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文茹
中国电视 1998年01期
《校园先锋》中，南方像教师队伍里的一匹黑马。她文雅，却又充满锐气，思想活跃，思维突破窠臼。在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教育体系中，她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异数”，按照自己理解的教育本旨，反叛着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陈规陋习。
冲突，于是必不可免。
围绕着刘少勇、戴祖玲、郭路成、朱小、张端、陈小文、黄浦等学生的培养教育，南方与以汪主任、夏老师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教育方式的冲突，更有教育意识、教育目的的冲突，《校园先锋》由此展开矛盾，触及了变革社会中教育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一）
南方的反叛性使她成为教育变革因素的代表。这是一个崭新的教师形象，她用自己的心灵与激情去体验教育，实践教育，用富有创造性、人格化与个性化的理念诠释教育。可能许多人曾经梦想在少年时期碰到这样一个老师，把自己当作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中的一个；给予自己知识的同时，更能给予富有人生智慧的引导和心灵与精神的启迪。
南方概念中的“教育”，显然超越了知识的层面，而充满了一种人的灵动。她鼓励学生挑课文《汉堡港的变迁》中的错误，告诫学生不要迷信课文、迷信老师、迷信权威，凡事要在独立思考之后决定接受与否；带着学生去阳台感受、观察自然的风与阳光的样子，而不是照着书本背作文，写文章要写出心灵的感悟与触动；组织学生讨论早自习在高考冲刺、学生整天熬夜时的必要与否，鼓励学生参与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管理，服从科学而不是秩序的要求；对待陈小文的轻生与郭路成偷试卷的错误，她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导、批评及等待，把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没有简单的划分好与坏了事……这一切不仅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而且被视为大逆不道。汪主任认为这是南方在挑动学生故意生事。特别当别的老师都在加班加点，印试卷忙考试，全力以赴应付高考时，南方几乎被视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连续发生了“广播风波”、“天鹅事件”、“偷窃试卷事件”、“保送名额风波”等。南方与汪主任对这些事件处理的态度与方式直接对立，并在“保送名额风波”中达到顶峰。汪主任对南方鼓励学生放弃保送上大学的机会百思也不能理解，“简直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在他看来，这是十年寒窗的最高报偿；而南方却认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竞争意识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更为重要。
说到底，这一切矛盾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造成的。南方的着眼点是“人”及人的个性，而汪主任只要对学生的高考分数负责，他们都在恪守自己的教育准则。从这一点来说，南方不管碰到的是汪主任、刘主任还是李主任，都会产生同样的冲突，因为南方的教育价值理念直接挑战现行的教育制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初考、中考、高考，每一阶段读书是为了通过极其严格的筛选，以有机会跻身更高的阶段读书，这是一段马拉松式的淘汰赛，终极目标是高考，这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主旋律。考试这个植根于我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并已渗透到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教育评价手段，当被赋予选拔人才这具体而实际的社会目标时，由于利益的牵引，而被各种社会驱动力推向极致，使考试这个手段变成了目的，学生学习只为考试。惨白的面孔、沉重的书包、满满的课程表、做不完的试卷和孱弱的身体成为这种教育的标志。“人”消失了，凸现出来的是分数和由分数代表的人，——比如郭路成偷试卷得高分要评三好；朱小分数低，就要遭受英语老师的鄙薄。如果追溯下去，这种教育制度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开始存在了，只不过“四书五经”换成了“数理化”。吃着汉堡包、听着迈克尔·杰克逊、打着“的”去偷天鹅放生的黄浦、刘少勇们，也不得不跟他们的先祖一样，苦“练”过关。南方想替他们找回在这样的教育下失落的东西，这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二）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因为南方热情、年轻、锐气，她带来了新的教育思想并义无反顾的实践着它；也正因为她的年轻、热情、锐气，她不在乎也忽略着她要面对的环境。同样一个可能的悖论是，分数与成绩是南方并不看重并且不认为可以完全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偏偏要由分数和成绩来衡量南方自己的业务与教学成绩。
她仍然超脱不了分数，尽管她平时可以去与汪主任理论是非。当汤校长把标着警示的黄旗挂到高三·八班，取下优秀班集体的奖状时，他对他赏识的南方说：“这是游戏规则，总得要遵守。”
