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丰城剑即龙渊、太阿二剑，又名干将、莫邪剑，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两者的来历和铸造者，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龙渊、太阿(一作泰阿)之名最早见于《战国策·韩策》：“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
干将、莫邪是春秋晚期吴国的两把名剑，《墨子》中提到：“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荀子·性恶》中列举当时名剑：：“恒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 、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孙卿子》中说：“干将莫邪，巨阙辟闾，皆古之良剑也。”
由于是当时人写当时事，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分清，龙渊、太阿和干将、莫邪是两组剑，战国文献中并未说明二者为一回事。而且它们的铸造者、铸造地也存在许多疑问。战国时已有人提及欧冶子为制剑名匠，如《韩非子·显学》云：“夫视锻赐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
东汉高诱和清代学者朱骏声曾明确指出，区冶子(一作欧冶子)不是具体某个人，至少不是真名实姓，区指区越，古代区、欧、瓯三字通用，区越即瓯越，是古越族之一支，居浙江南部，今瓯江小游。冶即铸冶、冶炼，子为尊称，区冶子即区越的一位冶剑高手或一个群体(《说文通训定声·需部》)。在文学大为发展的汉代，区冶子具体演化成一位人物，所以刘向《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区冶生而淳钧之剑成”。
传说欧冶子铸有纯钩、湛卢、豪曹(一说盘郢)、鱼肠、钜阙等剑，系为越王允常所作。至于干将、莫邪，在战国时并没有出现干将、莫邪既为剑名又为作剑者之名的记载。但干将、莫邪为名剑是毋庸置疑的，《荀子·强国》云：“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刘得，剖刑而莫邪已。”《庄子·大宗师》云：“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邪。”
除了莫邪，干将也是春秋名剑。如《楚辞》中提到“执棠溪以拂蓬，秉干将以割肉”。干将、莫邪的铸造者更多人系之于冶欧子。如《淮南子》：“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子能名其种。”《抱朴子》曰：“欧冶不能铸铜为干将。”可见到汉晋时已有此论。
干将、莫邪变为人名，并被理想化为夫妇，由此演绎出一场生动的铸剑传奇，则是在汉朝人所著《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完成的，此后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甚大，后人也不究原委，乐享其成。战国皆铜剑，从战国文献和大量实物来看亦可知干将、莫邪也不例外。到了汉代冶铁技术逐步提高，铁器逐渐普及，铁剑才迅速取代铜剑的地位。而汉代的《吴越春秋》却没有注意这一点，在编造故事时有些破绽，出现了春秋战国铸铁剑的奇事：
……鼓囊，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之，颖不销，亲铄耳……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入炉中，铁汁遂出。
汉代文艺作品，不仅把干将、莫邪、欧冶子三者人物化，而且处心积虑地为他们恰如其分地安排了夫妻、师徒关系。但后人诗赋对这些被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干将、莫邪为剑名，或者衍义为利剑、宝剑的代称，欧冶子与他们毫不相干，晋人张华(也是神剑后来故事的当事人)综合《吴虎春秋》和《越绝书》，也写到“龙渊、太阿、工布，三剑皆楚王令风胡子(识剑名匠)因吴王请干将、欧冶子作。”并因袭前者说“干将，阳，龟文；莫邪，阴，漫理。此二剑使干将作。莫邪，干将妻也”。
(《博物志》卷六，第32条)其录干将剑身为黑底白色龟甲图案，莫邪为黑色无规则花纹，也是照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可见他后来找到的不一定是干将、莫邪，否则他要大书、特书或作订正了。
