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读书笔记
书籍信息
书名：《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作品系列）》
作者：黄仁宇
出版发行：三联书店
关于“大历史”的一些思考
“大历史”即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类比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将宏观和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历史研究中，所原创的词汇。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中国大历史》求一个远景，笔法虽然细致，场景却总是朝代更替，权力斗争的大场面。黄仁宇先生提出“大历史”这种新颖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以独特的视角，带给我们一种与看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不一样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广泛的归纳与高度的压缩综合，使得已经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他（费正清教授）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①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观念以及不断的强调综合之必要，使我回忆起一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何谓宏观与微观，哪一个更重要？何谓微观，一秒钟？一分钟？何谓宏观，二十年？一个世纪？诚然，对于一个人，一秒钟算是微观，二十年算是宏观。可是正如黄仁宇所言，对于历史而言，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如何能算做宏观？即使是作者口中的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普通人一生无法企及的长度，对于上帝或者佛祖这样的存在，是否会觉得一个世纪也不足为提呢？这样说来，相对于佛学中的“一刹那”，一秒钟岂不是都显得漫长！在看历史的时候，以二三十年着眼去看，或是动辄几百年几个朝代，我们总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发现不同的“道”。
我所说的“道”即是老子所言“道”。“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动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宇宙间的万物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黄仁宇先生所言“内在的律动”。“道”的存在，使得世界得以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世界。历史总是“应当如是”，而我们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去了解它“何以如是”。为什么伟大的思想总是诞生于乱世？为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作者受挫而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只能用洪流去形容，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都无法去反抗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只不过在顺应着历史的潮流罢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似乎也在寻找一种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的规律。“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① 楷体字内容为摘录《中国大历史》中的语句。
抽税而转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似乎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律动。
人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历史看到整个人类发展衍化的轨迹，从中寻找到一些安身立命所需要的东西。万物都在遵循着“道”而演化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宏观的综合或微观的分析，总能发现不同的“道”。
看待历史应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情感
中国大历史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句话不无道理。历史上，权力斗争之晦涩曲折，个人心思之蜿蜒深邃，早已融入个人血脉之中。道貌岸然之下，行的全是些尔虞我诈之事。黄仁宇先生的书中，在位的帝王，不是玩弄权术，出卖他人的高手，就是个被人玩弄于指掌间的小儿。即使至今日，各等官吏高言远大于作为，又在玩那套道德为上，暗里黑钱的把戏。在历史上，似乎永远都是正义的一方获胜。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获胜的一方永远都是正义的。胜者王败者寇，这是必然的。胜利者理所应当拥有改变舆论导向的能力，毋庸置疑。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历史，也很难有完全客观公正的史书。“《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实’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资治通鉴》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而以“春秋笔法”写成的《春秋》，也是明显的带有孔子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我的观念里面，看历史，就是单纯的去看历史上发生的事，而不掺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与看法，不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或对错，尽量避免被史书作者的情感所影响。
早在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就看到一个近乎真理的观点——“事实”总是要比“看法”强的多。“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著名的作家蒙田也对这个看法表示同意，“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丁说道：“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
1943 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 1927 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1899 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以上的事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只是饭后谈话的笑料。但是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们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
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是自己领域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
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的看法，《许三观卖血记》， 《活着》，余华仅仅是平淡的叙述一个故事，正如我在《中国大历史》中看到的，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没有太多的品评，只是讲述史实，内中给出自己的逻辑。历史自有其自我的逻辑和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看法”的产生。就像黄仁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然而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罢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备受推崇的汉武帝刘彻，他大刀阔斧的对外战争，在很多人看来是积极正面的，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也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但是连年战事，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也使得文景时期恢复好转的国力迅速衰竭，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着眼于他个人，就会发现他虽为一代英明的帝王，也有着明显的暴力倾向，杀人过多。同为东汉人物，如今看来，王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类似于跳梁小丑的角色，但是我们客观一点看的话，也能发现王莽个人的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若当时王莽的改革能成功（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或许他又会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了。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该竭力避免掺入个人情感，客观公正多方面的去看，会有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既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哀叹或者欢欣，都已毫无用处，不如以之为镜，来观察我们自身，这才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
