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前往甘孜藏区，过路成都，夜宿蒋蓝家中，似乎已成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这无疑为我的旅途平添了一个温暖的环节，使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少了几分孤独和落寞。在北京与藏区之间，成都九眼桥蒋蓝那个高居三十层的家，既是我的停泊地，也是出发点。在停留与出发的缝隙，我们几乎把每分每秒都用来谈论写作。这种交谈的渴望，似乎只有彼此面对才能释放。所谓的心心相印，或许只能用于男女之间，如果用在我与蒋蓝之间，那一定无比肉麻，但除此，包罗万象的汉语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贴切的词汇，所谓“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听上去更像一种自夸。有一次与深圳胡洪侠兄谈及男人之间的情义，胡兄只用了四个字：“女人不懂。”虽是戏言，却也准确无误。总之，在当今世界，在股市房市、饮食男女这些话题之外，与人谈论文学，基本上等于对牛弹琴，何况我们谈的不仅是文学，而且是散文，不仅是散文，而且是新散文，是对散文甚至对历史的重新认识。所以，在牛眼看来，弹琴者纯属自讨没趣，对我来说，这样的密谋，却因机会太少而显得弥足珍贵。
这本书中的一些题目，诸如张文祥的刺马、石达开的受刑、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最终下落、林徽因的李庄时代、何洁的“故园时代”等等等等，就这样在我们的谈论中一点一点地显形。如同蒋蓝是我多年藏地之行的见证者，我也对蒋蓝这些年的写作历程有着切身的感受。蒋蓝所抽取的这些历史样本，很多都在人们的盲点上，却有着极高的化验分析价值。其中有些题目，我在写作中曾经擦身而过却未曾深究――如我写太平天国的《纸天堂》，写过石达开，却不知石达开的受戮地在成都“院门口”；我在《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一部反思“文革”意识形态的学术专著中专门写过刘文彩所谓“收租院”，却对他的三姨太凌君如的个人史所知寥寥。直到二��五年夏天，为了写好《反阅读》，我在蒋蓝陪同下专门去了大邑刘文彩庄园，看到庄园纪念馆内陈列的凌君如照片，才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略知一二……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被一再歌咏的新时代背后，藏着多少个历史盲点，而其中许多盲点，又恰好是关键点，与我们对历史的态度直接相关。当代人对历史没有态度，他们的态度是“百家讲坛”的态度，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历史――“院门口”的历史、大邑的历史――被新时代的油漆匠一层一层地涂上艳丽的色彩，当他们用这些新色彩来注释新时代的时候，历史的关键点就消失了，历史由过去走到今天的踏脚石就消失了，盲点就像无边无际的河流一样弥漫过来。而人们乐此不疲的“新时代”，也成了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时间之海中一座没有前因后果的孤岛。
二
一直以来，人们把历史当作一种连续的时间进程，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总和，由此产生两种结论：一、历史是客观的；二、历史是连续的。关于历史的客观性，葛兆光说，“所谓‘历史’，其权威性建立在它对‘真实’的独占上，它依靠‘真实’，要求阅读者相信它的叙述的合理性。”所谓“真实”，或曰“真相”，对历史而言变得极为重要，于是，在许多人眼中，历史仿佛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固体”，历史学家则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然而，西方后现代史学却对此提出置疑，尼采说：“不存在事实本身。”“事实要想存在，我们必须先引入意义。”也就是说，那些被视为“客观”的“事实”，都是为“意义”存在的，否则，它们便不存在。罗兰・巴尔特说：“历史的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一旦语言介入（实际总是如此），事实只能同语反复地加以定义：我们注意能够给予注意的东西，但是能注意的东西……不过就是值得注意的东西。”由此，我们知道，那些流传到今天的所谓历史，是经过选择的，选择它们的人，可能是历史学家，也可能是集体无意识，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意义”。詹京斯甚至说，历史“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是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也就是说，历史就是文学。于是，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客观、完整的“固体”，它成了一种“液体”，变幻不定，存放于容器中，它的形状，取决于容器的形状――如果容器是圆的，它就是圆的；如果容器是方的，它就是方的。这只容器，就是叙述。罗兰・巴尔特说，年表、编年史、汇编等材料，它所表现的实在的“过去”，是没有历史意义的，意义只存在于“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中”。这种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就是叙述。詹明信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但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
