管理者；既不拥有技能文凭财产也不拥有组织财产的无产者。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是由这三种剥削形式交叉构成的两大类多种人构成的。这一结构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财产占有者与非生产资料财产占有者之间的划分。赖特还根据上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框架组织了对美国和瑞典情况的调查，以表明美国和瑞典资本主义在阶级结构上的差异。
（2）“中间阶级”理论
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分析是要表明它并不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
他还进而提出，处于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 “中间阶级”是理解全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关键，并对“中间阶级”作了这样的界定，即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从某一方面看，他剥削别人，从另一方面看，他又被剥削。非管理专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由于他们不拥有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他们拥有技术文凭财产，他们又剥削别人。“中间阶级”的这种既受剥削又剥削别人的情况使得他们处于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地位。
赖特认为，“中间阶级”矛盾的阶级地位对于历史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革命都不能同时消除所有形式的剥削，而只能一次消灭一种特定的剥削。由此说来，社会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不会是原有社会结构中受剥削最深重的阶级，而可能是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阶级。他以反抗封建剥削的革命为例，指出这一革命中主要受益者不是被剥削的农奴，而是资产阶级，即在封建社会中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阶级。赖特提出“中间阶级”理论是要表明，资产阶级的最可怕对手并不是只受剥削的无产者，而是既受他人剥削同时又剥削他人的拥有组织财产或技能文凭财产的“中间阶级”。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存在组织财产剥削和技能文凭财产剥削的类似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同一逻辑，对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级而言，其最主要对手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具有矛盾阶级地位的专家阶级，而后者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成为剥削阶级。
四、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同以往出现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因而，对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在于：
第一，它的出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地区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敌视，其传播和发展也因此而受到种种限制。在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很难有立足之地，很难登上大学的讲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象。它的代表人物都是英、美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他们的论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认为，它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学术界和大学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第二，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全无道理，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有说服力就必须概念清晰、论证严谨。为此，他们以当代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澄清和阐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科亨，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基本概念的澄清和论证，在很多方面纠正了人们过去的模糊认识，提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第三，它探讨了现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
合理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它十分关注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由此出发，提出了不少直接针对这些新变化的新理论。尽管这些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由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反对资本主义，提倡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现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并对如何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出了新的设想。这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讲，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消极的方面看，它的一些基本主张是错误的，它的大量具体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在基本主张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反对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清晰性、强调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等方面有其合理性的成分，但它以此为由反对辩证的思维方法则是错误的。因为辩证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一直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本身只会使理论的表述更清晰和准确而不是相反。正是对辩证思维方法的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上只能作静态的分析，而无法说明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提倡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作微观分析的补充，从原则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们为此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却是错误的。因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说到底就是要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从个人的不变的人性出发解释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反对以不变的人性说明历史的变迁，这既是因为这样做无法科学地说明历史的变迁，又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应当永远存在的结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或所作的个别结论上也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美国家兴起以来，目前还处于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它的成员还在各自的领域中积极进行各种研究，还在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跟踪这股思潮的研究动态，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七章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低潮后，逐步将理论的探索与大众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70年代初形成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把理论研究与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生态运动结合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由于它从理论上重新检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和途径，因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很大影响。美国纽约大学政治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
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运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社会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生态学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来源。
1．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经济全球化迅速加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原有的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这一基本矛盾的形式，在西方国家普遍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演变为日益突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控制着世界的主要资源，同时又在境外对全球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不仅导致南北发展失衡，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再加上它还利用在资源消耗方面的优势，对本国自然资源实行保护，这就更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展，使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人类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同时，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性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温室效应、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和物种灭绝等。环境污染主要有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根据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生态问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污染、资源减少、人口增长。其中核心是污染，而污染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总之，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并没有出现某些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料的理想状况，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问题异常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2．“生态革命”是对生态危机深刻反思的结果
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利用问题的深刻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并引发了“生态革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达尔文100多年来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思想，在经过了100多年发展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引人注目的生态学科学的同时，也孕育了以保护人类生活环境为目的的生态运动。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剧：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森林惨遭毁灭，水资源日趋紧张，大气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物种濒临灭绝以及生物污染、噪声污染、热污染、光污染、核污染等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现实，人们开始意识到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意识到保持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于是一场抗议资本主义制度，旨在防止生态灾难，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生态运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许多社会公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示威游行、签名抗议，要求政府关注人
类的生存环境，制定有效的措施遏制人类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新型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如“地球之友”、“世界卫士”、“环境保护—绿色行动”等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扩展，人数也迅速增加；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真正的生态组织：绿党。这样，生态运动由最初的自发组织发展到组织政党，由最初的院外活动发展到登上政治舞台，由少数几个国家到遍及资本主义世界，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入。可以说80年代是绿色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国家的绿党在大选中接连得手，绿色运动开始向北美、亚洲、大洋洲扩展。
生态运动使得生态问题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具有政治意义、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生态运动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生态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运动中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表达即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无论是生态危机还是生态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克服生态问题的方案就成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题。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异化理论”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成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
“生态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世纪6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60年代末生态危机的出现使“生态学”开始成为西方社会的流行语，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促进了生态学研究的深入，促使人们将生态学与系统论、生态学与政治学、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探讨。当代生态学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强调，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又致力于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注重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生态思想的挖掘与填补。法兰克福学派是较早注意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流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都把人同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问题当作一个主要的理论主题。他们强调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力图借助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分析方法，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现象。他们认为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状态。人类凭借科技进步，使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人类未来要发展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马尔库塞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则更为广泛和深刻，他敏锐地意识到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压抑人的同时也压抑着自然，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异化；生态危机已不是一个纯粹
自然的、科学的间题，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他强调被异化的自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屈从于资本主义现实合理性。因此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问题，是制度造成了自然污染。他从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特点出发，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形成过程，并且呼吁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保护。在探索克服生态危机、克服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乃至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中，马尔库塞首先将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具体的做法就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他还赞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认为把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问题。主张应该按照马克思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确定我们所进行的“自然革命”的内容。那就是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成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入手，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本质，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使自然得到解放，使人类人道地占有自然。马尔库塞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当代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但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仅仅是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而没有在革命的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批评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它那里只有批判性而无建构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而应坚持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理由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强调要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将环境问题与当时的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自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所引起的。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提出过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要打碎这一逻辑，代之以社会主义。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进步有助于人的自然解放，并促进人的社会解放的思想。人对自然的支配并不是统治，即所谓的征服与破坏。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是对自然的服务，而不是破坏，而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越广、能力越高就越自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实现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和支配，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实现真正的自由。而未来社会在社会关系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克服，使人们可以自主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面。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上述思想进行重新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初步奠定的主要标志是莱易斯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20世纪70年代末，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中强调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莱易斯的关系，并把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莱易斯的著作介绍给世人，从而引起了西方左翼力量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高兹也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作为政治的生态学》、《生态学与自由》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后工业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的深刻揭露和批判的精神，并从中了解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奠定基础之后，80年代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尼尔格伦德曼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在蓬勃的生态运动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以及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以满足新型需要为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号召人们为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而努力。由于在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更注重对生态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更强调其理论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关心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因而与早期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比，显得理论上更具有整体性，在实践中更富有号召力和现实性，也因此成为西方左翼生态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最激进的流派。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和全球化，它的理论、政治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并广泛传播于国际社会，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西方左翼理论家视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希望。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和法国的人本主义者安德列·高兹，以及以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尼尔格伦德曼等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左翼学者。
1．对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强调
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突出的问题，应该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在科技的推动下，已导致两大社会问题即“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过渡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追求利润而造成的，它使技术规范越来越庞杂，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职能越来越专业化；人们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幸福的程度，于是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负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自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屈从社会的意志。莱易斯在他的《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深刻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技手段来实现的。然而这两种控制最终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遭到了来自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因此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自然尊重自然，马克思所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对马克思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的社会理论作出必要的补充。
2．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危机，是其经济危机的转移性反映。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明确指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使得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一种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危机在今天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了直接威胁，它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
3．“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是不完全的，因为它缺少对消费领域的分析，把生产领域的危机趋势作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唯一原因，这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事实是有距离的，当代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想象的更富有弹性。不过他还是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并以此为出发点，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迫使人们在被广告的全面操纵下疯狂地追逐高消费，以补偿和抚慰其依附于庞大经济体系的单调乏味而又非创造性的劳动所带来的痛苦。这种异化消费使人们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的标准，从而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阿格尔指出，只有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从转变社会制度入手，改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他们主张以“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是指对工业繁荣带来的丰裕商品，不要再抱什么好的希望，因为丰裕的物质享受会造成异化消费，造成生态危机，所以要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以重回生产领域寻找快乐和满足的观念来代替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的旧观念。
4．摆脱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想成果直接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也赋予了生态学以革命的意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着重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已导致两大社会问题：“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过渡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追求利润而造成的；过渡消费则是资本主义使人异化的结果。两者互相促进，既造成了人的异化，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因此在经济上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即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他们强调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要为后代着想，不应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而应看是否符合生
态原则。这种稳态经济的模式既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又可以彼此平等交往；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他们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出“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缺点就是没有生态观点，不考虑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生态背景，不计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其错误就在于相信目前浪费性的经济正在促进生活的幸福和完美。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出生态运动必须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它看作目的本身。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诸如环境污染和人口激增等。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一的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资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
