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黑格尔以希腊哲学传人自居，认为哲学肇始于西方，中国哲学缺少“规定性”，孔子是一个生活的智者，算不上“思辨哲学家”，其思想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此言一出，引起“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百年之争。
判断一个学科能否成立，其标准必须依“学理与需要”而定，不能依“人为预设”而决，但凭“西方标准”来评判东方事务，还会听到“中国有没有绘画？”、“中国有没有音乐？”、“中国有没有科学？”的争论。如果说科学仅指西方近代的自然或实验科学，李约瑟和爱因斯坦也曾相继质疑，“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缺少欧洲近代的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李约瑟则以“李约瑟之谜”，把问题留给后人评说。
争论有无“哲学”不在其名，而在其实。中国起先并无“哲学”这个名称，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翻译“儒、释、道”经典时，组合“哲、学”二字，首创“哲学”一词，借代philosophy之意；至1914年，北京大学首设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其实，在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中,philosophy呈现出个性化差异，但其本质属性则具同一性。早在16世纪，就有西方人把中国的“义理之学”等同于西方的philosophy。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巨子，更是对中国哲学赞不绝口，“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三千年以来建立的，极富权威，应该远在希腊哲学之前”。
即便对东方缺乏深知，黑格尔也从未说“道德哲学”不是哲学，他认为，中国的《易经》、《老子》和“理学”，类同于希腊的“理性”体系，与印度哲学、希腊哲学一起，并称为古代三大哲学系统。“中国人也有一种哲学，它的初步原理渊源极古，因为《易经》是一部‘命书’，讲到‘生灭’，其中可以看到纯粹抽象的一元和二元概念；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承认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
如果说黑格尔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那么，雅斯贝尔斯则把哲学从“欧洲中心论”中解放出来，认为哲学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而是一种普遍遵循，以探究“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思想范式，这里的“是”，或“真”或“善”或“美”！所谓“真”，乃知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的理性超越知性而探寻“真本身”：“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中国的道家”回答了“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本体论。所谓“善”，乃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超越理智而探寻“善本身”，“中国的儒家”回答了“什么是善以及善之所以成其为善”的问题。所谓“美”，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超越功利而探寻“美本身”，“中国的美学”回答了“什么是美本身，以及美之所以成其为美”的问题。康德认为，凭借知性和道德的实践理性，永远不可能把握“物自体”，只有审美才能架起通向“物自体”的桥梁，与之相应成趣，中国的古典美学，以毫不逊色于柏拉图“彻悟美之本体”的境界，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博大气象。
中国古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原，原人境之美”，早于孔子一千多年，就有《周易》、《尚书》和《诗经》三大经典，其中，《周易》从自然现象的变化，洞悉趋吉避凶的法则；《尚书》从帝国朝代的兴迭，明了“天命”的基本趣旨；《诗经》则通过叙展正义与仁慈，反映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中国哲学萌生于斯、发端于此，及至春秋战国，以老子《道德经》为标志，中国哲学正式登堂入室，此后悠悠两千余载，儒家、道家、佛家此起彼伏，暗通款曲，和融共生，终得“三分天下”格局，其主流之儒家思想，关注现实世界里的理想人，试图建构现实的社会秩序，教化怎样做圣人，儒家、释家、道家都认为“人人皆可称圣、成佛、得道”，过高估计了人的自觉。若以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逻辑学相一致”来透视，中国哲学重现世，重主体，学以致用；偏社会科学，缺乏形式逻辑，属无意识的思想片段，知识论不发达；辩证思维和审美直觉十分精致，彰显哲理、史
慧、诗心互惠贯通的诗性特质。而西方哲学则关注理想世界里的现实人，重超越，努力构建一个虚无的天堂与地狱，起点在虚无，立足于现实，承认人的罪性，不是自觉追求做圣人，而是追求制度规范下的好人；西方人生哲学不如中国，重意识思考，重客体，偏重自然科学，大体以“知识”为中心展开，学以致知，有反省的知识论，有分解的本体论，有精致的逻辑思辨。
