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继唐之后的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时期。唐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运动，一直延续至宋。在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梅尧臣等人的推动下，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般皆认为，宋的一大杰出文学成就是对词的发展贡献良多。唐诗、宋词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堪称是珠联璧合、熠熠生辉。而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柳永和苏轼实在是两个重要人物。柳永和苏轼，在创作风格、艺术情趣、人生理想方面可谓是：性相近，习相远。
柳永的词，公认是“浅斟低吟”之作，所谓“少女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此种婉约风格师承晚唐五代词的传统。但将柳词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派”相比较，不同之处显而易见。晚唐五代多是才子佳人、士大夫阶层的恋情与艳情之作。而柳永的词作更突出了江湖儿女的情仇爱恨和离情别绪。更重要的是柳词虽保持着婉约风格，但柳永在词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革新，有所突破。
内容变。柳永长时间生活在市民中间，对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写来也自是得心应手。因之，柳词多写市井生活，多写市民阶层的生活感受。
形式变。自唐代敦煌曲子词始，慢调词已有发展。精通音律的柳永，革新词调，多用慢调，对慢词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影响。
语言变。晚唐五代词人，多喜欢在词作中卖弄文采，以显示其用词之不凡，才华之显赫。柳永改变了这种用词极尽雕琢的习气，大量吸收口语入词和市井俚语入词。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能对词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作出如此之多的改造与创新实属难得。
同样对词有大贡献、大成就的苏轼，则从一开始就与柳郎的风格迥异。苏轼摆脱婉约风格的束缚，自立门户，别开豪放一宗。从此，宋词不仅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有“大江东去”的滔天气势。苏轼手里的如椽大笔造就宋词的豪放风格，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同时，苏轼积极主张“以文为诗”，从而将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扩大到词的创作领域。因此，可以说，宋词摆脱单纯的词曲歌唱形式，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奠定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实在是得益于苏轼这个大文豪很多。
柳永和苏轼，二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性格志趣等皆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两人在追求政治理想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坎坷经历，有着相似的悲剧结局。
柳永在年轻时，一度追求一种浪子作风。曾有人在宋仁宗面前保举柳永入朝为官，仁宗却漫不经心地批示：且去填词。柳永方才知道，自己在帝王眼中不过是个只能填词作曲，吟风弄月的小人物，上不了天子的朝堂，柳永的仕途理想破灭了。于是，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起来，到处流浪，经常是“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终日在歌妓丛中厮混，填词作曲。从今天的眼光看，柳永的形象更接近一位浪迹民间的艺术家，民间的生活画面非常开阔，使得柳永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影响力，即“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然而，可惜的是柳永在仕途理想破灭之后，个人的思想也陷入了颓唐委靡之中，致使他的创作纵有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生活感受，其词作终究还是缺乏一种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这也是柳永不可能成为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人物的原因之一。
苏轼身受书香世家的影响，年轻时就已经多才多艺，颇有文名。而且他胸怀大志向，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虽然，苏轼曾是天子朝堂上的贵客，但是他自身的性格与家学背景都使得他在朝廷党争中难以生存，终究成为上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生仕途也是难以如意。这个志向远大，才华出众的文人只能是在宦海沉浮中落得个多遭贬谪，流落四方的命运结局。虽然，壮志难酬，人生多艰，但是，在苏轼身上还是既集中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也体现了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佛道思想。因此，苏轼身处政治旋涡之中，而又能超然于政治之外；虽屡受打击迫害，却依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虽有时也会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感叹，但更多的依然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英气不减当年。最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虽然饱经了政治上的风刀霜剑，但是所有的一切苦难都并没有使他的文学事业消沉下去，他的词依然在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崇高志向。这正是苏轼的魅力所在。千百年来，苏轼的文采风流，大气磅礴令后人不断投来崇敬的目光。
柳永是不可替代的柳永，苏轼是不可替代的苏轼。俱往矣，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由无数个柳永和苏轼组成的，谁说中国的文学里缺乏人性的光辉！
