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1942年大饥荒分析国民党的腐败和民心所失
班级：人文学院10级对外汉语班
姓名：廖文凤
学号：2010034128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1942年大饥荒分析国民党的腐败和民心所失
摘要：1942年，河南爆发大饥荒，其时间之长状况之惨烈曾震惊世界。这场灾难不仅仅是天灾，同时也是人祸。当时不仅国民政府没有扮演好救灾的角色，而且放任军官贪污，奸商投机倒把的行为，从而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这直接导致了民心大失，以致后来出现人民“大反噬”的局面。
关键词：大饥荒 蒋介石 腐败
1938年5月，抗战进行到激烈的阶段，日军将中国军队逼得节节败退，步步紧逼重要的中原重镇——郑州。当时的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西犯，企图“以水代兵”，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奔腾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这成功地达到了阻止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水所到之处，一片泽国。黄河决堤后受灾的人超过了一千多万，死亡人数近百万。可是这场人为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并未就此结束，由于黄河改道和泛滥，在黄泛区的人民此后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这其中最惨烈的，就是1942年在河南爆发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受灾死亡人数高达300多万，境内哀鸿遍野。饥荒爆发首先是由于黄河决堤改道引发的旱灾，和后来爆发的蝗灾，天灾虽然无法避免，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有迅速到位的救灾举措，灾难是可以缓解而不会加剧的。但是当时蒋介石政府的作为，把这场天灾加重成了人为的旷日持久的人间惨剧。这显示出了当时国民党内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
一、领导人蒋介石的漠视
1、为求自保，假装毫不知情
1942年爆发惨的绝人寰的大饥荒第一次呈现在毫不知情的公众前，已经是1943年初了。记者张高峰第一次在当时影响力颇大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豫灾实录》一文，全文大面积地披露了当时灾区的惨景，并且随后发表的社论也将矛头直指蒋介石政府和当时上层显贵的奢侈。蒋介石在看到报道后不仅没有立刻着手进行救灾，反倒是勃然大怒，不顾社会舆论和反响，公然将《大公报》停刊三天。蒋介石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河南自1942年中就开始爆发饥荒，到1943年初已经是哀鸿遍野，死孚遍地了，当时的蒋介石不可能
不知道。但是为了回避其炸开花园口所造成的恶果，和保住其军事力量和统治地位的目的，他始终抱着装聋作哑和封闭消息的态度。河南一直都是全国的出兵纳粮的大省，如果承认其灾荒进行救助的话，不仅要耗费大量财力，还势必要影响到对军粮的征收。
直到1943年3月底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亲身考察过河南的灾难以后，在《时代》周刊上刊登了《等待收成》一文。文中对当时大饥荒惨状的真实披露，震惊了世界，蒋介石政府的形象和威信由此遭到了质疑。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贷款游说，在看到报道以后，她恼羞成怒，竟无理地要求周刊解雇白修德，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而国内蒋介石这边，记者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得以当面向他陈述灾情，但是蒋介石竟还无耻地佯装对灾难的毫不知情，继而还对白修德的报道和陈述表示质疑和不信，直到看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的照片，他才不得不被迫使直面大饥荒。可以说，当时的蒋介石是迫于国际的舆论压力才不得不着手救灾的，三千万的河南人民原本是他准备为他的军事牺牲的。
2、横征暴敛，罔顾民生