历史不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叙述、存在于文本中，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以周敦颐为例证明这一点：被推为“宋儒之首”的周敦颐，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张�、朱熹等的鼓吹下才得以彰显，被元人接受下来，“写在通常被认为是‘原始资料’的《宋史》中，再被思想史的研究者当做真实的历史写在自己的著作中，于是北宋的理学似乎真的要从他开始”。作为“原始材料”，如《诗经》《史记》，也并不“原始”，因为它们也是叙述，是文本。《史记》里还有大量的人物对话，在没有现场见证人的情况下，文学色彩更浓。如果《史记》的作者不是司马迁而是蒋蓝，那些“历史”必将发生变化，而后来者们，却仍然以它为“信史”。在本书中，蒋蓝就用散文的容器，收容了与绞肉机对峙的石达开、红颜薄命的凌君如等等一系列历史人物。他们只在叙述中（或者说，只在蒋蓝的叙述中）存在，否则，他们或许真的就不存在了。蒋蓝通过自己的写作证明了历史与文学先天的关系――一种无法分解的渊源。也就是说，散文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文体，散文与历史的结合，是天然的，也是必然的。蒋蓝对历史的叙述情有独钟，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叙述的价值，并因此品尝到叙述的快感。
三
对一些历史写作者来说，所谓叙述，实际上是对历史记载的翻版，是对叙述的复述。在我看来，这不是叙述，而是知识的卖弄，是对他们的知识权力进行炫耀。在他们眼中，历史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连续的，一脉相承的，中间没有断点。比如中国历史，早已被二十四史一网打尽，因此，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发现什么，他们需要做的工作，仅仅是将二十四史由古文翻译成今文，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故事中加些当代流行语汇而已。
历史本身是混沌的，它从来不是像人一样有着清晰的意图，不是向某个既定目标前行的一个线性过程，不像精心设计的情节那样逻辑清楚、榫卯相接，环环相扣。那些逻辑，只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出现。历史在进入叙述之后，必然会出现“漏洞”，那些“漏洞”，便是我们今天的盲点。所谓历史，并非如流水一样，是一个匀速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由于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因而它必然有中断、有遮蔽，也有发现、有唤醒。葛兆光说：“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葛兆光所说的“当下”，也会变成过去，变成历史，所以，历史的流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填补历史的漏洞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就是在叙述中不断得到“篡改”的过程、一个反复建构的过程。历史，就在这种遮蔽与唤醒、漏洞与发现中，不规则地、跳跃式地发展。
因此，才有历代历史学者不断修史，也才有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否则，人类只修一次历史就足够了。蒋蓝痴迷于历史叙述，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努力重新建构历史，一个他心目中的、有别于既往历史版本的“新历史”。于是，他从现实的寻常巷陌出发，循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路抵达被时间湮没的历史深处。蒋蓝的触觉极端敏锐，很容易被“触媒”唤醒，否则一个麻木的人，很难从“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的、“被黑色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的科甲巷出发，抵达石达开的血肉在凌迟刀下分崩离析的那个庄严的夜晚；或透过自贡老家的“李家老房子”，深入李宗吾“带有超验色彩”的精神世界。我发觉蒋蓝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如一个高超的捕快，在黑暗中埋伏已久的历史，他一把就能扯到眼前，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不仅使那个面容模糊的掩藏者的一切特征暴露于光天化日，而且对他的来龙去脉、生存环境了如指掌。