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当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 一百年前，当卡夫卡创作出他的传世名作《变形记》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人真的会变成自己笔下的格里高尔，化身甲壳虫一样，戴上盔甲工作生活。 这不是魔幻或者寓言小说，而是现实的场景，实实在在。2006年12月，深圳市一家医院因为医患冲突，被迫让医生护士戴上钢盔和其他防护用具上班。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医患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趋于极端化暴力化。医患冲突，成了中国社会之痛。 那些冲突中的主角们，冲突发生前，原本与卡夫卡笔下变形之前的格里高尔一样，是富有责任心的人，整天想着为了父母努力工作，还清父亲的债，送妹妹去学钢琴。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也是好儿女，好父母，好兄妹，好朋友，好同事，都是正常人，敦厚本分的老实人。 医疗过程难免发生意外，这是常识。但意外发生之后，纠纷开始，原有的一切美好，迅速消遁了，一切正常的，变形了，或化为甲虫，或化为凶残的野兽。 到底是什么情况，让一些曾经春风化雨的白衣天使，不再专注于治病救人，成了收红包多开药的谋财者？原本敦厚老实的普通人，成了挥刀伤人的凶徒暴民？ 医生之于患者，天然有优势。但问题显然不只是牵涉医患双方的道德和利益那么简单。 每一起医患冲突都有其特殊性。抽丝剥茧之后，那些医疗技术、那些执业态度、那些蛮不讲理唯利是图等等，都只是冲突最后的引爆点。 炸弹其实早已埋下，只待引爆一刻。那是社会之病。 社会之病，病在医疗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行政力量并没有真正解决市场配置资源中失灵的问题，相反，成了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主要力量。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和技术，都集中在大都市；即便在大都市中，相当一部分优质医疗资源，也被一小部分特殊身份的人所占有。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很难分享优质医疗资源。不惟如此，普通医院、普通医护人员，在这样的资源配置格局中，利益同样受损，医疗水平也难以提高。 如同弹簧一样，日积月累，在高强度的刚性供需矛盾结构中，任何一方遭遇问题都有可能失去弹性变形。这无关道德，无关宽容。除非是圣人。 当改革从普惠演变为只惠及一部分人的时候，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甚至敌对情绪开始蔓延。没有理由将医患关系自外于社会。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原子化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就，反而处处有剥夺感。当利益明显受损时，情绪会越来越暴戾，暴戾的情绪也会通过私人及社会关系传导到社会各个角落。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头盔盔甲。弱者无力向强者宣泄，就只能选择报复同样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这一过程中，医疗纠纷不幸为宣泄愤怒提供了口实。 某种意义上，医患冲突引爆的，不仅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炸弹，更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炸弹，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在一个社会角落里的集中爆发。医患冲突实际上是在承担全社会的愤怒，承担政府失措行政失效的后果。 把医患纠纷仅仅看作是医患双方的问题，与头痛医头的庸医无异，解决起来也是杯水车薪。社会之病，当从社会救治。解决医患冲突，防止人人都变成甲虫，甚至更凶猛的野兽，只有加大民生投入，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社会改革，纾缓民怨。这才是切断医患冲突中暴戾悲情的良方。
“一天早上，当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 一百年前，当卡夫卡创作出他的传世名作《变形记》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人真的会变成自己笔下的格里高尔，化身甲壳虫一样，戴上盔甲工作生活。 这不是魔幻或者寓言小说，而是现实的场景，实实在在。2006年12月，深圳市一家医院因为医患冲突，被迫让医生护士戴上钢盔和其他防护用具上班。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医患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趋于极端化暴力化。医患冲突，成了中国社会之痛。 那些冲突中的主角们，冲突发生前，原本与卡夫卡笔下变形之前的格里高尔一样，是富有责任心的人，整天想着为了父母努力工作，还清父亲的债，送妹妹去学钢琴。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也是好儿女，好父母，好兄妹，好朋友，好同事，都是正常人，敦厚本分的老实人。 医疗过程难免发生意外，这是常识。但意外发生之后，纠纷开始，原有的一切美好，迅速消遁了，一切正常的，变形了，或化为甲虫，或化为凶残的野兽。 到底是什么情况，让一些曾经春风化雨的白衣天使，不再专注于治病救人，成了收红包多开药的谋财者？原本敦厚老实的普通人，成了挥刀伤人的凶徒暴民？ 医生之于患者，天然有优势。但问题显然不只是牵涉医患双方的道德和利益那么简单。 每一起医患冲突都有其特殊性。抽丝剥茧之后，那些医疗技术、那些执业态度、那些蛮不讲理唯利是图等等，都只是冲突最后的引爆点。 炸弹其实早已埋下，只待引爆一刻。那是社会之病。 社会之病，病在医疗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行政力量并没有真正解决市场配置资源中失灵的问题，相反，成了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主要力量。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和技术，都集中在大都市；即便在大都市中，相当一部分优质医疗资源，也被一小部分特殊身份的人所占有。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很难分享优质医疗资源。不惟如此，普通医院、普通医护人员，在这样的资源配置格局中，利益同样受损，医疗水平也难以提高。 如同弹簧一样，日积月累，在高强度的刚性供需矛盾结构中，任何一方遭遇问题都有可能失去弹性变形。这无关道德，无关宽容。除非是圣人。 当改革从普惠演变为只惠及一部分人的时候，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甚至敌对情绪开始蔓延。没有理由将医患关系自外于社会。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原子化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就，反而处处有剥夺感。当利益明显受损时，情绪会越来越暴戾，暴戾的情绪也会通过私人及社会关系传导到社会各个角落。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头盔盔甲。弱者无力向强者宣泄，就只能选择报复同样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这一过程中，医疗纠纷不幸为宣泄愤怒提供了口实。 某种意义上，医患冲突引爆的，不仅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炸弹，更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炸弹，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在一个社会角落里的集中爆发。医患冲突实际上是在承担全社会的愤怒，承担政府失措行政失效的后果。 把医患纠纷仅仅看作是医患双方的问题，与头痛医头的庸医无异，解决起来也是杯水车薪。社会之病，当从社会救治。解决医患冲突，防止人人都变成甲虫，甚至更凶猛的野兽，只有加大民生投入，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社会改革，纾缓民怨。这才是切断医患冲突中暴戾悲情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