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国家早已统一计量标准，十两为一斤，但村里的木杆秤是混用的，有十两制的，有廿两制的，还有十六两制的，让我懂得半斤八两的含义。
传说秤的计量单位是鲁班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制定的，十三颗星为十三两，作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在十三颗星作为一斤的基础上，又加上人间的“福、禄、寿”三星，共有十六颗星，十六两为一斤。如少一两要损福，少二两要伤禄，少三两要折寿。
邻居有一杆十六两制的秤。那时，隔壁大嫂每天用自家的大豆跟挑豆腐担的大妈换豆腐，兑比率是两勾半，也就是一斤大豆换两斤半豆腐。如果豆是整斤的，计算还算方便，如果有零头，那就复杂了。譬如一斤半豆，十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五两，换三斤七两半豆腐；廿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十两，换三斤十五两；十六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八两，换三斤十二两。卖豆腐的既不会打算盘，也不会笔算，只能口算，一会儿要对付十两制的秤，一会儿要对付十六两制的秤，一会儿要对付廿两制的秤，算来算去，糊里糊涂。
当时的钉秤匠，有的开店摆摊，坐地经营；还有的挑着担子，走家串户，一头是秤锤，一头是秤杆。计量准确，是钉秤匠的良心。不过，有的无良商家有特殊需求，同时备有两杆秤，买进卖出，分别使用。买进的时候，用分量偏轻一些的秤；卖出的时候，用分量偏重一点的秤。
旧时，家乡各集市所用的秤居然不同。譬如，现行市秤一百六十斤，合城里肉秤一百斤，傅宅市秤一百四十八斤，岩头市秤一百四十五斤，郑宅市秤一百五十三斤，黄宅、潘宅市秤一百五十斤。村民大多没有文化，不会换算，算来算去算不清楚，叫苦不迭，而专门吃这碗饭的店家行贩趁机浑水摸鱼，从中牟利。
在家乡，木杆秤不仅是一种计量工具，还是一种民俗礼器。以前，在洞房花烛夜，新郎用它掀起新娘的盖头来，成为幸福的使者；在民间，农家居新屋的时候，它更是一种必备的镇宅之宝。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六两制的秤率先淘汰，二十两制的秤随后也淘汰了，剩下十两制的秤。到了九十年代，市制的杆秤都改成了公制的公斤秤。如今，城乡普遍使用电子秤，既称重量，又算价钱，方便极了，钉木杆秤的工匠越来越少了。（王向阳《乡愁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小时候，国家早已统一计量标准，十两为一斤，但村里的木杆秤是混用的，有十两制的，有廿两制的，还有十六两制的，让我懂得半斤八两的含义。
传说秤的计量单位是鲁班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制定的，十三颗星为十三两，作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在十三颗星作为一斤的基础上，又加上人间的“福、禄、寿”三星，共有十六颗星，十六两为一斤。如少一两要损福，少二两要伤禄，少三两要折寿。
邻居有一杆十六两制的秤。那时，隔壁大嫂每天用自家的大豆跟挑豆腐担的大妈换豆腐，兑比率是两勾半，也就是一斤大豆换两斤半豆腐。如果豆是整斤的，计算还算方便，如果有零头，那就复杂了。譬如一斤半豆，十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五两，换三斤七两半豆腐；廿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十两，换三斤十五两；十六两制的秤，折合成一斤八两，换三斤十二两。卖豆腐的既不会打算盘，也不会笔算，只能口算，一会儿要对付十两制的秤，一会儿要对付十六两制的秤，一会儿要对付廿两制的秤，算来算去，糊里糊涂。
当时的钉秤匠，有的开店摆摊，坐地经营；还有的挑着担子，走家串户，一头是秤锤，一头是秤杆。计量准确，是钉秤匠的良心。不过，有的无良商家有特殊需求，同时备有两杆秤，买进卖出，分别使用。买进的时候，用分量偏轻一些的秤；卖出的时候，用分量偏重一点的秤。
旧时，家乡各集市所用的秤居然不同。譬如，现行市秤一百六十斤，合城里肉秤一百斤，傅宅市秤一百四十八斤，岩头市秤一百四十五斤，郑宅市秤一百五十三斤，黄宅、潘宅市秤一百五十斤。村民大多没有文化，不会换算，算来算去算不清楚，叫苦不迭，而专门吃这碗饭的店家行贩趁机浑水摸鱼，从中牟利。
在家乡，木杆秤不仅是一种计量工具，还是一种民俗礼器。以前，在洞房花烛夜，新郎用它掀起新娘的盖头来，成为幸福的使者；在民间，农家居新屋的时候，它更是一种必备的镇宅之宝。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六两制的秤率先淘汰，二十两制的秤随后也淘汰了，剩下十两制的秤。到了九十年代，市制的杆秤都改成了公制的公斤秤。如今，城乡普遍使用电子秤，既称重量，又算价钱，方便极了，钉木杆秤的工匠越来越少了。（王向阳《乡愁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