蒋蓝显然不屑于像某些历史写手那样，用一种时尚语法重述历史的“那些事儿”，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发现和重构历史。在约定俗成的叙述中，历史是以大而无当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的。它的内部千疮百孔，有着无数的漏洞――产生谎言的一种方式，就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漏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而对真相的还原，只要把那些被漏掉和遮蔽的事实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叙述历史被视为一种权力，那么蒋蓝对历史的重构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反动，或者说，他在叙述中获得一种新的权力。
只有智慧之光才能照亮历史的暗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蓝不仅是历史的叙述高手，更是一个思想者，他的历史散文，与他的思想散文完全分不开。这是因为蒋蓝对历史的叙述不是游戏，不是猎奇，支撑他在叙述中重构历史的支点，就是尼采所说的“意义”――历史生存于意义之中，没有意义的历史死掉，有意义的历史活下来，死掉的历史，在意义的呼唤下，可以死而复生。在“新散文”的写作者中，蒋蓝是一个抢占了思想至高点的人。这无疑也增加了“新散文”的分量。西方的各种文学运动，无论是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是新浪潮，都是与思想史贯穿的，而中国作家对它们的模仿，则只重方法，而忽略了它们的思想背景。文本的变革，首先需从思想的变革开始，所以，蒋蓝文本上的特异性，首先归因于他的思想深度。是他对专制主义的身体驾驭术的深刻敏感和透彻分析，那些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才在他的叙述下一点点地显形，并在与现代人隔膜已久之后，重新与现代人对话。
四
至少在蒋蓝和我心中，历史不是一个客观的、雷打不动的“客体”，它在叙述中被不断改变着形状――那些自称客观历史的信奉者，他们书写的历史也不过是经过细心编辑的谎言而已。但是，历史既不是虚无的，也并非漫无边际，它就在主观与客观的夹缝中摇摆不定。因而，所谓叙述，绝不是戏说，绝不是对历史进行任意的宰割和捏造。带有主观性的叙述，是有限制性的，那个限制性因素，就是真理。有人说真理是先验的，有人说真理是实证的，但无论怎样，如果没有一个真理，所有的知识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尽管我不同意孔德的观点，以纯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但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在历史资料的挖掘、考证方面对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当否定的。对于蒋蓝的实证历程，我是见证者。我知道他怎样从科甲巷出发，怎样顺藤摸瓜地搜寻石达开的殉难史；知道他如何踏破铁鞋，在自贡市贡井区张家花园一侧的民居里寻访李宗吾的孙女李若英；也知道他几到宜昌，从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宜宾第二人民医院等处，一张张地抄写关于凌君如的资料；今年春上，在江苏江阴开会时，他还利用仅有的半天空闲时间，专程赶赴苏州，寻访林昭的墓地……很少见到一位散文写作者，像蒋蓝这样注重田野调查。随着他田野调查的深入，他的本文也在不断地发展。比如《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这篇文章，我第一次见到时只有八千余字，后来增加到一万余字，收入本书时，已增加到两万余字。细致的田野调查，为蒋蓝的历史叙述和意义阐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或许出于对田野调查的偏好，我对蒋蓝的实证过程十分关注。我从《江南：不沉之舟》《北方：奔跑的大陆》《旧宫殿》，一直到《纸天堂》的写作，都十分强调田野调查，但我只为了加强历史现场感，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叙述的推进元素来处理。而蒋蓝的实证过程，则参与到他的叙述中，使他的叙述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地产生了某种悬念，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比如《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
每年三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色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九十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又如《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荣衰史》：