此外，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在政治方面追求社会正义和实行基层民主，在文化方面要注重社会文化建设，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精神衰退”和“精神贫困”。
为了实现这种经济上“稳态”发展，政治上正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还提出了非暴力是社会变革的主要途径和策略，知识分子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等战略原则。
三、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1．积极意义：
从理论形态看，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理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公开地明确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人的尺度”透视生态问题，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从研究方法看，作为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象牙塔式的纯哲学的研究方法，将理论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特别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机结合起来研究摆脱危机途径的思路，是当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变化，因而也使它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更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很大影响。从理论意义看，作为一种与生态运动向伴随的社会思潮，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他们对于后工业社会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的深刻批判，对当今世界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发展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而不顾生态恶化的结果的深刻揭露，不仅比一批环境保护主义者更高明，而且也为他们研究生态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基础；他们把生存环境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必然性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有价值的
新见解和理论上的新概括使之远远高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形形色色的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他们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角度探索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提出建立一个生态和谐、自我管理和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力量，而且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我们从整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对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2．局限性：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对科学技术的评价是片面的。尽管他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他们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技进步的直接后果，如工业废弃物造成的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人口的剧增，森林的砍伐，动植物物种的灭绝等整个生物圈的破坏，都是科技进步“阴暗面”的表现。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在理论上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此而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其理论的全部。
其次，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和否定态度，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在对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的选择上，将革命的手段限定在“教育”和“示范生活”的范围内，提倡以“非暴力”原则和生态原则去改造社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上，把人的需求置于阶级对立之上，这些都说明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十分遥远。
总之，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左翼思潮，与其他倾向的生态运动一起，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它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对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新见解，对未来社会的新构想和新展望等理论价值和积极意义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其自身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中完善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第八章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西方一个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当代西方国家女权运动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女权主义的影响。
一、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尽管妇女受压迫是久远的历史现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以争取妇女解放为目标的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潮。
“女权主义”这一术语起源于女权运动。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不仅发表了最为有名的女权论著作《论妇女的屈从》，还创立了英国第一个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利用下院议员的身份向议会递交了第一份关于选举权男女平等的提案。该提案被否决后，争取选举权的妇女团体在英国各地纷纷成立，从而形成了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当时除英国外，德国也成立了妇女运动组织。“女权主义”就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并一直沿用至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关于女性的思潮，它围绕妇女在社会中的受压迫、不自由、不平等的地位和根源展开理论讨论，并致力于争取妇女的权利和解放；而且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也大多数是女性。因此女权主义是一种妇女自己的思潮和运动。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虽然也有男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为之而作出一定贡献，但他们只能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而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从现实看，女权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女性作家、学者和活动家。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派别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这些流派的观点对女权运动起着推动作用。
女权运动几乎与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与生俱来。在封建社会，妇女作为男子的附庸和奴仆，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千年积存下来的传统和制度，妇女受压迫的历史现象，在18世纪资产阶级发动的启蒙运动中受到了威胁，在卢梭等人的进步思想影响下，许多法国妇女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则是在19世纪中叶出现的。
第一波女权运动或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自19世纪中叶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妇女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力的运动。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力之外的国家法律。美国女权运动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从19世纪末起，美国女权主义者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运动，直到1919年美国国会明确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次女权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赢得了选举权、财产继承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妇女运动处于低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欧美各国妇女就业的偏见激增。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一些欧洲国家的妇女组织破坏殆尽。二战结束后，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一样遭到压制。特别是50年代，反女权运动在美国达到了高潮，妇女参与公共生活遭到强烈反对。一代年轻的美国知识女性纷纷放弃学业和事业，再一次把“幸福的家庭主妇”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妇女运动的势头至此彻底消退。
第二波女权运动或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随着50年代末美国侵略越南，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尖锐化，各种社会运动如反战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等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和日益扩展，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新社会运动”。新女
权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它都超过了第一次女权运动。就广度而言，这次女权运动的目标和范围涉及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也包括社会、家庭和学校等诸多领域；而且从地域上看，自60年代中期在美国爆发后，很快波及西欧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深度而言，这次女权运动表现更为激进，它不是在现有制度上通过修改立法实行社会改良，而是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为妇女解放创造必要条件。正是因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主要不是在法律上的权利平等，而是涉及事实上的切身利益的平等，尤其要求反对思想文化方面的歧视，这些都是许多传统妇女运动所没有触及的新问题，因而人们把60年代复兴的女权运动称之为“新女权运动”。随着新女权运动的深入，为寻得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女权主义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甚至有些女权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术语装点一下门面，以达到使自己的分析合法化的目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的最佳状态是融和两者优势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它是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理论流派，对当时和其后的妇女运动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女权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整个女权主义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70、8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一般是运用概括性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那么现在则更重视对妇女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的研究，重视妇女日常的实际反抗。诸如“生育权以及生育权的被剥夺，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充分的儿童看护以及可比较的价值”等问题，已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对象。
2．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西方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概括起来说，它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传统中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二是女权主义传统中的有关思想。
（1）社会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18世纪法国大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但并不能根本改变妇女的地位，妇女仍然没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这就引起了妇女的不满。当时一些著名的女剧作家、女作家纷纷发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男女应有平等权利的呼唤；强调男女没有差别，男女要彼此相依，社会才能进步。要求妇女接受教育、提高素质以摆脱对男人的屈从。
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沙尔·傅立叶对妇女解放问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抨击资本主义现实和倡导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傅立叶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进步和变迁以及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都可以以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由此他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重要命题。他还认为，妇女权力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并对未来社会妇女的地位作了详细的阐述。傅立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探索，不仅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而且对19世纪初欧洲的妇女运动也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正处在形成时期，就妇女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初步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从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马克思和恩
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透彻地分析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有关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想。恩格斯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理论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许多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妇女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和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倍倍尔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妇女受奴役地位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认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妇女的解放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这些观点至今仍没有失去意义。
（2） 女权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女权运动中形成了各种派别的女权主义，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波伏娃的女权主义以及激进女权主义，它们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思想来源。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女权主义思想。它崇尚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原则，以个人自由、独立、天赋人权以及理性的意义等为依据来解释妇女解放。它认为女人同男人一样，生来就具有理性，具有发展完善自己的潜力，只要机会均等，他们也能发挥与男人同等的智慧和才能。男女角色与地位差异、妇女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根源于法律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不公正的，妇女要组织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争。只要获得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妇女就可以靠每个人的努力得到解放。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第一次女权运动的主流思想，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也有它的影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这些思想有所借鉴的同时，较多地是对它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波伏娃的女权主义思想对西方女权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妇女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的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她深刻分析了妇女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地位，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加深了对妇女的压迫，指出资产阶级是压迫妇女的“罪魁祸首”。她从生理、心理、经济、历史等各个方面，探究妇女的真实情况，大胆地提出了许多妇女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她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名言，在女权主义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社会造成了男女差别，这是妇女从属地位的主要根源。女人要获得自由和人的尊严，就要消灭这种人为差别。波伏娃《第二性》著作的问世，正是两次女权运动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这就使该书成为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理论总结，并为第二次女权运动作了理论准备。波伏娃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由于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的特殊关系，使她的女权主义思想里有着不少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波伏娃的女权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态度和社会历史视野，对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有人把波伏娃看成是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激进女权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形成的女权主义流派。她们把妇女受压迫看作是超越历史、跨越文化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她们对父权制、性、妇女受压迫的心理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的论述，给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极大的启示。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且是最受压迫的阶级；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压迫，是其他社会压迫的基础和核心。他们不同意自由主义者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缺少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观点，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的观点，而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所谓父权制就是一种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的制度。这种制度以权力、统治和等级制为特征。它早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产生，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由于该理论认为父权制最初根源于两性分工，是生物学上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妇女受压迫的命运。因此主张通过科学技术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任务，通过发展人工生殖技术，把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扩大到全社会，从而使妇女获得解放。有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主张消除性别区分、建立阴阳同体的文化，采取性分离主义，拒绝异性恋，提倡女同性恋等。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尽管由于走极端而在妇女中影响不大，但它关于父权制的思想为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弥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局限的理论视角，对后期女权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不断地借鉴、批判及自我批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成熟。
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们批判地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观点，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性别盲点，同时也指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历史盲点。他们着力于两种理论的结合，认为这是建构完整的、具有凝聚力的、能全方位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体系的第一步。
在20多年的发展中，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呈现出两条对立的发展主线。第一条主线着重探讨经济因素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主要代表有美国的海迪·哈特曼、莉斯·沃格尔，英国的琳·詹姆斯等。第二条主线倾向于探讨非经济因素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
首先，从第一条主线看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她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妇女的社会历史地位、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原因和妇女解放的途径的论述，值得研究。她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注重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传统，着力于妇女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分析，倾向于关注与工作有关的妇女问题。特别是她们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问题，并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家庭和妇女问题的论述中吸取营养。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家务劳动的分析，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相应对策。由于这一理论着重探讨了经济因素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基本上使用同样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等概念，所以被认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有：
1．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处境的论证。与新社会运动中的其他女权主义思潮相比，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家庭经济领域的分析。美国的海迪·哈特曼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等著作中从几个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作了描述和无可辩驳的证明。
（1）妇女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被局限在家庭之内。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被分成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领域，这是男人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家庭和私人生活的领域，这是女人的世界。前者被看成是更为重要的领域，而后者则被看成是次要的甚至是边缘的领域。男人和女人似乎是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类，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男人从事着对社会来说似乎更为重要更为显赫的事情，不仅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而且有更高的社会声望；而女人则只能从事几乎无关紧要的家务劳动。妇女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没有机会冲破家庭的束缚而进入广阔的社会领域，没有机会从事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社会公共事务。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妇女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大多数妇女以家庭为全部或基本的活动范围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一些妇女虽然从事着一定的社会职业，但她们并没有摆脱和放弃家务劳动，而且事实上承受着家族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
（2）在家庭范围之内妇女也是处于从属地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描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处境，认为男性仍然是一家之主，他要求甚至命令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在外面工作回家后，有权利要求妻子提供周到的服务。即使有的男性也做一点家务，但这不过是兴致使然，而不是义务。在有的家庭中甚至还存在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
（3）妇女即使有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有大批妇女已经进入雇佣劳动力的队伍，但她们仍处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处境并不比家庭妇女好。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两性分工，妇女只是进了一个特定的“女性劳动市场”。她们集中在某些被视为典型的女性职业岗位上，如护士、小学教员、秘书、售货员等。妇女的工作往往是她们家庭角色的延伸。妇女工作的报酬也明显低于男性，有的只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以下。哈曼特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中，男人的支配地位得到性别分工的维护。妇女的劳动被认为缺少技术，报酬很低，所行使的权力和监督也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
（2）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进一步分析。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她们都比较注重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分析，把妇女在经济收入上对男人的依赖看作是导致她们社会地位低下的关键因素。她们套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家庭劳动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了类似于《资本论》模式的分析，指出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在于妇女的生育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报酬。他们应用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把家务劳动定义为生产的一种形式，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内部激起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家务劳动”争论。
这场争论围绕着三大问题而展开：第一，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第二，家务劳动的性质是什么？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第三，家务劳动能否工资化？经过争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达成的共识是：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等理论，对妇女工作给予了新的定义，将被忽视的家务劳动揭示出来，指明它是妇女经济落后的关键，强调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妇女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特殊意义。但是英国的米歇尔·巴勒特声称，这场争论没有回答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在家中做家务，而不是男子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依赖、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后备军。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产生。安吉拉·迈尔斯则指责家务劳动的争论滑向了经济主义。
