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18 20:01:00 作者： 来源：学习时报
近代以来民族观是怎样形成的?
嘉庆道光之际，清朝迅速走向衰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被打得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衰弱的清皇朝，疲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文化领域的高压有所放松。有识之士在探讨御敌之策时也像乾隆皇帝一样把外国称作“外夷”。“夷”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而且其涵义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指边疆少数民族，转而专指外国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的热潮。徐继畬、何秋涛、夏燮、张穆、姚莹等人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他们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关注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和撰述。他们的著作中就经常出现“外夷桀骜”、“俾吾中国”等等。此处的“夷”、“外夷”是指外国侵略者或泛指外国，而不是指历史上与“华夏”相对应的国内少数民族;“中国”是指包括台湾、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中国”与清朝虽有联系，但已包含新的因素。这说明，在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观念与疆域观念、国家观念一起，发生了变化。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疆域观、国家观产生了。
19世纪末，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局面，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二者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因此也出现了民族观念的分歧。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满清政府彻底推翻，在进行革命宣传时，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他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号。把“满族”说成“鞑虏”，意在激起国人对满族统治者的憎恨，以掀起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论战，其中就包含民族观念的论争。现在看来，改良派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他们的民族观点要比当时革命派的宣传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如康有为不赞成把满族说成夷狄，且对清朝开拓疆土、巩固边疆的贡献做了肯定，认为“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同当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至20年代，梁启超的民族观点进一步完善，他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正确地提出了“民族意识”对民族产生的根本意义：“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改良派的民族观点对革命派是有影响的。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国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观点发生了明显改变。辛亥革命以前，其民族主义带有狭隘反满的局限性。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提出“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但在一些著名革命派人士包括孙中山本人的讲话或文章中，仍然不时地带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痕迹。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新三民主义理论，包括民族方面的观点，与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于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称谓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和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关于民族的规定和表述，对此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多元是指中国疆域内的50多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这一理论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产生了众多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经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中国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他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民族理论指导下，他主持编纂了大型的《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史学家撰述大型中国通史的夙愿。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和白寿彝的历史理论可谓交相辉映，从不同学科反映了中国民族观念的新成果。
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团结意识是在血与火的历史中形成的，而民族观的变化和民族理论的发展则是对客观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并对现实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要而言之，近代以来民族观念的变化为中华民族更加融合，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周励恒)
日期：2012-08-18 20:01:00 作者： 来源：学习时报
近代以来民族观是怎样形成的?
嘉庆道光之际，清朝迅速走向衰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被打得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衰弱的清皇朝，疲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文化领域的高压有所放松。有识之士在探讨御敌之策时也像乾隆皇帝一样把外国称作“外夷”。“夷”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而且其涵义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指边疆少数民族，转而专指外国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的热潮。徐继畬、何秋涛、夏燮、张穆、姚莹等人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他们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关注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和撰述。他们的著作中就经常出现“外夷桀骜”、“俾吾中国”等等。此处的“夷”、“外夷”是指外国侵略者或泛指外国，而不是指历史上与“华夏”相对应的国内少数民族;“中国”是指包括台湾、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中国”与清朝虽有联系，但已包含新的因素。这说明，在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观念与疆域观念、国家观念一起，发生了变化。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疆域观、国家观产生了。
19世纪末，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局面，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二者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因此也出现了民族观念的分歧。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满清政府彻底推翻，在进行革命宣传时，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他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号。把“满族”说成“鞑虏”，意在激起国人对满族统治者的憎恨，以掀起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论战，其中就包含民族观念的论争。现在看来，改良派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他们的民族观点要比当时革命派的宣传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如康有为不赞成把满族说成夷狄，且对清朝开拓疆土、巩固边疆的贡献做了肯定，认为“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同当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至20年代，梁启超的民族观点进一步完善，他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正确地提出了“民族意识”对民族产生的根本意义：“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改良派的民族观点对革命派是有影响的。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国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观点发生了明显改变。辛亥革命以前，其民族主义带有狭隘反满的局限性。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提出“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但在一些著名革命派人士包括孙中山本人的讲话或文章中，仍然不时地带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痕迹。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新三民主义理论，包括民族方面的观点，与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于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称谓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和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关于民族的规定和表述，对此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多元是指中国疆域内的50多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这一理论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产生了众多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经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中国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他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民族理论指导下，他主持编纂了大型的《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史学家撰述大型中国通史的夙愿。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和白寿彝的历史理论可谓交相辉映，从不同学科反映了中国民族观念的新成果。
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团结意识是在血与火的历史中形成的，而民族观的变化和民族理论的发展则是对客观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并对现实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要而言之，近代以来民族观念的变化为中华民族更加融合，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周励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