早晨一直下着小雨，水雾的丝绒从金沙江与岷江汇流处的旷达水面蒸腾而起，也将合江门码头以及长江起始点的地标广场笼罩在久远的历史迷雾中，置身其间，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今天是二��九年的元旦，宜宾的市区已经在细雨的渗透下苏醒起来，但唯有这俯身大江的合江门一线，似乎被一两声汽笛声牵引着，隐隐绰绰地滑向了江心……
以及《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
李宗吾（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系自贡市自流井人，他既是我的同乡，更是我辈思想上的先人。记得我幼年时，还经常到宗吾先生的出生地一带玩耍、捉知了，因为彼此相距不过五华里路。这个现名叫“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大岩村七组”的山凹型村落，犹如被一只巨大的马蹄在毫无防备时击中，在它陡然下陷的过程里，红壤与粗质砂岩就大面积地敞露出来，凹底的一口大水塘就像贫瘠丘陵的伤口，一直清澈而平静。当时此地属自流井分县管辖，正是李氏后人称为“李家老房子”的所在地。
看来他已经陶醉于自己的这种叙述模式――从司空见惯的现实场景出发，一步步穿越时空隧道，深入历史现场，让现实与历史交叉互证。蒋蓝如同侦探，步步为营地搜寻证据，重建证据链，构筑一个自己的历史空间。他对历史人物生命印迹的寻访调查，如层层剥笋般展开。实际上，他的实证过程，已经成为叙述的一部分，而他的叙述，也成为思想的一部分。在他的作品里，实证（田野调查）、叙述（散文文本）和意义（思想阐释）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区分不开。他的散文也因此兼具了历史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蓝对散文这种文体是有贡献的，他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总之，蒋蓝是一位令我骄傲的写作者和朋友。从小习武，体格健壮的他，在我眼里，犹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庖丁，他目光之犀利、刀锋之深入、技巧之娴熟，很少有人出乎其右。蒋蓝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蒋蓝的存在，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书写可以不像某些媒体名人的“文化苦旅”那样装腔作势、矫情虚伪，不像对历史“那些事儿”的戏说那样拙劣无聊。他隐居在都市的某一个角落，拆骨为刀，昂然独立。我看到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责任编辑/曲圣文
一
每次前往甘孜藏区，过路成都，夜宿蒋蓝家中，似乎已成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这无疑为我的旅途平添了一个温暖的环节，使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少了几分孤独和落寞。在北京与藏区之间，成都九眼桥蒋蓝那个高居三十层的家，既是我的停泊地，也是出发点。在停留与出发的缝隙，我们几乎把每分每秒都用来谈论写作。这种交谈的渴望，似乎只有彼此面对才能释放。所谓的心心相印，或许只能用于男女之间，如果用在我与蒋蓝之间，那一定无比肉麻，但除此，包罗万象的汉语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贴切的词汇，所谓“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听上去更像一种自夸。有一次与深圳胡洪侠兄谈及男人之间的情义，胡兄只用了四个字：“女人不懂。”虽是戏言，却也准确无误。总之，在当今世界，在股市房市、饮食男女这些话题之外，与人谈论文学，基本上等于对牛弹琴，何况我们谈的不仅是文学，而且是散文，不仅是散文，而且是新散文，是对散文甚至对历史的重新认识。所以，在牛眼看来，弹琴者纯属自讨没趣，对我来说，这样的密谋，却因机会太少而显得弥足珍贵。
这本书中的一些题目，诸如张文祥的刺马、石达开的受刑、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最终下落、林徽因的李庄时代、何洁的“故园时代”等等等等，就这样在我们的谈论中一点一点地显形。如同蒋蓝是我多年藏地之行的见证者，我也对蒋蓝这些年的写作历程有着切身的感受。蒋蓝所抽取的这些历史样本，很多都在人们的盲点上，却有着极高的化验分析价值。其中有些题目，我在写作中曾经擦身而过却未曾深究――如我写太平天国的《纸天堂》，写过石达开，却不知石达开的受戮地在成都“院门口”；我在《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一部反思“文革”意识形态的学术专著中专门写过刘文彩所谓“收租院”，却对他的三姨太凌君如的个人史所知寥寥。直到二��五年夏天，为了写好《反阅读》，我在蒋蓝陪同下专门去了大邑刘文彩庄园，看到庄园纪念馆内陈列的凌君如照片，才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略知一二……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被一再歌咏的新时代背后，藏着多少个历史盲点，而其中许多盲点，又恰好是关键点，与我们对历史的态度直接相关。当代人对历史没有态度，他们的态度是“百家讲坛”的态度，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历史――“院门口”的历史、大邑的历史――被新时代的油漆匠一层一层地涂上艳丽的色彩，当他们用这些新色彩来注释新时代的时候，历史的关键点就消失了，历史由过去走到今天的踏脚石就消失了，盲点就像无边无际的河流一样弥漫过来。而人们乐此不疲的“新时代”，也成了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时间之海中一座没有前因后果的孤岛。
