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张成茂15岁，那天一上学，就有人在旁边喊着，“张成茂，狗崽子，张成茂，狗崽子”，他想回家跟父亲哭诉，踏进家门，一片狼藉，他的家变成村人随意出入的场所，墙壁上写满打倒父亲的批语，父亲正被人揪住，胸前挂着大大的“反革命”牌子，站在街头挨批斗。那年，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升入了高中，他被退了。
不过，历史总让人发省，弱小的他怎么也想不到，30多年后，他会变得强大，能正义凛然地站在法庭，用一种叫做法律的武器，为同样弱小的佘祥林辩护，争取公平。
原来人还有这么多权利
15岁初中毕业后，没能升入高中的张成茂到父亲所在的军工厂里打小工。2年后，经过父母一番努力找关系，他终于得以上了高中。不过，此时，学校里都时兴着学工、学农、学军，学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记得，那时的报纸和广播不断在报道批斗会的召开及会议精神，外界传递给张成茂的信息，做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当的，没有人说不好。
1975年，张成茂高中毕业，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他又进入父亲的厂里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当了2年工人的他想报考大学却受到阻挠，厂里不放人，只好作罢。
而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到1979年，报纸、广播呈现出了另一种声音，“浩劫”是张成茂听到的最多形容“四人帮”的词语，“好像要走与以往不同的路了”。
那过去算什么?少年时期他随意就能受到的批判、冷眼、唾骂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为什么别人可以“无法无天”地欺负自己?怎么没有一定的规则来制约他?这些问题不时地纠结在已成年的张成茂心中，直到他接触到法律。
1979年8月，《民主与法制》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公众法律普及杂志。因为张成茂所在的军工厂是上海彭浦机器厂位于江西的一个车间，张成茂的生活环境里自然多了很多上海的元素，在厂里，他接触到了《民主与法制》。
杂志里，上海最早一批律师发表的一些对案件看法的文章深深吸引着张成茂。“描述了一件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存在一些疑问，但因为当时的法律没有‘疑罪从无’的观念，律师的当事人被指认为是肇事者，律师在文章中分析了几种可能的情况，为当事人辩护。”
这些唇枪舌剑对张成茂有极大的触动，“法律可以帮助弱者!可以让社会有秩序、有规则!”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法律里，张成茂找到了答案，他打定主意，只要有可能，他也要学习法律、研究法律。
机会很快就来了。1980年，大批法律院校开始建立；1985年，张成茂所在的军工厂也开办了法律夜大班。尽管已经30岁了，张成茂还是踊跃地第一个报了名。
张成茂赶上了学习法律的好风潮，此时中国的法律百废待兴，除了不断在修订之前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通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成为新中国民事立法史上新的里程碑。
张成茂依次先学宪法，再学刑法，接着学民法，接触到《民法通则》，张成茂越学越兴奋，“原来人还有这么多权利啊，什么名誉权、健康权、财产权、肖像权等等都有”。更有趣的是，厂里的老工人之间发生争执，还竞相用“你侵犯了我名誉权”来相互指责。
法有了，违法必究却还难
张成茂越来越明确自己的目标，他想在法律方面继续深造，夜大自修完，他坚持边在工厂工作，边继续到正规大专院校进修法律。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开始确立，最初是两年一次；1990年，进修法律5年的张成茂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一举通过。
当时的律师管理并不严格，律师可以是兼职做。张成茂主职仍在工厂当工人，兼职到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由于县里法律人才奇缺，他记得自己刚到事务所兼职，就接手了一个犯罪团伙的抢劫案，替其中一名罪犯辩护，因为犯案人员多达15人，事务所里包括主任都需要亲自挂帅，全部上阵，辩护律师才够数。
这个案件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张成茂的当事人参与作案，分了1块2毛钱的赃款，被判12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12年的刑期在张成茂看来，是与案件性质相适应的。那时普通百姓口里的流行说法是，“骗比偷好，偷比抢好”，刑法上对骗子判刑少一些，对偷要重一些，对抢劫又重一些。
