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创造
为李多钰《小资之死》序
汪丁丁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对生存困境更敏感的往往是女性。我们的许多感受，也许我们绝大部分的感受，是不可表达的，除非感受者对语言有极细致的把握。不论如何，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创造的问题。
一位尚活着的女性哲学家，艾格尼丝.海勒，她是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以一位已去世的女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命名的讲座席位的教授。她曾详细阐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感受到的“双重历史性”——首先是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性，其次是我们自己投生过程的历史性。这里，历史性意味着偶然性。因为，历史首先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其次，假如你相信“必然”，你或许愿意探究“历史规律”——它们无非是一些偶然事件之间的统计的或经验的联系。
在上述的双重历史性的作用下，我们每一个人展开自己的生活及其困境。为什么会有困境？因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投生路径，同时，我们的社会无法选择自己的演化路径。这样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投生了的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之间的种种不协调，并且可以越演越烈。
不协调的生活，激发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摆脱或改造我们的生活的欲望。自由移民，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过它只适用于“世界公民”的时代。舍此，还有两条路线。其一称为“社会规范的内置过程”，也被称为“文明化过程”（埃利亚斯）或“文明对个体的规训”（福柯），在中国传统里，这一过程称为“教化”。随着教化过程，我们最不能协调的那些外在规范逐渐内置到我们的意识和意志之内，久了，成为习惯，不如此居然不舒服，所以，不再有“困境”。
但远非每一个人都可经由内置过程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的。双重的历史偶然，可能造就一些特别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让那些深陷其中且不能被规训的个体，要么疯狂，要么创造——即寻求关于生活的新的解释，也就是为不能协调的生活赋予传统之外的意义。后者，海勒定义为“文化的创造”。
说实话，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资”，比1930年代他们的前辈差得太远，虽然就思想的深刻性及丰富性而言，小资产阶级远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优越。一般而言，中国当代社会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从生活到政治再到文化，都只是中国人刚刚感受到“皇帝不在了”的自由时的同类东西的更拙劣的仿制品。当然，有皇帝的时代也是每况愈下的，所谓“经学时代”不如“子学时代”，而“诸子之学”不如“三代之教”。总之，普遍地无出路的感觉，普遍的末世感，佛家谓之“末法时代”。怀旧或乡愁，我推测，是“小资”情调的本质，足以催生特定社会之内一位杰出的本雅明（无家可归）或海明威（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激烈而无效果的抗争）。
所以，“文化创造”，或我们创造文化，是为了不发疯同时不被驯化为群体的一个平均数。这样解释文化及其创造，我认为很好，很令人感动——出自一位女性思想者的足令男人感动的文化解释。
不过，我对李多钰女士将这本三十年纪念文选定名为“小资之死”，持异议。因为，请读者宽恕我再次引述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见解：历史或可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们周围的小资闹剧，如前述，早已死亡。准确地说，它死于1937年，死于救亡的号角。被认为导致了“文化革命”的那篇著名的“讲话”，只不过是毛泽东为“小资”的死亡而作的悼词。
接着，我需要探讨，为什么这场闹剧在1980年代上演并延续至1990年代，或许还要延续至2010年代？诚如李多钰女士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在三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逐渐吞没了整个社会，致使消费主义盛行。电视和明星，历史和领袖，凶杀案和道德经，一切都只是被大众消费着的“物”，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早已被卷入的这场追逐财富的人生游戏或社会博弈，只能产生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些“优胜者”——他们被大众消费并由此塑造了大众消费。其余的人，不能接受被淘汰的结局，于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非主流的或反主流的意义。
记住，他们仅仅由于未被大众消费而反抗。这样的反抗，足够荒谬。当小资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演出时，为的是不再作为“物”活着（娜拉的出走）。现在，它却要为成为“物”而演出，故而，成为闹剧的主角。
另一方面，它仍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不能选择它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当社会由于特定历史而演变为“市场社会”时，没有什么人有能力阻止这一过程。至少，我们已经失去了阻止它发生的机会。剩下的，是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温暖的怀旧感。
这里出现了希腊悲剧的特质，英雄人物对无法避免的命运的抗争。只不过，小资们的抗争，可以表达为“乡愁”，也可以表达为“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表达不是宿命的，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悲剧性的。
我推测，那些保持了足够强烈的悲剧性格的小资，可能在未来的文化创造中升华为“文化英雄”。此处我要指出，文化创造是个人生存过程的双重偶然序列的产物，它主要是个人的事情，与国家和民族的尺寸几乎无关。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创造新的意义，说服大众，为摆脱“物”的命运另寻出路，这样的人，可定义为“文化英雄”。
我的博客“自写文本”之一，是献给那位女性哲学家的，抄录在此处：“我在德国的时候，开始认真阅读 Agnes Heller 的伦理学著作并且无药可救地被她吸引着。十年以后，我高兴地注意到，她被任命为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的阿伦特讲座教授。“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她是布达佩斯特大学的哲学教师，在那之前，她是卢卡齐的助教，更早，她是卢卡齐的学生，更早呢？她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和家人大多死在不同的纳粹集中营里。匈牙利的春天结束时，她和卢卡齐被驱逐。再后来，她是所谓“布达佩斯特哲学学派”的代表者并因此被禁止在任何机构工作和发表著作。1977年，她移居澳大利亚。2006年她获得丹麦金额最大的文化成就奖——索宁奖。”