其实早在1942年秋灾难初现之时，蒋介石就已经感到恐慌开始准备了。他召开了秘密的军事会议调配粮食，但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救灾，而是为了保证当时驻扎在河南的驻军的粮食供应。自古以来就有灾区不征税收和粮食的道理，但是当时的蒋介石一心以军事为首，置三千万子民的生命如无物，只是象征性地将征粮的数目减少到250万石。最可悲的是，就连这一点象征式的怜悯也没有实现，当时的粮食部长擅自将数目更改为240万包，而一石和一包相差60斤之多，后来河南的粮政局局长还因此超额完成军粮配额征收而受到蒋介石的褒奖。人民被逼到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一直以来他们省下口粮献出青壮力来为国民政府效力，但是最后却遭到了如此惨重的逼迫。 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横征暴敛的军方将各家粮食一扫而空，各县多有纳完余粮后全家自尽的惨剧发生，更有县长跪求免征军粮，但均被当时一心邀功，在蒋介石的专政下仰人鼻息的官员们所忽略。蒋介石为了他在河南驻扎的几十万军队，毅然舍弃了三千万流尽血泪，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人民。他的政权是建立在三百万条的生命上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然在前线战斗
的军人，但是没有人民力量的支持，不是民心所向，那么这样的政权必然不会稳固。不能不说蒋介石的决策太过专制，自古以来官逼民反，虽然当时的河南人民依旧在死亡边缘上挣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抗和暴乱，但是这已经埋下了日后国民党丧失群众根基，遭人民反噬的伏笔。
3、一心维护其军事力量和阶级利益
仅仅从造成大饥荒的原始原因，即蒋介石为阻挡敌人进攻而密令炸开黄河大堤，造成长达数年的祸患来看，就可以分析出蒋介石当时是随时打算牺牲河南的了。因为河南向来是中日相争的主要战场，并非稳定的大后方，河南只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品。向来就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河南，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上缴完军粮以后，都只能勉强靠野菜和高粱维持生存，就更别说遇上百年一遇的旱灾和蝗灾了。
蒋介石不可能不了解，即使他没有亲眼看到鸠形鹄面的灾民，层层瞒报的官员使他无法了解“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当时他一定也能设想到自1942年夏就爆发，并且旱灾持续没有缓解而造成的大饥荒，绵延全河南境内所能造成的巨大灾难。但是迫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其自身专制地位的危急，他毅然选择了弃民保兵的残酷政策。这可以用当时白修德在采访地方官员，质问其为何不顾百姓死活时他的一句答复来解释：“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这就是蒋介石当时决策意图的最好解释了。
此外，国民政府上层官员和显贵的奢侈和腐败是人尽皆知的。在被勒令停刊的《大公报》上主编发表的社论中和《前锋报》中的多篇社论中，都曾提到，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的国民政府是有权利严厉管制一切的物资集中与分配的，政府完全可以征发高官宦贵的资产，用于紧急救灾。但是蒋介石在看到这样的社论以后是恼羞成怒的，因为他代表的正是这个阶级的利益，要他对自己开刀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会招致达官显贵们的不满，其统治也就将岌岌可危。蒋介石在晚年谈到党内腐败问题时，曾经表示过，治腐则亡党，不治则亡国。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其专制统治地位。
二、政治腐败和军队豪夺
1、政府无能
其实纵观整场大饥荒，导致灾难的原因仅仅是两季的粮食歉收，而且在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河南种植的小麦也只是上缴为军粮，人民只靠红薯、高粱和野菜等充饥，所以小麦的歉收不应当引致那么沉重的灾难。导致大饥荒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并且日益滑向了崩溃的局面的人为原因之一，是当时省府县府的无能。
河南的旱灾在初现之际，各地就已经开始眼巴巴地指望赈粮赈款和减免军粮征收，极少有寻求自救办法的。虽然天大旱，谷粒无收，但如果各县能够及时设法多种蔬菜瓜果，那还是有望活命的。因为据资料记载，在1943年初，河南就已经普降大雪了，此时的瑞雪虽说难以兆丰年，当时也可以给当时的农作物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小麦的生长。但是当时各县基本没有自救计划的，而且也没有禁止饿极了的百姓锄麦以保证来年麦收。政府不仅是无力无能救灾，而且还是为求自保无胆救灾。因为在当时，各省县级都有公粮余粮，如果县长能够将余粮借贷出来给灾民，那大部分灾情较轻的省份的灾民都可以被救活。但是负责救灾的人都害怕将粮食贷出去以后很难收回，不敢负责任，即便当时的社论一再施以压力，才导致灾难一发难以收拾，变成滔滔大灾。
2、官员腐败
（1）公粮贪污
在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时候，灾民泣血泪等待救济，但是在当时黑暗
