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运动与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对比 香港占中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同样的以学生为主要发起者，采用占领重要地域的方式对抗当权政府，同样得到了广大学生的响应和支持，最后似乎演变成一场学生革命。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10月1日晚间，近千名在台湾读书的香港学生及台湾学生，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的民主广场集会，高叫“香港加油”、“自己政府自己拣”等口号，声援香港的占中运动《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台湾专家的话称：“我们正看到，香港已经出现了复杂局面。有理由发问：像北京承诺的那样，如果台湾同意统一，那么我们的体制能否得到保留？或者，香港今天发生的，或将在明天发生在台湾身上？也就是说，北京不遵守自己的承诺。
纵观两场学生运动，占中运动在于对抗威权政治，太阳花运动在要求巩固民主。 先说一下香港占中，香港占中的矛盾直指的是香港普选行政长官，他们认为人大所推出的政策不足以真正的使香港普选民主化，直接化，公开化。青年学生持着一腔热血，想为香港请命，为民主发声，巩固时代造就来之不易的民主。
而对于台湾太阳花运动，很自然地，对于服贸这个导火索他们会认为这是中共“以商逼政”的策略。其实那些早已来大陆工作的台湾人会认为“以商逼政”的过程早就开始了，并不是从“服贸”才有的，大陆早就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处于本土封闭环境下的台湾人未必明白。台湾也有人分析过，反服贸学运有三个诉求：一是反自由贸易，二是反不民主行政程序，就是反黑箱，三是反亲中。台湾年轻人中弥漫着小国宿命的伤感气息，一边恐惧着大陆的武力威胁，一边想要寻求着自身的民主和发展。
再看一下两场运动的参与主体，不同的是香港占中运动发展到中后期有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并且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利用暴力冲击运动。
台湾太阳花的参与者都是学生团体，这个活动事实上非常精英化，参加的基本都是名校的学生。虽然这个活动是为了劳工，但是真正“受伤害”的人并没有站出来。而且学生们还是有一些和群众脱节，好像是为一个“大写的人民”在抗争。在一些参与者身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挺身抗暴的自恋与悲情。要摆脱这种情绪其实是非常难的，你很容易被自己感动。但这确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认为你是在救赎大众。甚至有人自比五四运动，引用了“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后续的工商阶层的加入，而不是一个精英范围内的学生运动。似乎没有人真正想想，这些劳工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他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接触的只是一些宏大的概念。 。
香港占中前期主要是学生团体的和平占中，中期由于香港警察并于不足10秒后发射最少4枚催泪弹，对付示威者。有市民身处几百米以外、戴着眼罩都感到刺痛，眼睛不断流眼水。从而使社会各界相继呼吁保护学生人身安全，超过2,400社福界人士发表联署声明，严厉谴责政府无视市民的集会自由和权利，批评警方多次以胡椒喷雾及催泪弹驱散手无寸铁的和平集会巿民。联署者包括身兼监警会委员的社联前首席执行官方敏生、现任首席执行官蔡海伟、、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及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庄陈有。新妇女协进会亦发声明，强烈谴责警方使用过分武力，感到极度愤慨，力促特区政府道歉，收回人大政改方案决议，要求有公民提名的真普选，并鼓励各界市民自行发动罢工罢市各种形式的不合作运动，透过全民压力迫使政府回应诉求。警方在9月28日黄昏开始的催泪弹驱散行动令民愤大规模爆发，导致占领行动扩散至旺角及铜锣湾，更于10月1日至3日期间，一度蔓延至尖沙咀；同时9月29日至10月1日更连续3晚有20万人上街占领。由于占领旺角、铜锣湾及尖沙咀行动均由市民自发，市民开始不承认“和平占中”、学联或学民思潮作为大会，而行动亦变成长期占领模式，不是采取原有“和平占中”等待警察拘捕、上法庭承担罪责，及“一波又一波”公民抗命的形式进行；加上《时代杂志》等外国媒体陆续称呼此占领运动为“Umbrella Revolution”（雨伞革命）或“Umbrella Movement”（雨伞运动），而两个称呼均获得集会人士接受，令行动逐渐演变成为“雨伞革命”。占领行动持续79日，最终在12月15日以铜锣湾占领区及添马舰立法会示威区被清场而作结。