追本溯源，古希腊的哲学原意是“爱智慧”，所谓“爱智慧”，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爱智之学”均试图构筑起一个圆满的解释系统，完整而根本的解说一切，足以让人“安身立命”。事实上，早在三世纪前，“爱智学”就中断了，希腊哲学历尽辗转，而成为东罗马（属亚洲而非欧洲）的珍贵遗产！罗马人原本不懂希腊文，直到十字军东征，才发现了这些希腊“古董”，才有了拜阿拉伯人为师的“东方主义”思潮，才有了“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欧洲人并没有古希腊“神学时代”的遥远记忆，“发现希腊”与“发现东方”是同一回事情。那么，中国有没有“爱智之学”？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似乎并未深谈“爱智”；中国历来“文、史、哲”不分，似乎只关注论证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因是之故，每每论及哲学，总会念想起西方哲学“概念、判断、系统”的一体化特质。实质来看，“爱智慧”并非专属古希腊，而是每个民族文化题中应有之意，乃是人类普遍的本能诉求——孔子办教育，不仅“爱智慧”，而且反思“智慧”；“仁义礼智信”，“智”居其一。 众所周知，哲学核心是本体论，与“本体论”相近，还有“形而上学”、“逻格斯”等范畴。所谓“形而上学”，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终极本体的学问；所谓“逻各斯”，源于赫拉克利特，秉赋宗教意蕴，乃是指一种宇宙精神、宇宙理性或“圣子”，包括规律、本体和本源。谁说中国没有本体论？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朱熹的“理”，围绕这些“本体”的“体用之辨”，不是“本体论”又是什么？谁说中国没有“逻各斯”？中国儒、释、道都讲“道”，老子的“道为天下母”，玄学的“以无为本、以无为体”，宋儒的“无极而太极”，这些中国之“道”，类同于“逻各斯”，意含规律、本体和本源，这种中国的“道中心主义”，不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吗？谁言中国没有形而上学？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体，中国几千年前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超验”与“经验”的二元对立统一，以及“一与多”、“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思想，曾引起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惊呼，“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的本体”。
事实已充分证明，“本体论”排斥理性，人类“数学、逻辑、科学”等理性工具，永远不可能认识宇宙“本体”，反而构成了屏蔽“本体”的重重迷障，几百年来的西方哲学，试图以理性来认知本体，无疑走入了死胡同，可惜西方至今尚未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还以为理性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不够！
笔者以为，东方宇宙本体乃“心物同一”的思想，对本体的认知更具真理性！这里的“心”，并非意识形态的思维心，而是消弭了意识与潜意识分裂的统一心体；这里的“物”，并非某种具体的物质要素或单元，而是所有物体的深层内核，乃是指即便科学走到极至，能够实证某种层次的具体物性，却也永远抵达不了的本体性态。地球上任何具体的自然人，都能亲证、亲见，实证、体悟，刹那映现那宇宙本体的整体性态；本体融彻一切时域，人类心体原本与之无条件重合同一，只是因为人之降生，分而裂为意识与潜意识，才屏蔽了本原，只有弥合意识与潜意识的分裂，至简本体，才会与心体同一刹那整体显现。
孔德把欧洲历史分为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宣言，把神学婢女解救出来，开启了欧洲的“哲学时代”；康德率先清理理性，发起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成为“哲学时代”的分水岭；黑格尔出于对康德的某种反动，复归希腊的“形而上学”精神，引致“什么是哲学”的理论困境，标志着欧洲哲学时代的终结。其后二百年，
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沿着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狂飙，特别是19至20世纪，哲学王国多元化拓展，“拒斥”黑格尔成为了哲学主流，从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到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再到美国的实用主义，把科学主义引入哲学，西方开始了全面反思“本体论”，彻底颠覆“形而上学”，无情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
实证主义认为，“本体”可以被“实证”，传统的本体论不过是一种逻辑性建构，尽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逻辑上自洽自足，但在实证主义者面前却失去了“合法性”。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更加不客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误用、理智的昏迷”，哲学根本不该研究那些东西，而应该回到现实生活。
除了实证主义的颠覆之外，反理智主义从另一维度，对“形而上学”进行无情消解。尼采反对以理性去追求、用逻辑去构造所谓的“本体”，主张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已经死亡”，“超人”出世，以“权力意志”来抗衡理性对肉体的忽视。尼采连同本格森的生命哲学，一起汇成反形而上学的思想浪潮，其中，20世纪的重镇是海德格尔，他全盘否定从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认为传统“本体论”错在无止境的追问本体“是什么”，而把“存在者”当成“存在”，造成了主客二分，导致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统治下的抽象思辨，虽说引爆发了知识论，却也造成技术对意义的消释；他反对逻辑分析主义利用“语言分析”代替“传统思辨哲学”，主张消解逻辑的语言，强调“诗”的语言，“诗”与“思”使人进入“栖居”并澄明其意义，海氏的“存在”是一种意义和境界。从尼采“上帝死了”，到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再到当代德里达对“逻各斯中主义”的消解，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深陷空前危机。
