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01日 作者：档案揭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铭刻在开国盛典上的无数个闪光的“第一”，记录了那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伟大时刻，并将永远载入共和国辉煌的史册……开国大典，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盛典是怎样筹备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如何设计制作的？第一次实况转播克服了怎样的困难？第一支军乐队是怎样建立的？第一份政府公告和外交公报又是如何出炉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上）。
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古老的北平终于驱走了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迎来了金色的黎明。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彭真、聂荣臻为副主任，林伯渠为秘书长，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天安门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大典的宣传工作。他心急如焚，马上来到了天安门前。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朱红色的宫墙剥落了，显得斑驳陆离，遍体鳞伤；门楼堞口上的荆棘长得有人高，精雕的菱花窗格也七零八落。广场上杂草丛生，蒿莱满地；金水河淤泥堵塞，水腐发臭。沉云浓雾笼罩下的古堞宫墙，矗立在西风残照之中……一种强烈的悲愤感在张致祥的胸中喷涌。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天安门城楼大殿的东山墙下搭起了一座6米多高的杉木架子。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1945年6月在延安时拍摄的。这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选定同意的。
北平解放后，30岁的周令钊画领袖像颇有名气。六国饭店国共和平谈判会场、北京饭店会议室等处悬挂的毛主席油画像都是他的杰作。及至新中国成立在即，北平市有关领导就推荐周令钊来承担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
面前这巨大的画框是由北平市美术工作室的同志设计的，他们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经过在门洞上方实际丈量，最后才确定高6.4米、宽5米的尺寸。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足有两层楼高的画框上。助手陈若菊和负责古建油漆的师傅在一旁协助他打底、调颜色。十来天里他们没有离开过天安门一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周令钊根据照片摹本把毛主席的衣领画为稍微敞口的式样，并根据领导的要求，模仿毛主席的书体在画像底下写了8个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这天，聂荣臻来到城楼下面，他端详着毛主席画像，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提出了意见。他说，主席画像的领子还是要把风纪扣系上。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在战争年代，聂荣臻就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周令钊对聂荣臻的指示心领神会，立即抓紧时间改画了主席的衣领。经过连续夜以继日地“赶”画，大典前夕，毛主席画像绘制完成了。
9月30日夜晚，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又发现了问题：就是画像下沿那行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周恩来马上提出了意见：“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还写自己的名字？”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大家如梦初醒，在场的人赶忙搭脚手架，周令钊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服的颜色，又加上了一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
这就是后来开国大典时用的毛泽东画像，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幅领袖画像。
“这八盏大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周恩来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天安门环顾四望，欣喜万状。
天安门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体现出全民族的大喜庆与古典的建筑格局相协调呢？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溢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队长苏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美术专家。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抗敌剧社转战南北，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块大地上醇酿的浓酒一样，溶入了他们汨汨奔流的血液中。苏凡和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券门下，有时张致样也来和他们一起量尺寸、出主意，几天后终于设计出了20几张草图。其中大宫灯的设计备受周恩来的赞赏。
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专在清宫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大厅里干了起来。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宫灯终于告成了。
天安门城台的两侧红墙上，还安装起了两条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胡乔木拟定的。
到建国一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换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成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
天安门前临时用沙杆、木板搭起了东、西两座简易观礼台，这是供友好外宾和英模代表及大会指挥部用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来到这里检查，带了两个连的人往上踩。结果有的木板经不住人，一脚踩漏下去。于是他立即动员了几十台汽车，从永定门外往这里运沙袋，把观礼台垫撑起来，以保障大会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工人们把马路修平了，破损的青石路面补好了，广场的电灯安装起来了；3万名青年团员、学生们义务劳动填平了凸凹的地面，开辟了17000多平方米的广场。
10月1日清晨，熹微的朝阳从东长安街升起，曦光中渐渐露出了天安门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阅尽千古兴亡多少事，迎来了它重焕光彩的一天。
开国大典上，升国旗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这第一面国旗是如何设计制作的呢？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及海外发出了征求国旗等方案的启事。上海滩一位33岁的青年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的名字叫曾联松，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
