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德森 发布时间：2010-10-2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大 | 中 | 小
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下)
[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 曹浩瀚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马克思的乐观主义：高级金融会成为
一种生产性的经济要素
从1815年到1914年，这100年间战争相对较少。普法战争强加给法国一笔战争赔款债务，这笔债务法国可以通过资本化和借贷的方式弄到而不用引起大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们指出，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利息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如人所愿地降低。越来越多的公共开支被用于支持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当然，重武器开支，尤其是海军的开支也不少，但是其规划发展是有助于建立重工业的。一个三方同盟在工业、政府和高级金融之间建立了起来，其中政府和大的银行以国家经济的计划者的身份出现，它们分配信用和公共开支。
19世纪最严重的战争是美国的内战。非但没有从银行借钱，美国政府还发行了它自己的货币：绿币(greenback)。这次发行的成功促使全世界的银行家们加倍地宣传“硬通货”，似乎私人银行的信用内在地就比公共货币创造要合理似的。后来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理由去相信这种论断，尽管马克思和其他的观察家注意到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更具生产性的银行业实践。
工业银行与政府以及重工业的联系在德国变得最为紧密。而德国相对缺乏大量流动财富和商业银行业的现实使得这种必要的结合成为各界主动的选择。德意志国家银行(TheReichsbank)以及其他大型银行参与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活动(混合银行业，mixed bank—ing)，它们发展出一种与其主要客户相互持有股票的关系，而不是集中于发展那种以已存在财产为抵押的生息贷款，而后者正是不列颠和荷兰的银行的做法。类似地，德国工业发展的落后迫使它的银行和政府部门为了逐步加强实力而采取长期计划。就像合众国和法国的情形，德国在面对英国的工业领先地位时几乎别无选择。(“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极度缺乏现金以及普遍的破坏也类似地迫使其银行与其客户建立密切的债务一股权关系，这样使得其客户有足够的资金去谋划未来。)
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德国对法国和比利时取得的快速胜利被广泛地认为反映了德国的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更优越的效率。对一些观察家而言，这次大战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银行组织形式之间的搏斗，其结果将不仅决定谁将统治欧洲，而且将决定欧洲大陆的经济将是自由放任型的还是更多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在1915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牧师、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伊曼(Ffiedrich Naumann)在《中欧》(Mit-teleuropa)一书中总结了大陆的银行业哲学。而在英格兰，H.S.福克斯韦尔(H.S.FoxweU)教授在诺伊曼的论证基础上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9月和12月号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
福克斯韦尔赞许地引用了诺伊曼的论点，即“旧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英国类型的资本主义，正在让位给新的、具有较少的个人主义的、群体形式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一门科学，即科学资本主义——他认为德国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在正在出现的由工业、银行业和政府三部分组成的整体中，金融“无疑是现代德国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银行家和政府计划者正将工业政策打造成一门科学，使其变成了一种在新的哲学指导下的工程，这种哲学考虑的是政府应该如何塑造信用市场以促进长期的发展。
让人吃惊的是，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认为出现腐蚀性的、非生产性的债务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太可能。确实，在一些野心勃勃的项目上的大规模欺诈在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工程上达到顶峰，而土耳其和埃及则被外国债务所毁灭。但是影响深远的金融改革的逻辑是带着福音书的狂热制定的，其中法国的例子最突出。圣西门的《实业制度》(Du Systeme Industriel，1821)一书激发了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下述理解为基础：成功的工业化要求从生息债务转向股权融资(equity funding)，这样银行就会被组织得非常像共同基金。
圣西门主义者将银行家美化为未来的工业组织者，他们认为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劳动者(capitalist travailleur)，这批人以金融工程师的形式出现，他们可以决定信贷用于那些地方是最佳的。杰出的圣西门主义者中包括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经济学家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工程师斐迪南·莱塞普斯子爵(Ferdinand Lesseps)——他为圣西门所最新提出的运河计划准备好了详细的计划细节，以及埃米尔·贝列拉(Emile Pereire)和伊萨克·贝列拉(Isaac Pereire)兄弟俩——他们于1852建立了动产信用公司(Cr6dit Mobili—er)。这些人的影响越出了法国，影响到了马克思、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很多国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曾经提到：“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头脑。”
着手建立新的(信用)制度的任务落到了埃米尔·贝列拉(1800—1875)的身上。在19世纪30年代他建立起法国的第一条铁路线(从巴黎到圣日耳曼)，之后他又开发了一些其他的线路。在1852年他和他的弟弟伊萨克(1806—1880)一起建立了股份制银行动产信用公司(the Societe Generale du Credit Mobilier)。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为工业家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去购买机器和扩大生产从而排除掉过去的那种高利贷。他们尤其想取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银行业的家族，这些家族垄断了法国的金融。(贝列拉兄弟本身也是犹太人。)不过，由于有政府内部人士也卷进了这个计划，他们毁掉了这个机构。奥地利的工商信用公司(Credit Anstalt far Handel und Gewerbe)成为运用动产信用公司(Credit Mobilier)的经营理念更成功的例子。
欧洲大陆的这种发展使得英语国家的银行业显得更多地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高利贷资本的特点。不列颠和荷兰的银行业很早就使用债务杠杆去获取商业垄断特权。自从中世纪以来，金融的策略就集中在建立起皇家垄断上。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货币发行垄断就是这样取得的——作为交换，英国政府不用偿还国债(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对今天的那些债务国家的做法极其相似。他们以金融危机和货币洗劫为威胁要求后者将对公共领域的金融控制权转交给那些跨国银行)。盎格鲁一荷兰的银行业的基础是通过以现有的收人流做抵押将其资本化，这样的银行业似乎迫使其经济要么沿着更偏向工业方面的方向进行现代化，要么就使其经济在金融上荒废下去。
这个问题部分地反映了英国银行业形成时的条件。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无论是他的苏格兰老乡詹姆士·瓦特还是其他的发明家都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去推广他们的发明。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族或者朋友，因为在那时工业信贷还没有发展起来。诚然，布里奇沃特(Bfidgewaer)公爵设法在1762年之前积累了巨大的个人债务为他的运河提供资金，但是这些贷款是以他的财产作为抵押的。银行是商业机构，它们在产品生产出来后发行汇票为产品的装运提供资金，但是对于产品的生产本身并不提供这种融资。现有的银行程序可以给产品的立即装运提供折扣的票据，而且会评估这些企业家的借款能力，看他们是不是会很快地倾家荡产，或者是否有着经证实的可以资本化的以承担银行贷款的收人流，如不动产。但是早期的创新，如汽车业，要等半个多世纪才能获得融资：“投资银行与资助企业或者工业经营几乎毫无关系。大的投资机构激烈地反对公司经营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1824—1825年间都浮出了水面，”一位金融史专家这样总结道。“投资机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参与对英国铁路的融资，”福克斯韦尔警告说，不列颠的钢铁：汽车、装备制造品以及其他重工业处于被荒废的危险之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国家的银行家们不能理解扩大长期信贷和推进股权投资对于扩大工业生产的必要性。
英国银行家们的短视反映在他们将大多数利润作为分红的做法上，也反映在他们强迫借款人保持流动性而不是给予其空间去追求长期的发展战略上。他们最青睐的抵押品是不动产，以及铁路、公共设施等可以带来稳定的收人流的财产。制造业企业只有在它们成长到足够大之后才能获得重要的银行和股市信贷。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股份制银行就因为它们没能给工业融资以及它们对国际客户而不是国内客户的偏爱而受到广泛的批评。