（3）经济解放在妇女解放中的重要意义。在争取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她们所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经济方面，都是为了让妇女摆脱经济上依赖于男子的状况，而实现的途径有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突破家庭的束缚参加社会生产是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的思想，主张妇女介入劳动力市场，参加一定的社会工作。家庭劳动社会化也是实现经济解放的主要途径。沃格尔指出“减轻家务劳动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家务劳动任务的社会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妇女彻底摆脱这种劳动，而是要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这种劳动对社会的意义。而人们一旦认识到了家务劳动的困难程度，社会也就不会认为妇女的劳动价值低而歧视她们。
其次，从第二条主线看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些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探讨非经济因素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朱丽叶·米切尔。1966年，她在《妇女：最长久的革命》一文中首次对论述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批评。在她看来，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是由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大结构所造成的。解除妇女的压迫必须从这四大结构上进行革命。这篇文章在新女权运动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1971年，米切尔在《妇女的地位》一书中确立了一个决定性的开端——主张用精神分析科学解释妇女的思想意识。米切尔说：“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而精神分析学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已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和性的手段。”（罗伯特·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米切尔重新运用精神分析学，对把家庭和思想意识解释为物质基础之反映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巴雷特也主张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性压迫和阶级压迫。她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从阿尔都塞反对把意
识形态基本简化成单纯经济条件的机械反映的观点出发，巴雷特把妇女受压迫理解为社会结构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把女权主义理论看作是向传统的经济简化论全面挑战的一部分。她认为，家庭是维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家庭中渗透了产生于社会整体的家庭意识形态，妇女做家庭主妇和男子养家糊口的性别身份正是在家庭意识形态内并通过现实家庭的社会化而建构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巴雷特的思想是试图摆脱决定论解释的限制。然而，也有人指责巴雷特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时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巴雷特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社会性别的主观性——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还有相当多的人试图在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之间找出一条折衷的途径。1979年，海迪·哈特曼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一文中指出，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盲范畴和激进女权主义的阶级盲范畴嫁接起来的“婚姻”远不是成功的，由此他提出了修补它的“二元制理论”。哈特曼认为造成妇女所受深度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各自作用加在一起的双元制结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制度，在家庭领域妇女受到的是性别压迫，在家庭领域之外特别是经济领域妇女受到的是阶级压迫，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因此妇女解放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斗争。而美国艾里斯·扬则对二元制理论提出了批评。她认为，二元制理论倾向于把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的一种单纯的补充，这种“婚姻”也不可能是幸福的。艾里斯·扬提出用“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的。因此，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
三、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1．积极意义：
在具有左翼色彩的新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反抗资本主义、争取妇女解放方面作出的理论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它揭露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使妇女受压迫的重要根源，在维护妇女利益、推动妇女解放等方面起到了其他西方思潮、流派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受当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用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妇女问题。她们认为没有一种像马克思阶级压迫理论那样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能跨越文化、贯穿历史地说明妇女的受压迫问题。她们深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性别分工、异化、阶级分析等基本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父权制、家庭、性关系、性别分工、社会性别体制等问题，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她们吸取了同时代其他流派女权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揉合其他女性主义性别分析方法，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根源，克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性别分析盲点和女性主义的阶级分析盲点。不论她们的这些分析是否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从结果上看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思潮中的影响，因而是积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其
性别分析的方法经过后来的发展，不但成为揭示妇女从属地位、启发妇女觉悟的理论工具，也成为在现实社会中干预政策措施，逐步改变传统社会性别结构的有力武器。
2．局限性：
同各种理论及思潮一样，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其二元论体系把父权制（性别压迫）和资本主义（阶级压迫）截然分开，把性别压迫限定在父权制家庭中，把阶级压迫限定在公共领域——家外，忽视了各个领域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同时把父权制定义为精神的，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物质的，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分离，模糊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一元论的观点虽然较为严谨，克服了二元论的缺陷，但忽视了妇女受压迫的复杂性和妇女之间阶级、民族、种族、文化的差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声称祟奉马克思主义，但她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却并不赞成，比如，关于妇女受压迫在实质上是阶级关系的产物，它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终止等观点。他们甚至在劳动分工、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上，也被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化了。正如女权主义者自我评价的那样：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新潮中的精华“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造这个理论；是一种介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新女权主义的观点之间，介于阶级与性别、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是在公众和私有王国之间结合而成的具有两重性的混合物。
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新女权运动和新左派的渐渐消退，保守主义浪潮的高涨，再加上东欧的政治变化，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陷入迷惘之中。有人甚至认定“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蜜月早已结束”，到了该“离婚”以了结这个漫长而“不幸的婚姻”的时候了。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对女性内部差异（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性倾向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方式的强调使得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面临着新问题。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融合起来的困难性。因为两者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将自身融入这一革命事业中去。正如英国的艾丽森·扎嘎指出的：说必须废除阶级和性别是一回事，说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又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必须”既表明女权主义者要改变压迫妇女和剥削工人的社会关系的决心，但它也证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的难度。换言之，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想，但也只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已。如何摆脱困境？对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根本的还是需要解决一个理论与实践自相矛盾的问题，在各种挑战中寻求发展的契机。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减税可以增加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财政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直接构成因素，增加财政支出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 41
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思潮的总称。它既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应，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是西方社会历史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体现。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它提出并回答了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所作的理论尝试中，始终跟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其思路和方法，不仅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了它的发展和鼎盛时期，成为流传了大半个世纪的国际性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前者受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着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渊源，试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阶级冲突学说演绎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后者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尽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通过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解释，找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条件。这两大派别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和分歧，各有自己的理论倾向，又表现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旨在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社会思潮。 最先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科尔施。他在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一个新增补的材料里，提到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其解释是通过阅读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归纳出来的，其含义比较狭窄，仅仅是指一种不同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理论倾向。1955年，法国学者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以后便广泛地流传开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国际内部。匈牙利共产党人、理论家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共产国际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波；德国共产党人、理论家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公开向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与此同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袖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说明。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把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理论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而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也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
事件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理论家力图寻求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取得革命成功，而落后的俄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以后，西欧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爆发了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无产阶级起义，但是很快地便无一例外地被当时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左派思想家们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资产阶级实力强大的西欧，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存在另一条实践的道路？鉴于这种思考，一些早期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探寻新的理论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主观精神准备，从而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危机，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庸俗的机械决定论的片面理解，也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物化意识影响。
为了重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要求。在哲学理论上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辩证法，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他们明确提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由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和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挖掘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突出“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揭示“阶级意识”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回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及其人本主义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实践原则等方面，将自己的观点放入到“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去，并且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真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和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无论是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还是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些被称为“异端学说”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东西方理论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自从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的科尔施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河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在发展趋势上从高潮逐步走向低潮、在理论形态上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补充”和“完善”的演变过程。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
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法西斯的暴力，尤其是希特勒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开始了西方社会的一个灾难时期，整个西方国家陷入了战争灾难的深渊。在社会大动荡、大灾难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奥地利、英国出现了一批信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急于要弄清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力图使西方国家从独裁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因此他们不像卢卡奇那样仅仅是
“回到马克思”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突破原有理论的框架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大多数都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成了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这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观点，倡导研究“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注重分析社会经济变化和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更浓烈的哲学色彩和心理学色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们的手上变成了文化批判或者意识形态批判。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心理学分析中，他们用“独裁主义性格”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一时得逞的原因，从大众心理结构方面揭示社会运动的深层动力。这些观点为以后的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采纳，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种西方哲学学说结合起来的理论尝试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盛行的一种理论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流派和观点竞相出现，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格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相继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使得西欧一大批左派人士走向消极，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此时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本主义在所谓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风潮里一度大浮大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针对西方国家战后的持续发展和相对稳定，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批判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他们中有的人用“文化工业论”来指责操纵的意识形态；有的高举“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旗帜，把发达国家视为不健全的病态社会进行批判；有的用“单向度”一说，强调西方社会具有集权主义的性质，即用技术统治代替暴力统治，使得现代人沉溺于物欲而不再有否定精神；有的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论”，宣称国家干预的增加和科技的决定作用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原有结构彻底地改变了。总之，他们所有新观点的宗旨就是要消除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人性扭曲，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地位。法国的一些存在主义者更是要求用人道主义来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精神，其中萨特所作的尝试尤为引人注意。同当时西方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萨特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和对现代社会个人地位的关注，试图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人学理论体系。有人称这种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可以说从20世纪20～6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道主义的观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在60年代达到了它的巅峰，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就在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主流思潮的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他们既批判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实用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贬损马克思主义
科学性的做法，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坚持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上面，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和独立自主性。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尤其是一种经验科学，因而不能用人本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60、70年代后，特别是以新的科技革命为先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所谓“新的产业革命阶段”（后工业社会）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随即发生了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的重要转向。60年代末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是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一度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思想武器，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可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狂热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坠入一种新的理论幻灭，开始走向衰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似已“隐逸”，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开始了更加深沉的思考。他们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疑难问题，更加潜心地研究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并且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研究者还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化趋势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等；还有人运用总体性思想，进一步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究，形成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注重阶级与革命的研究逐步转移到注重生态与全球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们对时代主体转化的一种适应，也表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在向新型的社会主义观念转变。可以说世纪之交整个世界的变化，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出低谷并以一种新的理论表现形态重新兴起，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探索将会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继续展开。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往往有过这种或那种的理论主张，信仰过这样或那样的主义。当他们出于现实的需要来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总是倚重于某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他们心目中的“批判理论”。由于他们各有信仰和各取所需，其理论观点往往是各执一端，因而很难用某一种观点来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那就是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缺陷，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考察当代社会生活中重大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派别或成分相结合，试图重新诠释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试图寻找西方国家人们实现解放
的道路。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理论课题中来把握其总体特征。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
“重建马克思主义”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和目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在许多方面是由“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尝试体现出来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卢卡奇等人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以开创“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解释、修正和补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
（1）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
