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五次反“ 围剿” 第一次
1930年(民国十九年)11月至1931年1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张辉瓒第18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罗霖第77师、公秉藩新编第5师（后改第28师）、谭道源第50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周志群新编第14旅，及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向中央根据地的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1、第3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10月10日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1方面军总部于11月1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11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第二次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团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是：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四次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第五次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中央苏区五次反“ 围剿” 第一次
1930年(民国十九年)11月至1931年1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张辉瓒第18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罗霖第77师、公秉藩新编第5师（后改第28师）、谭道源第50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周志群新编第14旅，及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向中央根据地的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1、第3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10月10日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1方面军总部于11月1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11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第二次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团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是：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四次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第五次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