无论如何，公元前333年，楚国灭越并吴，吴越地区的重器宝物尽归楚人所有。到公元前223年秦又灭楚，龙渊、太阿二剑下落不明，一直到晋代才重新出土。
最早记载张华、雷焕在丰城发现双剑之事的，是南朝刘宋人雷次宗的《豫章记》。唐代所修的《晋书》采摭前朝轶事，自然乐于征引雷书，只是《晋书》即已照抄《豫章记》，却不全部照搬，却在文末出现一封来源不明的张华致雷焕的信：“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并有雷焕送张华南昌西山北岩土、张华送雷焕一斤华阴土的事，以增加其趣味性，而此时龙渊、太阿已悄然变成了干将、莫邪，两组剑孰是孰非，至今难辨。
张华(230—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官散骑常侍，曾力排众议，劝说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惠帝时任司空，后被越王司马伦、孙秀诬杀。张华善诗擅文，有《张司空集》和杂记《博物志》。雷焕，字孔章，鄱阳小雷冈人，本是鄱阳县的土著首领雷镡之子，在当年孙权对江西一带的“强宗骁帅”用兵时，雷镡站在了孙吴政权一边，被委以重任，官至宜都太守(《三国志·陆抗传》)。孙吴被灭，原有的贵族则被吸收进新政权，曾在孙嚅为“将”的雷焕凭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在晋都洛阳的社会地位，并成为博物学家、名臣张华的密友(《番郡巢录》引《雷焕别传》)。在张华的推荐的安排下，雷焕成为赴江南接管孙吴政权的官员来到豫章，担任南昌南部富城县令。后子孙定居丰城镡舍，为丰城雷氏祖。
《豫章记》作者雷次宗为雷焕族裔，豫章南昌人，生活在晋末、南北朝初，距张、雷之时最近，故所记亦足征信。《豫章记》原文是：
吴未亡，恒有紫气见于牛斗之间，占者以为吴方兴，唯张华以为不然。及平，此气愈明。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屏人，问天文将来吉凶。孔章曰：“无他象，唯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之精上彻于天耳。”“此气自正始、嘉平至今日，众谓孙氏之详，唯吾识其不然，今闻子言，乃玄与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丰城。”张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移狱，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九尺。开之，得二剑，一龙渊，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气不复见。孔章乃留其一，匣龙渊而进一。剑至，张公于密发之，光焰 ，焕若电发。后张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临亡，诫其子恒以自随。事其子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于腰中跃出，初出犹得剑，入水乃变为龙，逐而视之，见二龙相随而逝焉。孔章曾孙穆之，犹有张公与其祖书，反覆乘根纸古字。县后有掘剑窟，方广七八丈。
宋代《太平御览》卷五五，地部二十窟、“神剑窟”条云：“丰城县狱后有雷孔章掘剑窟，方七八丈。”
古代《丰城县志》也自然记载了这处著名的胜迹，通过历代的润色，剑池及丰城剑的传奇也逐渐定型完善，不仅交待了前因，而且生动地记述了与之有关的祥异征兆。同治《丰城县志·古迹》云：“剑池，在荣塘，即旧丰城县狱基，距今治二十五里。秦始皇见东南有王气，埋宝剑镇压之。晋县令雷焕掘狱基，得双剑。久之地陷为池，每三月三日池上风雨迷离，相会剑归朝故穴。岁旱掘其地，辄兴雷雨，名人题咏甚多。”
旧志以及一些诗文把秦始皇扯进来并非空穴来风，李斯在《谏秦王逐客书》中所说今陛下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可见诸剑已归秦始皇所有。
归朝故穴自然是传说，但历代名人题咏甚多倒是不争的事实。南北朝时期的陈朝诗人阴铿有一首《经丰城剑池》，写到“清池自湛淡”，“夹筱澄深绿”，唐代章孝标《丰城剑池即事》言“岸古鱼藏穴，蒲凋翠立危”，来鹄《剑池》有“秋水莲花三四枝”一句。可见，剑池在唐宋心倍受面积虽不大，环境绿化却不错。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剑池一直是人们向往的胜地，宋代于此还建起了龙光书院，朱熹也到这儿讲过学。“剑池夜月”是著名的丰城八景之一。元代周林德《剑池次阴铿韵》的“空留云卧树，时见月窥池”，描写的就是剑池月景，元末明初的甘惟寅也以《剑池夜月》为题专门写过诗。明清时期的邱士毅、王舟瑶、周承志等人都有以剑池为题的诗。