关于文化创造
为李多钰《小资之死》序
汪丁丁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对生存困境更敏感的往往是女性。我们的许多感受，也许我们绝大部分的感受，是不可表达的，除非感受者对语言有极细致的把握。不论如何，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创造的问题。
一位尚活着的女性哲学家，艾格尼丝.海勒，她是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以一位已去世的女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命名的讲座席位的教授。她曾详细阐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感受到的“双重历史性”——首先是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性，其次是我们自己投生过程的历史性。这里，历史性意味着偶然性。因为，历史首先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其次，假如你相信“必然”，你或许愿意探究“历史规律”——它们无非是一些偶然事件之间的统计的或经验的联系。
在上述的双重历史性的作用下，我们每一个人展开自己的生活及其困境。为什么会有困境？因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投生路径，同时，我们的社会无法选择自己的演化路径。这样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投生了的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之间的种种不协调，并且可以越演越烈。
不协调的生活，激发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摆脱或改造我们的生活的欲望。自由移民，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过它只适用于“世界公民”的时代。舍此，还有两条路线。其一称为“社会规范的内置过程”，也被称为“文明化过程”（埃利亚斯）或“文明对个体的规训”（福柯），在中国传统里，这一过程称为“教化”。随着教化过程，我们最不能协调的那些外在规范逐渐内置到我们的意识和意志之内，久了，成为习惯，不如此居然不舒服，所以，不再有“困境”。
但远非每一个人都可经由内置过程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的。双重的历史偶然，可能造就一些特别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让那些深陷其中且不能被规训的个体，要么疯狂，要么创造——即寻求关于生活的新的解释，也就是为不能协调的生活赋予传统之外的意义。后者，海勒定义为“文化的创造”。
说实话，中国当代社会的“小资”，比1930年代他们的前辈差得太远，虽然就思想的深刻性及丰富性而言，小资产阶级远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优越。一般而言，中国当代社会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从生活到政治再到文化，都只是中国人刚刚感受到“皇帝不在了”的自由时的同类东西的更拙劣的仿制品。当然，有皇帝的时代也是每况愈下的，所谓“经学时代”不如“子学时代”，而“诸子之学”不如“三代之教”。总之，普遍地无出路的感觉，普遍的末世感，佛家谓之“末法时代”。怀旧或乡愁，我推测，是“小资”情调的本质，足以催生特定社会之内一位杰出的本雅明（无家可归）或海明威（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激烈而无效果的抗争）。
所以，“文化创造”，或我们创造文化，是为了不发疯同时不被驯化为群体的一个平均数。这样解释文化及其创造，我认为很好，很令人感动——出自一位女性思想者的足令男人感动的文化解释。
不过，我对李多钰女士将这本三十年纪念文选定名为“小资之死”，持异议。因为，请读者宽恕我再次引述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见解：历史或可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我们周围的小资闹剧，如前述，早已死亡。准确地说，它死于1937年，死于救亡的号角。被认为导致了“文化革命”的那篇著名的“讲话”，只不过是毛泽东为“小资”的死亡而作的悼词。
接着，我需要探讨，为什么这场闹剧在1980年代上演并延续至1990年代，或许还要延续至2010年代？诚如李多钰女士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在三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逐渐吞没了整个社会，致使消费主义盛行。电视和明星，历史和领袖，凶杀案和道德经，一切都只是被大众消费着的“物”，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早已被卷入的这场追逐财富的人生游戏或社会博弈，只能产生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些“优胜者”——他们被大众消费并由此塑造了大众消费。其余的人，不能接受被淘汰的结局，于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非主流的或反主流的意义。
记住，他们仅仅由于未被大众消费而反抗。这样的反抗，足够荒谬。当小资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演出时，为的是不再作为“物”活着（娜拉的出走）。现在，它却要为成为“物”而演出，故而，成为闹剧的主角。
另一方面，它仍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不能选择它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当社会由于特定历史而演变为“市场社会”时，没有什么人有能力阻止这一过程。至少，我们已经失去了阻止它发生的机会。剩下的，是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温暖的怀旧感。
这里出现了希腊悲剧的特质，英雄人物对无法避免的命运的抗争。只不过，小资们的抗争，可以表达为“乡愁”，也可以表达为“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表达不是宿命的，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悲剧性的。
我推测，那些保持了足够强烈的悲剧性格的小资，可能在未来的文化创造中升华为“文化英雄”。此处我要指出，文化创造是个人生存过程的双重偶然序列的产物，它主要是个人的事情，与国家和民族的尺寸几乎无关。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创造新的意义，说服大众，为摆脱“物”的命运另寻出路，这样的人，可定义为“文化英雄”。
我的博客“自写文本”之一，是献给那位女性哲学家的，抄录在此处：“我在德国的时候，开始认真阅读 Agnes Heller 的伦理学著作并且无药可救地被她吸引着。十年以后，我高兴地注意到，她被任命为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的阿伦特讲座教授。“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她是布达佩斯特大学的哲学教师，在那之前，她是卢卡齐的助教，更早，她是卢卡齐的学生，更早呢？她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和家人大多死在不同的纳粹集中营里。匈牙利的春天结束时，她和卢卡齐被驱逐。再后来，她是所谓“布达佩斯特哲学学派”的代表者并因此被禁止在任何机构工作和发表著作。1977年，她移居澳大利亚。2006年她获得丹麦金额最大的文化成就奖——索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