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现实下，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件却接连显现。在当时，一些地方是设有私仓的。这些仓库用于在顺年储备粮食，以便在荒年的时候开仓赈济。但是当时爆发的两件特大的贪污案就是守仓的主任监守自盗，早在平时就将仓内的粮食用于地下交易，谷米一粒未留。这些原本能够救济几万人的粮食，可能换来的只是个人的肚满肠肥，他们贪污的不仅仅是粮食，而是几万人血淋淋的性命。不只是地方的私仓有重大贪污现象，就是连省府的公仓，明令规定凡外调粮食必须经过严格审批的，也同样出现了特大贪污的案例，如汝南粮管处的李东光私自出卖公粮的案件。在当时的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政治的黑暗和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可谓是达到了顶峰。
（2）公款贪污
比私卖公粮更触目惊心的，是明目张胆的赈灾款贪污。在灾情严重的时候，蒋介石迫于压力勉强调配款项进行赈济，但是经过层层下达，巨大的赈灾款项却被中饱私囊，将灾民逼至了绝境。最大的一宗 ，就是平粜特大贪污舞弊案件，涉及的赈灾金额达三亿。在1942年末，曾经有一笔五亿元的赈灾款，两亿用于设办粥场，另外三亿，则用于购买赈粮。当时的购粮委员会，不但没有在购粮地提供的便利条件下迅速购买粮食运往灾情严重的地区，而是利用职务之便，先挪用来运贩和囤积香烟等私货，从中谋取巨大的暴利。直到1943年新麦都即将成熟的时候，第一批赈济粮才运到，而饿死的数百万灾民，尸体早已化为黄土，或是成为饿狗豺狼的腹中食了。
第二个重大的贪污舞弊案件，是1943年的两百万赈济款的挪用。这笔赈济资金被啃食的最彻底，据当时的知情人回忆，中央拨下票单以后，三青团的小头目王汝泮就直接到银行提出现金用于购买私地了。如此重大的赈灾款项都能被一个手握芝麻大的职权的小头目明目张胆，并且毫无忌惮地挪用贪污，就更不用说那些掌握主要权利，一手遮天的官员了。尸体在沟壑里层叠，漫山的青葱变为黄土，鸠形鹄面的灾民连哀嚎的力气也没有，在灾区内日日发生的除了死亡仍旧是死亡。但是他们曾经被迫罄其所有以支持的政府，却冷眼旁观这人间惨剧，而且亲手制造了更多的灾难。
3、强盗的军队
“水、旱、蝗、汤”，是当时河南人民的四大灾难。“汤”指的是汤恩伯，他在1942年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他旗下的部队是横行霸道，强占强抢的一窝土匪。他们的军纪败坏，不仅在平时就作恶多端，搜刮民家的财产，甚至还有出现过组织性的抢劫和强奸的罪行，而且在旱灾期间，汤恩伯假意施行“德政”，实际上给灾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在饿殍遍野的时候，他兴建所谓的“边区学院”，在万物俱缺的情况下逼迫周边的县区上供建筑木材；而且还强迫民工进行修公路等大兴土木的工程，在1943年春灾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竟然还强行征集数万人修黄河！早已饿的面黄肌瘦的灾民，多数都死在了去工地的路上。但是面对如同强盗一样的军队，连果腹的草根都挖不出来的灾民，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汤恩伯向来是蒋介石的心腹，恃宠而骄，是当时河南人民深
恶痛绝的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在汤恩伯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时，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河南人民这种民心“大反噬“的反抗行为也不难理解，他们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个罔顾他们性命的政府给他们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自古以来皆是官逼民反。美国记者白修德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
三、社会腐败风气盛行
1、上层社会奢侈腐败
在灾区百姓民不聊生之际，重庆的豪贵依然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灾区境内皆是饿得鸠形鹄面的灾民，但是上层权贵的交际宴会仍旧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纵然是有少数有良知和社会道义的富人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为灾民提供粥水，但这毕竟是少数的，大部分的还是为富不仁的权贵。以当时他们所囤积的财富，若能在救灾之时举全国之力，那能救下的性命绝不在少数。他们大鱼大肉，肚满肠肥，全然不知不管不顾易子而食，甚至是煮食人肉，残杀自己的亲人的人间惨剧，甚至他们中间的一些，还趁着此时大发国难财。他们也是把灾区变为人间炼狱的凶手之一。
