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南昌起义领导人到底是谁？
作者:顾则徐 2013-10-16 分享到：
五，军事领导人。
革命委员会拥有政治、军事最高权力，具体掌握军事权的部门为参谋团。所谓参谋团，是革命委员会进行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并非中共军事参谋机构。如果不搞清楚这点，那就成一笔糊涂账了。
刘伯承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似乎是军事最高领导，其实不然。贺龙、叶挺作为起义部队两名主要指挥者，是当然的参谋团成员，这样，刘伯承就等于是他们两人的参谋长。贺龙、叶挺本来就有自己的参谋人员，刘伯承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主要是为贺龙、叶挺指挥起义军整体行动进行参谋。周恩来并没有军队指挥权，但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出身，所以加入参谋团。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方面领袖，所以，他加入参谋团就是中共中央试图在南昌起义中掌握军事实际领导权，这样，刘伯承就更主要是谭平山、周恩来的参谋长。从具体分管军事来说，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排名应该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如果考虑政治部，就可以再加上郭沫若。
朱德是个比较特殊人物。他是南昌起义将领中资历最老的，贺龙、刘伯承都弱于他，但朱德仅仅是个手上没什么兵的空头军长（先为第九军副军长），备受人们尊重，实际并无什么权力。朱德的发言权是在南下过程中，通过所表现出的经验、能力和影响力得到人们认可，才逐步获得的（起义军南下时喊的口号之一是“打到朱培德，拥护朱德”，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喊出的树立个人权威的口号）。不过，从军长名义角度，认为他是排在刘伯承之后的军事领导人，也并无不可。参加起义并始终尊敬朱德、后来成为朱德嫡系大将的龚楚并没有贬低朱德之心，但1954年他强调说：“今天，中共所有的党史资料中，故意歪曲的记载：八一南昌起义是朱德领导的。不过是借此来提高他的声誉和稳固他在中共军队中的‘正统’地位而已。”（注3）
六，起义后相关重要人员的领导人叙事。
1，张太雷：“在南昌开会时，平山同志主张干……（中央）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运动成为平山所领导。”（注4）该说法是党内人士最明确之承认谭平山为南昌起义名义的和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作为叙事人的张太雷很不服气。
2，李立三：“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加入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之中。”（注5）该说法显然不满谭平山，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谭平山为当时南昌起义最高领袖。
3，张国焘：“国焘当时常思及本人不能得同志信用，至令平山同志轻视中央之意，自我而损失中央威信，心中引为深懊。”（注6）显然，张国焘是把谭平山作为南昌起义期间最高领袖和主要政敌，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更是进行了明确。
4，叶挺：“周恩来及恽代英同志奉党令由汉口来南昌，与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并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注7）“（8月1日起义胜利后）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以谭平山为主席，以贺龙、叶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亦为军事执行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注8）作为军人的叶挺视谭平山为最高领袖，并习惯重军事指挥权，在军事领导人中将贺龙和自己排在周恩来之前，刘伯承排最后，不提朱德，完全符合军人角度的基本事实。韩麟符是中共党员，在中共内部地位不高，当时没有列入南昌起义领导层名单，但他是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从国民党角度有比较高地位。
七，从指导到领导——中共中央的性质叙事
1，中共中央：“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注9）中共中央从党的利益角度，强调“我党指挥机关”。尽管如此，并没有说是“领导”南昌起义。
2，在不久后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明确为是“指导”：“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注10）中共“六大”进一步明确为是“南昌暴动指导机关”（注11）
3，1933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明确中共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注12）这一“领导”定性维持至今。
综上，南昌起义前后中共中央都只是承认中共在起义中起的是“指导”作用，占据的是“指导”地位。直到1933年才改变为认为自己是“领导”。
八，尽量回避的领导人叙事。
仅仅在1927年11月，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袖谭平山就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因此，尽管中共中央后来从“指导”到“领导”强调中共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但具体的领导人叙事则越来越成为非常尴尬的事情，长期被努力回避。
这种尴尬当然是政治的。最高领导人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次的领导人恽代英在党内地位并不高，且1931年就被杀，承认郭沫若、贺龙为最高领导人则不能体现中共领导地位；再次一级的领导人中，张国焘、李立三后来都成为了所谓错误路线代表，林祖涵的党内地位则不足以代表中共，只有周恩来具有资格，但从政治角度把他说成南昌起义领导人也不妥，且他始终在中共党内有着微妙角色。因此，当不得不要具体，只能从军事角度谈，按“贺叶部队”或“叶贺部队”来说。直到1944年，朱德仍然从军事角度按照此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我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注13）在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起草的、全面总结中共历史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是完全回避掉了这一重大敏感问题。