透过现象看本质，促成这两场运动发生的内在原因是年轻一代 对中国的认同感很低，外在原因是社会经济的不景气。年轻一代变得更加迷茫和彷徨。现在台湾一个大学毕业生拿的薪水还没有十年前的大学毕业生高。他们有一个说法叫22k，就是一个月台币两万二的薪水，这是政府规定的薪水最低限，他们觉得这点钱不够生活，年轻人一直为这个事情很痛苦。所以这个学运不只是关于“服贸”，马英九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到了9%。也许这只是一个爆破点，下面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马英九执政的不满，是民众，主要是学生对政府的不信任。马英九越是宣传服贸的好处，大家就越怀疑。而且，即使是赞成服贸的人，也确实感觉到两岸关系在加热当中，台湾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近几年，香港经济也每况愈下，香港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香港社会贫富悬殊日趋扩大，社会公平严重缺失。“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为了裹挟更多不关心政治，但却关切自身利益的民众加入对抗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行动，不惜撕裂香港社会，把香港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矛盾都归咎于内地居民与中央政府。香港在回归前是世界金融中心，亚洲经济四小龙，拥有无可厚非的重要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长三角经济实力
日渐赶超珠三角，北上广作为中国超级特大城市，经济地位并不比特区香港低。
在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台湾他们对大陆人的反感最大的来自于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他就认为你是一个要吞并他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只要台湾有什么政治上的动作，大陆的国台办就要“强烈谴责”，媒体也一直宣传中共有多少多少飞弹都对着台湾，台湾一直处于大陆的武力威胁之下等等……这种反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被媒体所引导的。比如说，2004年的“纪念二二八”活动，我们这边都不知道。是陈水扁组织的，叫“百万人牵手护台湾”。这活动据说有150万人以上参加，环岛手牵手，就是要反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其实我们这边根本看不见，他就是要煽动民众内部的情绪，起的是一个对内的作用。香港的年轻一代并不是成长在90年代香港回归举港同庆的时期，他们大多接受着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大多都普及了英语，大众所说的爱国观念，对于他们而言爱国就是爱港。而且大陆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大量内地投资和人口涌进香港，香港变成寸土寸金，房价和生活成本过高，也使年轻一代对于大陆的印象较差。
最后从事件影响的最终结果和影响来看来看，有一点必须明确，香港的政治发展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准绳，这是底线，不容置疑。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是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在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不可挑战的法律地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行政长官普选本地立法的宪制基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最高权威，必须得到贯彻执行，决不会因外来压力而改变。任何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人，都应当尊重和遵守这一决定。也就是说，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做出决定后，其他与此不符的方案、建议就不应再坚持，部分人想通过“占中”迫使中央接受他们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要求，甚至改变人大决定是不可能的事，是天方夜谭。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形式上已告个段落的太阳花运动，可能会更清楚些。今天，我们真地已可盖棺论定太阳花了吗？它对台湾社会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已经完全消失，从而真地结束了吗？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太阳花阻拦了台、中服贸协议的签定。但我们怎么知道，这究竟只是延迟，还是改变其实质内容，抑或彻底终止呢？许多人看到最近货贸的发展，或许会感到心灰意冷，觉得轰轰烈烈一场，却似乎什么也没改变。当我们这么想时，我们就真的落实了太阳花什么也没改变的结果与定位。