这个游戏规则并非汪主任的或汤校长的，它是环境的游戏规则。汤校长要遵守，因为上级部门只要升学率，升学率带来有关学校的一切利益：重点校的地位、教育经费、老师的住房、工资、学生的缩舍、学校的环境……；汪主任要遵守，因为在其位谋其政；陈小文的父亲要遵守，因为上不了大学，孩子就领不到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后找工作、涨工资、分房子等等这些稀缺资源都成问题，他要为孩子的前途考虑。
其实，这个游戏规则虽然由高考这个人才选拔的方式来体现，但制造者，却是不正常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评价机制。朱小落榜了，他还要重读。尽管他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工人或者其它职业，但在流传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中，做工人为人不耻，低人一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这个下九流的地位逐渐高了起来，但一个人假若有经商的潜质，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实际并可以用赚的足够多的钱来衡量时，会有哪个老师鼓励你发展它，会有哪个单位因为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录用你呢？许多地方无论找工作还是晋级，都根据文凭高低分成三、六、九等，在“学历主义”中心的社会里，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奖励制度共同造成社会评价机制的倾斜。反射到教育上，就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情状。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南方能走多远？当她的规则与环境的规则冲突时，她有选择的余地吗？其实，无论课堂迁移还是早自习风波，都像一辆车在行驶时偶尔超超速等违反一些交通规则一样，但如果到了急转弯时，车不拐，结果只有一个，车毁人亡。南方接受了这个黄旗，她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学生目前的前途负责，——尽管这是她不情愿、不赞同的方式。最后她明白，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来佛手心里闹革命”。南方最后被停职了，这虽然由张端摔断腿，张端的母亲恰好又是局长这些偶然因素引起的，但偶然中却包含着必然。不是张端的母亲，也可能会有别的家长找来，在距离高考××天的牌匾之下，南方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了。
在现实生活中，象南方这样被迫或放弃自己的教育思想、或黯然离开自己心爱的岗位的人已很难计数。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失落的教育中用遗失了许多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而被塑造成“人才”。电视剧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南方依然留在学校，她的男友从异国归来，高三·八班的学生们几经折腾，除了朱小外，依然全部考上大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同时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但生活却远非这么简单、美好。
（三）
作为南方个人来说，在现有情况下，她可能成为象汤校长那样清醒的无奈者或者调离，在别的领域一展身手。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南方真的无法走得更远吗？
答案是否定的，只要环境给予她机会。
虽然我们还没有理由说南方就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但她的教育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把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参与能力、个人爱好等都放在与学习知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无疑更符合教育所倡导的促进与适应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这个宗旨。南方的出现也并不偶然，这是教育中潜存的新生因素。如果南方能走的更远，她可能会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出更多象戴祖玲、黄浦那样具有自己独立的思索，独立的判断能力、较强的应变能力，在自己热爱并擅长的领域里一展才华的、真正意义上的、并符合变革社会需求的人才。
那么，南方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在她所倡导的教育意识中，实际强调学生的个体性与主动性，它需要价值标准的多样化，让学生们各展所长，而不是用一把尺子去量“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孩子们。但这种价值判断的多样化，只有存在于社会观念与社会实际生活的各个使用层面，才可能形成价值引导的作用。这显然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解决的，这就像南方的标准不被汪主任认同一样，教育部门的标准如果没有被社会认同，最后也只能同南方的结局一样。所以，这种价值标准多元化归根结底也只能取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程度，进而形成相应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由此，利益的引导实现对“人才”的分流——概念上的与实际使用上的。这时，南方才有可能在各方面平和的期待中实践她的教育。也即是说，只有当她的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趋向一致并结合起来时，才会形成对她、对社会、对学生的正向作用。