二
一直以来，人们把历史当作一种连续的时间进程，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总和，由此产生两种结论：一、历史是客观的；二、历史是连续的。关于历史的客观性，葛兆光说，“所谓‘历史’，其权威性建立在它对‘真实’的独占上，它依靠‘真实’，要求阅读者相信它的叙述的合理性。”所谓“真实”，或曰“真相”，对历史而言变得极为重要，于是，在许多人眼中，历史仿佛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固体”，历史学家则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然而，西方后现代史学却对此提出置疑，尼采说：“不存在事实本身。”“事实要想存在，我们必须先引入意义。”也就是说，那些被视为“客观”的“事实”，都是为“意义”存在的，否则，它们便不存在。罗兰・巴尔特说：“历史的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一旦语言介入（实际总是如此），事实只能同语反复地加以定义：我们注意能够给予注意的东西，但是能注意的东西……不过就是值得注意的东西。”由此，我们知道，那些流传到今天的所谓历史，是经过选择的，选择它们的人，可能是历史学家，也可能是集体无意识，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意义”。詹京斯甚至说，历史“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是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也就是说，历史就是文学。于是，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客观、完整的“固体”，它成了一种“液体”，变幻不定，存放于容器中，它的形状，取决于容器的形状――如果容器是圆的，它就是圆的；如果容器是方的，它就是方的。这只容器，就是叙述。罗兰・巴尔特说，年表、编年史、汇编等材料，它所表现的实在的“过去”，是没有历史意义的，意义只存在于“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中”。这种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就是叙述。詹明信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但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
历史不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叙述、存在于文本中，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以周敦颐为例证明这一点：被推为“宋儒之首”的周敦颐，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张�、朱熹等的鼓吹下才得以彰显，被元人接受下来，“写在通常被认为是‘原始资料’的《宋史》中，再被思想史的研究者当做真实的历史写在自己的著作中，于是北宋的理学似乎真的要从他开始”。作为“原始材料”，如《诗经》《史记》，也并不“原始”，因为它们也是叙述，是文本。《史记》里还有大量的人物对话，在没有现场见证人的情况下，文学色彩更浓。如果《史记》的作者不是司马迁而是蒋蓝，那些“历史”必将发生变化，而后来者们，却仍然以它为“信史”。在本书中，蒋蓝就用散文的容器，收容了与绞肉机对峙的石达开、红颜薄命的凌君如等等一系列历史人物。他们只在叙述中（或者说，只在蒋蓝的叙述中）存在，否则，他们或许真的就不存在了。蒋蓝通过自己的写作证明了历史与文学先天的关系――一种无法分解的渊源。也就是说，散文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文体，散文与历史的结合，是天然的，也是必然的。蒋蓝对历史的叙述情有独钟，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叙述的价值，并因此品尝到叙述的快感。
三
对一些历史写作者来说，所谓叙述，实际上是对历史记载的翻版，是对叙述的复述。在我看来，这不是叙述，而是知识的卖弄，是对他们的知识权力进行炫耀。在他们眼中，历史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连续的，一脉相承的，中间没有断点。比如中国历史，早已被二十四史一网打尽，因此，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发现什么，他们需要做的工作，仅仅是将二十四史由古文翻译成今文，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故事中加些当代流行语汇而已。