自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等人开创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来，每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和创见性，毫无例外地要依照自己的理论倾向“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从而得出各式各样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思想主张。卢卡奇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就表示过，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书中的观点，是他当时循着费希特、黑格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原则“审视”出来的。比如，他按照费希特关于“自我创造非我”的主观主义原则，力图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中找出有关意识能动性的内容，赋予人一个历史主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黑格尔的三段论式的辩证法被卢卡奇加以发挥，将其“总体性”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和核心。他甚至把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立足点。韦伯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促使卢卡奇挖掘出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并将其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之所在。与卢卡奇同时，科尔斯和葛兰希也是在黑格尔哲学的视野下，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哲学”。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才能得出非还原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辩证法家，然后才是唯物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面理论旗帜。只是法兰克福学派还增加了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了过去不曾有人注意的东西。法国的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结构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重新解释”中，由于哲学出发点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2）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用某个理论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和“某某”结合起来，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理论公式。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存在着不完善之处。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理论“空白”或“漏洞”，需要人们去“填补”和“完善”。这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某个主义的理论联姻，成了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
最早采取这种“补充”的是一批精神分析学者，如赖希和弗洛姆等人。他们
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如同弗洛伊德主义一样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赖希指出，他的“性格结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改造”。在“补充”方面，性格结构理论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问题。因为通过揭示个人的性格结构形成机制，就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住物质经济过程是如何变成人的意识观念，以及意识观念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弗洛姆建立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就是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他认为，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填补”，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了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起作用的人的本能驱力，因而找到了一个在经济过程和观念活动之间起着转化作用的重要因素。我们只要依照人的各种本能驱力的机制，就可以对社会生活条件及其历史运动作出更有力的回答。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成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课题。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提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患有“贫血症”，因为“人学的空场”而停滞和僵化了。从“主观性”入手，从个人的具体生存状况入手，可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状态。萨特所谓的“主观性”是指人的意识自主性或自由意志。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看到了认识由社会环境造就的一面，因而还要补充人最终要由自己的意识行为来造就的另一方面。因此历史的辩证法终究缘于个人的实践活动。法国哲学家列菲伏尔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提出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另外，还有人提出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主观主义“人学”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用人格主义的“主观创造性”理论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现实发展的社会实际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马尔库塞曾经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改造”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些被人们误解和忽视的东西；二是根据现实的变化，完全改变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第二种意义上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库塞提出的“爱欲解放论”和“革命新理论”，实际上是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进行的“改造”。对于这种完全修正了的“改造”，马尔库塞作了这样的解释：“如果人们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衡量马克思的概念，和不能从中为政治实践引出相应的结论，那么他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僵化为机械地反复使用的‘基本词汇’，僵化为一种僵死的和现实没有关系的言论。”（马尔库塞等著：《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982年版，第106页）
继马尔库塞后，哈贝马斯也明确提出了四个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第一，由于国家干预职能的增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不再起决定作用；第二，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而被否定；第三，由于阶级同化的出现而导致阶级冲突的消失，阶级斗争理论不再适用；第四，由于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力，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已经不能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鉴于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必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变化的理论体系。为此，哈贝马斯力图
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哲学的重负下解脱出来，用“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修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方案。正是这些理论方案构成了一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形象，从而为我们在现时代背景下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当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以及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等重大理论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也可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理论课题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理论特征。
（1）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辩证法？这个问题自始至终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卢卡奇率先把辩证法问题作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所在。为了驳斥“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置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不贯穿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离开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及其主客体同一性的思想，是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同卢卡奇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也把辩证法看成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而把辩证法当作社会历史的方法。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辩证法的最本质要素，即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对此萨特说得更清楚：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的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领域。无论是存在的辩证法还是方法的辩证法，都是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因此萨特提出要用他的人学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这样，辩证法问题最终变成了主体能动性问题。而阿尔都塞是站在结构主义立场上，用一种客体化的结构辩证法对抗卢卡奇等人的主体化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隐含的“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因而提出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以反对马克思的一元辩证法，甚至用多元决定论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总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把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渊源性，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主客体的关系。
（2） 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异化问题，他们把异化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范畴，把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论题。卢卡奇是最早把异化理论放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位置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用了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都是从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开始的。异化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核心所在。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他们以
此为证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其异化理论及其人本主义精神。弗洛姆所写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是他专门论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5页）。马克思的哲学同存在主义一样，也是代表一种抗议，即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变成了物。经过弗洛姆等人的一番解释，异化理论完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华。以至于有人提出，只有青年马克思的《手稿》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老年马克思则转向科学主义，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于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孰是孰非成为许多西方学者讨论的一个理论热点。有人把这一动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阿尔都塞在当时确有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气势，他既反对经济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反对卢卡奇等人的人本主义主张。按照结构主义的重新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1845年有一个断裂：1845年以前是以理性加民主的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本学时期；1845年以后是以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为前提的历史科学时期。应该说，异化理论代表了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它最后被马克思所抛弃而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3） 对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马克思很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能动作用，而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则丢掉了这个重要的思想。因此，从卢卡奇开始，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着力于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卢卡奇认为，20世纪20年代西欧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不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观点起了阻碍作用。科尔施强调，阶级意识是一种有形的社会力量。社会经济条件与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有其能动性的作用，这是不能忽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是把意识形态问题当作“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主观心理方面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剖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症结所在。他们同样还是从主观心理方面设计了社会变革的方案，诸如“本能革命”、“心理革命”、“文化革命”等。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分析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他们过于强调主观因素对社会过程的决定性，致使其在反对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最后还是走向了意识决定论。
（4） 对科学技术历史作用的认识
科学技术在20世纪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面对科技不断革命而带来的深刻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视觉放在了科学技术引起的负面社会政治效应上。他们指出，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成为第一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科技理性的过度张扬，既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也造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人反过来受制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变成
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新的统治工具，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成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否定。他们把现代工业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痛苦和灾难统统归结到科学技术身上。“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大”，这是马尔库塞列出的一个理论等式。在他看来，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两种基本的社会政治效应：一是集权主义的盛行，个人完全被社会所“同化”；二是物质需要的充分满足使人们丧失了反抗的意识，现代人往往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指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强调了科学技术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现代人在运用科学技术不断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已使自身日益沦为机器的仆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的批判是合理的、积极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境遇问题，是我们当前应着力关注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但是他们把批判建立在技术悲观主义之上，过分地强调科技带来的消极影响。
（5）对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前景的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把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实，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人道主义社会”作为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就是对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的理论探索。马克思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即建立一个使人得以克服异化和最终实现自身的自由王国。卢卡奇说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能够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最终消灭人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境界：人类的行为不再受制于盲目的客观经济力量，而是服从于人的道德意志。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彻底消除异化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把人类解放的前景归结为阶级意识是否成熟，将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和社会革命的出现看作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同样追求一个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无论他们把未来的理性社会称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都表明了他们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对一个自由王国的向往。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在于要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为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他设计了一个走向“健全社会”的总体革命方案，要求以“人道主义的计划”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实施变革。哈贝马斯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提出了一个“交往行为理论”，旨在逐步地推进现存社会中人的自由发展。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现形态和基本的理论倾向，它是一种以革新姿态出现的、为适应当代社会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对马克思的原有思想理论进行一番按照其所需要改造的社会变革理论。因此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的。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理论界出现的一场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争论，其焦点就是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及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自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的代表性著作也陆续出现，至90年代初达到高潮。之后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研究趋“冷”的情况。世纪之交以来，在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热忱的促动下，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由“冷”转“暖”。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跌宕起伏
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历史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出现和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热”到“冷”，由“冷”趋“暖”跌宕起伏的过程。
（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入
在十年“文化革命” 结束的同时，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了彻底清算“四人帮”大肆宣扬的“精神万能论”、“唯生产力论”、“科学技术上层建筑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界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阶级斗争作用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真理标准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把人们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中解脱出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是对当时“人性一社会性一阶级性”的流行公式”、“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本清源，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思想上异化（个人迷信）、政治上异化（官僚主义和特权）、经济上异化（违背经济规律）等现象，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阶级斗争作用的讨论是对“四人帮”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从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这些理论争鸣对冲破各种思想禁锢，拨乱反正错误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思想解放的作用，对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带着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解释、对主体性的呼唤、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强调、对文化问题和文化哲学的重视等观点方法，以新奇的“姿态”进入了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打破了思想理论界长期以来被禁锢的局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评说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陆续传入，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和趋于理性化。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吸收”，而是需要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围绕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学术观点间的冲撞。有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现代的“修正主义”；有的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太笼统，无法使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的则提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个代表人物应分别对待，不能全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但不能在它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当时许多重要的学术报刊上纷纷发表了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评说。概括起来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使用及其总体评价；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认识问题。
围绕着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
批判理论、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译介和评说。当时一些主要的理论刊物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文章，主要涉及的内容有：第一，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般性介绍和总体评价；第二，关于国外学者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以及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的争议；第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广泛的评述，以弄清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四，有关萨特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尝试的评述，为国人打开了一个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同时一些出版部门出版了相关译著和论著，如《存在与虚无》、《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爱欲与文明》、《单项度的人》、《弗洛伊德传》、《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等。
（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继续升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出现了有目共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代表人物的理论著作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翻译和集中出版，其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重要理论著作，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等，也包括国内一些学者撰写的研究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等。由于这些译著和论著的大量出版，直接启动了国内理论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热潮。从1989-1994年的几年时间里，国内众多的理论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学者的评介文章。与此相联系，理论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对象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设想，以及对主体性问题和主客体关系问题等的大讨论。在教育界，各高校也纷纷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门课程。
（4）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态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热”趋“冷”。但是世纪之交以来，在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快速进程和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热忱的促动下，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新转“暖”。这些研究最突出的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热、特别是哈贝马斯热的兴起，萨特思想的研究持续开展以及对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思想也在深入追溯。
2．“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的理论效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在我国的出现，为理论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讨论
1984年起我国哲学界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特点、功能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科学”的观点提出挑战。卢卡奇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化的结果。他们坚持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科学区别开来，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一种为了发现外部客观规律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而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进行思考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因为它拥有“总体性”的观点，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这些思想对我国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讨论及其深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有不少学者开始提出要用“实践唯物主
义”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新改造和建构现行的哲学体系。1988年和1989年两年间，在我国哲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热”。这个热点的形成反映了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不再满足于现行的哲学体系，而从实践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要求。人们重新肯定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而且还体现了哲学思维的突破。