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的基础地位。 因为我涉猎不深，阅历尚浅，对于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所表达并不能全部彻底的体会，但读完本书，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段描述上古时代社会权利重心转变的文字：“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从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而转变。经济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
纵观中国或是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总能发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业恰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本书的前几章，黄仁宇先生就着眼于“黄土”，进行阐述。世界上另外四大文明发源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爱琴海区域，古玛雅区域，同中国黄河流域相类似的，均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得以发展，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或许正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很早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周。“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的提及农业”；“这时候（商朝末年）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梨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而在接下来的春秋时期，农业也体现出其地位。“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是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连亘三个多世纪的乱世期间，也能看到农业的身影。曹操以重视农业而闻名。而他得以在混乱的军阀混战中崛起，与他重视农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三国中的另外两国也同样如此。“现代学者引用
‘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
北魏是这个时期一个较为成功的朝代，他的统治者及其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发展。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五千人全部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北魏在将都城南迁后的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将土地收归国有，这一举动更是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为后世不断模仿。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诸多朝代中，极少有不重视农业的。从周朝的“井田制度”开始，王莽的改革，北魏的“均田令”，元代初期的“重农”政策，历朝历代，统治者均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根本，而农业的发展也成为国家强大的基础。
我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为了说明农业的繁荣或是自然环境的优越能与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等同。与之相反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以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来，人们是会对激励（incentive）②做出反应的。“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就是典型依靠优越自然条件使国家富强的例子。而战国时期混战的胜利者——秦——位于现在的陕西省附近，自然条件比不了东部平原的国家，我们无法说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其强大的绊脚石，似乎反而成为其助力。“一般很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
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两个国家，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另一个面积很小，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不太好。也许多数人会觉得这样的比较是无意义的，前者较后者拥有绝对的优势，绝对比后者强盛的多。但我们看当今世界，俄罗斯与日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17,075,400平方公里，横跨两个大洲，覆盖超过八分之一的地球陆地。有世界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和含有约世界四分之一的淡水的湖泊。与多个国家接壤，航运交通极为便利。另一个是面积仅为377,835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匮乏自然不用说，交通位置也不能称之为优越，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这样的两个国家，俄罗斯虽不能不称之为强盛，但比起日本还是差了一截。俄罗斯倚靠优越的自然环境，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经济发展。而日本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只能依靠进口他国资源。现在，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先进国家及第三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② 激励是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东西，诸如惩罚或奖励的预期。由于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作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曼昆《经济学原理》
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或许与其他某些国家的政策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家自身。这与“破釜沉舟”的故事，大概是同样的原理。
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在国民解决了生计问题，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之后，才有了谈论“上层建筑”的资本。经济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但发展经济也有多种方法。我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自然要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应该纵向以史为鉴，横向上借鉴邻国经验，少走弯路。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看了黄仁宇先生的书，就再接受一次历史的教育，他的书不同于我在以往教科书上学到的，令人受益非浅，他不会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作者一直在西方研究我们自己，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是新颖的，这当然与作者的人生阅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早期就读于南开，然后随“国-军”入缅作战，抗战胜利后曾在东北参与过短时“内战”，而后就读于美国的一个陆军参谋大学，最终选择了他终生的事业：历史。作为处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治史者，所面对的毕竟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模型，而是还在续写着某种历史主题的真实生活。他直接牵扯着我们的神经，连接着我们的血肉。所以，黄仁宇先生的文字里不但有着很浓厚的传统气息，而且散发出很多西方的味道。除了能够学习历史知识之外，黄仁宇先生以另一种角度解读历史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历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作者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人生过后是否应该留下点什么，如同王朝在历史上划过的痕迹。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读书笔记
