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运动的评价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2-26 13:28 | 提问者：bule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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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以独特视角，一反过去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单纯的“政治视角、“文化视角”和“纯理性视角”等传统角度，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是近年国内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新民主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它所要反对的外部敌人，既是侵略者、掠夺者，又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者，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既有侵略与反侵略的一面，又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一面；它所要打倒的封建势力，其政治上的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它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资产阶级却不是敌人，是可能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它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城市，是在农村，它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等等。如此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问题，要求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理论素养和斗争艺术；必须有较开阔的眼界，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世界；必须有较广泛的社会经历，既了解城市又了解农村，既了解下层社会又了解上层社会。农民，一般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工人，则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工人、农民被发动起来，卷起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担负思想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们，多数人渐渐远离旋涡的中心，社会舆论再度泛起贬低知识分子的思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自身，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中，在经济落后，民众贫穷而又缺少文化的现实面前，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也深感知识无用武之地，一时竟找不到适当的位置，甚至自认为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零余者》（即多余的人）小说中喟然长叹：“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无用的”，“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么几块钱……。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呢？” 。即使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在积极投入革命事业的繁忙中，也感到文人气质与暴力革命的不相适应，理想与现实在认识上的无法协调，而伤感的说：“我竟成‘多余的人’啊！”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怎样给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定位，如何认识他们的价值呢？革命作家高尔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非常痛心和着急，他一方面多次向列宁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列宁的同意和支持下，于1919年成立“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高氏任主席），协助政府积极解决专家和学者们碰到的种种问题。参考资料：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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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 冰糖葫芦拉拉 | 二级
擅长领域： 暂未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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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以独特视角，一反过去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单纯的“政治视角、“文化视角”和“纯理性视角”等传统角度，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是近年国内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新民主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显得格外复杂。它所要反对的外部敌人，既是侵略者、掠夺者，又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者，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既有侵略与反侵略的一面，又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一面；它所要打倒的封建势力，其政治上的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它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资产阶级却不是敌人，是可能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它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城市，是在农村，它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等等。如此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问题，要求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理论素养和斗争艺术；必须有较开阔的眼界，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世界；必须有较广泛的社会经历，既了解城市又了解农村，既了解下层社会又了解上层社会。农民，一般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工人，则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工人、农民被发动起来，卷起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担负思想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们，多数人渐渐远离旋涡的中心，社会舆论再度泛起贬低知识分子的思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分子自身，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中，在经济落后，民众贫穷而又缺少文化的现实面前，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也深感知识无用武之地，一时竟找不到适当的位置，甚至自认为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零余者》（即多余的人）小说中喟然长叹：“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无用的”，“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么几块钱……。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呢？” 。即使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在积极投入革命事业的繁忙中，也感到文人气质与暴力革命的不相适应，理想与现实在认识上的无法协调，而伤感的说：“我竟成‘多余的人’啊！”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怎样给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定位，如何认识他们的价值呢？革命作家高尔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非常痛心和着急，他一方面多次向列宁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在列宁的同意和支持下，于1919年成立“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高氏任主席），协助政府积极解决专家和学者们碰到的种种问题。参考资料：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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