（2）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设想的讨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和主张，启发和影响着我国理论界对现行哲学体系的改革设想。比如有些人提出要用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等新的建构原则来改革现有的理论体系，还有人提出要以实践的主体化为出发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以人的主体化实践为中心的主客体同一性哲学。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开放的。如果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因此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展开了改革现有哲学体系的讨论。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发点问题的认识，有的认为应该从存在出发，它可以避开物质和精神的二分法；有的认为应该从规律出发，因为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有的认为应该从客观出发，才能坚持物质第一性；有的认为应该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有的认为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因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有的认为应该从实践出发，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构问题的认识，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各自不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相应理论模式。
（3）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从1980年开始我国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主体性问题以及主客体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反思及其改革设想是相通的。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深刻变迁，使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由问题，人的文化素质及其创造性问题都成了理论家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偏重外在客体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向研究主体及主客体关系。围绕着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人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其中基本趋于一致的观点是，主体性原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而不应被当作主观性原则来看待。
第六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兴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目前最好的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错误，要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进行重构，从而形成既科学又革命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
并以此去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建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西方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改造，创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具体说来，他们首先认识当代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持续的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上涨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三高一低”并存的“滞胀”困境，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促使英、美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求助于这一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以对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它的创立者之一科亨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认为，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说来，甚至更具体地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社会主义又对在哪？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或已不是过去认为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对于实践意味着什么？”（〔英〕科亨：《历史、劳动和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围绕科亨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的。
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此，罗默在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出盛衰无常，说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令人将信将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有四种反应：一种方式是退回到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犹太经典式的辩护，去寻找一种符合既往历史的解释。另一种方式是否认那些看来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方式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基本错误的东西加以拒斥。第四种方式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这样，按照现代的标准，它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主张也是错误的。但是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因而人们就觉得其中必定有一个需要澄清和阐发的合理内核。人们是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用场上失灵而把它扔掉，尤其是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美］罗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罗默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用第四种方式即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尽管当人们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去评价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会发现其存在着理论上粗糙、细节上有错误、甚至某些主张是错误的等问题，但是罗默确认马克思主义仍是目前认识社会历史的最好理论。因此他们所要做的
事情，就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构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社会科学，并进而以重构后的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其次，进行长期的斗争。自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起了几种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这一思潮既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又具有反传统的倾向，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得不到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也得不到当时受苏联影响的西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被局限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欧国家相继爆发的学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奋起造反的青年学生奉为思想武器。但是随着学生造反的失败，这一思潮也受到很大的打击，随之开始走向衰落。在7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直是在“拉丁语区”，即德国、法国、意大利，而英国和美国却一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直到60年代以后，在争取民权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中，美国一些知识分子在对传统理论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反思才开始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美国的社会现象。到了70年代初，这种风气在美国大学校园迅速扩散蔓延，广大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发生兴趣，各大学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并纷纷开设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这些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是与英国一些在60年代由新左派创办的激进的左翼刊物对英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相联系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初，它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联络一些出版社出版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介绍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思想，从而在英国引发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的出现被一些人视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大转移。
第三，分析哲学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影响。分析哲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英、美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哲学思潮，西方哲学界一般把20世纪初的英国视为分析哲学的发源地，把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论指称》一文视为分析哲学诞生的标志。分析哲学虽然派别众多，观点各异，但都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混乱产生于滥用或误用语言，并进而把哲学的内容或者归结为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或者归结为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发现和提出新的命题，而是阐述思想，使已有的命题变得清晰。这种长期流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的传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以及流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缺乏概念的明确性和推理的严密性。科亨在谈到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一书时说，“我发现《阅读＜资本论＞》极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这也许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在英国，一般不认为一种理论陈述应该是艰深难懂的。”（［英〕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因此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
方法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分析和澄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流行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重要影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张，对所有社会现象的解释最终都必须归结为关于个人的事实。大多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宏观解释，即只是通过对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类似的东西推理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根据宏观解释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却没有发生。因此，必须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描述作为微观分析的补充。
一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78年初出版的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在此后的10多年里，科亨、罗默、埃尔斯特、赖特等人先后出版了20多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发表了上百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历史、劳动和自由》，罗默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讲行分析的基础》、《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自由的损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埃尔斯特的《弄懂马克思》，赖特的《阶级、危机和政府》、《阶级》等等。从1985年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推出反映他们研究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研究丛书》，出版了10多部著作和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纷纷发表著作或文章，或褒或贬，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此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观点也很不一致，论争也很激烈。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掀起了一股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时，以“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自己的基本特征。它推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主流的研究方法，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反对辩证法，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1．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为了重构一种既科学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会使马克思的思想变得更为清晰、精确、更有说服力。他们强调自己的任务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此科学的理论一是指符合20世纪分析哲学标准的理论，即概念清晰、论证严谨的理论；二是指不仅有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描述，而且还应该有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的理论。此革命的理论是有助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所以，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的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分析；三是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修正和补充。因此，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就集中体现在它重构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分析的方法上。即分析哲学使表述更为精确、更严谨的方法和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一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来源于这样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分析哲学的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从20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最初出现于讲德语的国家，然后在讲英语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种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后被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第三种是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用这些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分析的方法重新阐述马克思的思想不会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反而会使马克思的思想变得更为清晰、精确、更有说服力。
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
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主义所运用的方法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潮的一般特征。
（1） 推崇分析哲学的方法，反对辩证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很多地方在表述上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而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必须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重构。对此，科亨在他的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他的论证，但以更为引人入胜的形式介绍这个理论。我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马克思所写的东西；二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我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它基本上与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相一致。当然，我希望马克思能承认这一历史理论是对他的思想的合理的清楚的表述。这不是一种过分的希望。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确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英］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这段论述表明了科亨之所以要为历史唯物主义做辩护的原因。在他看来，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在世时只是粗略地表达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而还没有达到20世纪分析哲学的清晰和严谨的标准。一种理论只有达到分析哲学的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科学。
从重构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极为强调对基本概念的精细阐述。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生产力、经济结构、剥削、阶级结构、拜物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这类概念的煞费苦心的阐述，而这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没有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使人感到过于抽象和过分拘于细节，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对基本概念的彻底澄清，任何理论都不能成为科学。同时，还必须要坚持系统而严密地论证各个概念在理论上的逻辑关系。
从推崇分析哲学的方法这一信念出发，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辩证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辩证法”
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来表示一种与分析方法相对应的方法时却从不具有明确的含义，因而对辩证法的相信只能在一种不清楚的思想环境中存在。把矛盾作为解释的基本概念模糊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推理模式之间的区别，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可理解性，使一些不能成立的论证混入了理论论争，因而造成大量复杂的广为流传的混乱，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 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物和现象的宏观描述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对社会现象作了整体的描述和说明，但从现代科学理论的要求来看，对社会现象仅有整体上的描述和说明是不够的。“简单地以对一个群体的利益去说明集体行为会招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即使是在集体行为对某一群体的人有很大益处的时候，这种集体行为却常常未能发生。在个人层次上的解释应当根据以下具有启发性的原则来建构：首先假设，行为既是出于理性的又是自私的；如果这行不通，就假定至少是合理的；只有在这也行不通时，人们才能假定个人参加集体行动是非理性的。最后，应当在心中始终记住不成熟的简化论的危险。对现阶段可以应用的在个人层次上的解释来讲，集体行为简直可以说是太复杂了。”（［美］埃尔斯特：《弄懂马克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这表明，在埃尔斯特看来，仅仅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水平上，通过对群体利益的推理去解释历史现象是不充分的，必须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描述作个人出发的微观分析的补充。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把个人视为及其重要的分析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应可以还原为（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个人行为的可能的说明。对任何社会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说明为什么卷入事件的那些人会那样行动。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最终通过作为个人的人的特性，如人的动机的形成、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等来说明。
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发展规律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观点。认为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个人都应是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整体的行为说到底只是构成它们的个人行为的体现，是个人行为的功能。罗默提出，有关个人的假设不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只有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者才有可能得出定理式的观点，这样才能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和可信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绝对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一些分析的马点思主义者，如：列文、索伯和赖特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科学价值提出了疑问。在他们看来，宏观现象并不总能以有关个人的假设来解释，有时个人特性相当不同的分布可以产生同样的宏观现象。不过，虽然他们怀疑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原则，但却肯定微观解释对于解释宏观现象的重要性，并赞同通过有关个人的假设去解释宏观事件的努力。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上面所说的方法的信奉是绝对的。他们反对任何削弱对清晰的陈述和严谨的论证的要求，认为抵制分析的推理只能是无理性的蒙昧主义的表现。所以，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基本倾向，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和重构应该运用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分
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点。在他们看来，尽管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抛弃了，但却保留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保留了它的价值取向。因而通过分析方法的严格检验后而被保留下来的那些观点，要比以前更具有说服力。至于那些被抛弃的观点从理智上讲是不能够再加以保留了。
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既涉及哲学问题，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又更多地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如剥削、阶级、社会公正、社会道德等问题。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有的侧重于运用分析的方法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作辩护，有的侧重于运用分析的方法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最能体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是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的论证，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赖特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
1．对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的论证
科享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的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宣布：“我要为之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概念。按照这个理论，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兴衰更迭促进或阻碍这种发展。”在这部著作及其他论著中，科亨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了澄清，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与众不同的辩护。
科亨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辩护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和论证的两个命题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从人具有理性和理智以及自然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出发去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趋势。首要性命题则运用功能解释的方法说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解释上的首要性。
（1） 发展命题
科亨认为，发展命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最基本命题。但是，它在马克思本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却缺少严谨的论证。
科亨的发展命题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整个历史。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第一，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一种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的努力，自然是不会给人提供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虽然人类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改变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在既定的外部自然的这一特征和人类可达到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的绝大多数只有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从事或多或少是令人厌恶的劳动上，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二，人类具有发展新资源、发明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工具的智力及其他能力。第三，人类有足够的理性抓住他们的能力在劳动中创造解决匮乏的机会。具体说来就
是：“知道如何满足他们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理性的人，将倾向于抓住和运用满足那些需要的手段，就这方面而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有理性的，而且这是一个永恒的方面。”（〔英〕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2页）。简言之，在人类是有理性的和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他们将不会无限期地放弃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机会。生产力的发展将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有强烈的动机去克服匮乏。因此生产力具有发展的趋势，并贯穿整个人类历史。
为了使人们准确把握他所说的发展命题的含义，科亨还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自律的，“它独立于社会结构，它植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处境这些根本的物质事实”（［英］科亨：《历史、劳动和自由》，第84页）。用来支持发展命题的东西都是与特定社会结构无关的非社会的物质事实。
科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有利的生产关系，但有利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生产力趋于发展的内在根源。从生产力只有在有利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这一命题，得不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是有利的生产关系的结论。他举例说，一个小孩有自律的成长趋势，这种趋势是内在而不是由他的父母外在地灌输给他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小孩的成长可以不依赖父母及其他人的帮助。生产力自律的发展趋势与此类似。造成这一趋势的最终原因不在于生产关系，而在于那些与人性有关的非社会的事实，即人类是有理性、有革新精神的，并受着匮乏的折磨。