如果说剑池不足以引起人们更实际的想象，那么据传是收藏双剑的剑匣就将传说形象化、具体化了。双剑出土以后，剑匣一直被弃置在人韩弼对它很感兴趣，把它从荣塘抬到县城的儒学学宫中。清代嘉庆十一年(1806)，丰城知县朱如金，在一帮文人雅士的倡议下，把剑匣移到尊经阁东偏空地，并建了一座亭子来翼护它，可惜不久亭子就倒掉了。道光四年(1824)县丞姚敏德又重建此亭，并写了一篇记。按剑匣共有两篇记，其中一篇为刘鸣鹤所作的《古剑匣记》，文中写“同斋漆公适游剑池归，述所见，爰指示石匣，举而实诸亭中，绕以阑，属予为之记”，不知这是记述道光还是嘉庆年间两次建亭中的哪一次。另一篇就是姚敏德的《重建剑匣亭记》，写他在道光四年(1824)六月代理知县时，“与诸绅士谋重建，相劂故址筑高数尺为亭，复其旧观，仍妥匣于中”。剑匣亭一直保存到“文革”，后被毁，剑匣失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沙湖公园时，公园中剑光亭被改为剑匣亭，并从丰中农场寻回故物安置亭中。
关于剑匣真伪自古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人们不仅对剑匣为何是一个又大又笨的船型石匣而非精美的玉匣而大失所望，也对剑匣的匣盖与匣底存没大惑不解。历代众多的诗词中也没有一首题剑匣的诗，似乎不符合诗人触景生情的一贯方式，如果剑匣从晋代开始一直在剑池边，为何他们都视而不见，不置一词？最早发现并重视剑匣的是明代嘉靖知县韩弼，那么在此之前的几百位知县或文人雅士，却都没有韩知县那么细心和热心，听之任之沦草莽？
明代万历己酉(1609)，徐即登编了一本《龙光书院志》，记载了韩弼的好事之举，但仍只是随事论事，胪列故实，未作更深的考察。清代以前的县志载“剑匣没入池中”，而现在却出现个实物。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所存在的石匣是盖，姚敏德在《重建剑匣亭记》中说：“夫匣有盖有底，兹之匣盖存，其底失所在，或曰底没于荣塘故池中。”旧志《古迹·剑匣》也对此大惑不解，说“抑石函有底、盖，存者其盖，没者其底欤？”剑匣一事，更加扑朔迷离，现在剑匣亭中那古朴的匣盖，还有待考古专家进一步的考证，如果确是晋代(准确地说是战国)遗物，剑匣这一寄托乡情的象征，则可泰然面对人们瞻仰的目光了。
丰城剑的神话传说流传千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丰城人民牢牢铭记并津津乐道丰城剑传说的每一个细节？丰城剑的精神又对百万丰城人民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搞清楚了这些问题，就能真正评价丰城剑的实质，并将它应用于我们的思想、工作和学习之中。
首先，丰城剑代表着丰城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
丰城地大物博、物产富饶，但同样饱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此所带来的众多灾害之苦。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丰城人民曾经经受过洪水、干旱、兵 等各种自然与人为灾害的侵扰，也曾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但是，丰城人从未屈服过，他们一直在抗争、在奋斗。据志书记载，一千多年有史可察的洪水灾害，丰地发生过数以百次计。汹涌的波涛不但冲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房舍，还吞噬了无数生灵，丰城人一次又一次在废墟中站起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丰城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他们善于在劣势中练就生存的技能，在贫穷中改善自身状况。不少走出家园在外创业的丰城人都有着艰苦创业的经历，他们常常栉风沐雨、奔波四方，最累的活干得、最小的钱赚得、最大的亏吃得，通过自己不懈地努力，许多人最终脱颖而出、出人头地。例如武汉家俱业骄子徐良喜创业之初，常常和妻子一起，晚上做工，白天蹬三轮车在大街小巷叫卖；深圳科陆集团总裁饶陆华怀揣借来的三百元钱，从不人打工开始，走上了艰辛苦涩的创业之路；红旗集团总裁游小龙在创业初期，真正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他们象丰城剑一样，是社会这座大熔炉将他们砺练成一柄柄锋利无比的宝剑，立足市场经济这个战场而游刃有余。
