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社会民众反政府抗议运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随后，2011年9月17日，美国上千名民众聚集在华尔街，指责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力，号称要“占领华尔街”，制造了一场波及全美各大城市的抗议资本政治联姻的民众运动――“美国之秋”。这些新社会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社交网络、移动电视与互联网等新媒体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快速传播信息 新媒体成为普通人获得信息的第一来源。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初期中，一个有2000以上关注者的推特账号nyctheblog发布了“占领华尔街”的相关话题，立刻引发了较多用户的注意。之后，拥有10000多纽约本土关注者的推特账号Newyorkist也开始提及并宣传“占领华尔街”的相关内容。此后，作为提到该抗议运动的关注者最多的推特用户之一，Newyorkist的相关推文一经发出即引来大量的关注及转发。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新媒体也是境外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由于阿拉伯国家政府对实时消息的封锁，西方主流媒体将运动组织者发布在网上的信息作为信息源，进行引用，使之能够及时、迅速地呈现事态的发展。 同时，新媒体快速、及时传播的这些信息，令普通民众能迅速掌握信息，了解事态的发展，从而在民众获知这些信息后又即时将情绪通过新媒体得以宣泄和二次传播，无形中起到放大矛盾的作用。在“阿拉伯之春”中，存在社会问题的共性：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率等问题。国内的政治生活僵化，民众生活压抑又与领导层的奢华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直接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 综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革命，都是微末事件被新媒体放大。埃及动乱起源于头一年的警察打死一名无辜商贩赛义德事件。利比亚战乱起源于阿布・萨利姆监狱20名犯人家属维权示威。突尼斯动荡起源于一名小贩不堪重负自焚而亡。这些事件集中代表了已有的社会矛盾，经新媒体平台“助燃”，加剧矛盾对立与冲突。 设置新闻议程 过去，受众只能透过传统媒介获得有限的信息，然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呈现出与主流媒体截然不同的信息。普通民众不再依赖主流媒体给定的说法，而通过对比各个媒体的多方视角，自己判断，逼近新闻真实。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政府控制的媒体把反政府抗议者定位为造成社会混乱的暴徒。针对该政府建构的新闻框架，反政府组织通过社交网公布了过去30年埃及戒严法时期被当局逮捕而受到拷问的受害者的视频。全国性的游行抗议发生之后，反政府组织又通过社交网把8名死亡者的名字公布，揭露警察对抗议者开枪的真实情况，并且通过社交网举行对牺牲者的哀悼活动。 结果，这一系列以社交网为平台的反政府宣传活动，鼓舞了更多人参与埃及的民主化运动，赢得了大众的心。 在整个过程当中，社交网挑战了当局设立的新闻议程的权威性，甚至更换了官方媒体设置的框架。正如李良荣所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从另一个角度对于这两次运动进行的建构，那么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传播能力，也许就真的可以将这两次运动按照符合其报道框架的模式建构成功，如果是那样，我们对于这两次社会运动的认识，也许就只能停留在被某一单一框架建构的基础上了。” 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所不同，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在“全民传播”的新媒体语境下自主性报道增多，“人人都是自媒体”。传播渠道开放，受众的主体性在网络媒体的参与中就格外凸显，话语权得到空前普及。因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呈现出新的特点――受众自我议程设置的构建。 美联社一名记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逮捕，有员工绕开美国主流媒体的封锁，直接在国际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此则消息，并发起呼吁，引起美国民众对政府此次行为的民意舆论讨伐。这名员工凭借新媒体工具，作为意见领袖制造了舆论，设置了美国传统媒体不愿关注与报道的新闻议程。 组织动员民众 在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弱连接交际圈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时间大大缩减，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的效率大大提高。新媒体直接或者间接地强化了人们的关系。社交媒体能够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通过社交网络的互动和交流形成强大的舆论，赋予一个集体身份，进而产生集体行动，形成具备强大社会影响的力量。 1.增强人员的凝聚力。 “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倡导者很明智地提出口号：“We are the 99%”。这样一个统一、明确并且容易产生共鸣的口号合情又合理，抗议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占社会百分之一的富人却占据着百分之四十的财富。同时也能让人们知道发出这种诉求的是最普通的大多数，因此便可以鼓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诉求，有效增强了参与者的凝聚力。 2.提升活动组织效率。 占领华尔街的组织者制作了一个实时更新的 “占领华尔街”社交地图，将参与者的位置与发生的事件通过社交网络联系起来，解决了传统动员中小区域的人们无法同步沟通的难题。视频、音频等多种信息传播形式使这种联系更加具象化，同地域间的人们可以自由无限制地沟通，同步地对不同地区的抗议活动进行实时直播。信息的流动性成倍地增加，扩大影响、增强社会组织的效率。 3.扩大社会动员规模。 2011年10月1日，“占领波士顿”出现在Twitter上，随后更多的“占领…”出现，Facebook上各种与“占领”相关的公共页面也纷纷建立起来。同年10月17日，这一天，仅仅在“占领华尔街”的Facebook公共页面上的留言数目便超过一百万条。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占领”的抗议活动更加深入人心，示威运动更蔓延开来，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美国本土，更扩散到德国、法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社会动员规模空前增大。新媒体对新社会运动的结构与进程有着不可小觑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良荣 刘畅：《适于报道的社会运动――反思西方主流媒体对于“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的媒介构建》，《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成晓叶：《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展望――从阿拉伯之春事件来看待网络文化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大观周刊》2012年第1期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社会民众反政府抗议运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随后，2011年9月17日，美国上千名民众聚集在华尔街，指责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力，号称要“占领华尔街”，制造了一场波及全美各大城市的抗议资本政治联姻的民众运动――“美国之秋”。