同英国的银行相比，英国的债权和股票经纪人并没有更多地准备去承担给工业创新融资的任务。同今天美国的“激进主义股东”所做的类似，他们坚持他们控制的公司把绝大多数的利润作为分红拿出来分掉而不是用于今后的投资。在一个公司上赚了一笔之后，他们又转到下一家去，而不怎么考虑这样对于那些买了之前的证券的投资人会有什么影响。“一旦他做到能使他的股票以一定的收益卖出。且他的保险商也获得一定的利润而抽身之后”。福克斯韦尔在1917年抱怨道，“他的企业就停止了。像《泰晤士报》所说的，‘对他来说，一次成功的出逃比一个有益的企业更重要’。”
相比之下，德国主要的银行分红占利润的比例只有英国银行的一半，它们更喜欢保留其收入作为资本储备金并将其主要投资于它们的工业客户的股票上。德国的这些银行像盟友一样对待它们的债务人，而不是将它们仅仅当作可以从中尽可能快地赚一笔钱的顾客，它们期待债务人能将其利润用于扩大生产而不是将其作为分红分掉。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德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王权战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改变了这一局势，而不是其银行业对待工业的政策所致。导致局势扭转的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求其盟友为它们在美国加入战争前从美国购买的武器付款，金融权力转移到了华尔街。美国的银行和华尔街从一开始就因循着盎格鲁一荷兰式的银行业模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股票操纵和短期的金融兑现——马克思和其他进步时代的作家们曾经相信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事情。这个国家的铁路大王和金融操纵者们因为给自己发行“掺水股票”(wmered stock)、超出一些公司的需要或偿还能力而过多地借给它们债券等而臭名昭著。这些公司的老总们把这其中的差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种做法使得美国的很多工业企业出于自我保护从不与银行业以及华尔街沾边。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未来学家都没有预见到经济实践的这种倒退。这里起作用的一个假设是：会发生一种向更具生产性的和统一形式的方向的积极演化。但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银行业实践却朝着短期的掠夺性借贷的方向退化了。金融法律一反过去八个多世纪的发展趋势而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债权人了。税收制度也变得退步了，它取消对财产和财富课税，并将财政负担转移到劳动和产业上来，从而撤销了进步时代的金融一财政纲领。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会运用它对政府日益上升的支配能力使土地国有化并将地租用作基本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会把银行业和金融系统国有化——或者至少将其彻底地改造成为工业服务。他发现后封建时代的主要矛盾在产业资本和土地利益集团之间：谁将得到经济租金——是政府以土地税的形式(这是工业资本家所渴望的)得到，还是地主得到。但结果是银行得到了这个租金——通过将其资本化为贷款上的利息收入，这样使得新的购买者可以借助信用来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资产。
马克思曾经预期经济剩余将从生产性的产业资本中不断地产生出来，后者又可以将利润用于更多的实物资本形成。这种剩余中以地租和利息的形式而被取走的部分会越来越少。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让这种剩余的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提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同时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部分还将被政府用于免费地提高范围越来越广的基本需要，或者至少是以政府补贴价来提供这些需要。这样资本形成的最终受益者不是地主、垄断资本家或者掠夺性的金融，而是基础设施开支和人们的生活标准——它将会越来越高。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
金融资本与房地产、垄断部门而不是
与产业的共生关系
今天的经济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预见——确实，这也是从重农主义者经过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家们所倡导的——之间的主要偏离在于私人手中的土地地租的重新崛起。房地产仍然是最大的财产，而土地仍然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土地贵族不再支配着政治系统，但是对房地产的财政优惠从来没有这样强过。
这种优惠现在得到银行家们的赞助，他们现在得到的租金收入是最多的。他们通过抵押贷款帮助贷款人把封建贵族及其随后短暂的所有者的资产全部买下。房屋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总的来说被“民主化了”——靠信用，当然，为偿还这种信用吸收了劳动收入的最大部分。房地产在英国和美国大约占据了银行贷款的70％，使得它成为银行贷款的最主要的市场，而不是像一个世纪前所预计的那样是工业或者国际贸易。
土地的租金价值由市场需求决定，这与银行家们要借给这些资产的未来买者多少钱无关。一个地段的价值是由街道、供水和管道设施以及公共枢纽等公共投资提升的，是由学校、区域规划方面的公共投资增加的，是由偏爱主要地段的一般繁荣带来的。当房地产税削减时房地产价值也被增加了，因为这留下了更多的净租金价值可以转交给银行。这些关系的结果是，金融部门现在站在房地产利益集团背后成为他们的主要游说者，原因很简单，因为自从“一战”后，银行就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地租的最终接收者。
土地租金被资本化为更大额度的抵押贷款的方式有如下六种：(1)更低的利息率，(2)更低的首付，(3)更长的分期付款年限，(4)“更宽松”的信贷条款，即进行“骗子贷款”以及其他类似行为的标准越松，可以被扩大来提升房地产价格的信贷就越多——而这又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得到掩盖，(5)更少的房地产税以便“释放”出更多的净收入。以前以税的形式付给政府的收入现在作为承担贷款所需的利息付给了银行。以债务为杠杆的信贷使资产价格膨胀，由此创造了(6)即对资本收益的期望，这促使购买者怀着投机的希望——希望资产价格会进一步上涨从而超过贷款本金和所要付的利息之和——去承担更多的债务。当这个目的达到后，利息就是由资本收益来支付的，而不是由经常性收入来支付。(海曼·明斯基把这称为金融循环的庞氏阶段。)
近年来，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即房屋所有者和其他人想像自己可以通过更深地陷入债务之中就可以变得富有而不用还清这些债务。这是房地产所有权“民主化”以及普通人可以获得银行信用的结果。这里的内在矛盾在于，银行将其利息转化为新的贷款——以及给予那些愿意削减房地产税的政客们更多的竞选捐助。为了弥补在房地产上的税收的减少，政府就需要提高个人劳务收入和其他销售收入的税收，这些税收就落到了非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non-FIRE)的头上。这会使经济规模萎缩，降低经济偿付那些租金——为了偿还抵押贷款就需要租金来付给银行家——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危机。所有这些都与一个多世纪前以商业和产业资本为基础的金融周期有着极大的不同。
这同时还改变了国际竞争的特点。由于把劳动力的工资理解为(养活工人所需要的)食物，李嘉图警告说上升的食物成本使英国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国外市场的威胁——因为劳动力成本过高。生活成本被认为要追踪到面包的价格，因而最终取决于谷物的价格。但是李嘉图从未就金融费用形式出现的经济租金提出任何警告(住房成本的情况也一样没有提到)。今天，在最发达的工业国里，农业雇用的人口不到这些国家总人口的2％，而建筑业和房地产的比例增加了这么多以至于现在FIRE部门占有美国商业利润的40％。
一个典型的美国工资劳动者的收入记录可以显示出劳动力成本现在反映的FIRE部门的成本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一个典型的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收入的大约40％用在住房上。近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Insurance Corp，)和其他政府机构试图将抵押贷款占去的收入比例减至32％的努力遭到了银行的强烈反对。另外大约15％被用于支付其他的债务，如学生贷款——这是从事中产阶级的职业所必需的教育，汽车贷款——这是上班需要的(上班途中还得费力摆脱交通拥堵，而这也由于税务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优惠而加剧)，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以及零售信贷等。表面上用于支付社会保障和医疗的FICA支票。(这是对里根政府时期对富人减税的委婉的表达)占去了11％，而由劳动者承担的收入和销售税又扣去10％—15％。这样只剩下大约1／3的工资收入可用于食品、衣服、交通、健康医疗以及其他在今天金融化的经济中所需要的基本开支了。
这些事实本应该已经使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力量发生变化，但是就学院里的经济学而言，到处都是认识上的矛盾。为了将房地产税转移到劳动和工业上，银行不惜作出了巨大的游说努力。这已经成了一场反对政府的运动。实际上“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将计划——以及以前的税收——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手中转移出去，集中到美国的华尔街、不列颠的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巴黎的交易所、法兰克福、香港、东京以及世界上其他的金融中心的手中去。
由于房地产所有权已经被民主化了，对土地征税的呼吁也随之减弱了。房屋所有权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的标准，而一个人的身份则由它居住的社区来界定。在英国和美国，大约有2／3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房子——而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比例则高达90％。在多数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主要的财产项为房子，而美国经济的“资本”收益中大约80％是土地的价格收益。房地产所有权的这种扩散使得有产阶级和金融利益集团可以动员大众来反对对商业和出租的房地产以及(自有)住房征税。(在这方面加州的第13号提案。是最臭名昭著的进行煽动的例子。)政府对食利者的利益进行审查的举动被说成是“通往奴役之路”——在这样抹黑政府干预的行为之后，金融部门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将大部分人陷入债务奴役之中。
