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这与远大的理想和父母的督促都毫无关系。我从小就较真，比如，老师鼓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中华’？怎么定义‘崛起’？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了。我父母很少读书，我爸关心大自然，特别是大自然中能吃的东西――他能叫出所有鱼的名字;我妈关心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邻里、亲戚之间的“凶杀”和 “桃色新闻”――她知道方圆十里所有的八卦。即便后来我写的几本小说出版了、再版了、得奖了，另几本小说也出版了，我父母都不看。我爸说：“看不下去，没劲，没写鱼。”我妈说：“还是不看了，保持一下对你所剩不多的美好印象。再说，你能写成啥样啊，不就是那些搂搂抱抱、亲亲摸摸的事儿吗？还能写出花样儿来？” 我从小喜欢读书完全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干。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的人：小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厅、没有夜总会、没有旱冰场、没有保龄球馆。我对体育运动也没有任何兴趣，上街打架时基本是被打。只剩读书，于是我就读书。尽管那时候可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已经能看到《诗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那时候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有图书馆吗？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一个区好像有那么一两个，每个图书馆里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种不同的报纸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是一样的，老头、老太太们还是从头看到尾。有一次我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当值人员被我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东西的坏孩子。我问：“能借书吗？”她说：“不能。”我又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我再问：“为什么？”她说：“你借书，怎么能保证你一定会还？再说这也不符合规定。你进书库，怎么能保证你会爱护书、不偷书呢？”我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她说：“就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当时北京有些街上的确有号称藏书众多的图书馆，比如北海公园西边有国家图书馆老馆，中关村南大街有国家图书馆新馆。我听说北京图书馆里有宋版书、元版书、外文书，还有没删节版的《金瓶梅》。但我连进去都没进去过。我听说看《金瓶梅》要单位开介绍信，说明借阅的理由，如果介绍信被认为是假的，图书管理员身后立刻会蹿出两名警察来。 第一次体验到图书馆的美好是在北大。北大图书馆离我住的28楼不远，早点去，如果运气好，能有个靠窗的座位。图书馆的楼层很高，里面有淡淡的男生的球鞋味，也有淡淡的女生的雪花膏味和洗发水味。窗外有很多很高大的白杨树，有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些弹着吉他唱歌的男男女女，每个人的眼睛似乎都是全世界最忧郁的。七八页书看过，人一阵恍惚，掉进书里，周围的人消失，周围的墙消失，周围的窗户全部打开，周围的一切变软，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成空气，混沌在四周，不知今夕何夕。时间变得很短，一个恍惚，又憋得不得不去撒尿了;一个恍惚，又饿得不得不去吃饭了;一个恍惚，日落月升，宿舍、图书馆要锁门、熄灯了;一个恍惚，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草忽然变黄了。 协和有三宝：病历、老教授、图书馆。大量完整的病历非常方便做临床研究，提示某几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且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比如张学良不穿内增高鞋时的净身高有多高，某位明星怀过几次孕、生了几个孩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教授是最实在的榜样。这些不爱睡觉的老人早上7点就开始在病房里查房了，我们就不好意思睡到早上7点才起床。有了在北大培养起来的对图书馆的热爱，协和五号院北侧的两层小楼就是又一个可以不知今夕何夕的“洞穴”。从两百年前的原版医书到两周前的外文期刊，那里都有。我一边看一边感叹：人类早就能登上月球了，但我们还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16年前，我去美国读MBA;16年后，我去美国休长假。中间这十几年，事冗时仄，只有两项运动：开会、应酬，读书都在马桶上、枕头上、车上、飞机上，把包里的Kindle阅读器勉强算作图书馆。长假中，不设手机闹钟，在风铃声中自然醒来，忽然想到，可以再捡起多年前的爱好，再去泡泡图书馆。 开车去距离住处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据说这是世界上农业科学学科实力最强的大学。靠近校园，有大片的实验性农田和果园，但是闻不到臭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无须证件，无须存包，无人盘问，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图书馆。我在地下一层的一个角落里坐下，中庭泻下来的阳光很猛，松树很老，草很嫩。人很少，一切很静，走路、搬开凳子、掏钥匙、挪挪屁股，都会发出大得吓人的声音。坐下，吸口气，满鼻子纸张和油墨的味道。站起，去旁边的近期期刊区逛了逛，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普京，新一期《麻省评论》的封面人物是卡夫卡，新一期《当代作家评论》的封面人物是李敬泽…… 看书看到被尿意憋醒，去一层上洗手间，我沿着宽大的楼梯往上走、往上看，明晃晃的阳光，一架架的纸书，每本纸书仿佛是一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里都有一个不死、不同、不吵的灵魂，进进出出、自由自在、无始无终。一切都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我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变好了。