九，胡乔木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1951年6月22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这样表述：“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领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这并非胡乔木个人的叙事，该文是毛泽东安排撰写，并由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审定，因此，完全代表了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叙事立场。
该领导人叙事用词非常谨慎，避开了“指导”还是“领导”，避开了政治叙事而实际采取军事叙事，用军事叙事也避开使用“指挥”一类语词，而使用“率领”一词，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用“影响”一词。但是，这一叙事事实上成为了以后官方党史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叙事的基础，从此，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就被限定为了周恩来及军队将领（不包括政治部领导人郭沫若）。
按照这一叙事方式，叶挺被排在贺龙之前，以在符合历史基本事实前提下强调军队的中共属性（尽管贺龙是后来中共武装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27年8月1日时毕竟还不是中共党员）。在这一基础上，南昌起义由中共“影响”的定性必须由周恩来排第一位保证。尽管如此，当红军完成长征直至1951年以胡乔木名义不得不进行南昌起义叙事时，周恩来在中共的实际地位并不能跟毛泽东、朱德相比，中共既作为政党又作为一种武装力量乃至政权，已经就是“朱毛”，朱德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又一个“神”。毛泽东与南昌起义无关，作为后叙事的合法性就只能由朱德获取，朱德的困境是当时从军事角度在南昌起义并不是最主要领导人，但毕竟也可以算领导人，为了满足合法性问题，排到了叶挺、贺龙之前。吃亏的是刘伯承，由于当年起义时在党内地位不高，且只是参谋长，并非主官，连名字也不能被列入。
十，“文革”后军方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中共的朱德崇拜在1950年代后期逐步被消除，毛泽东崇拜在“文革”后被略微冷却，但周恩来崇拜则进入高潮，同时，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扬也成为一种道统叙述，这样就需要重新对南昌起义进行叙事。在进行道统叙述中，政治叙事面临非常多的困境，因此，一部中共党史越来越类似于军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军人或有过军事经历者的地位变得从未有过的崇高，这是官方历史话语探寻到的一个最少异议和回避争执门道。
既然如此，军方话语的意义就非常重要。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军方叙事的代表作应为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写组1978年8月修改的《南昌起义》一文，其中叙述为：“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同志，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也是起义的领导。”（注14）
这一叙事基本继承了1951年的胡乔木叙事，但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周恩来不仅排在第一位，更是将他突出出来，与朱德等人分成了两个等级；二是加入了刘伯承。仅仅从军事而言，应该说这一叙事是比较完整，接近了历史原貌。但仍然有两个问题：一，当从军事而不是从党的角度，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是属于两个等级的吗？二，朱德即使从名义的军队主官角度可以排在刘伯承前面，但可以排在贺龙、叶挺之前吗？
不过，尽管如此，军方这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叙事模式由于相对完整，成为了至今最为流行的话语模式，只不过人们未必将周恩来突出出来跟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分为两个等级。
十一，中共中央“文革”后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胡乔木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充满了难以自解的矛盾，“文革”后中共中央改变了叙事方式，经典文件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关表述是：“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这个表述用非常含混的语言进行叙事，周恩来的领导既可以让人们理解为党的领导，也可以理解为军事领导，最后落脚在朱德身上既突出了朱德，又没有违背历史事实。尽管说周恩来的领导地位可以进行讨论，但落脚在把军队血脉保存下来的朱德身上则绝对不错，因此，这一领导人叙事从维护中共自身利益而言，是非常奥妙的。当然，这一叙事不过是文字游戏，并不客观、全面反映历史本身事实，不过，这文字游戏确实做得比胡乔木1951年游戏高明多了。
2013/8/29写于沪上。
注释：
1，见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81。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99。
3，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1954年。P62。
4，张太雷：《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10-11。
5，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35。
6，《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56。
7，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80。
8，同前，P81-82。
9，《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20。
10，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 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79。
11，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4册 192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07。
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9册 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17。
