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这些得了民心便可以兵不血刃夺取政权的历史如此的震撼人心，以致于后世一直相信着这些神话并不断上演，只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成功过，因为这根本不是真
相。
周文王起兵反对纣王暴政被世代传诵
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的凌晨，武王不顾深冬，领着军队祭祀上天和先祖，誓师要承受天定的“大命”（受命于天），去攻取商国。经过一个月艰难的行军，这支军队终于抵达商邑南郊的牧野，和赶来的诸侯在深雪湿滑的莽原会师。经过一场振奋人心的阅兵后，战斗开始。可是联军没有想到的是，面对他们的无边无际的军队，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场苦战。
按照《逸周书·克殷》的记载 ：周军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打乱敌方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接下来纣王自焚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一场大战因为周人是仁义之师而取得大捷。然而这种大捷只存在于《逸周书》这种史书中。实际情况是，纣王确实是发动了几十万奴隶守城，但这些奴隶为了纣王奋战到死，阵亡士兵的血仍是流遍了整个牧野，纵使寒冬都无法使这些血结冰。“血流漂杵”，这才是牧野之战的真相，周王朝掩盖了这场战争的真相，将其粉饰为吊民伐罪的反抗暴政的正义之战，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后世人的描述中，帝辛尚也就是纣王，从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变成荒淫无度的暴君，
但纣王喊不出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因为他自焚于鹿台之上，因为他是失败者。而他还没死的时候，统领的商朝是当时中国土地最辽阔，生产力最发达，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更为难得的是，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
被视为恶法的“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孔子也有自己的解读。据《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轻罪重判，当时子贡以为罪轻而罚太重，便去问孔子。孔子却认为制定此种刑罚的人是了解治国道理的。因为如果扬灰时恰遇过路人，使其满面蒙尘，那此人必定发怒，怒就会斗殴，因殴斗罪，按当时法律要灭三族。所以，弃灰于道看来过错轻，实则重，这样的重刑很有道理。因此，《尚书康诰》才会赞曰“殷罚有伦”。这就说明，商朝的刑罚看似野蛮，但有合理之处，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至于传说中的炮烙真的是传说，不知道是多少代之后才慢慢出现的。
也就是说，纣王绝不是无道之君，当然，也不是千古完人。依据周武王伐纣时提出的纣王罪状是：酗酒、不用贵戚旧臣、提拔重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用心祭祀等。这其实与后世藩王大将起兵反叛君王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商朝真有罪，罪也不在纣王，而是这个最先进的王朝一直“尚鬼”，这使得商王朝成为最血腥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商朝酷爱人殉和人祭。比如在侯家庄发现的商代一个大墓里，就发现了225具人牲尸体。根据现场情况，估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人牲们被双手背绑，一队一队牵到墓道来，顺序砍杀，人头落地，肢体向前扑倒，就被填土所埋。然后在上面接着杀下一批。这些人牲，多数都未成年，有的孩子连天灵盖都没长全。这不是孤例，在当时发现的墓地中，几乎无一墓没有人殉。整个墓群人牲将近2000人。在殷墟的王陵遗址上，人牲更在万人以上。胡振宇的《殷商史》统计了现有甲骨文中的记载。在商朝鼎盛时期，即武丁在位时代，明确记载了9021个人牲。此外还有531片甲骨文未记人数。而当时的人口稀少，商朝控制的人口绝不会超过几百万，这个数字就显得更触目惊心。
在商王朝一批一批的将这些人牲祭祀时，周人的祖先投靠了商王，他们用帮着商王朝的帝王们捕捉俘虏获得商王的欢心，以此崛起。他们是否知道这些人牲的结局？热衷于占卜的姬昌都没有记载。但毫无疑问，周人的壮大使他们有了取商而代之心，姬昌屡屡占卜出“宜建
侯”、“履帝位”、“建侯行师”，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而后果就是姬昌被捉回首都，孰料纣王并没有杀了他，而是杀了他的儿子伯邑考。当姬昌吃掉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后，纣王更加的相信了周人，姬昌被授予“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这次姬昌还有一项收获，就是获得了纣王亲哥哥微子的友谊。这并不能说明纣王的残暴，有说法认为这是政争，至于为何有争执，郭沫若考据出废除了奴隶殉葬制，解放并提拔奴隶，引发旧贵族不满。这当然是一家之言，是否愿意相信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但是纣王从未防备他的亲哥哥是真，而这种危险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姬发之时。当纣王致力于用兵东南夷族，武王获得了纣王大军尽出、都城内防御力甚弱这个宝贵情报，这才有了开篇的冬日行军。所以，“武王伐纣”与正义无关，这是一场用暴力重新分配权力的过程，如同商汤取代夏桀一样，而他们如同商汤一样侥幸成功了。
后来，商朝的遗民很不服气，在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带领下起来造反。周人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场暴乱镇压下去，由此可见商朝遗民的团结与纣王的威望。对于纣王的死，孔子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评价：“不闻王死，只闻一莽夫死矣！”大概也是感叹他太过尚武，忽略以德服人的重要性了吧。
当然，纣王其实也不该喊冤，因为他的祖先商汤灭了夏朝时，和周朝后来的粉饰是一样的：据说夏桀昏庸无道，残民以逞，人们意见很大。于是商汤发起了革命，在鸣条一役击溃夏桀军队，推翻了夏朝，建立商朝。人民奋勇支前，感恩戴德。
这种传说太美丽了，以致于后世一直相信着这些神话并不断上演，只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成功过，因为真相与传说本无关系。