第二，生产力趋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解决匮乏问题。科亨认为，人类是面临匮乏问题的有理性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动物，他们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设法减缓匮乏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是为了减轻劳动负担，例如，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采用了更先进的犁，是为了减轻他必须投入的劳动负担，这只是个别的。一个资本家采用了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或方法，是为了保护或增加他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减轻任何人的劳动负担。生产力趋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种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在物质资料方面的匮乏。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起作用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起作用。只要匮乏存在，人们就倾向于抓住任何存在的机会去发展生产力，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是非理性的。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普遍的，它贯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更进一步讲，贯穿每一遭受匮乏的社会的历史。在所有的社会中，只要环境不是总不利，进步总会在某些地方发生，它的成果将被保留。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普遍性无需表现为每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要经历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发展过程，可以存在一种“火炬接力”的模式：一个从前处于领先地位的社会，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会退下去以有利于另一它影响过的社会，后者将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进的火炬携带者很可能把头等重要的地位让与从前落后的社会，这些社会没有必要重复他们效仿的社会经历的所有阶段。
（2） 首要性命题
这是科亨提出的又一重要命题，主要是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上
层建筑在解释上的首要性。科亨认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论述包含两个命题：一是上层建筑起着维护经济基础的作用，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上层建筑的特征要由经济基础的性质来解释，而后者的特征又是由生产力的性质来说明。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两个命题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从前者得不出后者，从后者也得不出前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亨提出了他的功能解释的方法，并认为运用这一方法就能消除那两个命题表面上的矛盾，并使首要性命题得以成立。
什么是功能解释？科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其作了严格的界定。他说，假设E是原因，F是它的结果，我们以E具有这种结果来对它作功能解释。以E的发生是由于F的发生来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这是用后出现的结果来解释先出现的原因，这样一来功能解释就与通常的因果解释相矛盾了。以E的发生是由于它引起了F的发生来解释也是错误的，因为当E引起F时，E已经发生了，因而它引起F这一事实也不能用来解释它的发生。唯一可选用的解释是：E的发生是由于它会引起F，换句话说，E的发生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事件E会引起事件F。用符号来表示就是(E→F)→E。科亨认为，这种功能解释与通常的因果解释并不矛盾，它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
科亨就是以这种功能解释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他说：“现行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会流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存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将适应其水平，那种适应其水平的生产关系因而就流行起来。换句话说，如果K类型的生产关系得以流行，那是因为就现存的生产力水平来看，K类型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通常情况下解释的标准的形式。”（〔英〕科亨：《历史、劳动与自由》，第10页）这里包含了三个命题：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为什么是某种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它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第一和第二可以得出第三个命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在三个命题中，只有作为对前两个命题综合的第三个命题，才赋予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在解释上的首要性。
2． 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位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罗默，热衷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认为，在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没有哪一部分是神圣不可改变的。所以，他积极修正那些在他看来已经过时或错误的原理，以求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改造为在逻辑上具有严谨性，但仍具有革命性的学说。罗默主要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化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分配公正的问题。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年出版）、《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年出版）、《自由地损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1988年出版）。这3部著作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阶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修正，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
（1）对剥削概念的技术性定义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以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重新解释。
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存在剥削？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对这一问题作了解
释，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本身是有问题的。罗默认为，正确的市场价格理论必须考虑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种供给方面的理论。虽然马克思用来作为其资本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但他所讲的资本主义剥削还是存在的，问题是要为这种剥削以及其他社会存在的剥削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所以，罗默首先对剥削概念进行了技术性定义。
罗默认为，剥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既有“非技术性”含义，也有“技术性”含义。所谓“非技术性”含义，指的是剥削概念在日常用语中的含义，例如它可指利用某物，或指不公正地欺骗某人。所谓“技术性”含义，指的是剥削概念在科学用语中的含义，用罗默的话说：“在一种既定的经济中，如果一些人必须从事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即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长时间的工作）才能挣得他们的各种消费品，而另一些人只从事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就能挣得他们的各种消费品，就可以说存在剥削。”（［美］罗默：《自由地损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第20页）由于运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罗默对剥削概念的技术性定义是以市场经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和理性人的最优化选择的存在为前提的。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资本稀缺和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另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时间就会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存在前者被后者剥削的关系。从其定义的剥削概念出发，罗默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发生的机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当事人追求的是他们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如何实现他们的经济效益，则要受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所制约。资本家雇佣工人，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佣工人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是他们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由于工人所得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少于他在生产活动中花费的劳动，因而他们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由于资本家所得利润或利息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多于他们在生产活动中花费的劳动，因而他们剥削了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剥削必然会产生，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最初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显然他关于剥削概念的技术性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剥削源自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劳动市场，进而说明绕开劳动价值论同样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剥削。为此，罗默通过假设只存在劳动市场和只存在信贷市场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型，用以说明两个市场之间有着极强的类质性，因此可以认为，即使不存在劳动市场也可以存在剥削，因而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只与生产资料的最初分配不平等有关，与劳动市场存在没有必然联系。
（2）财富、阶级与剥削对应的原理
罗默的这两个原理也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推出来的。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当事人都要遵循最大化原则，都要根据自己拥有财富的情况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样，当事人的选择就会产生五种不同社会集团，即五个不同的阶级。他们是：雇佣劳动力的纯粹的资本家（或地主）阶级；既雇佣劳动力又为自己工作的半资本家（或富农）阶级；只为自己工作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或中农）阶级；既为自己工作又出卖劳动力的半无产者（或贫农）阶级；只出卖劳
动力的工人（或雇农）阶级。罗默就是从以上五种财富与阶级地位的关系说明中，推出了他的财富、阶级与剥削的两个“对应原理”。
第一是“阶级——财富对应原理”。这一原理认定，如果把所有生产当事人从富到穷排列出来，那么依次是纯粹的资本家（地主）—半资本家（富农）—独立的手工业者（中农）—半无产者（贫农）—工人（雇农）。生产当事人的财富状况决定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
第二是“阶级——剥削对应原理”。这一原理认定，只要他是资本家或稳定的半资本家，都是剥削者；只要他是半无产者或无产者，都是被剥削者；独立的手工业者可以是剥削者，也可以是被剥削者，或两者都不是，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罗默的这两个原理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这两个原理证明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更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只是一种简单的假定。由于那种假定，罗默的这一原理并没有使人感到惊奇。然而它是一个绝好的成果，因为他揭示了一种内在的机制，即在市场经济中，是人们拥有的财富和他们对最优化选择的追求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的阶级，这种机制展现了为什么事情必然会朝直觉告诉人们的那个方向发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成果具有“所有真正科学的明显的客观的特征”，因为它使某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了一种严格的逻辑上的证明。
（3）“退出博弈”的剥削理论
罗默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主要阐明的是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中的剥削，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他要确立的则是一种超出各种具体剥削形式的一般剥削理论，即“退出博弈”的剥削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携带按人均分配的财产“退出”某一经济体并单独进行生产，其成员的收入都有所提高，那该群体的成员在原经济体中就是被剥削者，如果其成员的收入都有所降低，那该群体的成员在原经济体中就是剥削者。罗默还用他的这一理论分析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剥削—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剥削。
（4）社会必要剥削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剥削现象最终将被消灭。这也就是说，剥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罗默把这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剥削称作“社会必要剥削”。在探究一种形式的剥削成为“社会必要剥削”的原因时，罗默认为，当消灭这一形式的剥削的企图将损害被剥削者而不是对他们有所帮助时，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剥削可以在两种不同情况中成为社会必要剥削。一种是如果消灭某种剥削将造成对经济激励机制的严重破坏，从而使生产者的状况在短期内就会恶化，那么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另一种是如果消灭某种剥削将使技术或其他生产力丧失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种剥削也是社会必要剥削。比如，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剥削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革新还起促进作用，如果这时工人群体带着人均生产资料退出该社会而单独进行生产，那他们的生产很快就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生产，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改善。因而就早期资本主义剥削对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技能的差别而存在的剥削也是社会必要剥削。
罗默的社会必要剥削概念强调，消灭剥削并不是一个决心或道义方面的问
题。只要人类仍然深刻关注自身的物质福利，再有良好的意愿和动机也消灭不了剥削。然而，认识到一种剥削是社会必要剥削并不意味着要赞赏它或对它可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相反，应当在条件具备时采取尽快的和阵痛最轻的方式消灭它。
3．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
赖特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研究得最多，因而在这一领域的影响也最大。赖特的代表作是1985年出版的《阶级》一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将趋于两极化。一极是人数越来越多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另一极是人数越来越少的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既非纯粹的无产阶级也非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中间群体，如众多的高科技人员和经理。这种情况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出了挑战。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说明，赖特提出了两个理论。
（1）关于三种剥削形式的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
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上，赖特吸取了罗默有关财产、剥削和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也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的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但他对什么是财产以及财产所导致的剥削形式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赖特认为，剥削存在的根源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财产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财产，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文凭财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虽然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但同时也存在组织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和技能文凭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与后两种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相对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由这两种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而导致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结构。他根据这三种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划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者。它由三种人构成：拥有足够的资本雇佣工人而自己不劳动的资本家；拥有足够的资本雇佣工人但自己必须参加劳动的小雇主；拥有足够的资本从事为销售而进行的生产但不雇佣工人的小业主。
第二大类是非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者。它由八种人构成：拥有较多技能文凭财产和较多组织财产的专家经理；拥有较多技能文凭财产和较少组织财产的专家管理者；拥有较多技能文凭财产和不拥有组织财产的非管理专家；拥有较少技能文凭财产和较少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文凭管理者；拥有较少技能文凭财产和不拥有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文凭工人；不拥有技能文凭财产但拥有较少组织财产的无技能文凭经理；不拥有技能文凭财产但拥有较少组织财产的无技能文凭的管理者；既不拥有技能文凭财产也不拥有组织财产的无产者。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就是由这三种剥削形式交叉构成的两大类多种人构成的。这一结构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财产占有者与非生产资料财产占有者之间的划分。赖特还根据上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框架组织了对美国和瑞典情况的调查，以表明美国和瑞典资本主义在阶级结构上的差异。
（2）“中间阶级”理论
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分析是要表明它并不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
他还进而提出，处于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 “中间阶级”是理解全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关键，并对“中间阶级”作了这样的界定，即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从某一方面看，他剥削别人，从另一方面看，他又被剥削。非管理专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由于他们不拥有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他们拥有技术文凭财产，他们又剥削别人。“中间阶级”的这种既受剥削又剥削别人的情况使得他们处于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地位。
赖特认为，“中间阶级”矛盾的阶级地位对于历史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革命都不能同时消除所有形式的剥削，而只能一次消灭一种特定的剥削。由此说来，社会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不会是原有社会结构中受剥削最深重的阶级，而可能是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阶级。他以反抗封建剥削的革命为例，指出这一革命中主要受益者不是被剥削的农奴，而是资产阶级，即在封建社会中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阶级。赖特提出“中间阶级”理论是要表明，资产阶级的最可怕对手并不是只受剥削的无产者，而是既受他人剥削同时又剥削他人的拥有组织财产或技能文凭财产的“中间阶级”。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存在组织财产剥削和技能文凭财产剥削的类似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同一逻辑，对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级而言，其最主要对手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具有矛盾阶级地位的专家阶级，而后者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成为剥削阶级。
四、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同以往出现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因而，对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在于：
第一，它的出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地区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敌视，其传播和发展也因此而受到种种限制。在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很难有立足之地，很难登上大学的讲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象。它的代表人物都是英、美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他们的论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认为，它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学术界和大学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第二，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全无道理，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有说服力就必须概念清晰、论证严谨。为此，他们以当代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澄清和阐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科亨，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基本概念的澄清和论证，在很多方面纠正了人们过去的模糊认识，提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第三，它探讨了现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
合理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它十分关注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由此出发，提出了不少直接针对这些新变化的新理论。尽管这些理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由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反对资本主义，提倡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现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并对如何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出了新的设想。这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讲，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消极的方面看，它的一些基本主张是错误的，它的大量具体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在基本主张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反对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清晰性、强调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等方面有其合理性的成分，但它以此为由反对辩证的思维方法则是错误的。因为辩证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一直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本身只会使理论的表述更清晰和准确而不是相反。正是对辩证思维方法的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上只能作静态的分析，而无法说明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提倡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作微观分析的补充，从原则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们为此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却是错误的。因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说到底就是要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从个人的不变的人性出发解释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反对以不变的人性说明历史的变迁，这既是因为这样做无法科学地说明历史的变迁，又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应当永远存在的结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或所作的个别结论上也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美国家兴起以来，目前还处于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它的成员还在各自的领域中积极进行各种研究，还在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跟踪这股思潮的研究动态，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七章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低潮后，逐步将理论的探索与大众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70年代初形成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把理论研究与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生态运动结合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由于它从理论上重新检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和途径，因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很大影响。美国纽约大学政治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
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运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社会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生态学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来源。
1．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经济全球化迅速加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原有的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这一基本矛盾的形式，在西方国家普遍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演变为日益突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控制着世界的主要资源，同时又在境外对全球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不仅导致南北发展失衡，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再加上它还利用在资源消耗方面的优势，对本国自然资源实行保护，这就更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展，使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人类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同时，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性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温室效应、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和物种灭绝等。环境污染主要有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根据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生态问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污染、资源减少、人口增长。其中核心是污染，而污染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总之，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并没有出现某些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料的理想状况，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问题异常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2．“生态革命”是对生态危机深刻反思的结果