在新自由主义化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后苏联经济体中，房地产税低到只有1％，这是导致它们在2007—2008年间爆发的那场外债危机的主要因素。如果说它们曾经希望有投资用于基础设施以将其生产率提高到西欧的水平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希望都化成了乌有，而打破这种希望的则是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以债权人为取向的中央计划者，这些实体要求后苏联时代的政府们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并对劳动征收更加沉重的税，其目的是榨取出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外国银行家们的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已经变成坏账，留给他们的只是在每次梦醒后仍挥之不去的负资产的梦魇。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计划的顶点是经济上的匮乏和资产拆卖，而不是其承诺过的资本形成和提高生活水平。
工业资本主义反对食利者无偿占有剩余——体现在土地租金、商业垄断价格、银行业利息以及类似的“拦路收费”式的寻租特权的经济租金上——的斗争已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金融部门和其他寻租者之间存在着致命的共生关系，这些寻租者已经成为金融部门的主要客户。
这并不是进步时代的产业资本(或者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未来的样子。抵押贷款并没有把土地的“免费”租金转交给国家——从舍尔比利埃到亨利·乔治的土地改革家们都是这么主张的，而是交给了金融部门。因为就市场估值而言土地仍然是经济体中最大的资产(这要感谢收税人避免对地租课税)，金融和保险就与房地产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约定，其结果就是形成了FIRE部门。
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洗劫
马克思把“原始积累”定义为通过暴力来夺取土地(随后就是对土地的利用收取租金)，或者对公共领域实行类似的私有化。今天在金融方面发生着与之相似的事情，银行给公司洗劫者提供信贷帮其进行杠杆化的收购。其思路是将一个公司的毛收入资本化为对银行家以及高利息的垃圾债券持有人的支付，而这些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预先给其授信以收购现有的股东。这被称作“将一家公司私有化”，似乎它是对一个已经属于私人的财产再进行私有化一样。它确实是一种一个多世纪前未能预见到的私有财产类型，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私有财产及其收人都期望会被转为公共所有。
相反，现在这种收人正被“金融化”。近些年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版了这么多的论文和专著以致这里没有必要去讨论它，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它同房地产信贷的相似性。正像“地租是用来支付利息的”——给房地产大鳄的，同样“利润是用来支付利息的”的——给公司洗劫者的。投资银行的并购专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计算现在有多少税后收入作为分红分出去或者用于长期的研发、折旧以及设备更新等。这种计算会给出建议，指出通过将收入作为可抵税的利息支付出去而不是作为分红分给股东的话将可以节省多少钱。跟房地产的情况相似，收税人放弃的部分就可以付给债权人了。
利息是一种可抵税的成本这一财政原则是直接反对用股权融资来取代债务这一目标的，而用股权融资来取代债务正是圣西门以及后来的金融改革家们试图争取的结果。金融吞并者的商业计划是将尽可能多的当前经济剩余资本化为支付给银行贷款的利息。这个计划作为一种经济理念的最终成功只有在所有的地租、所有的企业利润、最大程度的税收以及所有个人在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收入都被作为利息抵押给银行和债券持有人时才能实现。在成为利息、税收、折旧以及分期付款之前的收入将会被作为利息而支付出去——这样就没有什么可用于缴税、资本更新，也没有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投资了。
因此，经济的金融化在实践上意味着资产拆卖。这是“原始积累”在后工业时代的再现，是进步时代的改革家和社会主义者们要求的土地改革、财产所有制改革以及税收制度改革的反面，是公共企业理念的对立面。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者甚至是进步主义的学说来警告说这条路并不是通向长期进步的道路，不是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沿着这条道路政府会保护大众使其免受掠夺性的金融和垄断的统治)之外的选择，而是一条通往债务奴役和新封建主义的道路。
今天的大众意见和选举政治追随的是学院里的垃圾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忽视了资产负债表上的这个事实，即今天的金融财富越来越采取社会其余部分的债务的形式。金融财富非但不能促进工业资本形成、公共设施投资、社会开支或者提高生活水平，它本身就是通过使工业企业、房地产、劳动以及政府负债来实现的——这样就能以利息、其他的金融收费以及“资本”收益的形式来吮吸经济剩余。因此。这种模式的金融化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上采取的是反财富的形式。
其动力机制就是马克思归纳为高利贷资本的东西。其行为与产业资本的机制是对立的。而且像上面提到的那样，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要相信这种形式的资本可以带来价值的话是如何的荒诞。它如何采取资产拆卖的形式来偿付债权人，也就怎样来挤压社会的资本形成和腐蚀劳动生产率。在大量的金融资本用一种自我膨胀的、以几何级数速度来积累利息的同时，它降低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而也削弱了实体经济生产剩余的能力——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就是从这种剩余中产生的。因此高利贷资本——“金融化”——的最终道路是走向自我毁灭。
在这些情况下，金融崩溃由于负债的经济“通过借款来摆脱债务”而避免。这种语言上的自相矛盾正是当前美国和欧洲的“泡沫恢复”政策的写照。这个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新一波的债务杠杆在贷款的基础上重新激活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的膨胀。其思想是要创造一种能让这种金融循环永远进行下去的永动机：新的贷款会使资产价格膨胀，使得资产所有者可以以它们现在涨价了的资产为抵押借到更多的钱。其实际结果就是这些负债者将靠借来的资金去偿还债务产生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利息。
债务的这种增长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的终点将不可避免地是金融废墟，那时银行业部门就要求公众救助——其理由就是“垃圾经济学”的下述主张，即给银行更多的钱可能会重新建立“失去的繁荣”。但是银行不会接受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借出更多的钱——这些资产已经如此深陷债务之中以至于它们现在已是处于“负资产”状态，即过去遗留的债务超过了其(还在下降的)市场价格。实物资本投资和产出同各种金融赌博的巨大规模相比相形见绌——这些金融投机包括对汇率、利息率、股票和债券价格、信用违约掉期(cDs)以及各种相关的衍生品的投机。而这些金融的吸血行为使得经济更无力去创造经济剩余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
在这场危机中，金融利益集团的游说者们建议，通过进一步削减房地产税来帮助陷于债务泥潭的房屋所有者们(其用意更在于商业房产投资者)避免违约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但是实行这种建议的结果会将更多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劳动和非金融的行业上去。这样，每次危机都成为金融部门实现对产业经济部门和劳动的更大胜利的机会。推动减税就好像这些减少的税收会用于投资而不是将其用于偿付金融部门似的，似乎利息的复合增长会无限地永远增长下去似的。
问题是，金融泡沫型的繁荣是基于通过债务杠杆实现的价格收益，这种收益只有通过牺牲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才能持续。但是社会进化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技术决定论解释不了今天的金融困境。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达尔文主义模式的经济自我修正并不能解释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债权人这一特权集团已将其金融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甚至即使是面临民主的议会制度改革也是如此。这样的结果是，经济计划的结果并不像一个世纪前所普遍想像的那样集中于政府和工业手中，而是集中到了华尔街及其国外的同行手中。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劳动的金融模式
金融资本已经创新了后工业时代剥削劳动的方式，它已经超越了雇用劳动然后销售其制造的产品获取利润的阶段，甚至也超越了通过借钱给劳动者来对其加以剥削的方式(其中主要的是让劳动者贷款买房)。这里最新的剥削方式已经是这样的策略，即获得对劳动者的储蓄的控制——其中首要的就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并用这些基金来使经济金融化。
这种剥削机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通用汽车公司和一些其他大型的工业企业在谈判时提出要降低工资增长速度，作为交换，他们把工人的工资拨留一部分以支付他们的养老金。这种政策——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曾怡然自得地称之为“养老基金社会主义”(pension-fund socialism)——被进一步扩展到建议将公共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用同一种方式加以金融化——留出一部分工资交给专业的货币经理去购买股票或者垃圾债券以获取金融收益，而不是将这些钱用于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途径。
这种梦想中非理性的成分就在于，在“现实的”经济中，其劳动生产率正被日益膨胀的金融费用所侵蚀的情况下，要求利息随时间复合增长是不可能的。通用汽车最终破产，而很多其他的公司也同样面临着破产的局面，因为它们无力去兑现它们在有固定收益的计划中对养老金作出的承诺。企业的状况尚且如此，而联邦和地方政府面临的金融局面甚至更为脆弱。
这是由智利1973年军事政变之后的金融“自由市场”开始的计划的顶点。皮诺切特集团称之为“劳工资本主义”(labor capitalism)。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奥威尔。式的词汇，这一词语后来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不列颠所使用。“劳工”在这里代表被剥削者的一方，而不是获利者。他们的工资被扣留并被转交给雇主的下属金融机构(为智利的垄断寡头服务的银行)。当有足够多的养老金储备积累起来时，在一个离岸金融业和避税中心的银行或者类似的下属机构就将公司账户中的所有现金挪走，只留下一个破产的空壳。养老金储备就被“一扫而光”。从工人那里转到了金融巨头手中。
