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御史曰：“待周公而为相，则世无列国。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颂》乃治之；是犹舍邻之医，而求俞跗而后治病，废污池之水，待江、海而后救火也。迂而不径，阙而无务，是以教令不从而治烦乱。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御史桑弘羊说道：‚如果宰相宁肯空缺也要留给周公那样的圣贤，那么世上的列国就会因为无宰相辅佐治理而早早灭亡。假若必须是孔子那样的至圣先师人们才肯去就学，那么世上就没有儒生墨生了。如果衣服有一个小缺口，撕一块裂布就可以补上，却非要用整匹布来做一套新的；又如国政有所缺失，完全可以用律法政令来弥补，而非要按《雅 》、《颂》的要求变更国本然后再去治理；这就如同身患急症却舍弃近在咫尺的医生，而去求千里之外的名医俞跗来治病，如同火情危机，却不肯用池塘的脏水，非要引江海之水来救火。宁愿绕远也不走直路，空谈治国却不做实务，正是因此才导致国家文教政令不顺，政府治理纷繁乱杂。那些善于为政的人，有弊及时修补，有漏洞及时堵塞，吴起因此使楚国魏国大治，申不害、商鞅因此使秦国、韩国强盛。
文学文学曰：“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文人学士说道：‚有国之君，拣选众人而任用其中的贤能之辈，治学的人博览诸子百家学说而择其善者而从之，何必非得是周公、孔子那样的不世出的圣贤。所以才只说以周公、孔子的言行为法。商鞅违反圣人之道，变更扰乱秦人的风俗，致使秦国后世政治内耗动乱不断而一直无法修治，传统的源流一旦断失就很难重新接续，等到愚氓陈胜在大泽举火造反，天下景从，秦室最终也没能重新振兴。恰如毒蜂虿虫蜇人，纵使驱逐弄死毒蜂虿虫也不能清除其遗毒。烦乱就让其停下
来，躁动就让其静下来，而不闻其根本，属于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会让上下都会劳碌烦扰，而乱象更加滋生。所以圣人教化人民，上如同日月一样光照万民，下与天地一般覆载万物，怎么会屑于缝缝补补呢。
御史御史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
御史桑弘羊说道：‚衣服破了不补，缺口就会越来越大，堤防漏了不堵塞，漏洞也会越来越大。汉武帝时，黄河从瓠子河处决口，刚开始只是涓涓细流，到到最后却泛滥成为洪水危害整个中原，淹没了梁地、楚地的庄稼，冲毁曹地、卫地的城镇，城墙被泡坏塌方，百姓的积蓄被洪水冲走，庐舍房屋倒塌倾圮，人们只能栖居在树上，孤儿寡妇无人依靠，老弱病残无处可归。所以先帝怜悯哀痛洪灾，效仿大禹，御驾亲自到黄河大堤视察治水，令重臣率将卒数万人将决口堵塞，并在其上筑建了宣房宫，泛滥的黄河重归河道，曹地、卫地才得以再获安宁。百姓感恩先帝（汉武帝）的功劳，歌颂先帝的大德，唱道：‘宣房塞，万福来。’治国也同此理，怎能不防微杜渐，见过小补呢?‛
文学文学曰：“河决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菑岂特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夫为福，亦不小矣！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
文人学士说道：‚黄河瓮口大小的决口，任其自流也会破坏千里之地，何况礼仪有缺呢？其祸害也非常多呀。如今一年的刑案数量就有几万，犯法案件层出不穷，这灾祸可不只是限于曹、卫两地啊。知道堵住宣房宫之地的决口而福来，
却不知道堵塞乱源才能天下大治。西周采用治本之道，堵塞乱源，刑具弃臵不用，黎民欢欣，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按时劳作休息，普天之下都没有孤老无依的人。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这福分，可不小了啊。要是像堵塞宣房宫决口那样卖力地推行礼仪治国，功业早已成就，垂拱而天下大治，相关部门还有什么可以小补的，法令还有什么可以去堵塞的。