其次，丰城剑象征着丰城人民团结拼搏、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
永远不肯居人之下的丰城人就象不肯沉埋于狱底的丰城剑一样，心中燃烧着一股敢为人先、勇于争先的创新、开拓的熊熊火火。别人不敢想的事丰城人敢想，别人不敢做的事丰城人敢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是丰城人的习惯，知难而退、临阵脱逃不是丰城人的作风。别人做了的，丰城人会做得更好；别人没做过的，第一个做的很有可能又是丰城人。所以，在大江南北甚至天涯海角，到处都活跃着丰城人拼搏的身影。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东莞有那么多丰城人经营超市、海南有那么多丰城人从业服装？景德镇的陶瓷世家中，又出现那么多父业子承、夫妻创业的景象？这都是丰城人团结拼搏的生动写照。一个人创业力量有限，十个百个则力可移山。丰城人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团结协助的传统，不论是在水深火热中救灾救险、筑堤作坝中，还是在商海浪潮中搏击中流，丰城人的团队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丰城剑象征着丰城人民重义讲情、助人为乐的侠义精神
有人说丰城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爱助人为乐，更喜欢凡事“撑头”，这不是说丰城人好事，而是一种正义感、责任感在丰城人身上的体现。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的江西会馆是丰城人做会长，很多公益活动是丰城人在主持开展。很多丰城人在外创业，一旦谁有困难，不论以前是否认识，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度难关。于是“丰城人在外是一条龙”的美誉不胫而走，成为丰城人的一个显著的“族群标志”和品牌口碑。
众所周知，丰城剑即龙渊、太阿二剑，又名干将、莫邪剑，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两者的来历和铸造者，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龙渊、太阿(一作泰阿)之名最早见于《战国策·韩策》：“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
干将、莫邪是春秋晚期吴国的两把名剑，《墨子》中提到：“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荀子·性恶》中列举当时名剑：：“恒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 、阖闾之干将、莫邪、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孙卿子》中说：“干将莫邪，巨阙辟闾，皆古之良剑也。”
由于是当时人写当时事，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分清，龙渊、太阿和干将、莫邪是两组剑，战国文献中并未说明二者为一回事。而且它们的铸造者、铸造地也存在许多疑问。战国时已有人提及欧冶子为制剑名匠，如《韩非子·显学》云：“夫视锻赐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
东汉高诱和清代学者朱骏声曾明确指出，区冶子(一作欧冶子)不是具体某个人，至少不是真名实姓，区指区越，古代区、欧、瓯三字通用，区越即瓯越，是古越族之一支，居浙江南部，今瓯江小游。冶即铸冶、冶炼，子为尊称，区冶子即区越的一位冶剑高手或一个群体(《说文通训定声·需部》)。在文学大为发展的汉代，区冶子具体演化成一位人物，所以刘向《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区冶生而淳钧之剑成”。
传说欧冶子铸有纯钩、湛卢、豪曹(一说盘郢)、鱼肠、钜阙等剑，系为越王允常所作。至于干将、莫邪，在战国时并没有出现干将、莫邪既为剑名又为作剑者之名的记载。但干将、莫邪为名剑是毋庸置疑的，《荀子·强国》云：“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刘得，剖刑而莫邪已。”《庄子·大宗师》云：“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邪。”