时隔近20年，张成茂依然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案件，是因为当事人刚成年，对世界还认识不清的他显得格外需要律师的帮助，有律师愿意为“坏人”的他解答一些司法问题，好比雪中送炭，虽然12年刑期并不算轻判，但家属仍不断向张成茂表示感谢。
进入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法律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似乎一天颁布一条法律，到今天，在法制国家里，我国算是成文法很多的国家了”。
1988年，海南建省，需要大量的外来人才。1990年，拿到全国律师资格证书的张成茂也开始去闯海南。一去8年，8年里，他经历了最开始接不到案件到逐步上手再到成熟的律师生涯历练。
也是在这8年中，中国法制在逐步实现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不过，正如人必然要经历少年才能到壮年，“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能做到了，“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却还需要时间。
随着办案经验成熟及思路的机敏老道，张成茂逐渐接手一些疑难案件，也不断遇到“有法难依”、“违法难究”的问题。
1993年，张成茂接手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事故中，当事人被当地执法部门的车撞成高位截瘫，一天之间，经历了生不如死，除了神智清楚，手脚全不能动弹，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下半生。根据法规认定，肇事方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张成茂打赢了这场官司，他依据交通法里规定的赔偿条款，替受害者争取了经济赔偿。
肇事方具备经济赔偿的能力，但时过15年，直到今年，法院的判决书依然没有执行。“受害者只能拿到民政部门出于人道给予他的经济补偿。为什么?因为腐败!”在张成茂看来，普通的民事主体违法，法律必然会追究他的责任，但如果是执法部门违法，事情就难办了，“中国的法制进程从无法到有法，再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难于违法必究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执法人无法理是佘祥林案症结
2005年，佘祥林重大冤假错案的出现，开始让大众审视司法、执法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2005年4月4日上午9点07分，张成茂收到一条信息，是佘祥林哥哥佘锁林发来的，内容是希望张成茂能帮助他们讨个公道。张成茂很快回了一条短信，请他给办
公室打电话先听听案情。很快，佘锁林的电话来了。
听完佘锁林的描述，张成茂最直接的感受，这是一个典型的冤假错案，从法律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再审案，接下来要进行国家赔偿。
4月5日，张成茂动身赶往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与佘锁林取得联系，赶到湖北沙洋监狱总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佘祥林的委托。随后到了佘祥林家，在一座简陋的、用泥巴做成的砖块垒起的房子里，张成茂见到了佘祥林的父亲。
11年过去了，在一座座翻新的房子中，这座泥房更显出它的寒酸和无奈。男主人、女主人离开11年后，屋内家徒四壁，唯一称得上家具的就是老人的那张床。余祥林的母亲因为为儿子四处奔走告冤早逝，假媳妇的坟墓还在佘母墓旁。
当天，张成茂又到京山县法院办理了相关的手续，要求查阅三级法院四次审理的案卷材料。最初，法院表示不能提供，经过反复交涉，第二天中午法院才表示“可以到法院看，也可以复印”，但仅限于在法院内。
在阅卷的过程中，张成茂发现，法院并没有提供当初判处佘祥林死刑的案卷，他随即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要求调阅有关的卷宗，但是遭到了拒绝。
4月13日上午9时，庭审如期进行，京山县法院法庭内座无虚席。
法庭上，张成茂慷慨陈词使原计划30分钟的庭审延至100分钟。张成茂提供了4份证据：第一份是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的证词，证明张在玉还活着；第二份是张在玉的证词，证明她是佘祥林的妻子，并说明离家出走11年的原因；第三份是余祥林的女儿杨斯寒和张在玉的母亲何真英的户籍证明；第四份是湖北省公安厅的DNA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结论内容为：经过对杨斯寒、张在玉、何真英血样检测，张在玉与何真英、杨斯寒之间存在直接血缘关系的可能性为99.99％。
法官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享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现今看来，审理佘祥林案是如此的轻松容易，100分钟就洗清了11年的冤情，“但过去的11年都干什么去了?”