2、奸商勾结
在灾情严重，食物紧缺之时，许多奸商却借机哄抬物价，囤积粮食。甚至有人以极低的价钱收购灾民贱卖的树林，然后将树皮剥下磨为粉做成饼卖，就已经赚回了收购价，之后再高价卖出木材做建筑材料作为纯利润。如此不用本钱的买卖，着实害惨了食不果腹食物灾民。在他们大发血腥的不义之财时，那些灾民换来的钱可能还不够买来足够他们吃饱的树皮。官商勾结，奸商勾结，整个社会风气都极其功利和腐败。几百万国民的性命是蒋介石政府
的牺牲品，人民的悲惨遭遇，必然也昭示了国民党的溃败之日。
总结：在时间跨度如此大的河南大饥荒期间，灾情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反而是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是当时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的铁证。领导人罔顾民生，党内腐败严重，官员只求自保，结党营私，瞒上欺下；社会风气腐败，上层社会骄奢淫逸，一掷千金；奸商大行其道，将灾民推入水火之中。河南境内哀嚎遍野，国不成国，家不成家。可以说，这是国民党民心尽失，走向溃败的一个转折点。自古以来官逼民反，1944年人民的“大反噬”，反攻中国军队就是最发人深省的例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蒋介石政府的溃败，不仅是因为党内腐败问题严重，更加是因为民心所失，失去群众依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1、《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 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第1版；
2、《花园口掘堤前后》，梅桑榆 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
3、《历史并不遥远》，李文海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第1版；
4、《20世纪中国水旱灾害警示录》，赵春明等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
5、《温故1942》，刘震云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2005年12月版。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1942年大饥荒分析国民党的腐败和民心所失
班级：人文学院10级对外汉语班
姓名：廖文凤
学号：2010034128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从1942年大饥荒分析国民党的腐败和民心所失
摘要：1942年，河南爆发大饥荒，其时间之长状况之惨烈曾震惊世界。这场灾难不仅仅是天灾，同时也是人祸。当时不仅国民政府没有扮演好救灾的角色，而且放任军官贪污，奸商投机倒把的行为，从而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这直接导致了民心大失，以致后来出现人民“大反噬”的局面。
关键词：大饥荒 蒋介石 腐败
1938年5月，抗战进行到激烈的阶段，日军将中国军队逼得节节败退，步步紧逼重要的中原重镇——郑州。当时的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西犯，企图“以水代兵”，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奔腾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这成功地达到了阻止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水所到之处，一片泽国。黄河决堤后受灾的人超过了一千多万，死亡人数近百万。可是这场人为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并未就此结束，由于黄河改道和泛滥，在黄泛区的人民此后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这其中最惨烈的，就是1942年在河南爆发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受灾死亡人数高达300多万，境内哀鸿遍野。饥荒爆发首先是由于黄河决堤改道引发的旱灾，和后来爆发的蝗灾，天灾虽然无法避免，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有迅速到位的救灾举措，灾难是可以缓解而不会加剧的。但是当时蒋介石政府的作为，把这场天灾加重成了人为的旷日持久的人间惨剧。这显示出了当时国民党内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
一、领导人蒋介石的漠视
1、为求自保，假装毫不知情