除了莫邪，干将也是春秋名剑。如《楚辞》中提到“执棠溪以拂蓬，秉干将以割肉”。干将、莫邪的铸造者更多人系之于冶欧子。如《淮南子》：“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子能名其种。”《抱朴子》曰：“欧冶不能铸铜为干将。”可见到汉晋时已有此论。
干将、莫邪变为人名，并被理想化为夫妇，由此演绎出一场生动的铸剑传奇，则是在汉朝人所著《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完成的，此后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甚大，后人也不究原委，乐享其成。战国皆铜剑，从战国文献和大量实物来看亦可知干将、莫邪也不例外。到了汉代冶铁技术逐步提高，铁器逐渐普及，铁剑才迅速取代铜剑的地位。而汉代的《吴越春秋》却没有注意这一点，在编造故事时有些破绽，出现了春秋战国铸铁剑的奇事：
……鼓囊，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之，颖不销，亲铄耳……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入炉中，铁汁遂出。
汉代文艺作品，不仅把干将、莫邪、欧冶子三者人物化，而且处心积虑地为他们恰如其分地安排了夫妻、师徒关系。但后人诗赋对这些被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干将、莫邪为剑名，或者衍义为利剑、宝剑的代称，欧冶子与他们毫不相干，晋人张华(也是神剑后来故事的当事人)综合《吴虎春秋》和《越绝书》，也写到“龙渊、太阿、工布，三剑皆楚王令风胡子(识剑名匠)因吴王请干将、欧冶子作。”并因袭前者说“干将，阳，龟文；莫邪，阴，漫理。此二剑使干将作。莫邪，干将妻也”。
(《博物志》卷六，第32条)其录干将剑身为黑底白色龟甲图案，莫邪为黑色无规则花纹，也是照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可见他后来找到的不一定是干将、莫邪，否则他要大书、特书或作订正了。
无论如何，公元前333年，楚国灭越并吴，吴越地区的重器宝物尽归楚人所有。到公元前223年秦又灭楚，龙渊、太阿二剑下落不明，一直到晋代才重新出土。
最早记载张华、雷焕在丰城发现双剑之事的，是南朝刘宋人雷次宗的《豫章记》。唐代所修的《晋书》采摭前朝轶事，自然乐于征引雷书，只是《晋书》即已照抄《豫章记》，却不全部照搬，却在文末出现一封来源不明的张华致雷焕的信：“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并有雷焕送张华南昌西山北岩土、张华送雷焕一斤华阴土的事，以增加其趣味性，而此时龙渊、太阿已悄然变成了干将、莫邪，两组剑孰是孰非，至今难辨。
张华(230—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官散骑常侍，曾力排众议，劝说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惠帝时任司空，后被越王司马伦、孙秀诬杀。张华善诗擅文，有《张司空集》和杂记《博物志》。雷焕，字孔章，鄱阳小雷冈人，本是鄱阳县的土著首领雷镡之子，在当年孙权对江西一带的“强宗骁帅”用兵时，雷镡站在了孙吴政权一边，被委以重任，官至宜都太守(《三国志·陆抗传》)。孙吴被灭，原有的贵族则被吸收进新政权，曾在孙嚅为“将”的雷焕凭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赢得了在晋都洛阳的社会地位，并成为博物学家、名臣张华的密友(《番郡巢录》引《雷焕别传》)。在张华的推荐的安排下，雷焕成为赴江南接管孙吴政权的官员来到豫章，担任南昌南部富城县令。后子孙定居丰城镡舍，为丰城雷氏祖。
《豫章记》作者雷次宗为雷焕族裔，豫章南昌人，生活在晋末、南北朝初，距张、雷之时最近，故所记亦足征信。《豫章记》原文是：