书籍信息
书名：《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作品系列）》
作者：黄仁宇
出版发行：三联书店
关于“大历史”的一些思考
“大历史”即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类比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将宏观和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历史研究中，所原创的词汇。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中国大历史》求一个远景，笔法虽然细致，场景却总是朝代更替，权力斗争的大场面。黄仁宇先生提出“大历史”这种新颖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以独特的视角，带给我们一种与看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不一样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广泛的归纳与高度的压缩综合，使得已经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他（费正清教授）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①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观念以及不断的强调综合之必要，使我回忆起一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何谓宏观与微观，哪一个更重要？何谓微观，一秒钟？一分钟？何谓宏观，二十年？一个世纪？诚然，对于一个人，一秒钟算是微观，二十年算是宏观。可是正如黄仁宇所言，对于历史而言，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如何能算做宏观？即使是作者口中的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普通人一生无法企及的长度，对于上帝或者佛祖这样的存在，是否会觉得一个世纪也不足为提呢？这样说来，相对于佛学中的“一刹那”，一秒钟岂不是都显得漫长！在看历史的时候，以二三十年着眼去看，或是动辄几百年几个朝代，我们总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发现不同的“道”。
我所说的“道”即是老子所言“道”。“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动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宇宙间的万物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黄仁宇先生所言“内在的律动”。“道”的存在，使得世界得以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世界。历史总是“应当如是”，而我们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去了解它“何以如是”。为什么伟大的思想总是诞生于乱世？为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作者受挫而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只能用洪流去形容，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都无法去反抗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只不过在顺应着历史的潮流罢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似乎也在寻找一种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的规律。“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① 楷体字内容为摘录《中国大历史》中的语句。
抽税而转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似乎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律动。
人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历史看到整个人类发展衍化的轨迹，从中寻找到一些安身立命所需要的东西。万物都在遵循着“道”而演化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宏观的综合或微观的分析，总能发现不同的“道”。
看待历史应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情感
中国大历史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句话不无道理。历史上，权力斗争之晦涩曲折，个人心思之蜿蜒深邃，早已融入个人血脉之中。道貌岸然之下，行的全是些尔虞我诈之事。黄仁宇先生的书中，在位的帝王，不是玩弄权术，出卖他人的高手，就是个被人玩弄于指掌间的小儿。即使至今日，各等官吏高言远大于作为，又在玩那套道德为上，暗里黑钱的把戏。在历史上，似乎永远都是正义的一方获胜。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获胜的一方永远都是正义的。胜者王败者寇，这是必然的。胜利者理所应当拥有改变舆论导向的能力，毋庸置疑。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历史，也很难有完全客观公正的史书。“《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实’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资治通鉴》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而以“春秋笔法”写成的《春秋》，也是明显的带有孔子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我的观念里面，看历史，就是单纯的去看历史上发生的事，而不掺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与看法，不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或对错，尽量避免被史书作者的情感所影响。
早在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就看到一个近乎真理的观点——“事实”总是要比“看法”强的多。“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著名的作家蒙田也对这个看法表示同意，“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丁说道：“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
1943 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 1927 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1899 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以上的事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只是饭后谈话的笑料。但是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们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
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是自己领域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
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的看法，《许三观卖血记》， 《活着》，余华仅仅是平淡的叙述一个故事，正如我在《中国大历史》中看到的，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没有太多的品评，只是讲述史实，内中给出自己的逻辑。历史自有其自我的逻辑和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看法”的产生。就像黄仁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然而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罢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备受推崇的汉武帝刘彻，他大刀阔斧的对外战争，在很多人看来是积极正面的，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也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但是连年战事，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也使得文景时期恢复好转的国力迅速衰竭，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着眼于他个人，就会发现他虽为一代英明的帝王，也有着明显的暴力倾向，杀人过多。同为东汉人物，如今看来，王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类似于跳梁小丑的角色，但是我们客观一点看的话，也能发现王莽个人的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若当时王莽的改革能成功（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或许他又会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了。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该竭力避免掺入个人情感，客观公正多方面的去看，会有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既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哀叹或者欢欣，都已毫无用处，不如以之为镜，来观察我们自身，这才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