1942年爆发惨的绝人寰的大饥荒第一次呈现在毫不知情的公众前，已经是1943年初了。记者张高峰第一次在当时影响力颇大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豫灾实录》一文，全文大面积地披露了当时灾区的惨景，并且随后发表的社论也将矛头直指蒋介石政府和当时上层显贵的奢侈。蒋介石在看到报道后不仅没有立刻着手进行救灾，反倒是勃然大怒，不顾社会舆论和反响，公然将《大公报》停刊三天。蒋介石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河南自1942年中就开始爆发饥荒，到1943年初已经是哀鸿遍野，死孚遍地了，当时的蒋介石不可能
不知道。但是为了回避其炸开花园口所造成的恶果，和保住其军事力量和统治地位的目的，他始终抱着装聋作哑和封闭消息的态度。河南一直都是全国的出兵纳粮的大省，如果承认其灾荒进行救助的话，不仅要耗费大量财力，还势必要影响到对军粮的征收。
直到1943年3月底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亲身考察过河南的灾难以后，在《时代》周刊上刊登了《等待收成》一文。文中对当时大饥荒惨状的真实披露，震惊了世界，蒋介石政府的形象和威信由此遭到了质疑。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贷款游说，在看到报道以后，她恼羞成怒，竟无理地要求周刊解雇白修德，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而国内蒋介石这边，记者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得以当面向他陈述灾情，但是蒋介石竟还无耻地佯装对灾难的毫不知情，继而还对白修德的报道和陈述表示质疑和不信，直到看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的照片，他才不得不被迫使直面大饥荒。可以说，当时的蒋介石是迫于国际的舆论压力才不得不着手救灾的，三千万的河南人民原本是他准备为他的军事牺牲的。
2、横征暴敛，罔顾民生
其实早在1942年秋灾难初现之时，蒋介石就已经感到恐慌开始准备了。他召开了秘密的军事会议调配粮食，但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救灾，而是为了保证当时驻扎在河南的驻军的粮食供应。自古以来就有灾区不征税收和粮食的道理，但是当时的蒋介石一心以军事为首，置三千万子民的生命如无物，只是象征性地将征粮的数目减少到250万石。最可悲的是，就连这一点象征式的怜悯也没有实现，当时的粮食部长擅自将数目更改为240万包，而一石和一包相差60斤之多，后来河南的粮政局局长还因此超额完成军粮配额征收而受到蒋介石的褒奖。人民被逼到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一直以来他们省下口粮献出青壮力来为国民政府效力，但是最后却遭到了如此惨重的逼迫。 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横征暴敛的军方将各家粮食一扫而空，各县多有纳完余粮后全家自尽的惨剧发生，更有县长跪求免征军粮，但均被当时一心邀功，在蒋介石的专政下仰人鼻息的官员们所忽略。蒋介石为了他在河南驻扎的几十万军队，毅然舍弃了三千万流尽血泪，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人民。他的政权是建立在三百万条的生命上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然在前线战斗
的军人，但是没有人民力量的支持，不是民心所向，那么这样的政权必然不会稳固。不能不说蒋介石的决策太过专制，自古以来官逼民反，虽然当时的河南人民依旧在死亡边缘上挣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抗和暴乱，但是这已经埋下了日后国民党丧失群众根基，遭人民反噬的伏笔。
3、一心维护其军事力量和阶级利益
仅仅从造成大饥荒的原始原因，即蒋介石为阻挡敌人进攻而密令炸开黄河大堤，造成长达数年的祸患来看，就可以分析出蒋介石当时是随时打算牺牲河南的了。因为河南向来是中日相争的主要战场，并非稳定的大后方，河南只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品。向来就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河南，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上缴完军粮以后，都只能勉强靠野菜和高粱维持生存，就更别说遇上百年一遇的旱灾和蝗灾了。
蒋介石不可能不了解，即使他没有亲眼看到鸠形鹄面的灾民，层层瞒报的官员使他无法了解“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当时他一定也能设想到自1942年夏就爆发，并且旱灾持续没有缓解而造成的大饥荒，绵延全河南境内所能造成的巨大灾难。但是迫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其自身专制地位的危急，他毅然选择了弃民保兵的残酷政策。这可以用当时白修德在采访地方官员，质问其为何不顾百姓死活时他的一句答复来解释：“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这就是蒋介石当时决策意图的最好解释了。