宋代是继唐之后的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时期。唐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运动，一直延续至宋。在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梅尧臣等人的推动下，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般皆认为，宋的一大杰出文学成就是对词的发展贡献良多。唐诗、宋词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堪称是珠联璧合、熠熠生辉。而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柳永和苏轼实在是两个重要人物。柳永和苏轼，在创作风格、艺术情趣、人生理想方面可谓是：性相近，习相远。
柳永的词，公认是“浅斟低吟”之作，所谓“少女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此种婉约风格师承晚唐五代词的传统。但将柳词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派”相比较，不同之处显而易见。晚唐五代多是才子佳人、士大夫阶层的恋情与艳情之作。而柳永的词作更突出了江湖儿女的情仇爱恨和离情别绪。更重要的是柳词虽保持着婉约风格，但柳永在词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革新，有所突破。
内容变。柳永长时间生活在市民中间，对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写来也自是得心应手。因之，柳词多写市井生活，多写市民阶层的生活感受。
形式变。自唐代敦煌曲子词始，慢调词已有发展。精通音律的柳永，革新词调，多用慢调，对慢词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影响。
语言变。晚唐五代词人，多喜欢在词作中卖弄文采，以显示其用词之不凡，才华之显赫。柳永改变了这种用词极尽雕琢的习气，大量吸收口语入词和市井俚语入词。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能对词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作出如此之多的改造与创新实属难得。
同样对词有大贡献、大成就的苏轼，则从一开始就与柳郎的风格迥异。苏轼摆脱婉约风格的束缚，自立门户，别开豪放一宗。从此，宋词不仅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有“大江东去”的滔天气势。苏轼手里的如椽大笔造就宋词的豪放风格，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同时，苏轼积极主张“以文为诗”，从而将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扩大到词的创作领域。因此，可以说，宋词摆脱单纯的词曲歌唱形式，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奠定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实在是得益于苏轼这个大文豪很多。
柳永和苏轼，二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性格志趣等皆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两人在追求政治理想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坎坷经历，有着相似的悲剧结局。
柳永在年轻时，一度追求一种浪子作风。曾有人在宋仁宗面前保举柳永入朝为官，仁宗却漫不经心地批示：且去填词。柳永方才知道，自己在帝王眼中不过是个只能填词作曲，吟风弄月的小人物，上不了天子的朝堂，柳永的仕途理想破灭了。于是，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起来，到处流浪，经常是“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终日在歌妓丛中厮混，填词作曲。从今天的眼光看，柳永的形象更接近一位浪迹民间的艺术家，民间的生活画面非常开阔，使得柳永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影响力，即“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然而，可惜的是柳永在仕途理想破灭之后，个人的思想也陷入了颓唐委靡之中，致使他的创作纵有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生活感受，其词作终究还是缺乏一种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这也是柳永不可能成为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人物的原因之一。
苏轼身受书香世家的影响，年轻时就已经多才多艺，颇有文名。而且他胸怀大志向，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虽然，苏轼曾是天子朝堂上的贵客，但是他自身的性格与家学背景都使得他在朝廷党争中难以生存，终究成为上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生仕途也是难以如意。这个志向远大，才华出众的文人只能是在宦海沉浮中落得个多遭贬谪，流落四方的命运结局。虽然，壮志难酬，人生多艰，但是，在苏轼身上还是既集中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也体现了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佛道思想。因此，苏轼身处政治旋涡之中，而又能超然于政治之外；虽屡受打击迫害，却依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虽有时也会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感叹，但更多的依然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英气不减当年。最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虽然饱经了政治上的风刀霜剑，但是所有的一切苦难都并没有使他的文学事业消沉下去，他的词依然在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崇高志向。这正是苏轼的魅力所在。千百年来，苏轼的文采风流，大气磅礴令后人不断投来崇敬的目光。
柳永是不可替代的柳永，苏轼是不可替代的苏轼。俱往矣，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由无数个柳永和苏轼组成的，谁说中国的文学里缺乏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