蓝领工人的被强制储蓄还一直被用来阻止税收政策的进步。社会保障和医疗被从总预算中拿掉了，而它们所需的钱本来是可以由对最高收入群体征收的税收来提供的。为了未来的开支而作的巨大的“预先储蓄”被借给财政部去平衡预算从而使其可以对高收入群体减税。其结果是现在蓝领雇员所缴纳的联邦税税率比富人还要高。
“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扣留部分工资并将其转交给货币经理以投资于金融资本的政策，而这种投资常常是与实物资本形成相对立的。就其政治方面而言，其目的是劝使工人将自己想像成为小型的金融资本家，而不看作是寻求更高工资的被雇佣者。问题在于基金经理们是根据他们每三个月的业绩被打分评级的。他们自己最理性的行为是支持那些试图通过缩小公司规模(downsizing)和进行劳务外包而获利的掠夺者。人们无法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最快和最有把握的赚钱方法是资助掠夺企业和缩小企业规模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最后，金融经理们会发现他们自己获取财富的道路在于通过拆卖资产来进行分红(或者简单地去偿还债权人)。企业会注销其养老金债务，其手段就是以破产为威胁来迫使工会用缴纳固定费用的项目来取代有固定收益的养老金，而在这些项目中工人所知道的就是在他们的薪水中有多少被扣除了，而不是他们最终将有何种结局。
今天的企业、州以及地区养老基金都给出这样的假定：用于金融投资的基金会很快地增值并足够用来支付退休金、医疗保障以及其他任何储蓄目标。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这种假定是如何的虚幻。其隐含的结论是，今天大量的养老基金储蓄以及其他金融化的储蓄所宣称的目标在实际中不可能实现。
金融的神话在于认为养老金并不需要“实体”经济来支持它们。这样我们就回到了M—M’的思想而不是M—C—M’的思想。经济被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它通过将待偿还的债务转变为新的贷款去使资产价格膨胀——膨胀了足够多后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贷款。但是正如房地产泡沫所显示的，这个过程的极限在于日常的租金收入不足以偿付债务。然而正是这种庞氏骗局的原理成为当前通过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来“拯救”社会保障的希望的基础。毕竟，领养老金者不能靠吃钱过日子。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塑造劳动者与其工业雇主的关系(甚至也包括公共部门的雇员与其雇主的关系)上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一直是金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彼得·德鲁克坚持称其为“养老金基金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剥削工人的模式——不是通过雇用它，而是以工人的名义实行强制储蓄以将这些攒下来的钱转交给货币经理们。这些强制储蓄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推动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大牛市，随后这些资金又提供给公司掠夺者和其他金融经理们，使其得以用这些钱反过来反对工人自己。
马克思曾经期待，对生产的计划将转到政府手中，而不是转到金融部门或者其他类似的寄生部门手中，这样将会促进资本形成。几乎每个他那个时代的人都期望基础设施会沿着一个世纪前欧洲的那种发展方向发展——集中到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设施，并且免费地提供给大众，或者至少是以补贴价提供，这样就可以降低生活和经商成本。相反，大概自从1980年以来，公共部门正在不断地私有化——这种私有化以贷款为基础，这样新的所有者在毛收入之外可以收取利息、折旧以及摊销，而给收税人留下的就所剩无几了。这样财政负担就主要由劳动者以及产业资本来承担了。
在所有这些方面，金融资本现在的行为更像马克思所描述过的高利贷资本而不是为工业服务的金融资本。而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借钱给政府来压榨政府的话，现在它就是在榨取来自政府的救助资金以及补助，同时还发现了新的剥削工人的后工业模式。
这种后工业的剥削模式的两种主要方式是“养老基金资本主义”以及设立共同基金，在授权的基础上管理工人的储蓄——并将其用于“高利贷”的目的，并且通过使用信用来抬升住房、医疗保险、退休金的价格，而这些都是工人生存的基本需求。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能够将金融贷款引向生产性的资本形成。与圣西门一样，马克思把银行家看成是他那个时代最狡猾的经济计划者之一。(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市场付给其工资最高因而也是被市场千挑万选遴选出来的聪明人都去了伦敦金融城或者华尔街。)但是马克思相信他们的计划会为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铺平道路。然而金融非但没有导向社会主义，它正铺就走向债务奴役和新农奴制的道路。新的购买者只有借钱才能买得起房子和其他财产(其中包括整个企业)——其后果是一辈子的债务奴役，而在欧洲，当房屋价格大幅下跌时个人将为“负资产”而负债。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把它们的养老金计划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一般预测置于养老金、医疗保险、国家和地方金融的增长上，而这种增长则是基于对利息复合增长的迷信，却没有看到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债务膨胀会使国内市场萎缩，从而阻止经济发展。
确实，金融财富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反财富——对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性地获得的收入的索取权。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正在将整个经济拖入债务奴役和新封建主义之中。
第二种投机模式是资产价格膨胀：“资本”收益——尽管这里的“资本”指的是榨取租金的各种资产。随着榨取租金的特权借助信用(“寡妇和孤儿们的储蓄”，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这些储蓄当然需要被保护)进行买和卖，债务按复合利息率堆积起来。
这种债务在实际中不可能兑现。问题是，今天的经济会走向哪里?
金融部门威胁着要将经济陷入现代的新封建主义之中：金融征服，而不是军事征服，尽管二者对生活乃至生命的毁灭的规模是类似的。
首先，艾伦·格林斯潘的资产价格膨胀：通过创造足够的信贷使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价格膨胀起来，这样债务人可以凭借他们作为抵押品而质押的财产的收益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这就相当于借钱给他们去偿还利息——以及支付“新的玩家”。这就是庞氏骗局的本质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海曼·明斯基把金融循环的第三和最后阶段称为庞氏(Ponzi)阶段。
财政部和美联储非但没有取消那些坏账，他们还给予债权人以救助，使坏账仍保留在账面上。对于奥巴马和其竞选捐助人来说，债务紧缩的解毒剂在于制造足够多的新贷款来重新激活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价格膨胀，使得新的购买者可以借到资金从违约者手中购买财产。自从2008年9月以来美联储就开始了“现金换垃圾”，按照其名义上的“按市场模型定价”确定的价格来接收垃圾抵押债券。财政部已经在为这些交换印刷债券，并把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去了。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是，创造更多的生息债务会进一步使经济变得虚弱。试图保持复合利息的庞氏骗局无限地增长下去是徒劳的。华尔街当然也知道这是多么的徒劳。但是，为了得到薪水和奖金，那些金融经理们会在泡沫最终破灭之前尽可能久地努力保持虚拟的金融资本会继续运转的假象。
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由缠绕在生产性经济上的生息索取权所织成的网络，它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榨取着复利。限制着这种商业计划的是经济体创造剩余的更有限的能力。这意味着金融资本的膨胀要求资产拆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半个世纪的紧缩计划所显示的，债务紧缩是最严重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金融的这种过度增长在实际上无法得到偿付。“高利贷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他解释道。
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
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
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
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
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
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
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
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
这样社会就迫使人们在这两者间作出抉择：要么是(1)拯救金融部门，也就是说，尽力保持下面这个神话：债务可以保持以复合利息的速度进行积累，而假定可以得到8％甚至更多回报的养老基金在工人退休后真地能提供给工人，要么是(2)将债务注销到可以偿付的水平，从而拯救整个经济体。
尽管马克思分析过金融资本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的趋势，但他仍然相信金融资本将从属于工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带着达尔文主义式的乐观，他似乎看到工业资本正在将金融资本动员起来为自己的扩张提供资金，而不是将其回复到“古老”的生产方式的残余——高利贷。然而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倾向于低估既得利益集团为奋力保存其特权和重新捕获国家权力以为己用而使用的种种秘密手段，这些手段使社会民主恰恰沿着与马克思预计的相反的方向演进。
债务型通货紧缩和对劳动者的剥削以不同的方式毁灭着市场。在批评垄断资本主义时，马克思的很多追随者将马克思的分析中两个不同的逻辑合并起来了：一个是产业资本雇用劳动的逻辑，一个是随着储蓄被转变为新的贷款纳入新的金融循环而不是被生产性地投资，金融“高利贷者的资本”自动地以一种“纯粹数学”的方式增长从而迅速地超过“实体”经济生产剩余并用这种剩余偿付。