吴未亡，恒有紫气见于牛斗之间，占者以为吴方兴，唯张华以为不然。及平，此气愈明。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屏人，问天文将来吉凶。孔章曰：“无他象，唯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之精上彻于天耳。”“此气自正始、嘉平至今日，众谓孙氏之详，唯吾识其不然，今闻子言，乃玄与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丰城。”张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移狱，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九尺。开之，得二剑，一龙渊，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气不复见。孔章乃留其一，匣龙渊而进一。剑至，张公于密发之，光焰 ，焕若电发。后张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临亡，诫其子恒以自随。事其子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于腰中跃出，初出犹得剑，入水乃变为龙，逐而视之，见二龙相随而逝焉。孔章曾孙穆之，犹有张公与其祖书，反覆乘根纸古字。县后有掘剑窟，方广七八丈。
宋代《太平御览》卷五五，地部二十窟、“神剑窟”条云：“丰城县狱后有雷孔章掘剑窟，方七八丈。”
古代《丰城县志》也自然记载了这处著名的胜迹，通过历代的润色，剑池及丰城剑的传奇也逐渐定型完善，不仅交待了前因，而且生动地记述了与之有关的祥异征兆。同治《丰城县志·古迹》云：“剑池，在荣塘，即旧丰城县狱基，距今治二十五里。秦始皇见东南有王气，埋宝剑镇压之。晋县令雷焕掘狱基，得双剑。久之地陷为池，每三月三日池上风雨迷离，相会剑归朝故穴。岁旱掘其地，辄兴雷雨，名人题咏甚多。”
旧志以及一些诗文把秦始皇扯进来并非空穴来风，李斯在《谏秦王逐客书》中所说今陛下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可见诸剑已归秦始皇所有。
归朝故穴自然是传说，但历代名人题咏甚多倒是不争的事实。南北朝时期的陈朝诗人阴铿有一首《经丰城剑池》，写到“清池自湛淡”，“夹筱澄深绿”，唐代章孝标《丰城剑池即事》言“岸古鱼藏穴，蒲凋翠立危”，来鹄《剑池》有“秋水莲花三四枝”一句。可见，剑池在唐宋心倍受面积虽不大，环境绿化却不错。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剑池一直是人们向往的胜地，宋代于此还建起了龙光书院，朱熹也到这儿讲过学。“剑池夜月”是著名的丰城八景之一。元代周林德《剑池次阴铿韵》的“空留云卧树，时见月窥池”，描写的就是剑池月景，元末明初的甘惟寅也以《剑池夜月》为题专门写过诗。明清时期的邱士毅、王舟瑶、周承志等人都有以剑池为题的诗。
如果说剑池不足以引起人们更实际的想象，那么据传是收藏双剑的剑匣就将传说形象化、具体化了。双剑出土以后，剑匣一直被弃置在人韩弼对它很感兴趣，把它从荣塘抬到县城的儒学学宫中。清代嘉庆十一年(1806)，丰城知县朱如金，在一帮文人雅士的倡议下，把剑匣移到尊经阁东偏空地，并建了一座亭子来翼护它，可惜不久亭子就倒掉了。道光四年(1824)县丞姚敏德又重建此亭，并写了一篇记。按剑匣共有两篇记，其中一篇为刘鸣鹤所作的《古剑匣记》，文中写“同斋漆公适游剑池归，述所见，爰指示石匣，举而实诸亭中，绕以阑，属予为之记”，不知这是记述道光还是嘉庆年间两次建亭中的哪一次。另一篇就是姚敏德的《重建剑匣亭记》，写他在道光四年(1824)六月代理知县时，“与诸绅士谋重建，相劂故址筑高数尺为亭，复其旧观，仍妥匣于中”。剑匣亭一直保存到“文革”，后被毁，剑匣失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沙湖公园时，公园中剑光亭被改为剑匣亭，并从丰中农场寻回故物安置亭中。
关于剑匣真伪自古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人们不仅对剑匣为何是一个又大又笨的船型石匣而非精美的玉匣而大失所望，也对剑匣的匣盖与匣底存没大惑不解。历代众多的诗词中也没有一首题剑匣的诗，似乎不符合诗人触景生情的一贯方式，如果剑匣从晋代开始一直在剑池边，为何他们都视而不见，不置一词？最早发现并重视剑匣的是明代嘉靖知县韩弼，那么在此之前的几百位知县或文人雅士，却都没有韩知县那么细心和热心，听之任之沦草莽？
明代万历己酉(1609)，徐即登编了一本《龙光书院志》，记载了韩弼的好事之举，但仍只是随事论事，胪列故实，未作更深的考察。清代以前的县志载“剑匣没入池中”，而现在却出现个实物。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所存在的石匣是盖，姚敏德在《重建剑匣亭记》中说：“夫匣有盖有底，兹之匣盖存，其底失所在，或曰底没于荣塘故池中。”旧志《古迹·剑匣》也对此大惑不解，说“抑石函有底、盖，存者其盖，没者其底欤？”剑匣一事，更加扑朔迷离，现在剑匣亭中那古朴的匣盖，还有待考古专家进一步的考证，如果确是晋代(准确地说是战国)遗物，剑匣这一寄托乡情的象征，则可泰然面对人们瞻仰的目光了。