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利用问题的深刻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并引发了“生态革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达尔文100多年来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思想，在经过了100多年发展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引人注目的生态学科学的同时，也孕育了以保护人类生活环境为目的的生态运动。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剧：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森林惨遭毁灭，水资源日趋紧张，大气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物种濒临灭绝以及生物污染、噪声污染、热污染、光污染、核污染等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现实，人们开始意识到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意识到保持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于是一场抗议资本主义制度，旨在防止生态灾难，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生态运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许多社会公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示威游行、签名抗议，要求政府关注人
类的生存环境，制定有效的措施遏制人类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新型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如“地球之友”、“世界卫士”、“环境保护—绿色行动”等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扩展，人数也迅速增加；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真正的生态组织：绿党。这样，生态运动由最初的自发组织发展到组织政党，由最初的院外活动发展到登上政治舞台，由少数几个国家到遍及资本主义世界，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入。可以说80年代是绿色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国家的绿党在大选中接连得手，绿色运动开始向北美、亚洲、大洋洲扩展。
生态运动使得生态问题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具有政治意义、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生态运动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生态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运动中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表达即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无论是生态危机还是生态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克服生态问题的方案就成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题。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异化理论”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成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
“生态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世纪6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60年代末生态危机的出现使“生态学”开始成为西方社会的流行语，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促进了生态学研究的深入，促使人们将生态学与系统论、生态学与政治学、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探讨。当代生态学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强调，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又致力于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注重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生态思想的挖掘与填补。法兰克福学派是较早注意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流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都把人同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问题当作一个主要的理论主题。他们强调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力图借助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分析方法，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然异化”现象。他们认为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状态。人类凭借科技进步，使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人类未来要发展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马尔库塞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则更为广泛和深刻，他敏锐地意识到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压抑人的同时也压抑着自然，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异化；生态危机已不是一个纯粹
自然的、科学的间题，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他强调被异化的自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屈从于资本主义现实合理性。因此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问题，是制度造成了自然污染。他从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特点出发，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形成过程，并且呼吁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保护。在探索克服生态危机、克服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乃至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中，马尔库塞首先将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具体的做法就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他还赞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认为把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问题。主张应该按照马克思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确定我们所进行的“自然革命”的内容。那就是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成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入手，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本质，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使自然得到解放，使人类人道地占有自然。马尔库塞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当代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但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仅仅是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而没有在革命的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批评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它那里只有批判性而无建构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而应坚持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理由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强调要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将环境问题与当时的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自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所引起的。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提出过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要打碎这一逻辑，代之以社会主义。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进步有助于人的自然解放，并促进人的社会解放的思想。人对自然的支配并不是统治，即所谓的征服与破坏。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是对自然的服务，而不是破坏，而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越广、能力越高就越自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实现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和支配，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实现真正的自由。而未来社会在社会关系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克服，使人们可以自主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面。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上述思想进行重新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初步奠定的主要标志是莱易斯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20世纪70年代末，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中强调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莱易斯的关系，并把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莱易斯的著作介绍给世人，从而引起了西方左翼力量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高兹也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作为政治的生态学》、《生态学与自由》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后工业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的深刻揭露和批判的精神，并从中了解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奠定基础之后，80年代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尼尔格伦德曼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在蓬勃的生态运动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以及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以满足新型需要为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号召人们为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而努力。由于在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更注重对生态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更强调其理论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关心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因而与早期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比，显得理论上更具有整体性，在实践中更富有号召力和现实性，也因此成为西方左翼生态运动中具有较大影响、最激进的流派。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和全球化，它的理论、政治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并广泛传播于国际社会，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西方左翼理论家视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希望。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和法国的人本主义者安德列·高兹，以及以法国的乔治拉比卡、英国的尼尔格伦德曼等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左翼学者。
1．对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强调
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突出的问题，应该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在科技的推动下，已导致两大社会问题即“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过渡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追求利润而造成的，它使技术规范越来越庞杂，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职能越来越专业化；人们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幸福的程度，于是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负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自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屈从社会的意志。莱易斯在他的《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深刻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技手段来实现的。然而这两种控制最终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遭到了来自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因此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自然尊重自然，马克思所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对马克思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的社会理论作出必要的补充。
2．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危机，是其经济危机的转移性反映。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明确指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使得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一种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危机在今天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了直接威胁，它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
3．“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是不完全的，因为它缺少对消费领域的分析，把生产领域的危机趋势作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唯一原因，这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事实是有距离的，当代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想象的更富有弹性。不过他还是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并以此为出发点，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迫使人们在被广告的全面操纵下疯狂地追逐高消费，以补偿和抚慰其依附于庞大经济体系的单调乏味而又非创造性的劳动所带来的痛苦。这种异化消费使人们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的标准，从而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阿格尔指出，只有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从转变社会制度入手，改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他们主张以“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是指对工业繁荣带来的丰裕商品，不要再抱什么好的希望，因为丰裕的物质享受会造成异化消费，造成生态危机，所以要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以重回生产领域寻找快乐和满足的观念来代替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的旧观念。
4．摆脱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想成果直接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也赋予了生态学以革命的意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着重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已导致两大社会问题：“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过渡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追求利润而造成的；过渡消费则是资本主义使人异化的结果。两者互相促进，既造成了人的异化，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因此在经济上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即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他们强调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要为后代着想，不应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而应看是否符合生
态原则。这种稳态经济的模式既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又可以彼此平等交往；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他们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出“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缺点就是没有生态观点，不考虑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生态背景，不计经济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其错误就在于相信目前浪费性的经济正在促进生活的幸福和完美。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出生态运动必须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它看作目的本身。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诸如环境污染和人口激增等。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一的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资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
此外，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在政治方面追求社会正义和实行基层民主，在文化方面要注重社会文化建设，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精神衰退”和“精神贫困”。
为了实现这种经济上“稳态”发展，政治上正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还提出了非暴力是社会变革的主要途径和策略，知识分子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等战略原则。
三、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1．积极意义：
从理论形态看，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理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公开地明确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人的尺度”透视生态问题，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从研究方法看，作为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象牙塔式的纯哲学的研究方法，将理论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特别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机结合起来研究摆脱危机途径的思路，是当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变化，因而也使它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更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很大影响。从理论意义看，作为一种与生态运动向伴随的社会思潮，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他们对于后工业社会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的深刻批判，对当今世界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发展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而不顾生态恶化的结果的深刻揭露，不仅比一批环境保护主义者更高明，而且也为他们研究生态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基础；他们把生存环境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必然性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有价值的
新见解和理论上的新概括使之远远高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形形色色的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他们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角度探索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提出建立一个生态和谐、自我管理和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力量，而且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我们从整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对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2．局限性：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对科学技术的评价是片面的。尽管他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他们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是科技进步的直接后果，如工业废弃物造成的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人口的剧增，森林的砍伐，动植物物种的灭绝等整个生物圈的破坏，都是科技进步“阴暗面”的表现。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在理论上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此而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其理论的全部。
其次，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和否定态度，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在对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的选择上，将革命的手段限定在“教育”和“示范生活”的范围内，提倡以“非暴力”原则和生态原则去改造社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上，把人的需求置于阶级对立之上，这些都说明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十分遥远。
总之，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左翼思潮，与其他倾向的生态运动一起，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它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对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新见解，对未来社会的新构想和新展望等理论价值和积极意义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其自身还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中完善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第八章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西方一个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当代西方国家女权运动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女权主义的影响。
一、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尽管妇女受压迫是久远的历史现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以争取妇女解放为目标的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潮。
“女权主义”这一术语起源于女权运动。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不仅发表了最为有名的女权论著作《论妇女的屈从》，还创立了英国第一个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利用下院议员的身份向议会递交了第一份关于选举权男女平等的提案。该提案被否决后，争取选举权的妇女团体在英国各地纷纷成立，从而形成了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当时除英国外，德国也成立了妇女运动组织。“女权主义”就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并一直沿用至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关于女性的思潮，它围绕妇女在社会中的受压迫、不自由、不平等的地位和根源展开理论讨论，并致力于争取妇女的权利和解放；而且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也大多数是女性。因此女权主义是一种妇女自己的思潮和运动。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虽然也有男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为之而作出一定贡献，但他们只能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而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从现实看，女权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女性作家、学者和活动家。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派别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这些流派的观点对女权运动起着推动作用。
女权运动几乎与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与生俱来。在封建社会，妇女作为男子的附庸和奴仆，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千年积存下来的传统和制度，妇女受压迫的历史现象，在18世纪资产阶级发动的启蒙运动中受到了威胁，在卢梭等人的进步思想影响下，许多法国妇女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则是在19世纪中叶出现的。
第一波女权运动或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自19世纪中叶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妇女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力的运动。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力之外的国家法律。美国女权运动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从19世纪末起，美国女权主义者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运动，直到1919年美国国会明确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次女权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赢得了选举权、财产继承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妇女运动处于低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欧美各国妇女就业的偏见激增。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一些欧洲国家的妇女组织破坏殆尽。二战结束后，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一样遭到压制。特别是50年代，反女权运动在美国达到了高潮，妇女参与公共生活遭到强烈反对。一代年轻的美国知识女性纷纷放弃学业和事业，再一次把“幸福的家庭主妇”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妇女运动的势头至此彻底消退。
第二波女权运动或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随着50年代末美国侵略越南，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尖锐化，各种社会运动如反战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等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和日益扩展，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新社会运动”。新女