作者：赫德森 发布时间：2010-10-29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大 | 中 | 小
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下)
[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 曹浩瀚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马克思的乐观主义：高级金融会成为
一种生产性的经济要素
从1815年到1914年，这100年间战争相对较少。普法战争强加给法国一笔战争赔款债务，这笔债务法国可以通过资本化和借贷的方式弄到而不用引起大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们指出，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利息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如人所愿地降低。越来越多的公共开支被用于支持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当然，重武器开支，尤其是海军的开支也不少，但是其规划发展是有助于建立重工业的。一个三方同盟在工业、政府和高级金融之间建立了起来，其中政府和大的银行以国家经济的计划者的身份出现，它们分配信用和公共开支。
19世纪最严重的战争是美国的内战。非但没有从银行借钱，美国政府还发行了它自己的货币：绿币(greenback)。这次发行的成功促使全世界的银行家们加倍地宣传“硬通货”，似乎私人银行的信用内在地就比公共货币创造要合理似的。后来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理由去相信这种论断，尽管马克思和其他的观察家注意到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更具生产性的银行业实践。
工业银行与政府以及重工业的联系在德国变得最为紧密。而德国相对缺乏大量流动财富和商业银行业的现实使得这种必要的结合成为各界主动的选择。德意志国家银行(TheReichsbank)以及其他大型银行参与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活动(混合银行业，mixed bank—ing)，它们发展出一种与其主要客户相互持有股票的关系，而不是集中于发展那种以已存在财产为抵押的生息贷款，而后者正是不列颠和荷兰的银行的做法。类似地，德国工业发展的落后迫使它的银行和政府部门为了逐步加强实力而采取长期计划。就像合众国和法国的情形，德国在面对英国的工业领先地位时几乎别无选择。(“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极度缺乏现金以及普遍的破坏也类似地迫使其银行与其客户建立密切的债务一股权关系，这样使得其客户有足够的资金去谋划未来。)
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德国对法国和比利时取得的快速胜利被广泛地认为反映了德国的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更优越的效率。对一些观察家而言，这次大战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银行组织形式之间的搏斗，其结果将不仅决定谁将统治欧洲，而且将决定欧洲大陆的经济将是自由放任型的还是更多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在1915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牧师、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伊曼(Ffiedrich Naumann)在《中欧》(Mit-teleuropa)一书中总结了大陆的银行业哲学。而在英格兰，H.S.福克斯韦尔(H.S.FoxweU)教授在诺伊曼的论证基础上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9月和12月号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上。
福克斯韦尔赞许地引用了诺伊曼的论点，即“旧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英国类型的资本主义，正在让位给新的、具有较少的个人主义的、群体形式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一门科学，即科学资本主义——他认为德国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在正在出现的由工业、银行业和政府三部分组成的整体中，金融“无疑是现代德国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银行家和政府计划者正将工业政策打造成一门科学，使其变成了一种在新的哲学指导下的工程，这种哲学考虑的是政府应该如何塑造信用市场以促进长期的发展。
让人吃惊的是，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认为出现腐蚀性的、非生产性的债务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太可能。确实，在一些野心勃勃的项目上的大规模欺诈在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工程上达到顶峰，而土耳其和埃及则被外国债务所毁灭。但是影响深远的金融改革的逻辑是带着福音书的狂热制定的，其中法国的例子最突出。圣西门的《实业制度》(Du Systeme Industriel，1821)一书激发了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下述理解为基础：成功的工业化要求从生息债务转向股权融资(equity funding)，这样银行就会被组织得非常像共同基金。
圣西门主义者将银行家美化为未来的工业组织者，他们认为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劳动者(capitalist travailleur)，这批人以金融工程师的形式出现，他们可以决定信贷用于那些地方是最佳的。杰出的圣西门主义者中包括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经济学家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工程师斐迪南·莱塞普斯子爵(Ferdinand Lesseps)——他为圣西门所最新提出的运河计划准备好了详细的计划细节，以及埃米尔·贝列拉(Emile Pereire)和伊萨克·贝列拉(Isaac Pereire)兄弟俩——他们于1852建立了动产信用公司(Cr6dit Mobili—er)。这些人的影响越出了法国，影响到了马克思、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很多国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曾经提到：“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头脑。”
着手建立新的(信用)制度的任务落到了埃米尔·贝列拉(1800—1875)的身上。在19世纪30年代他建立起法国的第一条铁路线(从巴黎到圣日耳曼)，之后他又开发了一些其他的线路。在1852年他和他的弟弟伊萨克(1806—1880)一起建立了股份制银行动产信用公司(the Societe Generale du Credit Mobilier)。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为工业家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去购买机器和扩大生产从而排除掉过去的那种高利贷。他们尤其想取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银行业的家族，这些家族垄断了法国的金融。(贝列拉兄弟本身也是犹太人。)不过，由于有政府内部人士也卷进了这个计划，他们毁掉了这个机构。奥地利的工商信用公司(Credit Anstalt far Handel und Gewerbe)成为运用动产信用公司(Credit Mobilier)的经营理念更成功的例子。
欧洲大陆的这种发展使得英语国家的银行业显得更多地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高利贷资本的特点。不列颠和荷兰的银行业很早就使用债务杠杆去获取商业垄断特权。自从中世纪以来，金融的策略就集中在建立起皇家垄断上。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货币发行垄断就是这样取得的——作为交换，英国政府不用偿还国债(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对今天的那些债务国家的做法极其相似。他们以金融危机和货币洗劫为威胁要求后者将对公共领域的金融控制权转交给那些跨国银行)。盎格鲁一荷兰的银行业的基础是通过以现有的收人流做抵押将其资本化，这样的银行业似乎迫使其经济要么沿着更偏向工业方面的方向进行现代化，要么就使其经济在金融上荒废下去。
这个问题部分地反映了英国银行业形成时的条件。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无论是他的苏格兰老乡詹姆士·瓦特还是其他的发明家都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去推广他们的发明。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族或者朋友，因为在那时工业信贷还没有发展起来。诚然，布里奇沃特(Bfidgewaer)公爵设法在1762年之前积累了巨大的个人债务为他的运河提供资金，但是这些贷款是以他的财产作为抵押的。银行是商业机构，它们在产品生产出来后发行汇票为产品的装运提供资金，但是对于产品的生产本身并不提供这种融资。现有的银行程序可以给产品的立即装运提供折扣的票据，而且会评估这些企业家的借款能力，看他们是不是会很快地倾家荡产，或者是否有着经证实的可以资本化的以承担银行贷款的收人流，如不动产。但是早期的创新，如汽车业，要等半个多世纪才能获得融资：“投资银行与资助企业或者工业经营几乎毫无关系。大的投资机构激烈地反对公司经营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1824—1825年间都浮出了水面，”一位金融史专家这样总结道。“投资机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参与对英国铁路的融资，”福克斯韦尔警告说，不列颠的钢铁：汽车、装备制造品以及其他重工业处于被荒废的危险之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国家的银行家们不能理解扩大长期信贷和推进股权投资对于扩大工业生产的必要性。
英国银行家们的短视反映在他们将大多数利润作为分红的做法上，也反映在他们强迫借款人保持流动性而不是给予其空间去追求长期的发展战略上。他们最青睐的抵押品是不动产，以及铁路、公共设施等可以带来稳定的收人流的财产。制造业企业只有在它们成长到足够大之后才能获得重要的银行和股市信贷。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股份制银行就因为它们没能给工业融资以及它们对国际客户而不是国内客户的偏爱而受到广泛的批评。
同英国的银行相比，英国的债权和股票经纪人并没有更多地准备去承担给工业创新融资的任务。同今天美国的“激进主义股东”所做的类似，他们坚持他们控制的公司把绝大多数的利润作为分红拿出来分掉而不是用于今后的投资。在一个公司上赚了一笔之后，他们又转到下一家去，而不怎么考虑这样对于那些买了之前的证券的投资人会有什么影响。“一旦他做到能使他的股票以一定的收益卖出。且他的保险商也获得一定的利润而抽身之后”。福克斯韦尔在1917年抱怨道，“他的企业就停止了。像《泰晤士报》所说的，‘对他来说，一次成功的出逃比一个有益的企业更重要’。”
