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外乎有两大危险，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当下，人的智力、�力、能力和管理越来越呈几何数增长，无数人工制造带给人类更大、更多的方便，层级制管理越来越紧密勾连。但与此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各种紊乱和风险。避免紊乱、保持秩序，消除风险、保证安全，便成为前期制造者和后期维护者、后期管理者的重大责任，甚至使命。 尽人皆知，面对风险，人的本能是躲避。所谓担承和负责，是人类社会化之后的制度行为。放眼看去，现在我们很多言行，包括社会言行、职务言行，多在制度约束框架内，突破这个框架，就涉嫌失范、失责。 在制度约束框架内，面对风险，我们就不能待之以本能反应，而要体现出制度化行为。但是，人是复杂的动物，动物性和社会性交织；外在是文明的守护者，内里常常受动物性驱使。这一双性特征表现在面临风险和困难，尤其面临风险和困难需要付出利益和责任时，就会使人在两个通道口发生摇摆：一个通道趋于动物性：避责；一个通道趋于社会性或者叫制度性：担责。避责一般是比较容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退避三舍足矣，且不必花费多少成本。担责的代价可就大了，要付出很大、很多的脑力、精力、体力、时间，甚至健康，且还未必能收获正效益。 问题正出在这里，当制度是粗犷而非严谨的，当规范是笼统而非精细的，当责任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当问责是象征而非准确的，那人的本能中偷机取巧、拈轻怕重、逐利忘义、舍人为己等就容易被唤醒，甚至被放大。这时，人的社会化、制度化行为就会虎头蛇尾，具体而言，就会从专责、担责、负责、尽责这一“虎头”，慢慢蜕化成群责、卸责、失责、诿责这一“蛇尾”。我们遇到的众多不尽如人意之事，莫不遵循这个逻辑。 在这方面，可怕的还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群体化行为后衍生的制度化避责。我国立法权虽然在全国人大，但各级政府机关都有制定规则甚至法规的权力，如由民航部门主导制定民航法，这就给部门维护自身权利，回避公共责任打开了一个暗门。加上其他公共机构、行政性事业单位、商业部门等都有权出台相应规则，就形成了全民立规、己权为重、他权为附的揽推并存现象――利益归我，责任归你。被国人诟病的无数奇葩证明，就是揽推并存的最有力注脚。通过以上分析，再看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的意见：凡不属公安机关法定职责的事项，任何单位不得要求群众到公安派出所开具证明。结果如何，不敢乐观――中国不止这12个部门！
世间无外乎有两大危险，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当下，人的智力、�力、能力和管理越来越呈几何数增长，无数人工制造带给人类更大、更多的方便，层级制管理越来越紧密勾连。但与此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各种紊乱和风险。避免紊乱、保持秩序，消除风险、保证安全，便成为前期制造者和后期维护者、后期管理者的重大责任，甚至使命。 尽人皆知，面对风险，人的本能是躲避。所谓担承和负责，是人类社会化之后的制度行为。放眼看去，现在我们很多言行，包括社会言行、职务言行，多在制度约束框架内，突破这个框架，就涉嫌失范、失责。 在制度约束框架内，面对风险，我们就不能待之以本能反应，而要体现出制度化行为。但是，人是复杂的动物，动物性和社会性交织；外在是文明的守护者，内里常常受动物性驱使。这一双性特征表现在面临风险和困难，尤其面临风险和困难需要付出利益和责任时，就会使人在两个通道口发生摇摆：一个通道趋于动物性：避责；一个通道趋于社会性或者叫制度性：担责。避责一般是比较容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退避三舍足矣，且不必花费多少成本。担责的代价可就大了，要付出很大、很多的脑力、精力、体力、时间，甚至健康，且还未必能收获正效益。 问题正出在这里，当制度是粗犷而非严谨的，当规范是笼统而非精细的，当责任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当问责是象征而非准确的，那人的本能中偷机取巧、拈轻怕重、逐利忘义、舍人为己等就容易被唤醒，甚至被放大。这时，人的社会化、制度化行为就会虎头蛇尾，具体而言，就会从专责、担责、负责、尽责这一“虎头”，慢慢蜕化成群责、卸责、失责、诿责这一“蛇尾”。我们遇到的众多不尽如人意之事，莫不遵循这个逻辑。 在这方面，可怕的还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群体化行为后衍生的制度化避责。我国立法权虽然在全国人大，但各级政府机关都有制定规则甚至法规的权力，如由民航部门主导制定民航法，这就给部门维护自身权利，回避公共责任打开了一个暗门。加上其他公共机构、行政性事业单位、商业部门等都有权出台相应规则，就形成了全民立规、己权为重、他权为附的揽推并存现象――利益归我，责任归你。被国人诟病的无数奇葩证明，就是揽推并存的最有力注脚。通过以上分析，再看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的意见：凡不属公安机关法定职责的事项，任何单位不得要求群众到公安派出所开具证明。结果如何，不敢乐观――中国不止这12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