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1938年生，江西湖口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创作诗歌、戏剧、散文等多种作品。五部电影剧本拍成影片，十六部电视剧本搬上荧屏。其中《乡情》和《乡音》获过国家级大奖。著有《王一民文集》两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存在决定意识，写作源于生活。一个人不可能离开时代做任何事情，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山野自由自在时，狂放不羁，放歌游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后来他到了朝庭，面对皇帝与宫庭生活，他只能写出歌颂杨贵妃的《清平调》之类东西，“云想衣裳花想容”十分无聊也无奈。李白到底是野性难驯，锦衣玉食并不能俘虏他，他毫无顾及地饮酒消愁，“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皇帝也看出他没有培养前途，于是礼遇辞退，赐金还山。一回到大自然如同换了一个人，畅游名山大川，斗酒诗百篇。另一位大诗人杜甫生逢安史之乱，他的作品较多反映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总之，时代环境决定创作思想。我从学校毕业出去工作时，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由于刚到一个新环境，没敢“乱说乱动”，规规矩矩地教学生读书，成为学校的新生力量。紧接着，全国树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掀起一片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次年，我被调到地区文联，在一个文学刊物当编辑，看稿编稿，看着想着心痒手痒，被当时的气氛所感召，就写起诗来。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学写过诗，也曾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这回再拿笔时，有意去掉学生腔，更多地去描写生活。当时年轻，感觉那个年月很红火，激人向上，我的诗歌自然热情地赞颂大跃进中的新生事物。在选材上动了一点脑筋。写什么呢？放眼四顾，一批部队创作人才去了西南西北，写作非常活跃。白桦一篇接一篇写云南少数民族，闻捷在新疆写出烩炙人口的《天山牧歌》。江西也有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文莽彦，他对井冈山情有独钟，写出不少歌颂革命老区的好诗，《请茶歌》至今为人传唱。他们都是我崇敬的偶像。于是我选取了熟悉的鄱阳湖，唱起了渔歌。由于题材对路，尽管稚嫩一些还是被几家大刊物采用了。 正当意气风发想做个诗人时，却不得不停止写诗，改写戏了。因为工作变动，调到地区专业剧团当编剧。有一阵子感到不适，很快想通了，写诗不能当饭吃，必须有一份工资才能养活自已。用了好几年时间，通过看戏，读戏，写戏，才摸到一点戏剧门道。以前写诗是业余爱好，写与不写无所谓。现在写戏是工作，必须按领导的指示办事。上面布置的任务要努力完成。除整理改编传统戏曲外，还要创作新剧目，因为在基层，面对农村，我常常被派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写一些农村题材的剧本。“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很早就发出了，本地区有一个类似大寨的典型，名叫大桥，以“铁肩膀”闻名。我在大桥公社一蹲几个月，后来与人合作写出一台大戏，一台小戏，内容都是宣传艰苦奋斗精神。那时政治挂帅的调子很高，我的指导思想就是紧跟，小心翼翼怕犯错误。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紧跟形势、宣传政策的遵命之作，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改变，就失去了意义，更少有文学价值。 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下放劳动，流离辗转，又回到原点，仍然当编剧。但是时代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航向，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团结一心搞经济建设。文学艺术也逐渐繁荣起来。我已不是一个文学青年，四十多岁了。理性告诉我要抓紧时间，抓紧机遇好好拼搏。恰好各家电影制片厂纷纷约稿，要拍出新电影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我用了几年时间写出五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三乡”和“两家”，都获得电影厂的通过。除《家庭圆舞曲》因故下马外，其它四部都制成影片，放映效果良好。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是时代给我以机会，改革开放的激励与宽容营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1980年代是一个难忘的年代，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憋了很久的作家们一个个露出锋芒，出现了一批对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反思的作品。