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与文学作品作为两a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的电影化过程中会衍生出众多的改编风格，本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主要例证，从两个方面来探究张艺谋的文学改编。 关键词：张艺谋；视觉化；《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改编 张艺谋导演的第四部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故事源于苏童的《妻妾成群》，此片殊荣非凡，获得过银狮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张艺谋、巩俐也因此亮相于奥斯卡颁奖典礼。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归功于其出色的原著，张艺谋的改编令原本发生在阴雨连绵的江南陈家花园的故事跨越地域落户在了森严封闭的山西乔家大院，地域由南至北的变化背后是导演在极力表现高墙大瓦对人物内心造成的扭曲压抑，视觉化的处理让大红灯笼成为整部电影叙事过程中的脉络，也同样成为牵动人物命运的“戏眼”。 一、造型化之极致：《大红灯笼高高挂》 从张艺谋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剔除与保留不难看出他文学作品电影化的趋向――注重符号化、形式化的东西：新颖的电影造型、浓重的风俗感、独特的视觉效果。 张艺谋对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着重笔墨的红灯笼曾解释说其将小说改成电影时加入造型性东西，就是为了视觉化，这一点对他而言很重要，若达不到，电影也无法拍摄。而电影取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正是为了契合电影的特点，使影片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而电影的海报同样也是触目皆红。 张艺谋想要的，是一定要从视觉与形式上令观众惊叹，不仅《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色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大片的金色，还有《英雄》中的红、绿、蓝、白，张艺谋都将色彩从辅助性的作用上放大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不过是寻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可视性强的不仅是大红灯笼，捶脚一戏更从听觉上刺激观众的耳膜，哪儿有红灯笼，哪儿就有捶脚的声音，阵阵的捶脚声惹人酥麻，女人们的欲望也在捶脚中被释放，于是，大红灯笼与捶脚相结合，才算是一套完整的仪式。而片中捶脚的细节化设计也是别有意味。其一，点灯笼与捶脚的结合不仅营造了视觉效果，同时造成听觉效果，视听结合，令电影的表现力更加完美；其二，捶脚与点灯都是性的暗示，影片中没有赤露露的画面，因此点灯与捶脚成为了一种暗示与掩饰，节奏撩人的捶脚激发起的欲望令观众了然于心，银幕中的女人们，就是为了点灯笼与捶脚而明争暗斗。 在电影中若要体现某种寓意绝对不能像小说那般含蓄，为了电影脉络的清晰有序，改编时张艺谋为了增强形式感在电影中用黑幕上的鲜红字体划分出四个部分――“夏”“秋”“冬”“第二年夏”，而在原著中，苏童写道：“第二年春天，陈佐千陈老爷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与原著相比，最后一个时间段被有意的做了改动，导演唯独避开了“春”，其寓意昭然若揭――这是一个没有春天、没有生机与希望的地方。而影片也因这一改动而将象征效果再次推向极致。 导演的这种对刻意象征追求除了表现在处理时间上，也表现在对电影所处空间的处理上，为了更契合对影片的意象追求，导演需要的是一个森严、封闭、阴冷的环境。这样就是为何导演将故事背景由南迁至北，在原著中，作家能够通过描写将人物所置身环境的人情冷暖表达出来，可以用文字体现大院的冰冷无情，但是在时间有限的电影创作中，通过环境渲染气氛能够使得故事主线更加集中同时又能在视觉上营造阴冷的气氛而非再花精力通过讲故事来呈现，从内容到画面，双重表现能令大院的森严、阴冷、无情更直入人心。 二、文学作品向电影的转变 将文学作品经过电影化改编搬上银幕早已不是新鲜事，技术优异者在电影搬上银幕后饱受赞誉，而也有人尝试着同样的故事却惨遭失败。因此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而在导演张艺谋，他的电影剧本均来自文学作品，其改编始终追求以下三方面：①文化意义与价值；②艺术造型形式；③电影的可看性。 可看性体现着商业价值，如：《红高粱》中的野合，《菊豆》中的偷情、放火，《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洞房、偷情、妻妾争风吃醋。这些都令影片拥有了吸引观众的噱头。噱头往往是吸引观众观看影片的有力保障，而票房则是对投资者的回馈，有回馈才有更长久的合作。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改编秉承以上三点不仅令作品本身可观亦能令票房可观，但除以上三点追求之外，更要从细致处入手。 改编一部（一篇）文学作品首先必须认真研读，认真感受、欣赏、理解、研究这个作品，不仅要读懂原著讲了什么，更要仔细琢磨原著的思想、精神、人物、意境…… 做到熟读剧本之后，导演或是编剧便要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电影化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精神世界这一抽象的事物也是改编者最难以把握的，不注意艺术手段再现原著中情绪、心理活动的内容是使影片逊色于原作的重要原因。 