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
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
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
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
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
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
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
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
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
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
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
、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
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
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
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
，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
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
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
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
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
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
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
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
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
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
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
、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
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
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
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
，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