相比之下，德国主要的银行分红占利润的比例只有英国银行的一半，它们更喜欢保留其收入作为资本储备金并将其主要投资于它们的工业客户的股票上。德国的这些银行像盟友一样对待它们的债务人，而不是将它们仅仅当作可以从中尽可能快地赚一笔钱的顾客，它们期待债务人能将其利润用于扩大生产而不是将其作为分红分掉。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德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王权战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改变了这一局势，而不是其银行业对待工业的政策所致。导致局势扭转的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求其盟友为它们在美国加入战争前从美国购买的武器付款，金融权力转移到了华尔街。美国的银行和华尔街从一开始就因循着盎格鲁一荷兰式的银行业模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股票操纵和短期的金融兑现——马克思和其他进步时代的作家们曾经相信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事情。这个国家的铁路大王和金融操纵者们因为给自己发行“掺水股票”(wmered stock)、超出一些公司的需要或偿还能力而过多地借给它们债券等而臭名昭著。这些公司的老总们把这其中的差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种做法使得美国的很多工业企业出于自我保护从不与银行业以及华尔街沾边。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未来学家都没有预见到经济实践的这种倒退。这里起作用的一个假设是：会发生一种向更具生产性的和统一形式的方向的积极演化。但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银行业实践却朝着短期的掠夺性借贷的方向退化了。金融法律一反过去八个多世纪的发展趋势而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债权人了。税收制度也变得退步了，它取消对财产和财富课税，并将财政负担转移到劳动和产业上来，从而撤销了进步时代的金融一财政纲领。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会运用它对政府日益上升的支配能力使土地国有化并将地租用作基本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会把银行业和金融系统国有化——或者至少将其彻底地改造成为工业服务。他发现后封建时代的主要矛盾在产业资本和土地利益集团之间：谁将得到经济租金——是政府以土地税的形式(这是工业资本家所渴望的)得到，还是地主得到。但结果是银行得到了这个租金——通过将其资本化为贷款上的利息收入，这样使得新的购买者可以借助信用来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资产。
马克思曾经预期经济剩余将从生产性的产业资本中不断地产生出来，后者又可以将利润用于更多的实物资本形成。这种剩余中以地租和利息的形式而被取走的部分会越来越少。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让这种剩余的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提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同时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部分还将被政府用于免费地提高范围越来越广的基本需要，或者至少是以政府补贴价来提供这些需要。这样资本形成的最终受益者不是地主、垄断资本家或者掠夺性的金融，而是基础设施开支和人们的生活标准——它将会越来越高。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
金融资本与房地产、垄断部门而不是
与产业的共生关系
今天的经济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预见——确实，这也是从重农主义者经过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家们所倡导的——之间的主要偏离在于私人手中的土地地租的重新崛起。房地产仍然是最大的财产，而土地仍然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土地贵族不再支配着政治系统，但是对房地产的财政优惠从来没有这样强过。
这种优惠现在得到银行家们的赞助，他们现在得到的租金收入是最多的。他们通过抵押贷款帮助贷款人把封建贵族及其随后短暂的所有者的资产全部买下。房屋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总的来说被“民主化了”——靠信用，当然，为偿还这种信用吸收了劳动收入的最大部分。房地产在英国和美国大约占据了银行贷款的70％，使得它成为银行贷款的最主要的市场，而不是像一个世纪前所预计的那样是工业或者国际贸易。
土地的租金价值由市场需求决定，这与银行家们要借给这些资产的未来买者多少钱无关。一个地段的价值是由街道、供水和管道设施以及公共枢纽等公共投资提升的，是由学校、区域规划方面的公共投资增加的，是由偏爱主要地段的一般繁荣带来的。当房地产税削减时房地产价值也被增加了，因为这留下了更多的净租金价值可以转交给银行。这些关系的结果是，金融部门现在站在房地产利益集团背后成为他们的主要游说者，原因很简单，因为自从“一战”后，银行就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地租的最终接收者。
土地租金被资本化为更大额度的抵押贷款的方式有如下六种：(1)更低的利息率，(2)更低的首付，(3)更长的分期付款年限，(4)“更宽松”的信贷条款，即进行“骗子贷款”以及其他类似行为的标准越松，可以被扩大来提升房地产价格的信贷就越多——而这又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得到掩盖，(5)更少的房地产税以便“释放”出更多的净收入。以前以税的形式付给政府的收入现在作为承担贷款所需的利息付给了银行。以债务为杠杆的信贷使资产价格膨胀，由此创造了(6)即对资本收益的期望，这促使购买者怀着投机的希望——希望资产价格会进一步上涨从而超过贷款本金和所要付的利息之和——去承担更多的债务。当这个目的达到后，利息就是由资本收益来支付的，而不是由经常性收入来支付。(海曼·明斯基把这称为金融循环的庞氏阶段。)
近年来，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即房屋所有者和其他人想像自己可以通过更深地陷入债务之中就可以变得富有而不用还清这些债务。这是房地产所有权“民主化”以及普通人可以获得银行信用的结果。这里的内在矛盾在于，银行将其利息转化为新的贷款——以及给予那些愿意削减房地产税的政客们更多的竞选捐助。为了弥补在房地产上的税收的减少，政府就需要提高个人劳务收入和其他销售收入的税收，这些税收就落到了非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non-FIRE)的头上。这会使经济规模萎缩，降低经济偿付那些租金——为了偿还抵押贷款就需要租金来付给银行家——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危机。所有这些都与一个多世纪前以商业和产业资本为基础的金融周期有着极大的不同。
这同时还改变了国际竞争的特点。由于把劳动力的工资理解为(养活工人所需要的)食物，李嘉图警告说上升的食物成本使英国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国外市场的威胁——因为劳动力成本过高。生活成本被认为要追踪到面包的价格，因而最终取决于谷物的价格。但是李嘉图从未就金融费用形式出现的经济租金提出任何警告(住房成本的情况也一样没有提到)。今天，在最发达的工业国里，农业雇用的人口不到这些国家总人口的2％，而建筑业和房地产的比例增加了这么多以至于现在FIRE部门占有美国商业利润的40％。
一个典型的美国工资劳动者的收入记录可以显示出劳动力成本现在反映的FIRE部门的成本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一个典型的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收入的大约40％用在住房上。近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Insurance Corp，)和其他政府机构试图将抵押贷款占去的收入比例减至32％的努力遭到了银行的强烈反对。另外大约15％被用于支付其他的债务，如学生贷款——这是从事中产阶级的职业所必需的教育，汽车贷款——这是上班需要的(上班途中还得费力摆脱交通拥堵，而这也由于税务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优惠而加剧)，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以及零售信贷等。表面上用于支付社会保障和医疗的FICA支票。(这是对里根政府时期对富人减税的委婉的表达)占去了11％，而由劳动者承担的收入和销售税又扣去10％—15％。这样只剩下大约1／3的工资收入可用于食品、衣服、交通、健康医疗以及其他在今天金融化的经济中所需要的基本开支了。
这些事实本应该已经使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力量发生变化，但是就学院里的经济学而言，到处都是认识上的矛盾。为了将房地产税转移到劳动和工业上，银行不惜作出了巨大的游说努力。这已经成了一场反对政府的运动。实际上“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将计划——以及以前的税收——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手中转移出去，集中到美国的华尔街、不列颠的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巴黎的交易所、法兰克福、香港、东京以及世界上其他的金融中心的手中去。
由于房地产所有权已经被民主化了，对土地征税的呼吁也随之减弱了。房屋所有权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的标准，而一个人的身份则由它居住的社区来界定。在英国和美国，大约有2／3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房子——而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比例则高达90％。在多数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主要的财产项为房子，而美国经济的“资本”收益中大约80％是土地的价格收益。房地产所有权的这种扩散使得有产阶级和金融利益集团可以动员大众来反对对商业和出租的房地产以及(自有)住房征税。(在这方面加州的第13号提案。是最臭名昭著的进行煽动的例子。)政府对食利者的利益进行审查的举动被说成是“通往奴役之路”——在这样抹黑政府干预的行为之后，金融部门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将大部分人陷入债务奴役之中。
