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的城楼
(本文选自故宫博物院网)
画中的城门楼非常高大而有气势，为单檐庑殿顶，檐下 三层斗拱。所有的木结构部分，都被油漆成红色，显得华丽而气派。城楼有斜坡马道，可以骑马而上。城楼室内陈设着一面大鼓，内侧有人凭栏俯视街景。城楼有竖匾，露出一个“门”字。画家真会卖关子，要是把城门的全名都写出来，就省后人许多事了，通过城门名我们就可知道所画的是汴京城的什么地方了，可是他偏偏不告诉我们，这里就不能不来一番小小的考证了。
连接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土筑的，城墙上长满了老树，从其老态龙钟的形态来看，非一年两年所能长成。城墙是战争的防守军事建筑，作为国都帝居之所的汴京城墙哪能让其如此荒废呢？熟知汴京的人都知道，当时汴京有内外两层城墙。汴京作为都城自五代以来人口渐渐增多，后来扩展才有了外城的建筑。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都（汴京）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新城（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根据这一描写与图中的城楼与城墙比较，显然画的不是外城而应该是内城。内城因有外城，在军事防守上已作用不大了，所以便失去修理整治，才会任其低矮和杂木丛生。再根据画的城门与汴河及虹桥的关系来考虑。在内城东城墙汴河南岸，只有一座城门叫“东角子门”。离此最近的一座汴河大桥叫“上土桥”、再往下叫“下土桥”。这两座桥的形制与图中所画的“虹桥”一样，被当时人简称为“上桥”、“下桥”。在《清明上河图》卷后有“亡金诸遗老”之一的王磵题诗说：“两桥无日绝江舡”，并自注“东门二桥，俗谓之上桥、下桥。”他所说的“东门”即“东角子门”。可见《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这里。但是“东角子门”这个名称听起来只是表明它的位置在东南城墙拐角处，就像北京东便门、西便门一样，只是为交通方便，不会有那么豪华的气派。不过内城东墙的曹门、宋门也是因交通之故而取的门名，曹门通曹州（今山东曹县），宋门则是通宋州（今河南商丘），然而这两座城门楼可是豪华壮丽。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不能因名称的原因，就说它不是画的东角子门，因为这座城门是从水路进内城的唯一城门，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进这座城门之后，“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十分疲乏的像士兵模样的人，也可能是从南方来这里报到，也可能是《东京梦华录》中所说的“防城库”。按其“东都外城”条说： “（外）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禦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
内城墙虽失修理而变矮小，但是护城河濠仍然完整保留，两岸的杨柳在春日阳光下欣欣向荣，因而是城内难得的一处休闲之所。那时城内的园林不是皇室的，就是达官贵人的，一般居民是享受不到的，这就难怪在这座城楼外的平桥两侧，挤满了看风景的人们。
城门口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人来人往十分密集，就在这密集的人群中，我们的画家把他的目光，特别关注到百万之众中的弱势群体之上，那就是残疾人和乞丐。在城门口的当路中间，有一个老人匍匐在地，他正在向过往行人乞讨。而过往行人呢，都在躲着他走，没有一个人肯掏出钱来施舍。画家还特别描绘了一个骑马的官人，他已走过了行乞者，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而毫无停下来给点小钱的意思。另外在平桥的栏杆边，有两个乞儿正伸着手向看风景的人乞讨。其中两个人任凭小乞儿怎么哀求，只装没听见。另外两个也许怕乞儿破坏他们看风景的雅兴，似伸出手给一个较大的乞儿一文钱，打发他快走。作者通过这几个乞丐表现出人生百态，人物虽然很小，但通过形态语言，把人的内心世界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整个《清明上河图》中，城门楼是一座最大的建筑物。它与虹桥不同，桥连接两岸交通，人物在桥面上活动，在视觉上它不会把画割裂；城楼则是庞然大物，其本身的目的是分割出城里与城外，这样很容易把人物活动分裂开来。画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构思上进行了巧妙的设计。他除了把城楼刻划地很精细，将树木向两边扩展，为了使观赏者的眼睛不游离出画面外，还特别安排了一支骆驼队伍正在走出城门，其首驼已探出了多半个身子快要出城，而尾驼仍留在城内。这种手法就像写意画一样，“意到笔不到”，“笔断意不断”。画家实际上只画了两匹半骆驼，而在观赏者脑海里，却是一支很壮大的骆驼队伍，并不因为城楼的遮掩而产生割断，而是人涌如潮，川流不息。
撰稿人：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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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的城楼