纵观当代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似乎风光无限，不禁要问，彻底否定了“形而上学”之后，人类该靠什么大道理来“安身立命”？于是，在一片“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解构”声浪之中，深感价值虚无的人们，又呼唤“重建形而上学”，黑格尔幽灵魂去不远，却又姗然回顾，但此时不再以“黑格尔标准”的思辨哲学，而是以维柯式的“人类形而上学”，也即“文化哲学”形式，重新粉墨登场。
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近两百年来，西方哲学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轨道。身处全球化的中国，今天也被定格于这个上升螺旋，出于对集体主义的本能恐惧，出于对极权消失的欢欣雀跃，当人们信心满满投入个人主义的怀抱时，蓦然发现，在社会的丛林法则之中，竞争如此残酷，人性如此败坏，不得不大声再呼拯救，于是，温情脉脉的孔老夫子再次向我们走来！他老人家试图“以知识拥抱强权”，挽乱世于即倒，可惜一生落寞，求权未果！不要苛责于夫子，他身怀救世之心，从不放弃原则，不向王权妥协，不做御用工具！然而，孔子的后继者们却不再高尚，不再身怀救世之心，个个只呈显达之能，向权力抛媚眼，做权利的奴隶，所有这些，不是孔子的错，不是孔子思想的错，与其痛恨孔子，不如痛恨权利，更不如唾弃堕落。
“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罗素的幽默，道出了历尽危机的哲学定义，已呈现“多样化”趋势。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哲学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之内的知识属于科学，一切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就是哲学”。
今天，“科学主义”目空一切，科学产生日新月异的技术，奉献源源不断的便利，提供赏心悦目的工具；一切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是科学，科学作为知识论的产物，其使命乃穷究现象界的奥秘。然而，面对无垠的世界，科学不能穷究所有，在科学无法触及的领域，一切既不可证实，而又不可证伪的理论便是神学，神学拯救人的灵魂，提供进入天堂的门票，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唯独哲学，这个“科学”和“神学”两不属的区域，看似空灵，实则不毛，无奈、无聊、无用，这样的三无产品，怎不引致人们对其“合法性”的声声质疑？
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黑格尔以希腊哲学传人自居，认为哲学肇始于西方，中国哲学缺少“规定性”，孔子是一个生活的智者，算不上“思辨哲学家”，其思想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此言一出，引起“中国有没有哲学”的百年之争。
判断一个学科能否成立，其标准必须依“学理与需要”而定，不能依“人为预设”而决，但凭“西方标准”来评判东方事务，还会听到“中国有没有绘画？”、“中国有没有音乐？”、“中国有没有科学？”的争论。如果说科学仅指西方近代的自然或实验科学，李约瑟和爱因斯坦也曾相继质疑，“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爱因斯坦认为，中国缺少欧洲近代的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李约瑟则以“李约瑟之谜”，把问题留给后人评说。
争论有无“哲学”不在其名，而在其实。中国起先并无“哲学”这个名称，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翻译“儒、释、道”经典时，组合“哲、学”二字，首创“哲学”一词，借代philosophy之意；至1914年，北京大学首设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其实，在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中,philosophy呈现出个性化差异，但其本质属性则具同一性。早在16世纪，就有西方人把中国的“义理之学”等同于西方的philosophy。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巨子，更是对中国哲学赞不绝口，“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三千年以来建立的，极富权威，应该远在希腊哲学之前”。
即便对东方缺乏深知，黑格尔也从未说“道德哲学”不是哲学，他认为，中国的《易经》、《老子》和“理学”，类同于希腊的“理性”体系，与印度哲学、希腊哲学一起，并称为古代三大哲学系统。“中国人也有一种哲学，它的初步原理渊源极古，因为《易经》是一部‘命书’，讲到‘生灭’，其中可以看到纯粹抽象的一元和二元概念；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承认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