御史御史曰：“犀铫利鉏，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御史说道：‚锄把蒙着犀牛皮的锋利锄头，对五谷有力，却对杂草有害。分明道理，严明法纪，虽然惹得奸邪之辈的痛恨，却是良民的福分。所以弯曲的木头厌恶直绳，奸邪之辈痛恨公正的法律。于是圣人审查是非对错，察明治世乱世，才制定明确的法律和严厉的刑罚，防止非法矫正邪恶，恰如用隐括和辅檠去矫正那些不直的木材和弓弩。如同贮水以备火患，制定法律来防止奸邪。不借助法令和权势，就是贤人也无法做到良好的治理。没有盔甲和武器，纵然是孙、吴也不能制服敌人。因此孔子倡导仁义民众却不风从，伯夷守忠于首阳山百姓却不以为然。‛
文学文学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诗》云：‘舍彼有罪，沦胥以铺。’痛伤无罪而累也。非患铫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无准平，患其舍枉而绳直
也。故亲近为过不必诛，是锄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文人学士反驳道：‚法律能够刑罚人却不能使人知道廉耻，能够杀人却不能使人仁义。良医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良医通过审察病人的身体表征，来驱散病人身上致病的邪气，而非仅用针灸砭石刺激肌肤来镇痛。良吏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良吏杜绝恶行于尚未萌发之时，使人民不为犯法之事，而非将罪犯投之监狱，然后论刑杀掉他们。而如今所谓的良吏，熟知法律条文的则用严刑去祸害治下的百姓，强硬耿直的则用峻法压榨管理的下属，刚愎自用，凭着狠毒险恶的心肠，深文罗致，假借法令，陷害无辜，连累无罪的人，儿子牵连父亲，弟弟连累哥哥。一人犯罪，竟致一州一里的百姓惊慌失措，与之连坐的十家之人只能逃亡，如同痈疽毒疮一般相互传染，好像好色与淫乱紧密相系，一个枝节摇动，百根枝条紧随。《诗经》上说：‚舍彼有罪，沦胥以铺。‛这是百姓在痛恶伤悲无罪而受连累啊。不是担心锄头不锋利，而是害怕其不锄杂草，反而把禾苗锄掉了。不怕没有测量的准平，只怕不纠正弯木反而去纠正直木。亲近的人虽有过错却不处罚，就和锄头锋利却不锄杂草一样；疏远的人虽有功劳却不奖赏，就等于不去培育禾苗。所以世间不是因没有法律而生祸患，反而是因凡法律都不能做到完全公正无私而生祸患。
◎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御史曰：“待周公而为相，则世无列国。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颂》乃治之；是犹舍邻之医，而求俞跗而后治病，废污池之水，待江、海而后救火也。迂而不径，阙而无务，是以教令不从而治烦乱。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御史桑弘羊说道：‚如果宰相宁肯空缺也要留给周公那样的圣贤，那么世上的列国就会因为无宰相辅佐治理而早早灭亡。假若必须是孔子那样的至圣先师人们才肯去就学，那么世上就没有儒生墨生了。如果衣服有一个小缺口，撕一块裂布就可以补上，却非要用整匹布来做一套新的；又如国政有所缺失，完全可以用律法政令来弥补，而非要按《雅 》、《颂》的要求变更国本然后再去治理；这就如同身患急症却舍弃近在咫尺的医生，而去求千里之外的名医俞跗来治病，如同火情危机，却不肯用池塘的脏水，非要引江海之水来救火。宁愿绕远也不走直路，空谈治国却不做实务，正是因此才导致国家文教政令不顺，政府治理纷繁乱杂。那些善于为政的人，有弊及时修补，有漏洞及时堵塞，吴起因此使楚国魏国大治，申不害、商鞅因此使秦国、韩国强盛。
文学文学曰：“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文人学士说道：‚有国之君，拣选众人而任用其中的贤能之辈，治学的人博览诸子百家学说而择其善者而从之，何必非得是周公、孔子那样的不世出的圣贤。所以才只说以周公、孔子的言行为法。商鞅违反圣人之道，变更扰乱秦人的风俗，致使秦国后世政治内耗动乱不断而一直无法修治，传统的源流一旦断失就很难重新接续，等到愚氓陈胜在大泽举火造反，天下景从，秦室最终也没能重新振兴。恰如毒蜂虿虫蜇人，纵使驱逐弄死毒蜂虿虫也不能清除其遗毒。烦乱就让其停下
来，躁动就让其静下来，而不闻其根本，属于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会让上下都会劳碌烦扰，而乱象更加滋生。所以圣人教化人民，上如同日月一样光照万民，下与天地一般覆载万物，怎么会屑于缝缝补补呢。
御史御史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