1994年4月11日余祥林案发生；1994年10月13日，佘被判死刑，这个判决被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四年后的1998年6月15日，佘被京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佘的上诉，维持原判，此为终审裁定。
“断定杀人案要讲究证据，总是先有尸体出现，再判断杀人动机，寻找作案工具，论证作案手段、作案过程，这些环节构成一个链条，是一环扣一环，必须充分论证。佘祥林案中虽然出现了一具尸体，但后面的环节却都是想当然进行。在佘祥林案中，老百姓容易被某种事实迷惑，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公检法，从事司法工作的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公安局在找到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得到排他的唯一性时，就得出佘祥林杀妻的结论。这只能说明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淡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办错了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在张成茂看来，代理佘祥林案并不困难，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需要面对执法人员无法制的观念。他反而更像一个警察，去挑各个办案、执法环节里的漏洞。
佘祥林最终拿到了94万的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这是一个最高赔偿额了；这个案件也促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避免同类案件再次出现”。
“相比较过去，进步还是最主要的。大家的观念里，律师职业已经得到认可，不会认为替坏人辩护的律师也是坏人。只是要真正让普通大众具备法治观念，仍任重道远”。
1970年，张成茂15岁，那天一上学，就有人在旁边喊着，“张成茂，狗崽子，张成茂，狗崽子”，他想回家跟父亲哭诉，踏进家门，一片狼藉，他的家变成村人随意出入的场所，墙壁上写满打倒父亲的批语，父亲正被人揪住，胸前挂着大大的“反革命”牌子，站在街头挨批斗。那年，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升入了高中，他被退了。
不过，历史总让人发省，弱小的他怎么也想不到，30多年后，他会变得强大，能正义凛然地站在法庭，用一种叫做法律的武器，为同样弱小的佘祥林辩护，争取公平。
原来人还有这么多权利
15岁初中毕业后，没能升入高中的张成茂到父亲所在的军工厂里打小工。2年后，经过父母一番努力找关系，他终于得以上了高中。不过，此时，学校里都时兴着学工、学农、学军，学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记得，那时的报纸和广播不断在报道批斗会的召开及会议精神，外界传递给张成茂的信息，做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当的，没有人说不好。
1975年，张成茂高中毕业，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他又进入父亲的厂里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当了2年工人的他想报考大学却受到阻挠，厂里不放人，只好作罢。
而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到1979年，报纸、广播呈现出了另一种声音，“浩劫”是张成茂听到的最多形容“四人帮”的词语，“好像要走与以往不同的路了”。
那过去算什么?少年时期他随意就能受到的批判、冷眼、唾骂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为什么别人可以“无法无天”地欺负自己?怎么没有一定的规则来制约他?这些问题不时地纠结在已成年的张成茂心中，直到他接触到法律。
1979年8月，《民主与法制》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公众法律普及杂志。因为张成茂所在的军工厂是上海彭浦机器厂位于江西的一个车间，张成茂的生活环境里自然多了很多上海的元素，在厂里，他接触到了《民主与法制》。
杂志里，上海最早一批律师发表的一些对案件看法的文章深深吸引着张成茂。“描述了一件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存在一些疑问，但因为当时的法律没有‘疑罪从无’的观念，律师的当事人被指认为是肇事者，律师在文章中分析了几种可能的情况，为当事人辩护。”
这些唇枪舌剑对张成茂有极大的触动，“法律可以帮助弱者!可以让社会有秩序、有规则!”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法律里，张成茂找到了答案，他打定主意，只要有可能，他也要学习法律、研究法律。
机会很快就来了。1980年，大批法律院校开始建立；1985年，张成茂所在的军工厂也开办了法律夜大班。尽管已经30岁了，张成茂还是踊跃地第一个报了名。
张成茂赶上了学习法律的好风潮，此时中国的法律百废待兴，除了不断在修订之前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通过，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成为新中国民事立法史上新的里程碑。
张成茂依次先学宪法，再学刑法，接着学民法，接触到《民法通则》，张成茂越学越兴奋，“原来人还有这么多权利啊，什么名誉权、健康权、财产权、肖像权等等都有”。更有趣的是，厂里的老工人之间发生争执，还竞相用“你侵犯了我名誉权”来相互指责。
法有了，违法必究却还难
张成茂越来越明确自己的目标，他想在法律方面继续深造，夜大自修完，他坚持边在工厂工作，边继续到正规大专院校进修法律。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开始确立，最初是两年一次；1990年，进修法律5年的张成茂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一举通过。
当时的律师管理并不严格，律师可以是兼职做。张成茂主职仍在工厂当工人，兼职到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由于县里法律人才奇缺，他记得自己刚到事务所兼职，就接手了一个犯罪团伙的抢劫案，替其中一名罪犯辩护，因为犯案人员多达15人，事务所里包括主任都需要亲自挂帅，全部上阵，辩护律师才够数。
这个案件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张成茂的当事人参与作案，分了1块2毛钱的赃款，被判12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12年的刑期在张成茂看来，是与案件性质相适应的。那时普通百姓口里的流行说法是，“骗比偷好，偷比抢好”，刑法上对骗子判刑少一些，对偷要重一些，对抢劫又重一些。
时隔近20年，张成茂依然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案件，是因为当事人刚成年，对世界还认识不清的他显得格外需要律师的帮助，有律师愿意为“坏人”的他解答一些司法问题，好比雪中送炭，虽然12年刑期并不算轻判，但家属仍不断向张成茂表示感谢。