历史本身是混沌的，它从来不是像人一样有着清晰的意图，不是向某个既定目标前行的一个线性过程，不像精心设计的情节那样逻辑清楚、榫卯相接，环环相扣。那些逻辑，只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出现。历史在进入叙述之后，必然会出现“漏洞”，那些“漏洞”，便是我们今天的盲点。所谓历史，并非如流水一样，是一个匀速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由于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因而它必然有中断、有遮蔽，也有发现、有唤醒。葛兆光说：“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葛兆光所说的“当下”，也会变成过去，变成历史，所以，历史的流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填补历史的漏洞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就是在叙述中不断得到“篡改”的过程、一个反复建构的过程。历史，就在这种遮蔽与唤醒、漏洞与发现中，不规则地、跳跃式地发展。
因此，才有历代历史学者不断修史，也才有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否则，人类只修一次历史就足够了。蒋蓝痴迷于历史叙述，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努力重新建构历史，一个他心目中的、有别于既往历史版本的“新历史”。于是，他从现实的寻常巷陌出发，循着历史的蛛丝马迹，一路抵达被时间湮没的历史深处。蒋蓝的触觉极端敏锐，很容易被“触媒”唤醒，否则一个麻木的人，很难从“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的、“被黑色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的科甲巷出发，抵达石达开的血肉在凌迟刀下分崩离析的那个庄严的夜晚；或透过自贡老家的“李家老房子”，深入李宗吾“带有超验色彩”的精神世界。我发觉蒋蓝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如一个高超的捕快，在黑暗中埋伏已久的历史，他一把就能扯到眼前，然后，拔出萝卜带出泥。不仅使那个面容模糊的掩藏者的一切特征暴露于光天化日，而且对他的来龙去脉、生存环境了如指掌。蒋蓝显然不屑于像某些历史写手那样，用一种时尚语法重述历史的“那些事儿”，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发现和重构历史。在约定俗成的叙述中，历史是以大而无当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的。它的内部千疮百孔，有着无数的漏洞――产生谎言的一种方式，就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漏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而对真相的还原，只要把那些被漏掉和遮蔽的事实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叙述历史被视为一种权力，那么蒋蓝对历史的重构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反动，或者说，他在叙述中获得一种新的权力。
只有智慧之光才能照亮历史的暗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蓝不仅是历史的叙述高手，更是一个思想者，他的历史散文，与他的思想散文完全分不开。这是因为蒋蓝对历史的叙述不是游戏，不是猎奇，支撑他在叙述中重构历史的支点，就是尼采所说的“意义”――历史生存于意义之中，没有意义的历史死掉，有意义的历史活下来，死掉的历史，在意义的呼唤下，可以死而复生。在“新散文”的写作者中，蒋蓝是一个抢占了思想至高点的人。这无疑也增加了“新散文”的分量。西方的各种文学运动，无论是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是新浪潮，都是与思想史贯穿的，而中国作家对它们的模仿，则只重方法，而忽略了它们的思想背景。文本的变革，首先需从思想的变革开始，所以，蒋蓝文本上的特异性，首先归因于他的思想深度。是他对专制主义的身体驾驭术的深刻敏感和透彻分析，那些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才在他的叙述下一点点地显形，并在与现代人隔膜已久之后，重新与现代人对话。
四