在新自由主义化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后苏联经济体中，房地产税低到只有1％，这是导致它们在2007—2008年间爆发的那场外债危机的主要因素。如果说它们曾经希望有投资用于基础设施以将其生产率提高到西欧的水平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希望都化成了乌有，而打破这种希望的则是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以债权人为取向的中央计划者，这些实体要求后苏联时代的政府们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并对劳动征收更加沉重的税，其目的是榨取出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外国银行家们的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已经变成坏账，留给他们的只是在每次梦醒后仍挥之不去的负资产的梦魇。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计划的顶点是经济上的匮乏和资产拆卖，而不是其承诺过的资本形成和提高生活水平。
工业资本主义反对食利者无偿占有剩余——体现在土地租金、商业垄断价格、银行业利息以及类似的“拦路收费”式的寻租特权的经济租金上——的斗争已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金融部门和其他寻租者之间存在着致命的共生关系，这些寻租者已经成为金融部门的主要客户。
这并不是进步时代的产业资本(或者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未来的样子。抵押贷款并没有把土地的“免费”租金转交给国家——从舍尔比利埃到亨利·乔治的土地改革家们都是这么主张的，而是交给了金融部门。因为就市场估值而言土地仍然是经济体中最大的资产(这要感谢收税人避免对地租课税)，金融和保险就与房地产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约定，其结果就是形成了FIRE部门。
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洗劫
马克思把“原始积累”定义为通过暴力来夺取土地(随后就是对土地的利用收取租金)，或者对公共领域实行类似的私有化。今天在金融方面发生着与之相似的事情，银行给公司洗劫者提供信贷帮其进行杠杆化的收购。其思路是将一个公司的毛收入资本化为对银行家以及高利息的垃圾债券持有人的支付，而这些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预先给其授信以收购现有的股东。这被称作“将一家公司私有化”，似乎它是对一个已经属于私人的财产再进行私有化一样。它确实是一种一个多世纪前未能预见到的私有财产类型，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私有财产及其收人都期望会被转为公共所有。
相反，现在这种收人正被“金融化”。近些年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版了这么多的论文和专著以致这里没有必要去讨论它，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它同房地产信贷的相似性。正像“地租是用来支付利息的”——给房地产大鳄的，同样“利润是用来支付利息的”的——给公司洗劫者的。投资银行的并购专家们孜孜不倦地研究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计算现在有多少税后收入作为分红分出去或者用于长期的研发、折旧以及设备更新等。这种计算会给出建议，指出通过将收入作为可抵税的利息支付出去而不是作为分红分给股东的话将可以节省多少钱。跟房地产的情况相似，收税人放弃的部分就可以付给债权人了。
利息是一种可抵税的成本这一财政原则是直接反对用股权融资来取代债务这一目标的，而用股权融资来取代债务正是圣西门以及后来的金融改革家们试图争取的结果。金融吞并者的商业计划是将尽可能多的当前经济剩余资本化为支付给银行贷款的利息。这个计划作为一种经济理念的最终成功只有在所有的地租、所有的企业利润、最大程度的税收以及所有个人在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收入都被作为利息抵押给银行和债券持有人时才能实现。在成为利息、税收、折旧以及分期付款之前的收入将会被作为利息而支付出去——这样就没有什么可用于缴税、资本更新，也没有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投资了。
因此，经济的金融化在实践上意味着资产拆卖。这是“原始积累”在后工业时代的再现，是进步时代的改革家和社会主义者们要求的土地改革、财产所有制改革以及税收制度改革的反面，是公共企业理念的对立面。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者甚至是进步主义的学说来警告说这条路并不是通向长期进步的道路，不是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沿着这条道路政府会保护大众使其免受掠夺性的金融和垄断的统治)之外的选择，而是一条通往债务奴役和新封建主义的道路。
今天的大众意见和选举政治追随的是学院里的垃圾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忽视了资产负债表上的这个事实，即今天的金融财富越来越采取社会其余部分的债务的形式。金融财富非但不能促进工业资本形成、公共设施投资、社会开支或者提高生活水平，它本身就是通过使工业企业、房地产、劳动以及政府负债来实现的——这样就能以利息、其他的金融收费以及“资本”收益的形式来吮吸经济剩余。因此。这种模式的金融化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上采取的是反财富的形式。
其动力机制就是马克思归纳为高利贷资本的东西。其行为与产业资本的机制是对立的。而且像上面提到的那样，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要相信这种形式的资本可以带来价值的话是如何的荒诞。它如何采取资产拆卖的形式来偿付债权人，也就怎样来挤压社会的资本形成和腐蚀劳动生产率。在大量的金融资本用一种自我膨胀的、以几何级数速度来积累利息的同时，它降低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而也削弱了实体经济生产剩余的能力——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就是从这种剩余中产生的。因此高利贷资本——“金融化”——的最终道路是走向自我毁灭。
在这些情况下，金融崩溃由于负债的经济“通过借款来摆脱债务”而避免。这种语言上的自相矛盾正是当前美国和欧洲的“泡沫恢复”政策的写照。这个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新一波的债务杠杆在贷款的基础上重新激活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的膨胀。其思想是要创造一种能让这种金融循环永远进行下去的永动机：新的贷款会使资产价格膨胀，使得资产所有者可以以它们现在涨价了的资产为抵押借到更多的钱。其实际结果就是这些负债者将靠借来的资金去偿还债务产生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利息。
债务的这种增长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的终点将不可避免地是金融废墟，那时银行业部门就要求公众救助——其理由就是“垃圾经济学”的下述主张，即给银行更多的钱可能会重新建立“失去的繁荣”。但是银行不会接受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借出更多的钱——这些资产已经如此深陷债务之中以至于它们现在已是处于“负资产”状态，即过去遗留的债务超过了其(还在下降的)市场价格。实物资本投资和产出同各种金融赌博的巨大规模相比相形见绌——这些金融投机包括对汇率、利息率、股票和债券价格、信用违约掉期(cDs)以及各种相关的衍生品的投机。而这些金融的吸血行为使得经济更无力去创造经济剩余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
在这场危机中，金融利益集团的游说者们建议，通过进一步削减房地产税来帮助陷于债务泥潭的房屋所有者们(其用意更在于商业房产投资者)避免违约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但是实行这种建议的结果会将更多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劳动和非金融的行业上去。这样，每次危机都成为金融部门实现对产业经济部门和劳动的更大胜利的机会。推动减税就好像这些减少的税收会用于投资而不是将其用于偿付金融部门似的，似乎利息的复合增长会无限地永远增长下去似的。
问题是，金融泡沫型的繁荣是基于通过债务杠杆实现的价格收益，这种收益只有通过牺牲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才能持续。但是社会进化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技术决定论解释不了今天的金融困境。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达尔文主义模式的经济自我修正并不能解释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债权人这一特权集团已将其金融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甚至即使是面临民主的议会制度改革也是如此。这样的结果是，经济计划的结果并不像一个世纪前所普遍想像的那样集中于政府和工业手中，而是集中到了华尔街及其国外的同行手中。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劳动的金融模式
金融资本已经创新了后工业时代剥削劳动的方式，它已经超越了雇用劳动然后销售其制造的产品获取利润的阶段，甚至也超越了通过借钱给劳动者来对其加以剥削的方式(其中主要的是让劳动者贷款买房)。这里最新的剥削方式已经是这样的策略，即获得对劳动者的储蓄的控制——其中首要的就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并用这些基金来使经济金融化。
这种剥削机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通用汽车公司和一些其他大型的工业企业在谈判时提出要降低工资增长速度，作为交换，他们把工人的工资拨留一部分以支付他们的养老金。这种政策——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曾怡然自得地称之为“养老基金社会主义”(pension-fund socialism)——被进一步扩展到建议将公共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用同一种方式加以金融化——留出一部分工资交给专业的货币经理去购买股票或者垃圾债券以获取金融收益，而不是将这些钱用于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途径。
这种梦想中非理性的成分就在于，在“现实的”经济中，其劳动生产率正被日益膨胀的金融费用所侵蚀的情况下，要求利息随时间复合增长是不可能的。通用汽车最终破产，而很多其他的公司也同样面临着破产的局面，因为它们无力去兑现它们在有固定收益的计划中对养老金作出的承诺。企业的状况尚且如此，而联邦和地方政府面临的金融局面甚至更为脆弱。
这是由智利1973年军事政变之后的金融“自由市场”开始的计划的顶点。皮诺切特集团称之为“劳工资本主义”(labor capitalism)。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奥威尔。式的词汇，这一词语后来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不列颠所使用。“劳工”在这里代表被剥削者的一方，而不是获利者。他们的工资被扣留并被转交给雇主的下属金融机构(为智利的垄断寡头服务的银行)。当有足够多的养老金储备积累起来时，在一个离岸金融业和避税中心的银行或者类似的下属机构就将公司账户中的所有现金挪走，只留下一个破产的空壳。养老金储备就被“一扫而光”。从工人那里转到了金融巨头手中。