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的基础地位。 因为我涉猎不深，阅历尚浅，对于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所表达并不能全部彻底的体会，但读完本书，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段描述上古时代社会权利重心转变的文字：“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从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而转变。经济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
纵观中国或是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总能发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业恰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本书的前几章，黄仁宇先生就着眼于“黄土”，进行阐述。世界上另外四大文明发源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爱琴海区域，古玛雅区域，同中国黄河流域相类似的，均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得以发展，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或许正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很早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周。“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的提及农业”；“这时候（商朝末年）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梨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而在接下来的春秋时期，农业也体现出其地位。“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是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连亘三个多世纪的乱世期间，也能看到农业的身影。曹操以重视农业而闻名。而他得以在混乱的军阀混战中崛起，与他重视农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三国中的另外两国也同样如此。“现代学者引用
‘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
北魏是这个时期一个较为成功的朝代，他的统治者及其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发展。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五千人全部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北魏在将都城南迁后的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将土地收归国有，这一举动更是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为后世不断模仿。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诸多朝代中，极少有不重视农业的。从周朝的“井田制度”开始，王莽的改革，北魏的“均田令”，元代初期的“重农”政策，历朝历代，统治者均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根本，而农业的发展也成为国家强大的基础。
我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为了说明农业的繁荣或是自然环境的优越能与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等同。与之相反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以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来，人们是会对激励（incentive）②做出反应的。“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就是典型依靠优越自然条件使国家富强的例子。而战国时期混战的胜利者——秦——位于现在的陕西省附近，自然条件比不了东部平原的国家，我们无法说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其强大的绊脚石，似乎反而成为其助力。“一般很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
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两个国家，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另一个面积很小，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不太好。也许多数人会觉得这样的比较是无意义的，前者较后者拥有绝对的优势，绝对比后者强盛的多。但我们看当今世界，俄罗斯与日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17,075,400平方公里，横跨两个大洲，覆盖超过八分之一的地球陆地。有世界最大储量的矿产和能源资源，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储备和含有约世界四分之一的淡水的湖泊。与多个国家接壤，航运交通极为便利。另一个是面积仅为377,835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匮乏自然不用说，交通位置也不能称之为优越，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这样的两个国家，俄罗斯虽不能不称之为强盛，但比起日本还是差了一截。俄罗斯倚靠优越的自然环境，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以维持国内经济发展。而日本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只能依靠进口他国资源。现在，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先进国家及第三大经济体，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② 激励是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东西，诸如惩罚或奖励的预期。由于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作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曼昆《经济学原理》
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或许与其他某些国家的政策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家自身。这与“破釜沉舟”的故事，大概是同样的原理。
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在国民解决了生计问题，不再为吃饱穿暖发愁之后，才有了谈论“上层建筑”的资本。经济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但发展经济也有多种方法。我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自然要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应该纵向以史为鉴，横向上借鉴邻国经验，少走弯路。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看了黄仁宇先生的书，就再接受一次历史的教育，他的书不同于我在以往教科书上学到的，令人受益非浅，他不会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作者一直在西方研究我们自己，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是新颖的，这当然与作者的人生阅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早期就读于南开，然后随“国-军”入缅作战，抗战胜利后曾在东北参与过短时“内战”，而后就读于美国的一个陆军参谋大学，最终选择了他终生的事业：历史。作为处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治史者，所面对的毕竟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模型，而是还在续写着某种历史主题的真实生活。他直接牵扯着我们的神经，连接着我们的血肉。所以，黄仁宇先生的文字里不但有着很浓厚的传统气息，而且散发出很多西方的味道。除了能够学习历史知识之外，黄仁宇先生以另一种角度解读历史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历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作者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人生过后是否应该留下点什么，如同王朝在历史上划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