丰城剑的神话传说流传千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丰城人民牢牢铭记并津津乐道丰城剑传说的每一个细节？丰城剑的精神又对百万丰城人民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搞清楚了这些问题，就能真正评价丰城剑的实质，并将它应用于我们的思想、工作和学习之中。
首先，丰城剑代表着丰城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
丰城地大物博、物产富饶，但同样饱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此所带来的众多灾害之苦。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丰城人民曾经经受过洪水、干旱、兵 等各种自然与人为灾害的侵扰，也曾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但是，丰城人从未屈服过，他们一直在抗争、在奋斗。据志书记载，一千多年有史可察的洪水灾害，丰地发生过数以百次计。汹涌的波涛不但冲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房舍，还吞噬了无数生灵，丰城人一次又一次在废墟中站起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丰城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他们善于在劣势中练就生存的技能，在贫穷中改善自身状况。不少走出家园在外创业的丰城人都有着艰苦创业的经历，他们常常栉风沐雨、奔波四方，最累的活干得、最小的钱赚得、最大的亏吃得，通过自己不懈地努力，许多人最终脱颖而出、出人头地。例如武汉家俱业骄子徐良喜创业之初，常常和妻子一起，晚上做工，白天蹬三轮车在大街小巷叫卖；深圳科陆集团总裁饶陆华怀揣借来的三百元钱，从不人打工开始，走上了艰辛苦涩的创业之路；红旗集团总裁游小龙在创业初期，真正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他们象丰城剑一样，是社会这座大熔炉将他们砺练成一柄柄锋利无比的宝剑，立足市场经济这个战场而游刃有余。
其次，丰城剑象征着丰城人民团结拼搏、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
永远不肯居人之下的丰城人就象不肯沉埋于狱底的丰城剑一样，心中燃烧着一股敢为人先、勇于争先的创新、开拓的熊熊火火。别人不敢想的事丰城人敢想，别人不敢做的事丰城人敢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是丰城人的习惯，知难而退、临阵脱逃不是丰城人的作风。别人做了的，丰城人会做得更好；别人没做过的，第一个做的很有可能又是丰城人。所以，在大江南北甚至天涯海角，到处都活跃着丰城人拼搏的身影。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东莞有那么多丰城人经营超市、海南有那么多丰城人从业服装？景德镇的陶瓷世家中，又出现那么多父业子承、夫妻创业的景象？这都是丰城人团结拼搏的生动写照。一个人创业力量有限，十个百个则力可移山。丰城人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团结协助的传统，不论是在水深火热中救灾救险、筑堤作坝中，还是在商海浪潮中搏击中流，丰城人的团队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丰城剑象征着丰城人民重义讲情、助人为乐的侠义精神
有人说丰城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爱助人为乐，更喜欢凡事“撑头”，这不是说丰城人好事，而是一种正义感、责任感在丰城人身上的体现。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的江西会馆是丰城人做会长，很多公益活动是丰城人在主持开展。很多丰城人在外创业，一旦谁有困难，不论以前是否认识，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度难关。于是“丰城人在外是一条龙”的美誉不胫而走，成为丰城人的一个显著的“族群标志”和品牌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