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由于这两种艺术形式上各有特点，因此想再现小说原貌，必须在用电影渲染气氛和刻画人物精神世界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有时候作家在小说中用了上百字形容从窗外直射进来的光线投影在地板上的光影变化，但在电影中只需一个几秒钟的镜头就能体现，因此，在改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电影在视觉听觉方面的展现优势，能用画面展现的就不做累赘的重复。同时提炼出重要情绪可视化，加强画面和声音的渲染，将情绪放大。 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过程中，雁儿吃草纸身亡的一戏改成偷挂灯笼罚跪风寒身亡便是体现了改编的可视性原则，按照原著的描写，颂莲在卫生间发现草纸，从马桶中打捞上来后质问雁儿随后逼其吃下，雁儿因受惊吓、羞辱过度再加偶感风寒于是身亡，然而这场戏若按照原作拍摄其冲击力远远不如改变后的偷挂灯笼，偷挂红灯笼的改编起到了两层作用，一是令影片紧紧围绕大红灯笼，大红灯笼代表宠幸也代表地位，是片中女人们都渴望得到的殊荣。二是大面积红色的使用能够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不用累述就已经能令观众感觉到雁儿的欲望和愚蠢。因此，利用色彩渲染情绪成为张艺谋独特的影像风格。 三、结语 在张艺谋长达近三十年的导演生涯中，《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其众多艺术中早已被岁月蒙上了灰尘的一颗小结晶，但是拂去历史中浮浮沉沉的导演以及那些在影院中靠各种噱头造势却又仓皇落败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中国电影正向辉煌迈进的那个年代令人瞩目，在今日影片虽多但质量上良莠不齐的年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这部电影依旧具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电影艺术》编辑部中国电影出版社本国电影编辑部合编.再创作[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2] 陈墨.张艺谋电影论[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3] 韩秀风 晓海编选.为艺谋不为稻粱谋[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4] 晓深.香港：《黄土地》冲击波[J].当代电影.1985年04期 [5] 李尔葳.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摘要：电影与文学作品作为两a个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的电影化过程中会衍生出众多的改编风格，本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主要例证，从两个方面来探究张艺谋的文学改编。 关键词：张艺谋；视觉化；《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改编 张艺谋导演的第四部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故事源于苏童的《妻妾成群》，此片殊荣非凡，获得过银狮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张艺谋、巩俐也因此亮相于奥斯卡颁奖典礼。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归功于其出色的原著，张艺谋的改编令原本发生在阴雨连绵的江南陈家花园的故事跨越地域落户在了森严封闭的山西乔家大院，地域由南至北的变化背后是导演在极力表现高墙大瓦对人物内心造成的扭曲压抑，视觉化的处理让大红灯笼成为整部电影叙事过程中的脉络，也同样成为牵动人物命运的“戏眼”。 一、造型化之极致：《大红灯笼高高挂》 从张艺谋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剔除与保留不难看出他文学作品电影化的趋向――注重符号化、形式化的东西：新颖的电影造型、浓重的风俗感、独特的视觉效果。 张艺谋对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着重笔墨的红灯笼曾解释说其将小说改成电影时加入造型性东西，就是为了视觉化，这一点对他而言很重要，若达不到，电影也无法拍摄。而电影取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正是为了契合电影的特点，使影片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而电影的海报同样也是触目皆红。 张艺谋想要的，是一定要从视觉与形式上令观众惊叹，不仅《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色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大片的金色，还有《英雄》中的红、绿、蓝、白，张艺谋都将色彩从辅助性的作用上放大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不过是寻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可视性强的不仅是大红灯笼，捶脚一戏更从听觉上刺激观众的耳膜，哪儿有红灯笼，哪儿就有捶脚的声音，阵阵的捶脚声惹人酥麻，女人们的欲望也在捶脚中被释放，于是，大红灯笼与捶脚相结合，才算是一套完整的仪式。