13，见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4，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
顾则徐：南昌起义领导人到底是谁？
作者:顾则徐 2013-10-16 分享到：
五，军事领导人。
革命委员会拥有政治、军事最高权力，具体掌握军事权的部门为参谋团。所谓参谋团，是革命委员会进行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并非中共军事参谋机构。如果不搞清楚这点，那就成一笔糊涂账了。
刘伯承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似乎是军事最高领导，其实不然。贺龙、叶挺作为起义部队两名主要指挥者，是当然的参谋团成员，这样，刘伯承就等于是他们两人的参谋长。贺龙、叶挺本来就有自己的参谋人员，刘伯承作为参谋团参谋长主要是为贺龙、叶挺指挥起义军整体行动进行参谋。周恩来并没有军队指挥权，但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出身，所以加入参谋团。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方面领袖，所以，他加入参谋团就是中共中央试图在南昌起义中掌握军事实际领导权，这样，刘伯承就更主要是谭平山、周恩来的参谋长。从具体分管军事来说，南昌起义军事领导人排名应该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如果考虑政治部，就可以再加上郭沫若。
朱德是个比较特殊人物。他是南昌起义将领中资历最老的，贺龙、刘伯承都弱于他，但朱德仅仅是个手上没什么兵的空头军长（先为第九军副军长），备受人们尊重，实际并无什么权力。朱德的发言权是在南下过程中，通过所表现出的经验、能力和影响力得到人们认可，才逐步获得的（起义军南下时喊的口号之一是“打到朱培德，拥护朱德”，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喊出的树立个人权威的口号）。不过，从军长名义角度，认为他是排在刘伯承之后的军事领导人，也并无不可。参加起义并始终尊敬朱德、后来成为朱德嫡系大将的龚楚并没有贬低朱德之心，但1954年他强调说：“今天，中共所有的党史资料中，故意歪曲的记载：八一南昌起义是朱德领导的。不过是借此来提高他的声誉和稳固他在中共军队中的‘正统’地位而已。”（注3）
六，起义后相关重要人员的领导人叙事。
1，张太雷：“在南昌开会时，平山同志主张干……（中央）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运动成为平山所领导。”（注4）该说法是党内人士最明确之承认谭平山为南昌起义名义的和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作为叙事人的张太雷很不服气。
2，李立三：“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加入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之中。”（注5）该说法显然不满谭平山，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谭平山为当时南昌起义最高领袖。
3，张国焘：“国焘当时常思及本人不能得同志信用，至令平山同志轻视中央之意，自我而损失中央威信，心中引为深懊。”（注6）显然，张国焘是把谭平山作为南昌起义期间最高领袖和主要政敌，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更是进行了明确。
4，叶挺：“周恩来及恽代英同志奉党令由汉口来南昌，与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并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注7）“（8月1日起义胜利后）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以谭平山为主席，以贺龙、叶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亦为军事执行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注8）作为军人的叶挺视谭平山为最高领袖，并习惯重军事指挥权，在军事领导人中将贺龙和自己排在周恩来之前，刘伯承排最后，不提朱德，完全符合军人角度的基本事实。韩麟符是中共党员，在中共内部地位不高，当时没有列入南昌起义领导层名单，但他是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从国民党角度有比较高地位。
七，从指导到领导——中共中央的性质叙事
1，中共中央：“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注9）中共中央从党的利益角度，强调“我党指挥机关”。尽管如此，并没有说是“领导”南昌起义。
2，在不久后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明确为是“指导”：“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注10）中共“六大”进一步明确为是“南昌暴动指导机关”（注11）
3，1933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明确中共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注12）这一“领导”定性维持至今。
综上，南昌起义前后中共中央都只是承认中共在起义中起的是“指导”作用，占据的是“指导”地位。直到1933年才改变为认为自己是“领导”。
八，尽量回避的领导人叙事。
仅仅在1927年11月，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袖谭平山就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因此，尽管中共中央后来从“指导”到“领导”强调中共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但具体的领导人叙事则越来越成为非常尴尬的事情，长期被努力回避。
这种尴尬当然是政治的。最高领导人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次的领导人恽代英在党内地位并不高，且1931年就被杀，承认郭沫若、贺龙为最高领导人则不能体现中共领导地位；再次一级的领导人中，张国焘、李立三后来都成为了所谓错误路线代表，林祖涵的党内地位则不足以代表中共，只有周恩来具有资格，但从政治角度把他说成南昌起义领导人也不妥，且他始终在中共党内有着微妙角色。因此，当不得不要具体，只能从军事角度谈，按“贺叶部队”或“叶贺部队”来说。直到1944年，朱德仍然从军事角度按照此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我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注13）在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起草的、全面总结中共历史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是完全回避掉了这一重大敏感问题。