但如果我们持续奋斗不懈，日后的历史书写，却有可能如此记载及评价太阳花︰它不单改变了两岸服贸协议的内容，也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台、中关系，更影响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香港占中运动与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对比 香港占中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同样的以学生为主要发起者，采用占领重要地域的方式对抗当权政府，同样得到了广大学生的响应和支持，最后似乎演变成一场学生革命。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10月1日晚间，近千名在台湾读书的香港学生及台湾学生，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的民主广场集会，高叫“香港加油”、“自己政府自己拣”等口号，声援香港的占中运动《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台湾专家的话称：“我们正看到，香港已经出现了复杂局面。有理由发问：像北京承诺的那样，如果台湾同意统一，那么我们的体制能否得到保留？或者，香港今天发生的，或将在明天发生在台湾身上？也就是说，北京不遵守自己的承诺。
纵观两场学生运动，占中运动在于对抗威权政治，太阳花运动在要求巩固民主。 先说一下香港占中，香港占中的矛盾直指的是香港普选行政长官，他们认为人大所推出的政策不足以真正的使香港普选民主化，直接化，公开化。青年学生持着一腔热血，想为香港请命，为民主发声，巩固时代造就来之不易的民主。
而对于台湾太阳花运动，很自然地，对于服贸这个导火索他们会认为这是中共“以商逼政”的策略。其实那些早已来大陆工作的台湾人会认为“以商逼政”的过程早就开始了，并不是从“服贸”才有的，大陆早就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处于本土封闭环境下的台湾人未必明白。台湾也有人分析过，反服贸学运有三个诉求：一是反自由贸易，二是反不民主行政程序，就是反黑箱，三是反亲中。台湾年轻人中弥漫着小国宿命的伤感气息，一边恐惧着大陆的武力威胁，一边想要寻求着自身的民主和发展。
再看一下两场运动的参与主体，不同的是香港占中运动发展到中后期有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并且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利用暴力冲击运动。
台湾太阳花的参与者都是学生团体，这个活动事实上非常精英化，参加的基本都是名校的学生。虽然这个活动是为了劳工，但是真正“受伤害”的人并没有站出来。而且学生们还是有一些和群众脱节，好像是为一个“大写的人民”在抗争。在一些参与者身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挺身抗暴的自恋与悲情。要摆脱这种情绪其实是非常难的，你很容易被自己感动。但这确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认为你是在救赎大众。甚至有人自比五四运动，引用了“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后续的工商阶层的加入，而不是一个精英范围内的学生运动。似乎没有人真正想想，这些劳工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他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接触的只是一些宏大的概念。 。
香港占中前期主要是学生团体的和平占中，中期由于香港警察并于不足10秒后发射最少4枚催泪弹，对付示威者。有市民身处几百米以外、戴着眼罩都感到刺痛，眼睛不断流眼水。从而使社会各界相继呼吁保护学生人身安全，超过2,400社福界人士发表联署声明，严厉谴责政府无视市民的集会自由和权利，批评警方多次以胡椒喷雾及催泪弹驱散手无寸铁的和平集会巿民。联署者包括身兼监警会委员的社联前首席执行官方敏生、现任首席执行官蔡海伟、、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及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庄陈有。新妇女协进会亦发声明，强烈谴责警方使用过分武力，感到极度愤慨，力促特区政府道歉，收回人大政改方案决议，要求有公民提名的真普选，并鼓励各界市民自行发动罢工罢市各种形式的不合作运动，透过全民压力迫使政府回应诉求。警方在9月28日黄昏开始的催泪弹驱散行动令民愤大规模爆发，导致占领行动扩散至旺角及铜锣湾，更于10月1日至3日期间，一度蔓延至尖沙咀；同时9月29日至10月1日更连续3晚有20万人上街占领。由于占领旺角、铜锣湾及尖沙咀行动均由市民自发，市民开始不承认“和平占中”、学联或学民思潮作为大会，而行动亦变成长期占领模式，不是采取原有“和平占中”等待警察拘捕、上法庭承担罪责，及“一波又一波”公民抗命的形式进行；加上《时代杂志》等外国媒体陆续称呼此占领运动为“Umbrella Revolution”（雨伞革命）或“Umbrella Movement”（雨伞运动），而两个称呼均获得集会人士接受，令行动逐渐演变成为“雨伞革命”。占领行动持续79日，最终在12月15日以铜锣湾占领区及添马舰立法会示威区被清场而作结。