7月，曾联松在一间斗室里设计出一张又一张国旗草稿。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面：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旗面为红地，五星呈金黄色，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文化特征，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
9月2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庄严地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一天，参加会场布置的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领导吩咐她赶制一面五星红旗的样旗，随即便把一份国旗图案和制作尺寸交给了她。赵文瑞跑到前门外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买来长幅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照国旗制作的要求，趴在地板上飞针走线地缝制起来……离政协会议闭幕只有四十几个小时了，她顾不得吃饭，更顾不上合一合眼。由于过度劳累，上下眼皮直打架，稍不留神，针尖刺破了手指，鲜血滴在旗面上。
9月30日下午1点，五星红旗缝制完成，政协会议的工作人员等着把这面红旗取走送往怀仁堂会场。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闭幕式上，当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6位副主席站在巨大的五星红旗前面时，会场满台红光，四壁生辉，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与此同时，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共产党员宋树信接受了天安门广场第一面国旗的监制工作。10月1日，当晨曦照进窗棂的时候，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终于制作成功了。
当天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地按动了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上新中国的天空。
当年毛泽东升起的第一面国旗，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与第一面国旗一样，具有国宝级文物价值的，还有开国大典的实况影像。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影像，是由谁拍摄的呢？
政协会议开幕以后，苏联派出的摄制组抵达北京。这个摄制组阵容强大，由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瓦尔拉莫夫领衔，成员包括摄影、制片、录音、照明共30多人。经双方商定，决定合作拍摄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一部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侧重从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角度来反映；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国》，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反映。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与外国合作拍摄纪录片。
摄制组在中南海拍摄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层领导在一起开会的镜头，还派出摄影师分头到全国各地拍摄，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给予配合、支持。
开国大典是两部影片的高潮。10月1日这天，天安门东华表前专门为摄影师搭设了高脚台，天安门城楼上面特准苏联摄影师自由拍摄。当时苏联摄影师使用的电影胶片都是由苏方提供的彩色胶片，采用同期声录音。中方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也在城楼上选择角度进行拍摄，使用的是黑白胶片。几位苏联朋友很卖力气，直到群众游行结束，那绚烂的灯火消逝在狂欢的队伍中，摄影师们才收拾机器，驱车返回饭店。
在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于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只好组织补拍。好在战争环境还没有远去，人民还处在革命胜利的亢奋之中，所以组织补拍起来还比较逼真，上下也都很重视。
按照拍摄计划，这部影片先由辽沈战役东北解放拍起。大兵团作战需要步兵、炮兵、装甲兵几个师的部队配合。毛泽东给在武汉的林彪写了亲笔信，由吴本立和苏联专家携信前往。林彪本来考虑由“四野”刘亚楼参谋长挂帅协助拍摄，但因中央正要刘亚楼筹建空军，抽不出身来，就具体交给“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参谋处长苏静负全责。在东北拍完了攻克锦州、塔山阻击、解放沈阳，然后就是攻打天津，和平解放北平。
在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委的共同组织下，补拍了盛大的部队“入城式”和“朝阳门换岗”行动：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开进北平;傅作义军队把岗位让给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以标准的姿态亮开刺刀站在哨位上……在扬子江面，在金陵城头，由第三野战军部队配合， 补拍了千帆竞发、突破长江天险和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壮观场面……
此时，由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和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在向西北、西南进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和穷追猛打的方针，追歼敌人。所以，影片还收入了大量真实的历史镜头……
以上拍摄的大量历史镜头，都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经典”资料，载入了辉煌的史册。
那么，新中国政府的第一份公告是怎样出炉的呢？
1949年10月1日当天，时针指向午后1点，值班卫士准时轻轻地叫醒毛泽东起床。毛泽东起身，揉揉惺忪的眼睛，还随口哼了两声京戏，顿时精神起来。这时，卫士李银桥拿来从王府井一家制装店定做的黄呢子礼服。毛泽东穿在身上，抻平理顺，看上去更显得伟岸挺拔。
午后2时整，毛泽东来到勤政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毛泽东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
《公告》在讲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时，原稿简略为“陈毅等56人为委员”。张治中委员当场提出：应该把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上，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对国际国内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些人“等”掉，就没有这个气势了。毛泽东听后，晃了晃手中的《公告》稿，连说：“这个意见好！”马上吩咐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把其他55位委员的名单补齐，临时别一张纸条加在《公告》上。
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先生的建议，其中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共中央早已决定并再三宣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新当选的人民政府委员会的56名委员，代表了联合政府中不同的阶级成分和经济成分，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各方面实力人物都尽在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及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和宣传这些代表人物的名单，标志着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南拐至阙右门，再往南直达天安门，登上了城楼的100级台阶……