基本主题扬弃了功利目的，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走向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他们着意表现由于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使我耳目一新。带着这样的视角再来审视我熟悉的鄱阳湖生活，让我渐渐开悟。我们的母亲湖，我们的赣鄱大地，养育了几千万人民，她就像一个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亲，美丽而富饶。由于灾荒，由于战乱，也由于长期封建枷锁的桎梏，她所养育的儿女们贫穷，落后，愚昧，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时至改革开放，人们还要为争几担湖草打生死架，流血丧命。我不能再奏那渔歌唱晚的轻松小调，而要好好思索一下人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找一个切口走进历史。 《乡情》的故事，纵向将当下一个普通农家与土地革命对接起来，横向把农民与干部，城市与乡村对接起来。表层上是一个农家子弟一夜之间身份的改变，拷问他对养母，对乡下原配的良知；内层里，更拷问革命干部在胜利后对养育他们的人民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救护？纠结一番之后，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突显出来。我在专业剧团工作多年，学会了编戏，也许把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编得过于巧合，给人以斧凿之嫌，但是被观众原谅了，下不为例。其实大可不必编得那么离奇复杂。第二部电影，写一个小小家庭，一对夫妻，两个儿女，平和恩爱，也可以与悠久的历史对接，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残余积习被他们悄悄继承，终于酿成悲剧。《乡音》在结构上没有大起大落，内核里深藏一个“戏胆”，即文化反思，使平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富有象征和寓意。在感知陶春和余木生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定位之后，我给他们设计每一场戏都能对接民族久远的文化传统，传导当今农民的心理律动。写《乡思》时，女主角周凉姑遭遇男知青李鸣，让农民与文革那段历史对接，注定是一场悲剧，这点原始感知的冲动，无疑是很珍贵的。早在80年代初，我就想通过这场错误的婚姻对百万知青下放进行反思，但无勇乏力。没有深入挖掘悲剧的根源，却让女主人公走向自强自立，成为一个先进典型。重犯主题外显的错误，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力量，留下深深遗憾。《乡情》《乡音》和《乡思》的成功与失误，给我的教益是感悟生活决定创作品质。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地域生活，在城市，在农村，或者在边疆，在国外，生活久了便对那个区域逐渐了解熟悉。但是了解与熟悉只有“感”，而未“悟”，还是写不出思想深刻、形象感人的好作品。生活感悟一说，与佛经有点类似，有的人用心观察思考，渐入佳境，是谓渐悟。有的人顿悟，苦心研究多时，“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感悟之后，还有一个审美把握的过程，一首乐曲有一个基调，一部电影也有一个影调，创作进行中切忌走调。《乡情》之后写《乡音》，尽量扬弃人为的编造，还原生活本身。忠实描写一对农民夫妻没有矫饰的日常活动，顺从包含愚昧，温情隐存悲戚，以借喻与折射方式表现人物的发展和生活的走向。拍摄之前，编辑部有的同志认为情节缺少起伏跌宕，要求加戏，让男人拿出大男子的气派，对女人狠一点。我认为走调了，甘冒不虚心之大不韪，坚守自己的审美把握。僵持好一阵，幸好得到厂级领导的支持，我记得厂党委负责人当时一句话，尊重作者的原始冲动，通过。审美把握决定艺术价值，这部作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取得艺术上的成功，获得专家和观众的认可。 当电视剧这个娱乐品种进入千家万户之后，电影院被冷落，众多电影人都去与电视合作，我便随大流加入电视大军。起始还按电影的作法把剧本当一剧之本来做。由于受商业大潮的浸润冲刷，制片人搞到资金就上，大上快上，剧集也越拉越长。俗话说慢功出细活，上得快难免粗糙。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时间紧任务急，自己忙不过来便拉人入伙合作。特别是当我自己在一个小小影视单位做了负责人以后，为了项目拍片子，还亲自手捧盂钵向企业家乞食，寻求联合。虽然还坚持写作，但文学质量却难以保证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回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写过不少东西，由于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却不多。 纯文学是每个文学创作者心中的圣地，然而要一生坚守却很不容易，不是政治功利的干涉，就是经济利益的冲击，在体制内生存的人是脆弱的，无奈的。我经常处于坚守与丢失之间，自我矛盾弄得身心疲惫。真正进入性情写作是退休之后，一任思想放飞，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看山写山，看水写水，走到哪儿就把感想记下。那怕是一篇千字文，也要认真构思，仔细打磨，尽力写好。有时写几首打油诗，添一点雅趣，娱乐自已。为了便于交流，搞了一个文学博客，把新作发到网上，让朋友点评。偶然被编辑发现，拿去发在某副刊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 责任编辑：陈 然