这些新社会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社交网络、移动电视与互联网等新媒体在这两次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 快速传播信息 新媒体成为普通人获得信息的第一来源。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初期中，一个有2000以上关注者的推特账号nyctheblog发布了“占领华尔街”的相关话题，立刻引发了较多用户的注意。之后，拥有10000多纽约本土关注者的推特账号Newyorkist也开始提及并宣传“占领华尔街”的相关内容。此后，作为提到该抗议运动的关注者最多的推特用户之一，Newyorkist的相关推文一经发出即引来大量的关注及转发。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新媒体也是境外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由于阿拉伯国家政府对实时消息的封锁，西方主流媒体将运动组织者发布在网上的信息作为信息源，进行引用，使之能够及时、迅速地呈现事态的发展。 同时，新媒体快速、及时传播的这些信息，令普通民众能迅速掌握信息，了解事态的发展，从而在民众获知这些信息后又即时将情绪通过新媒体得以宣泄和二次传播，无形中起到放大矛盾的作用。在“阿拉伯之春”中，存在社会问题的共性：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率等问题。国内的政治生活僵化，民众生活压抑又与领导层的奢华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直接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 综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革命，都是微末事件被新媒体放大。埃及动乱起源于头一年的警察打死一名无辜商贩赛义德事件。利比亚战乱起源于阿布・萨利姆监狱20名犯人家属维权示威。突尼斯动荡起源于一名小贩不堪重负自焚而亡。这些事件集中代表了已有的社会矛盾，经新媒体平台“助燃”，加剧矛盾对立与冲突。 设置新闻议程 过去，受众只能透过传统媒介获得有限的信息，然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呈现出与主流媒体截然不同的信息。普通民众不再依赖主流媒体给定的说法，而通过对比各个媒体的多方视角，自己判断，逼近新闻真实。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政府控制的媒体把反政府抗议者定位为造成社会混乱的暴徒。针对该政府建构的新闻框架，反政府组织通过社交网公布了过去30年埃及戒严法时期被当局逮捕而受到拷问的受害者的视频。全国性的游行抗议发生之后，反政府组织又通过社交网把8名死亡者的名字公布，揭露警察对抗议者开枪的真实情况，并且通过社交网举行对牺牲者的哀悼活动。 结果，这一系列以社交网为平台的反政府宣传活动，鼓舞了更多人参与埃及的民主化运动，赢得了大众的心。 在整个过程当中，社交网挑战了当局设立的新闻议程的权威性，甚至更换了官方媒体设置的框架。正如李良荣所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从另一个角度对于这两次运动进行的建构，那么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传播能力，也许就真的可以将这两次运动按照符合其报道框架的模式建构成功，如果是那样，我们对于这两次社会运动的认识，也许就只能停留在被某一单一框架建构的基础上了。” 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所不同，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在“全民传播”的新媒体语境下自主性报道增多，“人人都是自媒体”。传播渠道开放，受众的主体性在网络媒体的参与中就格外凸显，话语权得到空前普及。因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呈现出新的特点――受众自我议程设置的构建。 美联社一名记者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逮捕，有员工绕开美国主流媒体的封锁，直接在国际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此则消息，并发起呼吁，引起美国民众对政府此次行为的民意舆论讨伐。这名员工凭借新媒体工具，作为意见领袖制造了舆论，设置了美国传统媒体不愿关注与报道的新闻议程。 组织动员民众 在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弱连接交际圈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时间大大缩减，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的效率大大提高。新媒体直接或者间接地强化了人们的关系。社交媒体能够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通过社交网络的互动和交流形成强大的舆论，赋予一个集体身份，进而产生集体行动，形成具备强大社会影响的力量。 1.增强人员的凝聚力。 “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倡导者很明智地提出口号：“We are the 99%”。这样一个统一、明确并且容易产生共鸣的口号合情又合理，抗议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占社会百分之一的富人却占据着百分之四十的财富。同时也能让人们知道发出这种诉求的是最普通的大多数，因此便可以鼓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诉求，有效增强了参与者的凝聚力。 2.提升活动组织效率。 占领华尔街的组织者制作了一个实时更新的 “占领华尔街”社交地图，将参与者的位置与发生的事件通过社交网络联系起来，解决了传统动员中小区域的人们无法同步沟通的难题。视频、音频等多种信息传播形式使这种联系更加具象化，同地域间的人们可以自由无限制地沟通，同步地对不同地区的抗议活动进行实时直播。信息的流动性成倍地增加，扩大影响、增强社会组织的效率。 3.扩大社会动员规模。 2011年10月1日，“占领波士顿”出现在Twitter上，随后更多的“占领…”出现，Facebook上各种与“占领”相关的公共页面也纷纷建立起来。同年10月17日，这一天，仅仅在“占领华尔街”的Facebook公共页面上的留言数目便超过一百万条。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占领”的抗议活动更加深入人心，示威运动更蔓延开来，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美国本土，更扩散到德国、法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社会动员规模空前增大。新媒体对新社会运动的结构与进程有着不可小觑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良荣 刘畅：《适于报道的社会运动――反思西方主流媒体对于“阿拉伯之春”与“占领华尔街”的媒介构建》，《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成晓叶：《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展望――从阿拉伯之春事件来看待网络文化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大观周刊》2012年第1期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