如果说黑格尔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那么，雅斯贝尔斯则把哲学从“欧洲中心论”中解放出来，认为哲学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而是一种普遍遵循，以探究“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思想范式，这里的“是”，或“真”或“善”或“美”！所谓“真”，乃知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的理性超越知性而探寻“真本身”：“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中国的道家”回答了“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本体论。所谓“善”，乃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超越理智而探寻“善本身”，“中国的儒家”回答了“什么是善以及善之所以成其为善”的问题。所谓“美”，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人超越功利而探寻“美本身”，“中国的美学”回答了“什么是美本身，以及美之所以成其为美”的问题。康德认为，凭借知性和道德的实践理性，永远不可能把握“物自体”，只有审美才能架起通向“物自体”的桥梁，与之相应成趣，中国的古典美学，以毫不逊色于柏拉图“彻悟美之本体”的境界，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博大气象。
中国古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原，原人境之美”，早于孔子一千多年，就有《周易》、《尚书》和《诗经》三大经典，其中，《周易》从自然现象的变化，洞悉趋吉避凶的法则；《尚书》从帝国朝代的兴迭，明了“天命”的基本趣旨；《诗经》则通过叙展正义与仁慈，反映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中国哲学萌生于斯、发端于此，及至春秋战国，以老子《道德经》为标志，中国哲学正式登堂入室，此后悠悠两千余载，儒家、道家、佛家此起彼伏，暗通款曲，和融共生，终得“三分天下”格局，其主流之儒家思想，关注现实世界里的理想人，试图建构现实的社会秩序，教化怎样做圣人，儒家、释家、道家都认为“人人皆可称圣、成佛、得道”，过高估计了人的自觉。若以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逻辑学相一致”来透视，中国哲学重现世，重主体，学以致用；偏社会科学，缺乏形式逻辑，属无意识的思想片段，知识论不发达；辩证思维和审美直觉十分精致，彰显哲理、史
慧、诗心互惠贯通的诗性特质。而西方哲学则关注理想世界里的现实人，重超越，努力构建一个虚无的天堂与地狱，起点在虚无，立足于现实，承认人的罪性，不是自觉追求做圣人，而是追求制度规范下的好人；西方人生哲学不如中国，重意识思考，重客体，偏重自然科学，大体以“知识”为中心展开，学以致知，有反省的知识论，有分解的本体论，有精致的逻辑思辨。
追本溯源，古希腊的哲学原意是“爱智慧”，所谓“爱智慧”，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爱智之学”均试图构筑起一个圆满的解释系统，完整而根本的解说一切，足以让人“安身立命”。事实上，早在三世纪前，“爱智学”就中断了，希腊哲学历尽辗转，而成为东罗马（属亚洲而非欧洲）的珍贵遗产！罗马人原本不懂希腊文，直到十字军东征，才发现了这些希腊“古董”，才有了拜阿拉伯人为师的“东方主义”思潮，才有了“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欧洲人并没有古希腊“神学时代”的遥远记忆，“发现希腊”与“发现东方”是同一回事情。那么，中国有没有“爱智之学”？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似乎并未深谈“爱智”；中国历来“文、史、哲”不分，似乎只关注论证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因是之故，每每论及哲学，总会念想起西方哲学“概念、判断、系统”的一体化特质。实质来看，“爱智慧”并非专属古希腊，而是每个民族文化题中应有之意，乃是人类普遍的本能诉求——孔子办教育，不仅“爱智慧”，而且反思“智慧”；“仁义礼智信”，“智”居其一。 众所周知，哲学核心是本体论，与“本体论”相近，还有“形而上学”、“逻格斯”等范畴。所谓“形而上学”，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终极本体的学问；所谓“逻各斯”，源于赫拉克利特，秉赋宗教意蕴，乃是指一种宇宙精神、宇宙理性或“圣子”，包括规律、本体和本源。谁说中国没有本体论？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朱熹的“理”，围绕这些“本体”的“体用之辨”，不是“本体论”又是什么？谁说中国没有“逻各斯”？中国儒、释、道都讲“道”，老子的“道为天下母”，玄学的“以无为本、以无为体”，宋儒的“无极而太极”，这些中国之“道”，类同于“逻各斯”，意含规律、本体和本源，这种中国的“道中心主义”，不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吗？谁言中国没有形而上学？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体，中国几千年前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超验”与“经验”的二元对立统一，以及“一与多”、“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思想，曾引起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惊呼，“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的本体”。
事实已充分证明，“本体论”排斥理性，人类“数学、逻辑、科学”等理性工具，永远不可能认识宇宙“本体”，反而构成了屏蔽“本体”的重重迷障，几百年来的西方哲学，试图以理性来认知本体，无疑走入了死胡同，可惜西方至今尚未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还以为理性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不够！
笔者以为，东方宇宙本体乃“心物同一”的思想，对本体的认知更具真理性！这里的“心”，并非意识形态的思维心，而是消弭了意识与潜意识分裂的统一心体；这里的“物”，并非某种具体的物质要素或单元，而是所有物体的深层内核，乃是指即便科学走到极至，能够实证某种层次的具体物性，却也永远抵达不了的本体性态。地球上任何具体的自然人，都能亲证、亲见，实证、体悟，刹那映现那宇宙本体的整体性态；本体融彻一切时域，人类心体原本与之无条件重合同一，只是因为人之降生，分而裂为意识与潜意识，才屏蔽了本原，只有弥合意识与潜意识的分裂，至简本体，才会与心体同一刹那整体显现。