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这与远大的理想和父母的督促都毫无关系。我从小就较真，比如，老师鼓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中华’？怎么定义‘崛起’？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了。我父母很少读书，我爸关心大自然，特别是大自然中能吃的东西――他能叫出所有鱼的名字;我妈关心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邻里、亲戚之间的“凶杀”和 “桃色新闻”――她知道方圆十里所有的八卦。即便后来我写的几本小说出版了、再版了、得奖了，另几本小说也出版了，我父母都不看。我爸说：“看不下去，没劲，没写鱼。”我妈说：“还是不看了，保持一下对你所剩不多的美好印象。再说，你能写成啥样啊，不就是那些搂搂抱抱、亲亲摸摸的事儿吗？还能写出花样儿来？” 我从小喜欢读书完全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干。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的人：小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厅、没有夜总会、没有旱冰场、没有保龄球馆。我对体育运动也没有任何兴趣，上街打架时基本是被打。只剩读书，于是我就读书。尽管那时候可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已经能看到《诗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那时候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有图书馆吗？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一个区好像有那么一两个，每个图书馆里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种不同的报纸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是一样的，老头、老太太们还是从头看到尾。有一次我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当值人员被我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东西的坏孩子。我问：“能借书吗？”她说：“不能。”我又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我再问：“为什么？”她说：“你借书，怎么能保证你一定会还？再说这也不符合规定。你进书库，怎么能保证你会爱护书、不偷书呢？”我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她说：“就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当时北京有些街上的确有号称藏书众多的图书馆，比如北海公园西边有国家图书馆老馆，中关村南大街有国家图书馆新馆。我听说北京图书馆里有宋版书、元版书、外文书，还有没删节版的《金瓶梅》。但我连进去都没进去过。我听说看《金瓶梅》要单位开介绍信，说明借阅的理由，如果介绍信被认为是假的，图书管理员身后立刻会蹿出两名警察来。 第一次体验到图书馆的美好是在北大。北大图书馆离我住的28楼不远，早点去，如果运气好，能有个靠窗的座位。图书馆的楼层很高，里面有淡淡的男生的球鞋味，也有淡淡的女生的雪花膏味和洗发水味。窗外有很多很高大的白杨树，有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些弹着吉他唱歌的男男女女，每个人的眼睛似乎都是全世界最忧郁的。七八页书看过，人一阵恍惚，掉进书里，周围的人消失，周围的墙消失，周围的窗户全部打开，周围的一切变软，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成空气，混沌在四周，不知今夕何夕。时间变得很短，一个恍惚，又憋得不得不去撒尿了;一个恍惚，又饿得不得不去吃饭了;一个恍惚，日落月升，宿舍、图书馆要锁门、熄灯了;一个恍惚，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草忽然变黄了。 协和有三宝：病历、老教授、图书馆。大量完整的病历非常方便做临床研究，提示某几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且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比如张学良不穿内增高鞋时的净身高有多高，某位明星怀过几次孕、生了几个孩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教授是最实在的榜样。这些不爱睡觉的老人早上7点就开始在病房里查房了，我们就不好意思睡到早上7点才起床。有了在北大培养起来的对图书馆的热爱，协和五号院北侧的两层小楼就是又一个可以不知今夕何夕的“洞穴”。从两百年前的原版医书到两周前的外文期刊，那里都有。我一边看一边感叹：人类早就能登上月球了，但我们还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16年前，我去美国读MBA;16年后，我去美国休长假。中间这十几年，事冗时仄，只有两项运动：开会、应酬，读书都在马桶上、枕头上、车上、飞机上，把包里的Kindle阅读器勉强算作图书馆。长假中，不设手机闹钟，在风铃声中自然醒来，忽然想到，可以再捡起多年前的爱好，再去泡泡图书馆。 开车去距离住处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据说这是世界上农业科学学科实力最强的大学。靠近校园，有大片的实验性农田和果园，但是闻不到臭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无须证件，无须存包，无人盘问，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图书馆。我在地下一层的一个角落里坐下，中庭泻下来的阳光很猛，松树很老，草很嫩。人很少，一切很静，走路、搬开凳子、掏钥匙、挪挪屁股，都会发出大得吓人的声音。坐下，吸口气，满鼻子纸张和油墨的味道。站起，去旁边的近期期刊区逛了逛，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普京，新一期《麻省评论》的封面人物是卡夫卡，新一期《当代作家评论》的封面人物是李敬泽…… 看书看到被尿意憋醒，去一层上洗手间，我沿着宽大的楼梯往上走、往上看，明晃晃的阳光，一架架的纸书，每本纸书仿佛是一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里都有一个不死、不同、不吵的灵魂，进进出出、自由自在、无始无终。一切都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我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