王一民，1938年生，江西湖口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创作诗歌、戏剧、散文等多种作品。五部电影剧本拍成影片，十六部电视剧本搬上荧屏。其中《乡情》和《乡音》获过国家级大奖。著有《王一民文集》两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存在决定意识，写作源于生活。一个人不可能离开时代做任何事情，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山野自由自在时，狂放不羁，放歌游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后来他到了朝庭，面对皇帝与宫庭生活，他只能写出歌颂杨贵妃的《清平调》之类东西，“云想衣裳花想容”十分无聊也无奈。李白到底是野性难驯，锦衣玉食并不能俘虏他，他毫无顾及地饮酒消愁，“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皇帝也看出他没有培养前途，于是礼遇辞退，赐金还山。一回到大自然如同换了一个人，畅游名山大川，斗酒诗百篇。另一位大诗人杜甫生逢安史之乱，他的作品较多反映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总之，时代环境决定创作思想。我从学校毕业出去工作时，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由于刚到一个新环境，没敢“乱说乱动”，规规矩矩地教学生读书，成为学校的新生力量。紧接着，全国树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掀起一片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次年，我被调到地区文联，在一个文学刊物当编辑，看稿编稿，看着想着心痒手痒，被当时的气氛所感召，就写起诗来。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学写过诗，也曾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这回再拿笔时，有意去掉学生腔，更多地去描写生活。当时年轻，感觉那个年月很红火，激人向上，我的诗歌自然热情地赞颂大跃进中的新生事物。在选材上动了一点脑筋。写什么呢？放眼四顾，一批部队创作人才去了西南西北，写作非常活跃。白桦一篇接一篇写云南少数民族，闻捷在新疆写出烩炙人口的《天山牧歌》。江西也有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文莽彦，他对井冈山情有独钟，写出不少歌颂革命老区的好诗，《请茶歌》至今为人传唱。他们都是我崇敬的偶像。于是我选取了熟悉的鄱阳湖，唱起了渔歌。由于题材对路，尽管稚嫩一些还是被几家大刊物采用了。 正当意气风发想做个诗人时，却不得不停止写诗，改写戏了。因为工作变动，调到地区专业剧团当编剧。有一阵子感到不适，很快想通了，写诗不能当饭吃，必须有一份工资才能养活自已。用了好几年时间，通过看戏，读戏，写戏，才摸到一点戏剧门道。以前写诗是业余爱好，写与不写无所谓。现在写戏是工作，必须按领导的指示办事。上面布置的任务要努力完成。除整理改编传统戏曲外，还要创作新剧目，因为在基层，面对农村，我常常被派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写一些农村题材的剧本。“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很早就发出了，本地区有一个类似大寨的典型，名叫大桥，以“铁肩膀”闻名。我在大桥公社一蹲几个月，后来与人合作写出一台大戏，一台小戏，内容都是宣传艰苦奋斗精神。那时政治挂帅的调子很高，我的指导思想就是紧跟，小心翼翼怕犯错误。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紧跟形势、宣传政策的遵命之作，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改变，就失去了意义，更少有文学价值。 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下放劳动，流离辗转，又回到原点，仍然当编剧。但是时代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航向，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团结一心搞经济建设。文学艺术也逐渐繁荣起来。我已不是一个文学青年，四十多岁了。理性告诉我要抓紧时间，抓紧机遇好好拼搏。恰好各家电影制片厂纷纷约稿，要拍出新电影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我用了几年时间写出五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三乡”和“两家”，都获得电影厂的通过。除《家庭圆舞曲》因故下马外，其它四部都制成影片，放映效果良好。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是时代给我以机会，改革开放的激励与宽容营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1980年代是一个难忘的年代，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憋了很久的作家们一个个露出锋芒，出现了一批对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反思的作品。基本主题扬弃了功利目的，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走向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他们着意表现由于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使我耳目一新。