而片中捶脚的细节化设计也是别有意味。其一，点灯笼与捶脚的结合不仅营造了视觉效果，同时造成听觉效果，视听结合，令电影的表现力更加完美；其二，捶脚与点灯都是性的暗示，影片中没有赤露露的画面，因此点灯与捶脚成为了一种暗示与掩饰，节奏撩人的捶脚激发起的欲望令观众了然于心，银幕中的女人们，就是为了点灯笼与捶脚而明争暗斗。 在电影中若要体现某种寓意绝对不能像小说那般含蓄，为了电影脉络的清晰有序，改编时张艺谋为了增强形式感在电影中用黑幕上的鲜红字体划分出四个部分――“夏”“秋”“冬”“第二年夏”，而在原著中，苏童写道：“第二年春天，陈佐千陈老爷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与原著相比，最后一个时间段被有意的做了改动，导演唯独避开了“春”，其寓意昭然若揭――这是一个没有春天、没有生机与希望的地方。而影片也因这一改动而将象征效果再次推向极致。 导演的这种对刻意象征追求除了表现在处理时间上，也表现在对电影所处空间的处理上，为了更契合对影片的意象追求，导演需要的是一个森严、封闭、阴冷的环境。这样就是为何导演将故事背景由南迁至北，在原著中，作家能够通过描写将人物所置身环境的人情冷暖表达出来，可以用文字体现大院的冰冷无情，但是在时间有限的电影创作中，通过环境渲染气氛能够使得故事主线更加集中同时又能在视觉上营造阴冷的气氛而非再花精力通过讲故事来呈现，从内容到画面，双重表现能令大院的森严、阴冷、无情更直入人心。 二、文学作品向电影的转变 将文学作品经过电影化改编搬上银幕早已不是新鲜事，技术优异者在电影搬上银幕后饱受赞誉，而也有人尝试着同样的故事却惨遭失败。因此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而在导演张艺谋，他的电影剧本均来自文学作品，其改编始终追求以下三方面：①文化意义与价值；②艺术造型形式；③电影的可看性。 可看性体现着商业价值，如：《红高粱》中的野合，《菊豆》中的偷情、放火，《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洞房、偷情、妻妾争风吃醋。这些都令影片拥有了吸引观众的噱头。噱头往往是吸引观众观看影片的有力保障，而票房则是对投资者的回馈，有回馈才有更长久的合作。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改编秉承以上三点不仅令作品本身可观亦能令票房可观，但除以上三点追求之外，更要从细致处入手。 改编一部（一篇）文学作品首先必须认真研读，认真感受、欣赏、理解、研究这个作品，不仅要读懂原著讲了什么，更要仔细琢磨原著的思想、精神、人物、意境…… 做到熟读剧本之后，导演或是编剧便要开始对文学作品进行电影化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精神世界这一抽象的事物也是改编者最难以把握的，不注意艺术手段再现原著中情绪、心理活动的内容是使影片逊色于原作的重要原因。 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由于这两种艺术形式上各有特点，因此想再现小说原貌，必须在用电影渲染气氛和刻画人物精神世界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有时候作家在小说中用了上百字形容从窗外直射进来的光线投影在地板上的光影变化，但在电影中只需一个几秒钟的镜头就能体现，因此，在改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电影在视觉听觉方面的展现优势，能用画面展现的就不做累赘的重复。同时提炼出重要情绪可视化，加强画面和声音的渲染，将情绪放大。 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过程中，雁儿吃草纸身亡的一戏改成偷挂灯笼罚跪风寒身亡便是体现了改编的可视性原则，按照原著的描写，颂莲在卫生间发现草纸，从马桶中打捞上来后质问雁儿随后逼其吃下，雁儿因受惊吓、羞辱过度再加偶感风寒于是身亡，然而这场戏若按照原作拍摄其冲击力远远不如改变后的偷挂灯笼，偷挂红灯笼的改编起到了两层作用，一是令影片紧紧围绕大红灯笼，大红灯笼代表宠幸也代表地位，是片中女人们都渴望得到的殊荣。二是大面积红色的使用能够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不用累述就已经能令观众感觉到雁儿的欲望和愚蠢。因此，利用色彩渲染情绪成为张艺谋独特的影像风格。 三、结语 在张艺谋长达近三十年的导演生涯中，《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其众多艺术中早已被岁月蒙上了灰尘的一颗小结晶，但是拂去历史中浮浮沉沉的导演以及那些在影院中靠各种噱头造势却又仓皇落败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在中国电影正向辉煌迈进的那个年代令人瞩目，在今日影片虽多但质量上良莠不齐的年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这部电影依旧具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电影艺术》编辑部中国电影出版社本国电影编辑部合编.再创作[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2] 陈墨.张艺谋电影论[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3] 韩秀风 晓海编选.为艺谋不为稻粱谋[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4] 晓深.香港：《黄土地》冲击波[J].当代电影.1985年04期 [5] 李尔葳.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