此外，国民政府上层官员和显贵的奢侈和腐败是人尽皆知的。在被勒令停刊的《大公报》上主编发表的社论中和《前锋报》中的多篇社论中，都曾提到，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的国民政府是有权利严厉管制一切的物资集中与分配的，政府完全可以征发高官宦贵的资产，用于紧急救灾。但是蒋介石在看到这样的社论以后是恼羞成怒的，因为他代表的正是这个阶级的利益，要他对自己开刀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会招致达官显贵们的不满，其统治也就将岌岌可危。蒋介石在晚年谈到党内腐败问题时，曾经表示过，治腐则亡党，不治则亡国。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其专制统治地位。
二、政治腐败和军队豪夺
1、政府无能
其实纵观整场大饥荒，导致灾难的原因仅仅是两季的粮食歉收，而且在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河南种植的小麦也只是上缴为军粮，人民只靠红薯、高粱和野菜等充饥，所以小麦的歉收不应当引致那么沉重的灾难。导致大饥荒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并且日益滑向了崩溃的局面的人为原因之一，是当时省府县府的无能。
河南的旱灾在初现之际，各地就已经开始眼巴巴地指望赈粮赈款和减免军粮征收，极少有寻求自救办法的。虽然天大旱，谷粒无收，但如果各县能够及时设法多种蔬菜瓜果，那还是有望活命的。因为据资料记载，在1943年初，河南就已经普降大雪了，此时的瑞雪虽说难以兆丰年，当时也可以给当时的农作物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小麦的生长。但是当时各县基本没有自救计划的，而且也没有禁止饿极了的百姓锄麦以保证来年麦收。政府不仅是无力无能救灾，而且还是为求自保无胆救灾。因为在当时，各省县级都有公粮余粮，如果县长能够将余粮借贷出来给灾民，那大部分灾情较轻的省份的灾民都可以被救活。但是负责救灾的人都害怕将粮食贷出去以后很难收回，不敢负责任，即便当时的社论一再施以压力，才导致灾难一发难以收拾，变成滔滔大灾。
2、官员腐败
（1）公粮贪污
在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时候，灾民泣血泪等待救济，但是在当时黑暗
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现实下，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件却接连显现。在当时，一些地方是设有私仓的。这些仓库用于在顺年储备粮食，以便在荒年的时候开仓赈济。但是当时爆发的两件特大的贪污案就是守仓的主任监守自盗，早在平时就将仓内的粮食用于地下交易，谷米一粒未留。这些原本能够救济几万人的粮食，可能换来的只是个人的肚满肠肥，他们贪污的不仅仅是粮食，而是几万人血淋淋的性命。不只是地方的私仓有重大贪污现象，就是连省府的公仓，明令规定凡外调粮食必须经过严格审批的，也同样出现了特大贪污的案例，如汝南粮管处的李东光私自出卖公粮的案件。在当时的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政治的黑暗和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可谓是达到了顶峰。
（2）公款贪污
比私卖公粮更触目惊心的，是明目张胆的赈灾款贪污。在灾情严重的时候，蒋介石迫于压力勉强调配款项进行赈济，但是经过层层下达，巨大的赈灾款项却被中饱私囊，将灾民逼至了绝境。最大的一宗 ，就是平粜特大贪污舞弊案件，涉及的赈灾金额达三亿。在1942年末，曾经有一笔五亿元的赈灾款，两亿用于设办粥场，另外三亿，则用于购买赈粮。当时的购粮委员会，不但没有在购粮地提供的便利条件下迅速购买粮食运往灾情严重的地区，而是利用职务之便，先挪用来运贩和囤积香烟等私货，从中谋取巨大的暴利。直到1943年新麦都即将成熟的时候，第一批赈济粮才运到，而饿死的数百万灾民，尸体早已化为黄土，或是成为饿狗豺狼的腹中食了。
第二个重大的贪污舞弊案件，是1943年的两百万赈济款的挪用。这笔赈济资金被啃食的最彻底，据当时的知情人回忆，中央拨下票单以后，三青团的小头目王汝泮就直接到银行提出现金用于购买私地了。如此重大的赈灾款项都能被一个手握芝麻大的职权的小头目明目张胆，并且毫无忌惮地挪用贪污，就更不用说那些掌握主要权利，一手遮天的官员了。尸体在沟壑里层叠，漫山的青葱变为黄土，鸠形鹄面的灾民连哀嚎的力气也没有，在灾区内日日发生的除了死亡仍旧是死亡。但是他们曾经被迫罄其所有以支持的政府，却冷眼旁观这人间惨剧，而且亲手制造了更多的灾难。
3、强盗的军队