九，胡乔木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1951年6月22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这样表述：“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领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这并非胡乔木个人的叙事，该文是毛泽东安排撰写，并由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审定，因此，完全代表了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叙事立场。
该领导人叙事用词非常谨慎，避开了“指导”还是“领导”，避开了政治叙事而实际采取军事叙事，用军事叙事也避开使用“指挥”一类语词，而使用“率领”一词，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用“影响”一词。但是，这一叙事事实上成为了以后官方党史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叙事的基础，从此，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就被限定为了周恩来及军队将领（不包括政治部领导人郭沫若）。
按照这一叙事方式，叶挺被排在贺龙之前，以在符合历史基本事实前提下强调军队的中共属性（尽管贺龙是后来中共武装主要领导人之一，但1927年8月1日时毕竟还不是中共党员）。在这一基础上，南昌起义由中共“影响”的定性必须由周恩来排第一位保证。尽管如此，当红军完成长征直至1951年以胡乔木名义不得不进行南昌起义叙事时，周恩来在中共的实际地位并不能跟毛泽东、朱德相比，中共既作为政党又作为一种武装力量乃至政权，已经就是“朱毛”，朱德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又一个“神”。毛泽东与南昌起义无关，作为后叙事的合法性就只能由朱德获取，朱德的困境是当时从军事角度在南昌起义并不是最主要领导人，但毕竟也可以算领导人，为了满足合法性问题，排到了叶挺、贺龙之前。吃亏的是刘伯承，由于当年起义时在党内地位不高，且只是参谋长，并非主官，连名字也不能被列入。
十，“文革”后军方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中共的朱德崇拜在1950年代后期逐步被消除，毛泽东崇拜在“文革”后被略微冷却，但周恩来崇拜则进入高潮，同时，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扬也成为一种道统叙述，这样就需要重新对南昌起义进行叙事。在进行道统叙述中，政治叙事面临非常多的困境，因此，一部中共党史越来越类似于军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军人或有过军事经历者的地位变得从未有过的崇高，这是官方历史话语探寻到的一个最少异议和回避争执门道。
既然如此，军方话语的意义就非常重要。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军方叙事的代表作应为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编写组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写组1978年8月修改的《南昌起义》一文，其中叙述为：“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同志，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也是起义的领导。”（注14）
这一叙事基本继承了1951年的胡乔木叙事，但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周恩来不仅排在第一位，更是将他突出出来，与朱德等人分成了两个等级；二是加入了刘伯承。仅仅从军事而言，应该说这一叙事是比较完整，接近了历史原貌。但仍然有两个问题：一，当从军事而不是从党的角度，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是属于两个等级的吗？二，朱德即使从名义的军队主官角度可以排在刘伯承前面，但可以排在贺龙、叶挺之前吗？
不过，尽管如此，军方这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叙事模式由于相对完整，成为了至今最为流行的话语模式，只不过人们未必将周恩来突出出来跟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分为两个等级。
十一，中共中央“文革”后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
胡乔木关于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叙事充满了难以自解的矛盾，“文革”后中共中央改变了叙事方式，经典文件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关表述是：“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这个表述用非常含混的语言进行叙事，周恩来的领导既可以让人们理解为党的领导，也可以理解为军事领导，最后落脚在朱德身上既突出了朱德，又没有违背历史事实。尽管说周恩来的领导地位可以进行讨论，但落脚在把军队血脉保存下来的朱德身上则绝对不错，因此，这一领导人叙事从维护中共自身利益而言，是非常奥妙的。当然，这一叙事不过是文字游戏，并不客观、全面反映历史本身事实，不过，这文字游戏确实做得比胡乔木1951年游戏高明多了。
2013/8/29写于沪上。
注释：
1，见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81。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99。
3，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1954年。P62。
4，张太雷：《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10-11。
5，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35。
6，《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56。
7，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80。
8，同前，P81-82。
9，《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20。
10，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 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79。
11，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4册 192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07。
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9册 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17。
13，见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4，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