(本文选自故宫博物院网)
画中的城门楼非常高大而有气势，为单檐庑殿顶，檐下 三层斗拱。所有的木结构部分，都被油漆成红色，显得华丽而气派。城楼有斜坡马道，可以骑马而上。城楼室内陈设着一面大鼓，内侧有人凭栏俯视街景。城楼有竖匾，露出一个“门”字。画家真会卖关子，要是把城门的全名都写出来，就省后人许多事了，通过城门名我们就可知道所画的是汴京城的什么地方了，可是他偏偏不告诉我们，这里就不能不来一番小小的考证了。
连接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土筑的，城墙上长满了老树，从其老态龙钟的形态来看，非一年两年所能长成。城墙是战争的防守军事建筑，作为国都帝居之所的汴京城墙哪能让其如此荒废呢？熟知汴京的人都知道，当时汴京有内外两层城墙。汴京作为都城自五代以来人口渐渐增多，后来扩展才有了外城的建筑。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都（汴京）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新城（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根据这一描写与图中的城楼与城墙比较，显然画的不是外城而应该是内城。内城因有外城，在军事防守上已作用不大了，所以便失去修理整治，才会任其低矮和杂木丛生。再根据画的城门与汴河及虹桥的关系来考虑。在内城东城墙汴河南岸，只有一座城门叫“东角子门”。离此最近的一座汴河大桥叫“上土桥”、再往下叫“下土桥”。这两座桥的形制与图中所画的“虹桥”一样，被当时人简称为“上桥”、“下桥”。在《清明上河图》卷后有“亡金诸遗老”之一的王磵题诗说：“两桥无日绝江舡”，并自注“东门二桥，俗谓之上桥、下桥。”他所说的“东门”即“东角子门”。可见《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这里。但是“东角子门”这个名称听起来只是表明它的位置在东南城墙拐角处，就像北京东便门、西便门一样，只是为交通方便，不会有那么豪华的气派。不过内城东墙的曹门、宋门也是因交通之故而取的门名，曹门通曹州（今山东曹县），宋门则是通宋州（今河南商丘），然而这两座城门楼可是豪华壮丽。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不能因名称的原因，就说它不是画的东角子门，因为这座城门是从水路进内城的唯一城门，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进这座城门之后，“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十分疲乏的像士兵模样的人，也可能是从南方来这里报到，也可能是《东京梦华录》中所说的“防城库”。按其“东都外城”条说： “（外）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禦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
内城墙虽失修理而变矮小，但是护城河濠仍然完整保留，两岸的杨柳在春日阳光下欣欣向荣，因而是城内难得的一处休闲之所。那时城内的园林不是皇室的，就是达官贵人的，一般居民是享受不到的，这就难怪在这座城楼外的平桥两侧，挤满了看风景的人们。
城门口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人来人往十分密集，就在这密集的人群中，我们的画家把他的目光，特别关注到百万之众中的弱势群体之上，那就是残疾人和乞丐。在城门口的当路中间，有一个老人匍匐在地，他正在向过往行人乞讨。而过往行人呢，都在躲着他走，没有一个人肯掏出钱来施舍。画家还特别描绘了一个骑马的官人，他已走过了行乞者，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而毫无停下来给点小钱的意思。另外在平桥的栏杆边，有两个乞儿正伸着手向看风景的人乞讨。其中两个人任凭小乞儿怎么哀求，只装没听见。另外两个也许怕乞儿破坏他们看风景的雅兴，似伸出手给一个较大的乞儿一文钱，打发他快走。作者通过这几个乞丐表现出人生百态，人物虽然很小，但通过形态语言，把人的内心世界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整个《清明上河图》中，城门楼是一座最大的建筑物。它与虹桥不同，桥连接两岸交通，人物在桥面上活动，在视觉上它不会把画割裂；城楼则是庞然大物，其本身的目的是分割出城里与城外，这样很容易把人物活动分裂开来。画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构思上进行了巧妙的设计。他除了把城楼刻划地很精细，将树木向两边扩展，为了使观赏者的眼睛不游离出画面外，还特别安排了一支骆驼队伍正在走出城门，其首驼已探出了多半个身子快要出城，而尾驼仍留在城内。这种手法就像写意画一样，“意到笔不到”，“笔断意不断”。画家实际上只画了两匹半骆驼，而在观赏者脑海里，却是一支很壮大的骆驼队伍，并不因为城楼的遮掩而产生割断，而是人涌如潮，川流不息。
撰稿人：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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