透过现象看本质，促成这两场运动发生的内在原因是年轻一代 对中国的认同感很低，外在原因是社会经济的不景气。年轻一代变得更加迷茫和彷徨。现在台湾一个大学毕业生拿的薪水还没有十年前的大学毕业生高。他们有一个说法叫22k，就是一个月台币两万二的薪水，这是政府规定的薪水最低限，他们觉得这点钱不够生活，年轻人一直为这个事情很痛苦。所以这个学运不只是关于“服贸”，马英九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到了9%。也许这只是一个爆破点，下面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马英九执政的不满，是民众，主要是学生对政府的不信任。马英九越是宣传服贸的好处，大家就越怀疑。而且，即使是赞成服贸的人，也确实感觉到两岸关系在加热当中，台湾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近几年，香港经济也每况愈下，香港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香港社会贫富悬殊日趋扩大，社会公平严重缺失。“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为了裹挟更多不关心政治，但却关切自身利益的民众加入对抗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行动，不惜撕裂香港社会，把香港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矛盾都归咎于内地居民与中央政府。香港在回归前是世界金融中心，亚洲经济四小龙，拥有无可厚非的重要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长三角经济实力
日渐赶超珠三角，北上广作为中国超级特大城市，经济地位并不比特区香港低。
在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台湾他们对大陆人的反感最大的来自于一种现实的恐惧，因为他就认为你是一个要吞并他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只要台湾有什么政治上的动作，大陆的国台办就要“强烈谴责”，媒体也一直宣传中共有多少多少飞弹都对着台湾，台湾一直处于大陆的武力威胁之下等等……这种反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被媒体所引导的。比如说，2004年的“纪念二二八”活动，我们这边都不知道。是陈水扁组织的，叫“百万人牵手护台湾”。这活动据说有150万人以上参加，环岛手牵手，就是要反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其实我们这边根本看不见，他就是要煽动民众内部的情绪，起的是一个对内的作用。香港的年轻一代并不是成长在90年代香港回归举港同庆的时期，他们大多接受着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大多都普及了英语，大众所说的爱国观念，对于他们而言爱国就是爱港。而且大陆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大量内地投资和人口涌进香港，香港变成寸土寸金，房价和生活成本过高，也使年轻一代对于大陆的印象较差。
最后从事件影响的最终结果和影响来看来看，有一点必须明确，香港的政治发展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准绳，这是底线，不容置疑。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是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在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不可挑战的法律地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行政长官普选本地立法的宪制基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最高权威，必须得到贯彻执行，决不会因外来压力而改变。任何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人，都应当尊重和遵守这一决定。也就是说，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做出决定后，其他与此不符的方案、建议就不应再坚持，部分人想通过“占中”迫使中央接受他们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要求，甚至改变人大决定是不可能的事，是天方夜谭。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形式上已告个段落的太阳花运动，可能会更清楚些。今天，我们真地已可盖棺论定太阳花了吗？它对台湾社会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已经完全消失，从而真地结束了吗？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太阳花阻拦了台、中服贸协议的签定。但我们怎么知道，这究竟只是延迟，还是改变其实质内容，抑或彻底终止呢？许多人看到最近货贸的发展，或许会感到心灰意冷，觉得轰轰烈烈一场，却似乎什么也没改变。当我们这么想时，我们就真的落实了太阳花什么也没改变的结果与定位。但如果我们持续奋斗不懈，日后的历史书写，却有可能如此记载及评价太阳花︰它不单改变了两岸服贸协议的内容，也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台、中关系，更影响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