孔德把欧洲历史分为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宣言，把神学婢女解救出来，开启了欧洲的“哲学时代”；康德率先清理理性，发起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成为“哲学时代”的分水岭；黑格尔出于对康德的某种反动，复归希腊的“形而上学”精神，引致“什么是哲学”的理论困境，标志着欧洲哲学时代的终结。其后二百年，
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沿着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狂飙，特别是19至20世纪，哲学王国多元化拓展，“拒斥”黑格尔成为了哲学主流，从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到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再到美国的实用主义，把科学主义引入哲学，西方开始了全面反思“本体论”，彻底颠覆“形而上学”，无情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
实证主义认为，“本体”可以被“实证”，传统的本体论不过是一种逻辑性建构，尽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逻辑上自洽自足，但在实证主义者面前却失去了“合法性”。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更加不客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误用、理智的昏迷”，哲学根本不该研究那些东西，而应该回到现实生活。
除了实证主义的颠覆之外，反理智主义从另一维度，对“形而上学”进行无情消解。尼采反对以理性去追求、用逻辑去构造所谓的“本体”，主张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已经死亡”，“超人”出世，以“权力意志”来抗衡理性对肉体的忽视。尼采连同本格森的生命哲学，一起汇成反形而上学的思想浪潮，其中，20世纪的重镇是海德格尔，他全盘否定从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认为传统“本体论”错在无止境的追问本体“是什么”，而把“存在者”当成“存在”，造成了主客二分，导致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统治下的抽象思辨，虽说引爆发了知识论，却也造成技术对意义的消释；他反对逻辑分析主义利用“语言分析”代替“传统思辨哲学”，主张消解逻辑的语言，强调“诗”的语言，“诗”与“思”使人进入“栖居”并澄明其意义，海氏的“存在”是一种意义和境界。从尼采“上帝死了”，到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再到当代德里达对“逻各斯中主义”的消解，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深陷空前危机。
纵观当代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似乎风光无限，不禁要问，彻底否定了“形而上学”之后，人类该靠什么大道理来“安身立命”？于是，在一片“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解构”声浪之中，深感价值虚无的人们，又呼唤“重建形而上学”，黑格尔幽灵魂去不远，却又姗然回顾，但此时不再以“黑格尔标准”的思辨哲学，而是以维柯式的“人类形而上学”，也即“文化哲学”形式，重新粉墨登场。
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近两百年来，西方哲学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轨道。身处全球化的中国，今天也被定格于这个上升螺旋，出于对集体主义的本能恐惧，出于对极权消失的欢欣雀跃，当人们信心满满投入个人主义的怀抱时，蓦然发现，在社会的丛林法则之中，竞争如此残酷，人性如此败坏，不得不大声再呼拯救，于是，温情脉脉的孔老夫子再次向我们走来！他老人家试图“以知识拥抱强权”，挽乱世于即倒，可惜一生落寞，求权未果！不要苛责于夫子，他身怀救世之心，从不放弃原则，不向王权妥协，不做御用工具！然而，孔子的后继者们却不再高尚，不再身怀救世之心，个个只呈显达之能，向权力抛媚眼，做权利的奴隶，所有这些，不是孔子的错，不是孔子思想的错，与其痛恨孔子，不如痛恨权利，更不如唾弃堕落。
“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罗素的幽默，道出了历尽危机的哲学定义，已呈现“多样化”趋势。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哲学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一切确切之内的知识属于科学，一切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就是哲学”。
今天，“科学主义”目空一切，科学产生日新月异的技术，奉献源源不断的便利，提供赏心悦目的工具；一切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是科学，科学作为知识论的产物，其使命乃穷究现象界的奥秘。然而，面对无垠的世界，科学不能穷究所有，在科学无法触及的领域，一切既不可证实，而又不可证伪的理论便是神学，神学拯救人的灵魂，提供进入天堂的门票，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唯独哲学，这个“科学”和“神学”两不属的区域，看似空灵，实则不毛，无奈、无聊、无用，这样的三无产品，怎不引致人们对其“合法性”的声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