带着这样的视角再来审视我熟悉的鄱阳湖生活，让我渐渐开悟。我们的母亲湖，我们的赣鄱大地，养育了几千万人民，她就像一个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亲，美丽而富饶。由于灾荒，由于战乱，也由于长期封建枷锁的桎梏，她所养育的儿女们贫穷，落后，愚昧，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时至改革开放，人们还要为争几担湖草打生死架，流血丧命。我不能再奏那渔歌唱晚的轻松小调，而要好好思索一下人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找一个切口走进历史。 《乡情》的故事，纵向将当下一个普通农家与土地革命对接起来，横向把农民与干部，城市与乡村对接起来。表层上是一个农家子弟一夜之间身份的改变，拷问他对养母，对乡下原配的良知；内层里，更拷问革命干部在胜利后对养育他们的人民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救护？纠结一番之后，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突显出来。我在专业剧团工作多年，学会了编戏，也许把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编得过于巧合，给人以斧凿之嫌，但是被观众原谅了，下不为例。其实大可不必编得那么离奇复杂。第二部电影，写一个小小家庭，一对夫妻，两个儿女，平和恩爱，也可以与悠久的历史对接，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残余积习被他们悄悄继承，终于酿成悲剧。《乡音》在结构上没有大起大落，内核里深藏一个“戏胆”，即文化反思，使平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富有象征和寓意。在感知陶春和余木生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定位之后，我给他们设计每一场戏都能对接民族久远的文化传统，传导当今农民的心理律动。写《乡思》时，女主角周凉姑遭遇男知青李鸣，让农民与文革那段历史对接，注定是一场悲剧，这点原始感知的冲动，无疑是很珍贵的。早在80年代初，我就想通过这场错误的婚姻对百万知青下放进行反思，但无勇乏力。没有深入挖掘悲剧的根源，却让女主人公走向自强自立，成为一个先进典型。重犯主题外显的错误，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力量，留下深深遗憾。《乡情》《乡音》和《乡思》的成功与失误，给我的教益是感悟生活决定创作品质。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地域生活，在城市，在农村，或者在边疆，在国外，生活久了便对那个区域逐渐了解熟悉。但是了解与熟悉只有“感”，而未“悟”，还是写不出思想深刻、形象感人的好作品。生活感悟一说，与佛经有点类似，有的人用心观察思考，渐入佳境，是谓渐悟。有的人顿悟，苦心研究多时，“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感悟之后，还有一个审美把握的过程，一首乐曲有一个基调，一部电影也有一个影调，创作进行中切忌走调。《乡情》之后写《乡音》，尽量扬弃人为的编造，还原生活本身。忠实描写一对农民夫妻没有矫饰的日常活动，顺从包含愚昧，温情隐存悲戚，以借喻与折射方式表现人物的发展和生活的走向。拍摄之前，编辑部有的同志认为情节缺少起伏跌宕，要求加戏，让男人拿出大男子的气派，对女人狠一点。我认为走调了，甘冒不虚心之大不韪，坚守自己的审美把握。僵持好一阵，幸好得到厂级领导的支持，我记得厂党委负责人当时一句话，尊重作者的原始冲动，通过。审美把握决定艺术价值，这部作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取得艺术上的成功，获得专家和观众的认可。 当电视剧这个娱乐品种进入千家万户之后，电影院被冷落，众多电影人都去与电视合作，我便随大流加入电视大军。起始还按电影的作法把剧本当一剧之本来做。由于受商业大潮的浸润冲刷，制片人搞到资金就上，大上快上，剧集也越拉越长。俗话说慢功出细活，上得快难免粗糙。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时间紧任务急，自己忙不过来便拉人入伙合作。特别是当我自己在一个小小影视单位做了负责人以后，为了项目拍片子，还亲自手捧盂钵向企业家乞食，寻求联合。虽然还坚持写作，但文学质量却难以保证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回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写过不少东西，由于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却不多。 纯文学是每个文学创作者心中的圣地，然而要一生坚守却很不容易，不是政治功利的干涉，就是经济利益的冲击，在体制内生存的人是脆弱的，无奈的。我经常处于坚守与丢失之间，自我矛盾弄得身心疲惫。真正进入性情写作是退休之后，一任思想放飞，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看山写山，看水写水，走到哪儿就把感想记下。那怕是一篇千字文，也要认真构思，仔细打磨，尽力写好。有时写几首打油诗，添一点雅趣，娱乐自已。为了便于交流，搞了一个文学博客，把新作发到网上，让朋友点评。偶然被编辑发现，拿去发在某副刊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 责任编辑：陈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