无论对环境改善的期盼还是对南方未来的设想，毕竟还只是一种理想。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想，就是因为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或长或短的距离。在南方从现实走向理想这段道路上应该还算幸运，因为她至少碰到了象汤校长这样具有比较新的教育思维的校长。对于“广播风波”，他肯定了学生的进取心，同时又加以引导——让南方写一首新校歌；面对满腔热情，积极扑火的学生们，他给予表扬的同时又给予严厉的批评：救火固然是英雄行为，但学生们在混乱中不能机智地用脑子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比如打119、拉电闸……却盲目冲进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危及自己，所以，对于南方果断拦住学生的行为，他高度赞赏。对于南方作为一个教师的优秀品质，他非常欣赏，但同样，他“挥泪斩马谡”，又停了南方的职。汤校长的成熟之处在于，他更了解现实，更了解在现实与理想之中寻找一个切入口。
实际上，南方在理想的道路之外是可以寻找让她能走得远一些的道路。在教育的转轨还只是过程之中的时候，南方可不可以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比如，高考还存在，那么能忽视它吗？比如与汪主任的背道而驰，一定要正面冲突吗？再比如，南方如果不教毕业班的学生，而是教初一、初二的学生，教高一的学生，她的回旋余地是不是要大的多呢？……环境的改善与教育的转变要循序渐进，这是个社会工程。而理想的实践者却可以随时灵活地校正自己的方向，在许可的范围内寻找最大值的效果。
南方这样，或许在目前状态下，可以走的更远，而不是停职。
《校园先锋》中南方这个人物引起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种种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目前教育在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的张力之间的尴尬位置。变革的社会与教育的变革及社会机制的再造本来就是个复杂的话题，南方不过偶然站到了历史的交叉点上。其实，我国的教育也已不堪重负，我们只愿教育走好、南方走好。
作者：宁文茹
中国电视 1998年01期
《校园先锋》中，南方像教师队伍里的一匹黑马。她文雅，却又充满锐气，思想活跃，思维突破窠臼。在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教育体系中，她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异数”，按照自己理解的教育本旨，反叛着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陈规陋习。
冲突，于是必不可免。
围绕着刘少勇、戴祖玲、郭路成、朱小、张端、陈小文、黄浦等学生的培养教育，南方与以汪主任、夏老师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教育方式的冲突，更有教育意识、教育目的的冲突，《校园先锋》由此展开矛盾，触及了变革社会中教育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一）
南方的反叛性使她成为教育变革因素的代表。这是一个崭新的教师形象，她用自己的心灵与激情去体验教育，实践教育，用富有创造性、人格化与个性化的理念诠释教育。可能许多人曾经梦想在少年时期碰到这样一个老师，把自己当作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中的一个；给予自己知识的同时，更能给予富有人生智慧的引导和心灵与精神的启迪。
南方概念中的“教育”，显然超越了知识的层面，而充满了一种人的灵动。她鼓励学生挑课文《汉堡港的变迁》中的错误，告诫学生不要迷信课文、迷信老师、迷信权威，凡事要在独立思考之后决定接受与否；带着学生去阳台感受、观察自然的风与阳光的样子，而不是照着书本背作文，写文章要写出心灵的感悟与触动；组织学生讨论早自习在高考冲刺、学生整天熬夜时的必要与否，鼓励学生参与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管理，服从科学而不是秩序的要求；对待陈小文的轻生与郭路成偷试卷的错误，她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导、批评及等待，把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没有简单的划分好与坏了事……这一切不仅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而且被视为大逆不道。汪主任认为这是南方在挑动学生故意生事。特别当别的老师都在加班加点，印试卷忙考试，全力以赴应付高考时，南方几乎被视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连续发生了“广播风波”、“天鹅事件”、“偷窃试卷事件”、“保送名额风波”等。南方与汪主任对这些事件处理的态度与方式直接对立，并在“保送名额风波”中达到顶峰。汪主任对南方鼓励学生放弃保送上大学的机会百思也不能理解，“简直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在他看来，这是十年寒窗的最高报偿；而南方却认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竞争意识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更为重要。