权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它都超过了第一次女权运动。就广度而言，这次女权运动的目标和范围涉及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也包括社会、家庭和学校等诸多领域；而且从地域上看，自60年代中期在美国爆发后，很快波及西欧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深度而言，这次女权运动表现更为激进，它不是在现有制度上通过修改立法实行社会改良，而是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为妇女解放创造必要条件。正是因为第二次女权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主要不是在法律上的权利平等，而是涉及事实上的切身利益的平等，尤其要求反对思想文化方面的歧视，这些都是许多传统妇女运动所没有触及的新问题，因而人们把60年代复兴的女权运动称之为“新女权运动”。随着新女权运动的深入，为寻得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女权主义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甚至有些女权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术语装点一下门面，以达到使自己的分析合法化的目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的最佳状态是融和两者优势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它是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理论流派，对当时和其后的妇女运动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女权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整个女权主义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70、8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一般是运用概括性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那么现在则更重视对妇女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感的研究，重视妇女日常的实际反抗。诸如“生育权以及生育权的被剥夺，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充分的儿童看护以及可比较的价值”等问题，已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对象。
2．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西方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概括起来说，它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传统中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二是女权主义传统中的有关思想。
（1）社会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18世纪法国大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但并不能根本改变妇女的地位，妇女仍然没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这就引起了妇女的不满。当时一些著名的女剧作家、女作家纷纷发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男女应有平等权利的呼唤；强调男女没有差别，男女要彼此相依，社会才能进步。要求妇女接受教育、提高素质以摆脱对男人的屈从。
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沙尔·傅立叶对妇女解放问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抨击资本主义现实和倡导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傅立叶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进步和变迁以及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都可以以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由此他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重要命题。他还认为，妇女权力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并对未来社会妇女的地位作了详细的阐述。傅立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探索，不仅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而且对19世纪初欧洲的妇女运动也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正处在形成时期，就妇女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初步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从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马克思和恩
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透彻地分析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有关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想。恩格斯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理论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许多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妇女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和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倍倍尔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妇女受奴役地位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认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妇女的解放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这些观点至今仍没有失去意义。
（2） 女权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女权运动中形成了各种派别的女权主义，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波伏娃的女权主义以及激进女权主义，它们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思想来源。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女权主义思想。它崇尚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原则，以个人自由、独立、天赋人权以及理性的意义等为依据来解释妇女解放。它认为女人同男人一样，生来就具有理性，具有发展完善自己的潜力，只要机会均等，他们也能发挥与男人同等的智慧和才能。男女角色与地位差异、妇女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根源于法律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不公正的，妇女要组织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争。只要获得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妇女就可以靠每个人的努力得到解放。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第一次女权运动的主流思想，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也有它的影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这些思想有所借鉴的同时，较多地是对它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波伏娃的女权主义思想对西方女权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妇女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的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她深刻分析了妇女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地位，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加深了对妇女的压迫，指出资产阶级是压迫妇女的“罪魁祸首”。她从生理、心理、经济、历史等各个方面，探究妇女的真实情况，大胆地提出了许多妇女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她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名言，在女权主义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社会造成了男女差别，这是妇女从属地位的主要根源。女人要获得自由和人的尊严，就要消灭这种人为差别。波伏娃《第二性》著作的问世，正是两次女权运动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这就使该书成为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理论总结，并为第二次女权运动作了理论准备。波伏娃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由于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的特殊关系，使她的女权主义思想里有着不少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波伏娃的女权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态度和社会历史视野，对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有人把波伏娃看成是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激进女权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形成的女权主义流派。她们把妇女受压迫看作是超越历史、跨越文化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她们对父权制、性、妇女受压迫的心理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的论述，给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极大的启示。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且是最受压迫的阶级；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压迫，是其他社会压迫的基础和核心。他们不同意自由主义者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缺少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观点，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的观点，而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所谓父权制就是一种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的制度。这种制度以权力、统治和等级制为特征。它早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产生，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由于该理论认为父权制最初根源于两性分工，是生物学上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妇女受压迫的命运。因此主张通过科学技术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任务，通过发展人工生殖技术，把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扩大到全社会，从而使妇女获得解放。有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主张消除性别区分、建立阴阳同体的文化，采取性分离主义，拒绝异性恋，提倡女同性恋等。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尽管由于走极端而在妇女中影响不大，但它关于父权制的思想为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弥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局限的理论视角，对后期女权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不断地借鉴、批判及自我批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成熟。
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们批判地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观点，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性别盲点，同时也指出了激进女权主义的历史盲点。他们着力于两种理论的结合，认为这是建构完整的、具有凝聚力的、能全方位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体系的第一步。
在20多年的发展中，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呈现出两条对立的发展主线。第一条主线着重探讨经济因素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主要代表有美国的海迪·哈特曼、莉斯·沃格尔，英国的琳·詹姆斯等。第二条主线倾向于探讨非经济因素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
首先，从第一条主线看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她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妇女的社会历史地位、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原因和妇女解放的途径的论述，值得研究。她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注重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传统，着力于妇女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分析，倾向于关注与工作有关的妇女问题。特别是她们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问题，并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家庭和妇女问题的论述中吸取营养。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家务劳动的分析，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相应对策。由于这一理论着重探讨了经济因素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基本上使用同样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等概念，所以被认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有：
1．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处境的论证。与新社会运动中的其他女权主义思潮相比，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家庭经济领域的分析。美国的海迪·哈特曼在《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等著作中从几个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作了描述和无可辩驳的证明。
（1）妇女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被局限在家庭之内。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被分成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领域，这是男人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家庭和私人生活的领域，这是女人的世界。前者被看成是更为重要的领域，而后者则被看成是次要的甚至是边缘的领域。男人和女人似乎是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类，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男人从事着对社会来说似乎更为重要更为显赫的事情，不仅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而且有更高的社会声望；而女人则只能从事几乎无关紧要的家务劳动。妇女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没有机会冲破家庭的束缚而进入广阔的社会领域，没有机会从事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社会公共事务。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妇女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大多数妇女以家庭为全部或基本的活动范围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一些妇女虽然从事着一定的社会职业，但她们并没有摆脱和放弃家务劳动，而且事实上承受着家族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
（2）在家庭范围之内妇女也是处于从属地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描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处境，认为男性仍然是一家之主，他要求甚至命令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在外面工作回家后，有权利要求妻子提供周到的服务。即使有的男性也做一点家务，但这不过是兴致使然，而不是义务。在有的家庭中甚至还存在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
（3）妇女即使有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有大批妇女已经进入雇佣劳动力的队伍，但她们仍处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处境并不比家庭妇女好。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两性分工，妇女只是进了一个特定的“女性劳动市场”。她们集中在某些被视为典型的女性职业岗位上，如护士、小学教员、秘书、售货员等。妇女的工作往往是她们家庭角色的延伸。妇女工作的报酬也明显低于男性，有的只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以下。哈曼特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中，男人的支配地位得到性别分工的维护。妇女的劳动被认为缺少技术，报酬很低，所行使的权力和监督也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
（2）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进一步分析。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她们都比较注重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分析，把妇女在经济收入上对男人的依赖看作是导致她们社会地位低下的关键因素。她们套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家庭劳动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了类似于《资本论》模式的分析，指出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在于妇女的生育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报酬。他们应用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把家务劳动定义为生产的一种形式，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内部激起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家务劳动”争论。
这场争论围绕着三大问题而展开：第一，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第二，家务劳动的性质是什么？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第三，家务劳动能否工资化？经过争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达成的共识是：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等理论，对妇女工作给予了新的定义，将被忽视的家务劳动揭示出来，指明它是妇女经济落后的关键，强调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妇女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特殊意义。但是英国的米歇尔·巴勒特声称，这场争论没有回答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在家中做家务，而不是男子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依赖、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后备军。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产生。安吉拉·迈尔斯则指责家务劳动的争论滑向了经济主义。
（3）经济解放在妇女解放中的重要意义。在争取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她们所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经济方面，都是为了让妇女摆脱经济上依赖于男子的状况，而实现的途径有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突破家庭的束缚参加社会生产是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的思想，主张妇女介入劳动力市场，参加一定的社会工作。家庭劳动社会化也是实现经济解放的主要途径。沃格尔指出“减轻家务劳动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家务劳动任务的社会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妇女彻底摆脱这种劳动，而是要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这种劳动对社会的意义。而人们一旦认识到了家务劳动的困难程度，社会也就不会认为妇女的劳动价值低而歧视她们。
其次，从第二条主线看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些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探讨非经济因素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朱丽叶·米切尔。1966年，她在《妇女：最长久的革命》一文中首次对论述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批评。在她看来，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是由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大结构所造成的。解除妇女的压迫必须从这四大结构上进行革命。这篇文章在新女权运动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1971年，米切尔在《妇女的地位》一书中确立了一个决定性的开端——主张用精神分析科学解释妇女的思想意识。米切尔说：“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而精神分析学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已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和性的手段。”（罗伯特·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米切尔重新运用精神分析学，对把家庭和思想意识解释为物质基础之反映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巴雷特也主张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性压迫和阶级压迫。她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从阿尔都塞反对把意
识形态基本简化成单纯经济条件的机械反映的观点出发，巴雷特把妇女受压迫理解为社会结构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把女权主义理论看作是向传统的经济简化论全面挑战的一部分。她认为，家庭是维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家庭中渗透了产生于社会整体的家庭意识形态，妇女做家庭主妇和男子养家糊口的性别身份正是在家庭意识形态内并通过现实家庭的社会化而建构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巴雷特的思想是试图摆脱决定论解释的限制。然而，也有人指责巴雷特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时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巴雷特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社会性别的主观性——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还有相当多的人试图在经济论和意识形态论之间找出一条折衷的途径。1979年，海迪·哈特曼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一文中指出，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盲范畴和激进女权主义的阶级盲范畴嫁接起来的“婚姻”远不是成功的，由此他提出了修补它的“二元制理论”。哈特曼认为造成妇女所受深度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各自作用加在一起的双元制结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制度，在家庭领域妇女受到的是性别压迫，在家庭领域之外特别是经济领域妇女受到的是阶级压迫，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因此妇女解放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斗争。而美国艾里斯·扬则对二元制理论提出了批评。她认为，二元制理论倾向于把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的一种单纯的补充，这种“婚姻”也不可能是幸福的。艾里斯·扬提出用“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的“一元制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的。因此，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
三、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1．积极意义：
在具有左翼色彩的新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反抗资本主义、争取妇女解放方面作出的理论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它揭露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使妇女受压迫的重要根源，在维护妇女利益、推动妇女解放等方面起到了其他西方思潮、流派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受当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用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妇女问题。她们认为没有一种像马克思阶级压迫理论那样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能跨越文化、贯穿历史地说明妇女的受压迫问题。她们深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性别分工、异化、阶级分析等基本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父权制、家庭、性关系、性别分工、社会性别体制等问题，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她们吸取了同时代其他流派女权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揉合其他女性主义性别分析方法，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根源，克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性别分析盲点和女性主义的阶级分析盲点。不论她们的这些分析是否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从结果上看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思潮中的影响，因而是积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其
性别分析的方法经过后来的发展，不但成为揭示妇女从属地位、启发妇女觉悟的理论工具，也成为在现实社会中干预政策措施，逐步改变传统社会性别结构的有力武器。
2．局限性：
同各种理论及思潮一样，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其二元论体系把父权制（性别压迫）和资本主义（阶级压迫）截然分开，把性别压迫限定在父权制家庭中，把阶级压迫限定在公共领域——家外，忽视了各个领域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同时把父权制定义为精神的，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物质的，造成精神与物质的分离，模糊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一元论的观点虽然较为严谨，克服了二元论的缺陷，但忽视了妇女受压迫的复杂性和妇女之间阶级、民族、种族、文化的差异。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声称祟奉马克思主义，但她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却并不赞成，比如，关于妇女受压迫在实质上是阶级关系的产物，它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终止等观点。他们甚至在劳动分工、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上，也被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化了。正如女权主义者自我评价的那样：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新潮中的精华“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造这个理论；是一种介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新女权主义的观点之间，介于阶级与性别、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是在公众和私有王国之间结合而成的具有两重性的混合物。
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新女权运动和新左派的渐渐消退，保守主义浪潮的高涨，再加上东欧的政治变化，使得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陷入迷惘之中。有人甚至认定“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蜜月早已结束”，到了该“离婚”以了结这个漫长而“不幸的婚姻”的时候了。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对女性内部差异（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性倾向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方式的强调使得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面临着新问题。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融合起来的困难性。因为两者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将自身融入这一革命事业中去。正如英国的艾丽森·扎嘎指出的：说必须废除阶级和性别是一回事，说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又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必须”既表明女权主义者要改变压迫妇女和剥削工人的社会关系的决心，但它也证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结合的难度。换言之，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想，但也只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已。如何摆脱困境？对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根本的还是需要解决一个理论与实践自相矛盾的问题，在各种挑战中寻求发展的契机。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减税可以增加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财政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直接构成因素，增加财政支出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