2014年10月01日 作者：档案揭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铭刻在开国盛典上的无数个闪光的“第一”，记录了那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伟大时刻，并将永远载入共和国辉煌的史册……开国大典，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盛典是怎样筹备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如何设计制作的？第一次实况转播克服了怎样的困难？第一支军乐队是怎样建立的？第一份政府公告和外交公报又是如何出炉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上）。
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古老的北平终于驱走了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迎来了金色的黎明。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彭真、聂荣臻为副主任，林伯渠为秘书长，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天安门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大典的宣传工作。他心急如焚，马上来到了天安门前。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朱红色的宫墙剥落了，显得斑驳陆离，遍体鳞伤；门楼堞口上的荆棘长得有人高，精雕的菱花窗格也七零八落。广场上杂草丛生，蒿莱满地；金水河淤泥堵塞，水腐发臭。沉云浓雾笼罩下的古堞宫墙，矗立在西风残照之中……一种强烈的悲愤感在张致祥的胸中喷涌。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天安门城楼大殿的东山墙下搭起了一座6米多高的杉木架子。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1945年6月在延安时拍摄的。这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选定同意的。
北平解放后，30岁的周令钊画领袖像颇有名气。六国饭店国共和平谈判会场、北京饭店会议室等处悬挂的毛主席油画像都是他的杰作。及至新中国成立在即，北平市有关领导就推荐周令钊来承担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
面前这巨大的画框是由北平市美术工作室的同志设计的，他们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经过在门洞上方实际丈量，最后才确定高6.4米、宽5米的尺寸。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足有两层楼高的画框上。助手陈若菊和负责古建油漆的师傅在一旁协助他打底、调颜色。十来天里他们没有离开过天安门一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周令钊根据照片摹本把毛主席的衣领画为稍微敞口的式样，并根据领导的要求，模仿毛主席的书体在画像底下写了8个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这天，聂荣臻来到城楼下面，他端详着毛主席画像，从一个军人的角度提出了意见。他说，主席画像的领子还是要把风纪扣系上。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在战争年代，聂荣臻就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周令钊对聂荣臻的指示心领神会，立即抓紧时间改画了主席的衣领。经过连续夜以继日地“赶”画，大典前夕，毛主席画像绘制完成了。
9月30日夜晚，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又发现了问题：就是画像下沿那行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周恩来马上提出了意见：“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还写自己的名字？”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大家如梦初醒，在场的人赶忙搭脚手架，周令钊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服的颜色，又加上了一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
这就是后来开国大典时用的毛泽东画像，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幅领袖画像。
“这八盏大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周恩来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天安门环顾四望，欣喜万状。
天安门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体现出全民族的大喜庆与古典的建筑格局相协调呢？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溢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队长苏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美术专家。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抗敌剧社转战南北，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块大地上醇酿的浓酒一样，溶入了他们汨汨奔流的血液中。苏凡和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券门下，有时张致样也来和他们一起量尺寸、出主意，几天后终于设计出了20几张草图。其中大宫灯的设计备受周恩来的赞赏。
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专在清宫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大厅里干了起来。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宫灯终于告成了。
天安门城台的两侧红墙上，还安装起了两条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胡乔木拟定的。
到建国一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换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成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
天安门前临时用沙杆、木板搭起了东、西两座简易观礼台，这是供友好外宾和英模代表及大会指挥部用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来到这里检查，带了两个连的人往上踩。结果有的木板经不住人，一脚踩漏下去。于是他立即动员了几十台汽车，从永定门外往这里运沙袋，把观礼台垫撑起来，以保障大会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工人们把马路修平了，破损的青石路面补好了，广场的电灯安装起来了；3万名青年团员、学生们义务劳动填平了凸凹的地面，开辟了17000多平方米的广场。
10月1日清晨，熹微的朝阳从东长安街升起，曦光中渐渐露出了天安门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阅尽千古兴亡多少事，迎来了它重焕光彩的一天。
开国大典上，升国旗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这第一面国旗是如何设计制作的呢？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及海外发出了征求国旗等方案的启事。上海滩一位33岁的青年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的名字叫曾联松，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
7月，曾联松在一间斗室里设计出一张又一张国旗草稿。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面：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旗面为红地，五星呈金黄色，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文化特征，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
