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潜在写作；民间话语；人性话语；主体性 摘 要： 1950～1970年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有着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趋势。对文坛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进行异质性的、类似抽屉写作的创新，能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显示出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其实，自由自在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孕育的民间话语，正是潜在写作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质素，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内涵，成为慰藉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驿站。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37－07 站在开放、民主的公共话语空间，对20世纪50年代及其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钩沉打捞，在重构文学地理版图的基础上，展示文学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绝如缕、存亡绝续的特质内涵，可还原文学发展的本真面貌。“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经历，一定有许多也许并不细微，但在原有‘知识结构’下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情绪的波动，内心的感受等等）沉淀在那里并湮没于主流话语之中，当主流话语沉默（至少你可以使之沉默）时，难道不正是赶紧打捞或挖掘这些思想资料的大好时机吗？”〔1〕可以说，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产生的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化形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知识分子从庙堂文化和兼济天下的岗位意识上撤退至民间、将息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和疲惫的灵魂的精神驿站。在时代的风云的颠簸中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的小我，以时代的洪流中的大我的视角看来，咀嚼个人的悲欢和伤痛的狭小天地里的情愫是病态的小资情调。但富有吊诡意味的是，当极“左”的意识形态打着高尚无私的冠冕堂皇的旗帜、行使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卑鄙伎俩时，小我与私我的真情实感的抒发，对干瘪空洞的巨无霸式的主流政治话语造成的文坛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的文学审美意蕴的缺失，起着一种补偏救弊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相当贫乏的文革时代，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2〕。正是这些具有真情实感从未想到发表的潜在写作，抛弃了主流文坛规训与惩罚的压抑机制，在向文学本体回归的特殊语境中，颠覆了企图将文学作品沦为政治附庸和图解政策的工具的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潜在写作遵循着《后汉书·冯异传》所说的“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轮回规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最高水平。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曹金合 遮蔽与记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民间话语内涵剖析“处于边缘的‘潜在写作’，虽然环境不自由，作家主体心灵反而因为被排除到公开文学体制之外，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公开文学中的各种规范的制约，从而对个体心灵、情感、命运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表现。”〔3〕边缘与中心、规范与疏离、异端与典范、压制与反抗的辩证法，遵循着物极必反的逻辑规律向着逸出主流文化价值范式的方向发展。在戴着镣铐跳舞的逼仄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中，在主动或被动地脱去了神圣的超我的人格面具之后，边缘化的生活处境和观察立场换来的是回归自我本真面目的生命状态。在宏大的政治话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民间的人性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越来越“左”的政治话语通过设置文学话语禁区和建构话语等级秩序，对启蒙话语以及人性话语采取了去势与整容的压制手段。这样通过红色的革命文学话语范式的建构，对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中得到的民主、科学等启蒙话语范式进行了等级结构的划分与压制，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战争文化规范影响下形成的教师/学生、医生/病人、启蒙者/民众、高尚者/卑贱者等二元对立项中，前者与后者的对立逆反产生的对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反人性举动，使知识分子话语的威信和效力一落千丈。特别是深受鲁迅的启蒙精神影响的现代作家，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特定语境下培养成的改造国民性痼疾的责任意识和岗位意识，面临着主流文化权力压制下的嬗变，这对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的作家来说，其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意蕴探求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建国后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思想和反右派等的批判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控制的作用”〔4〕。作家建构在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个体情感，在大公无私的宏大主流话语的X光照射下，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典型徽章。工具论和服务论的先天优越性带来的话语权力的合法性，借用宏大的政治话语的权威宣判了自由选择认知和个性体验的表达方式的非法性，实际上也就堵塞了真正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借助于合法的政治话语或者合情的启蒙话语进行言说，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合理渠道。在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的历史语境中，作家的话语权自然要遭到极“左”意识形态的权力干预，因此潜在写作的作家们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将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转化为民间话语的存在样态。这种“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2〕的民间话语空间，就成为了在喑哑时代里怀着对缪斯女神的虔诚挚爱的作家表达自己的人性话语的唯一话语空间。时空条件的限制使“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潜在写作家们“往往醉心于对自己所亲身体验的个人生活情感的书写，其中尤以对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情感的书写为多”〔5〕。民间话语由此也就成为了潜在写作中一朵奇葩，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建构的民间话语的潜在空间，顺理成章地成为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里慰藉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港湾。