进入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法律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似乎一天颁布一条法律，到今天，在法制国家里，我国算是成文法很多的国家了”。
1988年，海南建省，需要大量的外来人才。1990年，拿到全国律师资格证书的张成茂也开始去闯海南。一去8年，8年里，他经历了最开始接不到案件到逐步上手再到成熟的律师生涯历练。
也是在这8年中，中国法制在逐步实现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不过，正如人必然要经历少年才能到壮年，“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能做到了，“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却还需要时间。
随着办案经验成熟及思路的机敏老道，张成茂逐渐接手一些疑难案件，也不断遇到“有法难依”、“违法难究”的问题。
1993年，张成茂接手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事故中，当事人被当地执法部门的车撞成高位截瘫，一天之间，经历了生不如死，除了神智清楚，手脚全不能动弹，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下半生。根据法规认定，肇事方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张成茂打赢了这场官司，他依据交通法里规定的赔偿条款，替受害者争取了经济赔偿。
肇事方具备经济赔偿的能力，但时过15年，直到今年，法院的判决书依然没有执行。“受害者只能拿到民政部门出于人道给予他的经济补偿。为什么?因为腐败!”在张成茂看来，普通的民事主体违法，法律必然会追究他的责任，但如果是执法部门违法，事情就难办了，“中国的法制进程从无法到有法，再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难于违法必究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执法人无法理是佘祥林案症结
2005年，佘祥林重大冤假错案的出现，开始让大众审视司法、执法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2005年4月4日上午9点07分，张成茂收到一条信息，是佘祥林哥哥佘锁林发来的，内容是希望张成茂能帮助他们讨个公道。张成茂很快回了一条短信，请他给办
公室打电话先听听案情。很快，佘锁林的电话来了。
听完佘锁林的描述，张成茂最直接的感受，这是一个典型的冤假错案，从法律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再审案，接下来要进行国家赔偿。
4月5日，张成茂动身赶往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与佘锁林取得联系，赶到湖北沙洋监狱总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佘祥林的委托。随后到了佘祥林家，在一座简陋的、用泥巴做成的砖块垒起的房子里，张成茂见到了佘祥林的父亲。
11年过去了，在一座座翻新的房子中，这座泥房更显出它的寒酸和无奈。男主人、女主人离开11年后，屋内家徒四壁，唯一称得上家具的就是老人的那张床。余祥林的母亲因为为儿子四处奔走告冤早逝，假媳妇的坟墓还在佘母墓旁。
当天，张成茂又到京山县法院办理了相关的手续，要求查阅三级法院四次审理的案卷材料。最初，法院表示不能提供，经过反复交涉，第二天中午法院才表示“可以到法院看，也可以复印”，但仅限于在法院内。
在阅卷的过程中，张成茂发现，法院并没有提供当初判处佘祥林死刑的案卷，他随即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要求调阅有关的卷宗，但是遭到了拒绝。
4月13日上午9时，庭审如期进行，京山县法院法庭内座无虚席。
法庭上，张成茂慷慨陈词使原计划30分钟的庭审延至100分钟。张成茂提供了4份证据：第一份是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的证词，证明张在玉还活着；第二份是张在玉的证词，证明她是佘祥林的妻子，并说明离家出走11年的原因；第三份是余祥林的女儿杨斯寒和张在玉的母亲何真英的户籍证明；第四份是湖北省公安厅的DNA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结论内容为：经过对杨斯寒、张在玉、何真英血样检测，张在玉与何真英、杨斯寒之间存在直接血缘关系的可能性为99.99％。
法官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享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现今看来，审理佘祥林案是如此的轻松容易，100分钟就洗清了11年的冤情，“但过去的11年都干什么去了?”
1994年4月11日余祥林案发生；1994年10月13日，佘被判死刑，这个判决被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四年后的1998年6月15日，佘被京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佘的上诉，维持原判，此为终审裁定。
“断定杀人案要讲究证据，总是先有尸体出现，再判断杀人动机，寻找作案工具，论证作案手段、作案过程，这些环节构成一个链条，是一环扣一环，必须充分论证。佘祥林案中虽然出现了一具尸体，但后面的环节却都是想当然进行。在佘祥林案中，老百姓容易被某种事实迷惑，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公检法，从事司法工作的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公安局在找到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得到排他的唯一性时，就得出佘祥林杀妻的结论。这只能说明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淡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办错了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在张成茂看来，代理佘祥林案并不困难，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需要面对执法人员无法制的观念。他反而更像一个警察，去挑各个办案、执法环节里的漏洞。
佘祥林最终拿到了94万的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这是一个最高赔偿额了；这个案件也促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避免同类案件再次出现”。
“相比较过去，进步还是最主要的。大家的观念里，律师职业已经得到认可，不会认为替坏人辩护的律师也是坏人。只是要真正让普通大众具备法治观念，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