商汤灭夏与武王伐纣这些得了民心便可以兵不血刃夺取政权的历史如此的震撼人心，以致于后世一直相信着这些神话并不断上演，只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成功过，因为这根本不是真
相。
周文王起兵反对纣王暴政被世代传诵
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的凌晨，武王不顾深冬，领着军队祭祀上天和先祖，誓师要承受天定的“大命”（受命于天），去攻取商国。经过一个月艰难的行军，这支军队终于抵达商邑南郊的牧野，和赶来的诸侯在深雪湿滑的莽原会师。经过一场振奋人心的阅兵后，战斗开始。可是联军没有想到的是，面对他们的无边无际的军队，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场苦战。
按照《逸周书·克殷》的记载 ：周军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打乱敌方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接下来纣王自焚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一场大战因为周人是仁义之师而取得大捷。然而这种大捷只存在于《逸周书》这种史书中。实际情况是，纣王确实是发动了几十万奴隶守城，但这些奴隶为了纣王奋战到死，阵亡士兵的血仍是流遍了整个牧野，纵使寒冬都无法使这些血结冰。“血流漂杵”，这才是牧野之战的真相，周王朝掩盖了这场战争的真相，将其粉饰为吊民伐罪的反抗暴政的正义之战，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后世人的描述中，帝辛尚也就是纣王，从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变成荒淫无度的暴君，
但纣王喊不出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因为他自焚于鹿台之上，因为他是失败者。而他还没死的时候，统领的商朝是当时中国土地最辽阔，生产力最发达，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更为难得的是，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
被视为恶法的“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孔子也有自己的解读。据《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轻罪重判，当时子贡以为罪轻而罚太重，便去问孔子。孔子却认为制定此种刑罚的人是了解治国道理的。因为如果扬灰时恰遇过路人，使其满面蒙尘，那此人必定发怒，怒就会斗殴，因殴斗罪，按当时法律要灭三族。所以，弃灰于道看来过错轻，实则重，这样的重刑很有道理。因此，《尚书康诰》才会赞曰“殷罚有伦”。这就说明，商朝的刑罚看似野蛮，但有合理之处，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至于传说中的炮烙真的是传说，不知道是多少代之后才慢慢出现的。
也就是说，纣王绝不是无道之君，当然，也不是千古完人。依据周武王伐纣时提出的纣王罪状是：酗酒、不用贵戚旧臣、提拔重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用心祭祀等。这其实与后世藩王大将起兵反叛君王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商朝真有罪，罪也不在纣王，而是这个最先进的王朝一直“尚鬼”，这使得商王朝成为最血腥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商朝酷爱人殉和人祭。比如在侯家庄发现的商代一个大墓里，就发现了225具人牲尸体。根据现场情况，估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人牲们被双手背绑，一队一队牵到墓道来，顺序砍杀，人头落地，肢体向前扑倒，就被填土所埋。然后在上面接着杀下一批。这些人牲，多数都未成年，有的孩子连天灵盖都没长全。这不是孤例，在当时发现的墓地中，几乎无一墓没有人殉。整个墓群人牲将近2000人。在殷墟的王陵遗址上，人牲更在万人以上。胡振宇的《殷商史》统计了现有甲骨文中的记载。在商朝鼎盛时期，即武丁在位时代，明确记载了9021个人牲。此外还有531片甲骨文未记人数。而当时的人口稀少，商朝控制的人口绝不会超过几百万，这个数字就显得更触目惊心。
在商王朝一批一批的将这些人牲祭祀时，周人的祖先投靠了商王，他们用帮着商王朝的帝王们捕捉俘虏获得商王的欢心，以此崛起。他们是否知道这些人牲的结局？热衷于占卜的姬昌都没有记载。但毫无疑问，周人的壮大使他们有了取商而代之心，姬昌屡屡占卜出“宜建
侯”、“履帝位”、“建侯行师”，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而后果就是姬昌被捉回首都，孰料纣王并没有杀了他，而是杀了他的儿子伯邑考。当姬昌吃掉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后，纣王更加的相信了周人，姬昌被授予“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这次姬昌还有一项收获，就是获得了纣王亲哥哥微子的友谊。这并不能说明纣王的残暴，有说法认为这是政争，至于为何有争执，郭沫若考据出废除了奴隶殉葬制，解放并提拔奴隶，引发旧贵族不满。这当然是一家之言，是否愿意相信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但是纣王从未防备他的亲哥哥是真，而这种危险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姬发之时。当纣王致力于用兵东南夷族，武王获得了纣王大军尽出、都城内防御力甚弱这个宝贵情报，这才有了开篇的冬日行军。所以，“武王伐纣”与正义无关，这是一场用暴力重新分配权力的过程，如同商汤取代夏桀一样，而他们如同商汤一样侥幸成功了。
后来，商朝的遗民很不服气，在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带领下起来造反。周人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场暴乱镇压下去，由此可见商朝遗民的团结与纣王的威望。对于纣王的死，孔子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评价：“不闻王死，只闻一莽夫死矣！”大概也是感叹他太过尚武，忽略以德服人的重要性了吧。
当然，纣王其实也不该喊冤，因为他的祖先商汤灭了夏朝时，和周朝后来的粉饰是一样的：据说夏桀昏庸无道，残民以逞，人们意见很大。于是商汤发起了革命，在鸣条一役击溃夏桀军队，推翻了夏朝，建立商朝。人民奋勇支前，感恩戴德。
这种传说太美丽了，以致于后世一直相信着这些神话并不断上演，只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成功过，因为真相与传说本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