说到底，这一切矛盾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造成的。南方的着眼点是“人”及人的个性，而汪主任只要对学生的高考分数负责，他们都在恪守自己的教育准则。从这一点来说，南方不管碰到的是汪主任、刘主任还是李主任，都会产生同样的冲突，因为南方的教育价值理念直接挑战现行的教育制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初考、中考、高考，每一阶段读书是为了通过极其严格的筛选，以有机会跻身更高的阶段读书，这是一段马拉松式的淘汰赛，终极目标是高考，这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主旋律。考试这个植根于我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并已渗透到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教育评价手段，当被赋予选拔人才这具体而实际的社会目标时，由于利益的牵引，而被各种社会驱动力推向极致，使考试这个手段变成了目的，学生学习只为考试。惨白的面孔、沉重的书包、满满的课程表、做不完的试卷和孱弱的身体成为这种教育的标志。“人”消失了，凸现出来的是分数和由分数代表的人，——比如郭路成偷试卷得高分要评三好；朱小分数低，就要遭受英语老师的鄙薄。如果追溯下去，这种教育制度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开始存在了，只不过“四书五经”换成了“数理化”。吃着汉堡包、听着迈克尔·杰克逊、打着“的”去偷天鹅放生的黄浦、刘少勇们，也不得不跟他们的先祖一样，苦“练”过关。南方想替他们找回在这样的教育下失落的东西，这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二）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因为南方热情、年轻、锐气，她带来了新的教育思想并义无反顾的实践着它；也正因为她的年轻、热情、锐气，她不在乎也忽略着她要面对的环境。同样一个可能的悖论是，分数与成绩是南方并不看重并且不认为可以完全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偏偏要由分数和成绩来衡量南方自己的业务与教学成绩。
她仍然超脱不了分数，尽管她平时可以去与汪主任理论是非。当汤校长把标着警示的黄旗挂到高三·八班，取下优秀班集体的奖状时，他对他赏识的南方说：“这是游戏规则，总得要遵守。”
这个游戏规则并非汪主任的或汤校长的，它是环境的游戏规则。汤校长要遵守，因为上级部门只要升学率，升学率带来有关学校的一切利益：重点校的地位、教育经费、老师的住房、工资、学生的缩舍、学校的环境……；汪主任要遵守，因为在其位谋其政；陈小文的父亲要遵守，因为上不了大学，孩子就领不到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后找工作、涨工资、分房子等等这些稀缺资源都成问题，他要为孩子的前途考虑。
其实，这个游戏规则虽然由高考这个人才选拔的方式来体现，但制造者，却是不正常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评价机制。朱小落榜了，他还要重读。尽管他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工人或者其它职业，但在流传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中，做工人为人不耻，低人一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这个下九流的地位逐渐高了起来，但一个人假若有经商的潜质，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实际并可以用赚的足够多的钱来衡量时，会有哪个老师鼓励你发展它，会有哪个单位因为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录用你呢？许多地方无论找工作还是晋级，都根据文凭高低分成三、六、九等，在“学历主义”中心的社会里，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奖励制度共同造成社会评价机制的倾斜。反射到教育上，就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情状。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南方能走多远？当她的规则与环境的规则冲突时，她有选择的余地吗？其实，无论课堂迁移还是早自习风波，都像一辆车在行驶时偶尔超超速等违反一些交通规则一样，但如果到了急转弯时，车不拐，结果只有一个，车毁人亡。南方接受了这个黄旗，她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学生目前的前途负责，——尽管这是她不情愿、不赞同的方式。最后她明白，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来佛手心里闹革命”。南方最后被停职了，这虽然由张端摔断腿，张端的母亲恰好又是局长这些偶然因素引起的，但偶然中却包含着必然。不是张端的母亲，也可能会有别的家长找来，在距离高考××天的牌匾之下，南方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了。