御史桑弘羊说道：‚衣服破了不补，缺口就会越来越大，堤防漏了不堵塞，漏洞也会越来越大。汉武帝时，黄河从瓠子河处决口，刚开始只是涓涓细流，到到最后却泛滥成为洪水危害整个中原，淹没了梁地、楚地的庄稼，冲毁曹地、卫地的城镇，城墙被泡坏塌方，百姓的积蓄被洪水冲走，庐舍房屋倒塌倾圮，人们只能栖居在树上，孤儿寡妇无人依靠，老弱病残无处可归。所以先帝怜悯哀痛洪灾，效仿大禹，御驾亲自到黄河大堤视察治水，令重臣率将卒数万人将决口堵塞，并在其上筑建了宣房宫，泛滥的黄河重归河道，曹地、卫地才得以再获安宁。百姓感恩先帝（汉武帝）的功劳，歌颂先帝的大德，唱道：‘宣房塞，万福来。’治国也同此理，怎能不防微杜渐，见过小补呢?‛
文学文学曰：“河决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菑岂特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夫为福，亦不小矣！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
文人学士说道：‚黄河瓮口大小的决口，任其自流也会破坏千里之地，何况礼仪有缺呢？其祸害也非常多呀。如今一年的刑案数量就有几万，犯法案件层出不穷，这灾祸可不只是限于曹、卫两地啊。知道堵住宣房宫之地的决口而福来，
却不知道堵塞乱源才能天下大治。西周采用治本之道，堵塞乱源，刑具弃臵不用，黎民欢欣，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按时劳作休息，普天之下都没有孤老无依的人。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这福分，可不小了啊。要是像堵塞宣房宫决口那样卖力地推行礼仪治国，功业早已成就，垂拱而天下大治，相关部门还有什么可以小补的，法令还有什么可以去堵塞的。
御史御史曰：“犀铫利鉏，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御史说道：‚锄把蒙着犀牛皮的锋利锄头，对五谷有力，却对杂草有害。分明道理，严明法纪，虽然惹得奸邪之辈的痛恨，却是良民的福分。所以弯曲的木头厌恶直绳，奸邪之辈痛恨公正的法律。于是圣人审查是非对错，察明治世乱世，才制定明确的法律和严厉的刑罚，防止非法矫正邪恶，恰如用隐括和辅檠去矫正那些不直的木材和弓弩。如同贮水以备火患，制定法律来防止奸邪。不借助法令和权势，就是贤人也无法做到良好的治理。没有盔甲和武器，纵然是孙、吴也不能制服敌人。因此孔子倡导仁义民众却不风从，伯夷守忠于首阳山百姓却不以为然。‛
文学文学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诗》云：‘舍彼有罪，沦胥以铺。’痛伤无罪而累也。非患铫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无准平，患其舍枉而绳直
也。故亲近为过不必诛，是锄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文人学士反驳道：‚法律能够刑罚人却不能使人知道廉耻，能够杀人却不能使人仁义。良医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良医通过审察病人的身体表征，来驱散病人身上致病的邪气，而非仅用针灸砭石刺激肌肤来镇痛。良吏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良吏杜绝恶行于尚未萌发之时，使人民不为犯法之事，而非将罪犯投之监狱，然后论刑杀掉他们。而如今所谓的良吏，熟知法律条文的则用严刑去祸害治下的百姓，强硬耿直的则用峻法压榨管理的下属，刚愎自用，凭着狠毒险恶的心肠，深文罗致，假借法令，陷害无辜，连累无罪的人，儿子牵连父亲，弟弟连累哥哥。一人犯罪，竟致一州一里的百姓惊慌失措，与之连坐的十家之人只能逃亡，如同痈疽毒疮一般相互传染，好像好色与淫乱紧密相系，一个枝节摇动，百根枝条紧随。《诗经》上说：‚舍彼有罪，沦胥以铺。‛这是百姓在痛恶伤悲无罪而受连累啊。不是担心锄头不锋利，而是害怕其不锄杂草，反而把禾苗锄掉了。不怕没有测量的准平，只怕不纠正弯木反而去纠正直木。亲近的人虽有过错却不处罚，就和锄头锋利却不锄杂草一样；疏远的人虽有功劳却不奖赏，就等于不去培育禾苗。所以世间不是因没有法律而生祸患，反而是因凡法律都不能做到完全公正无私而生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