“水、旱、蝗、汤”，是当时河南人民的四大灾难。“汤”指的是汤恩伯，他在1942年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他旗下的部队是横行霸道，强占强抢的一窝土匪。他们的军纪败坏，不仅在平时就作恶多端，搜刮民家的财产，甚至还有出现过组织性的抢劫和强奸的罪行，而且在旱灾期间，汤恩伯假意施行“德政”，实际上给灾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在饿殍遍野的时候，他兴建所谓的“边区学院”，在万物俱缺的情况下逼迫周边的县区上供建筑木材；而且还强迫民工进行修公路等大兴土木的工程，在1943年春灾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竟然还强行征集数万人修黄河！早已饿的面黄肌瘦的灾民，多数都死在了去工地的路上。但是面对如同强盗一样的军队，连果腹的草根都挖不出来的灾民，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汤恩伯向来是蒋介石的心腹，恃宠而骄，是当时河南人民深
恶痛绝的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在汤恩伯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时，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汤恩伯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河南人民这种民心“大反噬“的反抗行为也不难理解，他们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个罔顾他们性命的政府给他们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自古以来皆是官逼民反。美国记者白修德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
三、社会腐败风气盛行
1、上层社会奢侈腐败
在灾区百姓民不聊生之际，重庆的豪贵依然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灾区境内皆是饿得鸠形鹄面的灾民，但是上层权贵的交际宴会仍旧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纵然是有少数有良知和社会道义的富人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为灾民提供粥水，但这毕竟是少数的，大部分的还是为富不仁的权贵。以当时他们所囤积的财富，若能在救灾之时举全国之力，那能救下的性命绝不在少数。他们大鱼大肉，肚满肠肥，全然不知不管不顾易子而食，甚至是煮食人肉，残杀自己的亲人的人间惨剧，甚至他们中间的一些，还趁着此时大发国难财。他们也是把灾区变为人间炼狱的凶手之一。
2、奸商勾结
在灾情严重，食物紧缺之时，许多奸商却借机哄抬物价，囤积粮食。甚至有人以极低的价钱收购灾民贱卖的树林，然后将树皮剥下磨为粉做成饼卖，就已经赚回了收购价，之后再高价卖出木材做建筑材料作为纯利润。如此不用本钱的买卖，着实害惨了食不果腹食物灾民。在他们大发血腥的不义之财时，那些灾民换来的钱可能还不够买来足够他们吃饱的树皮。官商勾结，奸商勾结，整个社会风气都极其功利和腐败。几百万国民的性命是蒋介石政府
的牺牲品，人民的悲惨遭遇，必然也昭示了国民党的溃败之日。
总结：在时间跨度如此大的河南大饥荒期间，灾情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反而是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是当时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的铁证。领导人罔顾民生，党内腐败严重，官员只求自保，结党营私，瞒上欺下；社会风气腐败，上层社会骄奢淫逸，一掷千金；奸商大行其道，将灾民推入水火之中。河南境内哀嚎遍野，国不成国，家不成家。可以说，这是国民党民心尽失，走向溃败的一个转折点。自古以来官逼民反，1944年人民的“大反噬”，反攻中国军队就是最发人深省的例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蒋介石政府的溃败，不仅是因为党内腐败问题严重，更加是因为民心所失，失去群众依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1、《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 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第1版；
2、《花园口掘堤前后》，梅桑榆 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2年12月第1版；
3、《历史并不遥远》，李文海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第1版；
4、《20世纪中国水旱灾害警示录》，赵春明等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
5、《温故1942》，刘震云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200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