9月27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庄严地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一天，参加会场布置的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接受了一项新任务：领导吩咐她赶制一面五星红旗的样旗，随即便把一份国旗图案和制作尺寸交给了她。赵文瑞跑到前门外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买来长幅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照国旗制作的要求，趴在地板上飞针走线地缝制起来……离政协会议闭幕只有四十几个小时了，她顾不得吃饭，更顾不上合一合眼。由于过度劳累，上下眼皮直打架，稍不留神，针尖刺破了手指，鲜血滴在旗面上。
9月30日下午1点，五星红旗缝制完成，政协会议的工作人员等着把这面红旗取走送往怀仁堂会场。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闭幕式上，当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6位副主席站在巨大的五星红旗前面时，会场满台红光，四壁生辉，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与此同时，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共产党员宋树信接受了天安门广场第一面国旗的监制工作。10月1日，当晨曦照进窗棂的时候，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终于制作成功了。
当天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地按动了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上新中国的天空。
当年毛泽东升起的第一面国旗，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与第一面国旗一样，具有国宝级文物价值的，还有开国大典的实况影像。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影像，是由谁拍摄的呢？
政协会议开幕以后，苏联派出的摄制组抵达北京。这个摄制组阵容强大，由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瓦尔拉莫夫领衔，成员包括摄影、制片、录音、照明共30多人。经双方商定，决定合作拍摄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一部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侧重从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角度来反映；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国》，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反映。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与外国合作拍摄纪录片。
摄制组在中南海拍摄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层领导在一起开会的镜头，还派出摄影师分头到全国各地拍摄，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给予配合、支持。
开国大典是两部影片的高潮。10月1日这天，天安门东华表前专门为摄影师搭设了高脚台，天安门城楼上面特准苏联摄影师自由拍摄。当时苏联摄影师使用的电影胶片都是由苏方提供的彩色胶片，采用同期声录音。中方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也在城楼上选择角度进行拍摄，使用的是黑白胶片。几位苏联朋友很卖力气，直到群众游行结束，那绚烂的灯火消逝在狂欢的队伍中，摄影师们才收拾机器，驱车返回饭店。
在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于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只好组织补拍。好在战争环境还没有远去，人民还处在革命胜利的亢奋之中，所以组织补拍起来还比较逼真，上下也都很重视。
按照拍摄计划，这部影片先由辽沈战役东北解放拍起。大兵团作战需要步兵、炮兵、装甲兵几个师的部队配合。毛泽东给在武汉的林彪写了亲笔信，由吴本立和苏联专家携信前往。林彪本来考虑由“四野”刘亚楼参谋长挂帅协助拍摄，但因中央正要刘亚楼筹建空军，抽不出身来，就具体交给“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参谋处长苏静负全责。在东北拍完了攻克锦州、塔山阻击、解放沈阳，然后就是攻打天津，和平解放北平。
在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委的共同组织下，补拍了盛大的部队“入城式”和“朝阳门换岗”行动：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开进北平;傅作义军队把岗位让给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以标准的姿态亮开刺刀站在哨位上……在扬子江面，在金陵城头，由第三野战军部队配合， 补拍了千帆竞发、突破长江天险和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壮观场面……
此时，由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和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在向西北、西南进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和穷追猛打的方针，追歼敌人。所以，影片还收入了大量真实的历史镜头……
以上拍摄的大量历史镜头，都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经典”资料，载入了辉煌的史册。
那么，新中国政府的第一份公告是怎样出炉的呢？
1949年10月1日当天，时针指向午后1点，值班卫士准时轻轻地叫醒毛泽东起床。毛泽东起身，揉揉惺忪的眼睛，还随口哼了两声京戏，顿时精神起来。这时，卫士李银桥拿来从王府井一家制装店定做的黄呢子礼服。毛泽东穿在身上，抻平理顺，看上去更显得伟岸挺拔。
午后2时整，毛泽东来到勤政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毛泽东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
《公告》在讲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时，原稿简略为“陈毅等56人为委员”。张治中委员当场提出：应该把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上，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对国际国内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些人“等”掉，就没有这个气势了。毛泽东听后，晃了晃手中的《公告》稿，连说：“这个意见好！”马上吩咐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把其他55位委员的名单补齐，临时别一张纸条加在《公告》上。
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先生的建议，其中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共中央早已决定并再三宣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新当选的人民政府委员会的56名委员，代表了联合政府中不同的阶级成分和经济成分，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各方面实力人物都尽在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及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和宣传这些代表人物的名单，标志着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南拐至阙右门，再往南直达天安门，登上了城楼的100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