在现实生活中，象南方这样被迫或放弃自己的教育思想、或黯然离开自己心爱的岗位的人已很难计数。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失落的教育中用遗失了许多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而被塑造成“人才”。电视剧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南方依然留在学校，她的男友从异国归来，高三·八班的学生们几经折腾，除了朱小外，依然全部考上大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同时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但生活却远非这么简单、美好。
（三）
作为南方个人来说，在现有情况下，她可能成为象汤校长那样清醒的无奈者或者调离，在别的领域一展身手。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南方真的无法走得更远吗？
答案是否定的，只要环境给予她机会。
虽然我们还没有理由说南方就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但她的教育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把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参与能力、个人爱好等都放在与学习知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无疑更符合教育所倡导的促进与适应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这个宗旨。南方的出现也并不偶然，这是教育中潜存的新生因素。如果南方能走的更远，她可能会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出更多象戴祖玲、黄浦那样具有自己独立的思索，独立的判断能力、较强的应变能力，在自己热爱并擅长的领域里一展才华的、真正意义上的、并符合变革社会需求的人才。
那么，南方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在她所倡导的教育意识中，实际强调学生的个体性与主动性，它需要价值标准的多样化，让学生们各展所长，而不是用一把尺子去量“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孩子们。但这种价值判断的多样化，只有存在于社会观念与社会实际生活的各个使用层面，才可能形成价值引导的作用。这显然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解决的，这就像南方的标准不被汪主任认同一样，教育部门的标准如果没有被社会认同，最后也只能同南方的结局一样。所以，这种价值标准多元化归根结底也只能取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程度，进而形成相应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由此，利益的引导实现对“人才”的分流——概念上的与实际使用上的。这时，南方才有可能在各方面平和的期待中实践她的教育。也即是说，只有当她的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趋向一致并结合起来时，才会形成对她、对社会、对学生的正向作用。
无论对环境改善的期盼还是对南方未来的设想，毕竟还只是一种理想。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想，就是因为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或长或短的距离。在南方从现实走向理想这段道路上应该还算幸运，因为她至少碰到了象汤校长这样具有比较新的教育思维的校长。对于“广播风波”，他肯定了学生的进取心，同时又加以引导——让南方写一首新校歌；面对满腔热情，积极扑火的学生们，他给予表扬的同时又给予严厉的批评：救火固然是英雄行为，但学生们在混乱中不能机智地用脑子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比如打119、拉电闸……却盲目冲进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危及自己，所以，对于南方果断拦住学生的行为，他高度赞赏。对于南方作为一个教师的优秀品质，他非常欣赏，但同样，他“挥泪斩马谡”，又停了南方的职。汤校长的成熟之处在于，他更了解现实，更了解在现实与理想之中寻找一个切入口。
实际上，南方在理想的道路之外是可以寻找让她能走得远一些的道路。在教育的转轨还只是过程之中的时候，南方可不可以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比如，高考还存在，那么能忽视它吗？比如与汪主任的背道而驰，一定要正面冲突吗？再比如，南方如果不教毕业班的学生，而是教初一、初二的学生，教高一的学生，她的回旋余地是不是要大的多呢？……环境的改善与教育的转变要循序渐进，这是个社会工程。而理想的实践者却可以随时灵活地校正自己的方向，在许可的范围内寻找最大值的效果。
南方这样，或许在目前状态下，可以走的更远，而不是停职。
《校园先锋》中南方这个人物引起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种种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目前教育在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的张力之间的尴尬位置。变革的社会与教育的变革及社会机制的再造本来就是个复杂的话题，南方不过偶然站到了历史的交叉点上。其实，我国的教育也已不堪重负，我们只愿教育走好、南方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