关键词： 潜在写作；民间话语；人性话语；主体性 摘 要： 1950～1970年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有着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趋势。对文坛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进行异质性的、类似抽屉写作的创新，能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显示出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其实，自由自在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孕育的民间话语，正是潜在写作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质素，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内涵，成为慰藉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驿站。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37－07 站在开放、民主的公共话语空间，对20世纪50年代及其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钩沉打捞，在重构文学地理版图的基础上，展示文学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绝如缕、存亡绝续的特质内涵，可还原文学发展的本真面貌。“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经历，一定有许多也许并不细微，但在原有‘知识结构’下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情绪的波动，内心的感受等等）沉淀在那里并湮没于主流话语之中，当主流话语沉默（至少你可以使之沉默）时，难道不正是赶紧打捞或挖掘这些思想资料的大好时机吗？”〔1〕可以说，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产生的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化形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知识分子从庙堂文化和兼济天下的岗位意识上撤退至民间、将息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和疲惫的灵魂的精神驿站。在时代的风云的颠簸中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的小我，以时代的洪流中的大我的视角看来，咀嚼个人的悲欢和伤痛的狭小天地里的情愫是病态的小资情调。但富有吊诡意味的是，当极“左”的意识形态打着高尚无私的冠冕堂皇的旗帜、行使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卑鄙伎俩时，小我与私我的真情实感的抒发，对干瘪空洞的巨无霸式的主流政治话语造成的文坛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的文学审美意蕴的缺失，起着一种补偏救弊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相当贫乏的文革时代，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2〕。正是这些具有真情实感从未想到发表的潜在写作，抛弃了主流文坛规训与惩罚的压抑机制，在向文学本体回归的特殊语境中，颠覆了企图将文学作品沦为政治附庸和图解政策的工具的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潜在写作遵循着《后汉书·冯异传》所说的“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轮回规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最高水平。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曹金合 遮蔽与记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民间话语内涵剖析“处于边缘的‘潜在写作’，虽然环境不自由，作家主体心灵反而因为被排除到公开文学体制之外，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公开文学中的各种规范的制约，从而对个体心灵、情感、命运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表现。”〔3〕边缘与中心、规范与疏离、异端与典范、压制与反抗的辩证法，遵循着物极必反的逻辑规律向着逸出主流文化价值范式的方向发展。在戴着镣铐跳舞的逼仄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中，在主动或被动地脱去了神圣的超我的人格面具之后，边缘化的生活处境和观察立场换来的是回归自我本真面目的生命状态。在宏大的政治话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民间的人性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越来越“左”的政治话语通过设置文学话语禁区和建构话语等级秩序，对启蒙话语以及人性话语采取了去势与整容的压制手段。这样通过红色的革命文学话语范式的建构，对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中得到的民主、科学等启蒙话语范式进行了等级结构的划分与压制，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战争文化规范影响下形成的教师/学生、医生/病人、启蒙者/民众、高尚者/卑贱者等二元对立项中，前者与后者的对立逆反产生的对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反人性举动，使知识分子话语的威信和效力一落千丈。特别是深受鲁迅的启蒙精神影响的现代作家，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特定语境下培养成的改造国民性痼疾的责任意识和岗位意识，面临着主流文化权力压制下的嬗变，这对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的作家来说，其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意蕴探求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建国后在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思想和反右派等的批判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控制的作用”〔4〕。作家建构在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个体情感，在大公无私的宏大主流话语的X光照射下，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典型徽章。工具论和服务论的先天优越性带来的话语权力的合法性，借用宏大的政治话语的权威宣判了自由选择认知和个性体验的表达方式的非法性，实际上也就堵塞了真正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借助于合法的政治话语或者合情的启蒙话语进行言说，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合理渠道。在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的历史语境中，作家的话语权自然要遭到极“左”意识形态的权力干预，因此潜在写作的作家们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将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转化为民间话语的存在样态。这种“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2〕的民间话语空间，就成为了在喑哑时代里怀着对缪斯女神的虔诚挚爱的作家表达自己的人性话语的唯一话语空间。时空条件的限制使“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潜在写作家们“往往醉心于对自己所亲身体验的个人生活情感的书写，其中尤以对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情感的书写为多”〔5〕。民间话语由此也就成为了潜在写作中一朵奇葩，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建构的民间话语的潜在空间，顺理成章地成为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里慰藉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