至少在蒋蓝和我心中，历史不是一个客观的、雷打不动的“客体”，它在叙述中被不断改变着形状――那些自称客观历史的信奉者，他们书写的历史也不过是经过细心编辑的谎言而已。但是，历史既不是虚无的，也并非漫无边际，它就在主观与客观的夹缝中摇摆不定。因而，所谓叙述，绝不是戏说，绝不是对历史进行任意的宰割和捏造。带有主观性的叙述，是有限制性的，那个限制性因素，就是真理。有人说真理是先验的，有人说真理是实证的，但无论怎样，如果没有一个真理，所有的知识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尽管我不同意孔德的观点，以纯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但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在历史资料的挖掘、考证方面对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当否定的。对于蒋蓝的实证历程，我是见证者。我知道他怎样从科甲巷出发，怎样顺藤摸瓜地搜寻石达开的殉难史；知道他如何踏破铁鞋，在自贡市贡井区张家花园一侧的民居里寻访李宗吾的孙女李若英；也知道他几到宜昌，从宜宾市翠屏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宜宾第二人民医院等处，一张张地抄写关于凌君如的资料；今年春上，在江苏江阴开会时，他还利用仅有的半天空闲时间，专程赶赴苏州，寻访林昭的墓地……很少见到一位散文写作者，像蒋蓝这样注重田野调查。随着他田野调查的深入，他的本文也在不断地发展。比如《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这篇文章，我第一次见到时只有八千余字，后来增加到一万余字，收入本书时，已增加到两万余字。细致的田野调查，为蒋蓝的历史叙述和意义阐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或许出于对田野调查的偏好，我对蒋蓝的实证过程十分关注。我从《江南：不沉之舟》《北方：奔跑的大陆》《旧宫殿》，一直到《纸天堂》的写作，都十分强调田野调查，但我只为了加强历史现场感，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叙述的推进元素来处理。而蒋蓝的实证过程，则参与到他的叙述中，使他的叙述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地产生了某种悬念，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比如《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
每年三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色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九十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又如《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荣衰史》：
早晨一直下着小雨，水雾的丝绒从金沙江与岷江汇流处的旷达水面蒸腾而起，也将合江门码头以及长江起始点的地标广场笼罩在久远的历史迷雾中，置身其间，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今天是二��九年的元旦，宜宾的市区已经在细雨的渗透下苏醒起来，但唯有这俯身大江的合江门一线，似乎被一两声汽笛声牵引着，隐隐绰绰地滑向了江心……
以及《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
李宗吾（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系自贡市自流井人，他既是我的同乡，更是我辈思想上的先人。记得我幼年时，还经常到宗吾先生的出生地一带玩耍、捉知了，因为彼此相距不过五华里路。这个现名叫“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大岩村七组”的山凹型村落，犹如被一只巨大的马蹄在毫无防备时击中，在它陡然下陷的过程里，红壤与粗质砂岩就大面积地敞露出来，凹底的一口大水塘就像贫瘠丘陵的伤口，一直清澈而平静。当时此地属自流井分县管辖，正是李氏后人称为“李家老房子”的所在地。
看来他已经陶醉于自己的这种叙述模式――从司空见惯的现实场景出发，一步步穿越时空隧道，深入历史现场，让现实与历史交叉互证。蒋蓝如同侦探，步步为营地搜寻证据，重建证据链，构筑一个自己的历史空间。他对历史人物生命印迹的寻访调查，如层层剥笋般展开。实际上，他的实证过程，已经成为叙述的一部分，而他的叙述，也成为思想的一部分。在他的作品里，实证（田野调查）、叙述（散文文本）和意义（思想阐释）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区分不开。他的散文也因此兼具了历史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蓝对散文这种文体是有贡献的，他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总之，蒋蓝是一位令我骄傲的写作者和朋友。从小习武，体格健壮的他，在我眼里，犹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庖丁，他目光之犀利、刀锋之深入、技巧之娴熟，很少有人出乎其右。蒋蓝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也。蒋蓝的存在，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书写可以不像某些媒体名人的“文化苦旅”那样装腔作势、矫情虚伪，不像对历史“那些事儿”的戏说那样拙劣无聊。他隐居在都市的某一个角落，拆骨为刀，昂然独立。我看到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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