蓝领工人的被强制储蓄还一直被用来阻止税收政策的进步。社会保障和医疗被从总预算中拿掉了，而它们所需的钱本来是可以由对最高收入群体征收的税收来提供的。为了未来的开支而作的巨大的“预先储蓄”被借给财政部去平衡预算从而使其可以对高收入群体减税。其结果是现在蓝领雇员所缴纳的联邦税税率比富人还要高。
“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扣留部分工资并将其转交给货币经理以投资于金融资本的政策，而这种投资常常是与实物资本形成相对立的。就其政治方面而言，其目的是劝使工人将自己想像成为小型的金融资本家，而不看作是寻求更高工资的被雇佣者。问题在于基金经理们是根据他们每三个月的业绩被打分评级的。他们自己最理性的行为是支持那些试图通过缩小公司规模(downsizing)和进行劳务外包而获利的掠夺者。人们无法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最快和最有把握的赚钱方法是资助掠夺企业和缩小企业规模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最后，金融经理们会发现他们自己获取财富的道路在于通过拆卖资产来进行分红(或者简单地去偿还债权人)。企业会注销其养老金债务，其手段就是以破产为威胁来迫使工会用缴纳固定费用的项目来取代有固定收益的养老金，而在这些项目中工人所知道的就是在他们的薪水中有多少被扣除了，而不是他们最终将有何种结局。
今天的企业、州以及地区养老基金都给出这样的假定：用于金融投资的基金会很快地增值并足够用来支付退休金、医疗保障以及其他任何储蓄目标。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这种假定是如何的虚幻。其隐含的结论是，今天大量的养老基金储蓄以及其他金融化的储蓄所宣称的目标在实际中不可能实现。
金融的神话在于认为养老金并不需要“实体”经济来支持它们。这样我们就回到了M—M’的思想而不是M—C—M’的思想。经济被变成了一个庞氏骗局，它通过将待偿还的债务转变为新的贷款去使资产价格膨胀——膨胀了足够多后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贷款。但是正如房地产泡沫所显示的，这个过程的极限在于日常的租金收入不足以偿付债务。然而正是这种庞氏骗局的原理成为当前通过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来“拯救”社会保障的希望的基础。毕竟，领养老金者不能靠吃钱过日子。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塑造劳动者与其工业雇主的关系(甚至也包括公共部门的雇员与其雇主的关系)上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一直是金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彼得·德鲁克坚持称其为“养老金基金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剥削工人的模式——不是通过雇用它，而是以工人的名义实行强制储蓄以将这些攒下来的钱转交给货币经理们。这些强制储蓄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推动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大牛市，随后这些资金又提供给公司掠夺者和其他金融经理们，使其得以用这些钱反过来反对工人自己。
马克思曾经期待，对生产的计划将转到政府手中，而不是转到金融部门或者其他类似的寄生部门手中，这样将会促进资本形成。几乎每个他那个时代的人都期望基础设施会沿着一个世纪前欧洲的那种发展方向发展——集中到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设施，并且免费地提供给大众，或者至少是以补贴价提供，这样就可以降低生活和经商成本。相反，大概自从1980年以来，公共部门正在不断地私有化——这种私有化以贷款为基础，这样新的所有者在毛收入之外可以收取利息、折旧以及摊销，而给收税人留下的就所剩无几了。这样财政负担就主要由劳动者以及产业资本来承担了。
在所有这些方面，金融资本现在的行为更像马克思所描述过的高利贷资本而不是为工业服务的金融资本。而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借钱给政府来压榨政府的话，现在它就是在榨取来自政府的救助资金以及补助，同时还发现了新的剥削工人的后工业模式。
这种后工业的剥削模式的两种主要方式是“养老基金资本主义”以及设立共同基金，在授权的基础上管理工人的储蓄——并将其用于“高利贷”的目的，并且通过使用信用来抬升住房、医疗保险、退休金的价格，而这些都是工人生存的基本需求。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能够将金融贷款引向生产性的资本形成。与圣西门一样，马克思把银行家看成是他那个时代最狡猾的经济计划者之一。(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市场付给其工资最高因而也是被市场千挑万选遴选出来的聪明人都去了伦敦金融城或者华尔街。)但是马克思相信他们的计划会为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铺平道路。然而金融非但没有导向社会主义，它正铺就走向债务奴役和新农奴制的道路。新的购买者只有借钱才能买得起房子和其他财产(其中包括整个企业)——其后果是一辈子的债务奴役，而在欧洲，当房屋价格大幅下跌时个人将为“负资产”而负债。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把它们的养老金计划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一般预测置于养老金、医疗保险、国家和地方金融的增长上，而这种增长则是基于对利息复合增长的迷信，却没有看到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债务膨胀会使国内市场萎缩，从而阻止经济发展。
确实，金融财富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反财富——对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性地获得的收入的索取权。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正在将整个经济拖入债务奴役和新封建主义之中。
第二种投机模式是资产价格膨胀：“资本”收益——尽管这里的“资本”指的是榨取租金的各种资产。随着榨取租金的特权借助信用(“寡妇和孤儿们的储蓄”，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这些储蓄当然需要被保护)进行买和卖，债务按复合利息率堆积起来。
这种债务在实际中不可能兑现。问题是，今天的经济会走向哪里?
金融部门威胁着要将经济陷入现代的新封建主义之中：金融征服，而不是军事征服，尽管二者对生活乃至生命的毁灭的规模是类似的。
首先，艾伦·格林斯潘的资产价格膨胀：通过创造足够的信贷使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价格膨胀起来，这样债务人可以凭借他们作为抵押品而质押的财产的收益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这就相当于借钱给他们去偿还利息——以及支付“新的玩家”。这就是庞氏骗局的本质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海曼·明斯基把金融循环的第三和最后阶段称为庞氏(Ponzi)阶段。
财政部和美联储非但没有取消那些坏账，他们还给予债权人以救助，使坏账仍保留在账面上。对于奥巴马和其竞选捐助人来说，债务紧缩的解毒剂在于制造足够多的新贷款来重新激活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价格膨胀，使得新的购买者可以借到资金从违约者手中购买财产。自从2008年9月以来美联储就开始了“现金换垃圾”，按照其名义上的“按市场模型定价”确定的价格来接收垃圾抵押债券。财政部已经在为这些交换印刷债券，并把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去了。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是，创造更多的生息债务会进一步使经济变得虚弱。试图保持复合利息的庞氏骗局无限地增长下去是徒劳的。华尔街当然也知道这是多么的徒劳。但是，为了得到薪水和奖金，那些金融经理们会在泡沫最终破灭之前尽可能久地努力保持虚拟的金融资本会继续运转的假象。
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由缠绕在生产性经济上的生息索取权所织成的网络，它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榨取着复利。限制着这种商业计划的是经济体创造剩余的更有限的能力。这意味着金融资本的膨胀要求资产拆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半个世纪的紧缩计划所显示的，债务紧缩是最严重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金融的这种过度增长在实际上无法得到偿付。“高利贷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他解释道。
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
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
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
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
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
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
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
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
这样社会就迫使人们在这两者间作出抉择：要么是(1)拯救金融部门，也就是说，尽力保持下面这个神话：债务可以保持以复合利息的速度进行积累，而假定可以得到8％甚至更多回报的养老基金在工人退休后真地能提供给工人，要么是(2)将债务注销到可以偿付的水平，从而拯救整个经济体。
尽管马克思分析过金融资本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的趋势，但他仍然相信金融资本将从属于工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带着达尔文主义式的乐观，他似乎看到工业资本正在将金融资本动员起来为自己的扩张提供资金，而不是将其回复到“古老”的生产方式的残余——高利贷。然而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倾向于低估既得利益集团为奋力保存其特权和重新捕获国家权力以为己用而使用的种种秘密手段，这些手段使社会民主恰恰沿着与马克思预计的相反的方向演进。
债务型通货紧缩和对劳动者的剥削以不同的方式毁灭着市场。在批评垄断资本主义时，马克思的很多追随者将马克思的分析中两个不同的逻辑合并起来了：一个是产业资本雇用劳动的逻辑，一个是随着储蓄被转变为新的贷款纳入新的金融循环而不是被生产性地投资，金融“高利贷者的资本”自动地以一种“纯粹数学”的方式增长从而迅速地超过“实体”经济生产剩余并用这种剩余偿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