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红楼梦》在思想内涵和语言成就等方面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座丰碑。自其问世以来，许多翻译家都致身于它的翻译与研究，致使它的译本繁多。其中被广泛使用和受普遍好评的有两个版本：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版本和由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斯和约翰敏福德合译的版本。这两种版本的翻译各有千秋，难分上下，但它们在许多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旨在分析两个版本对《好了歌》的翻译在语义保真、与上下文的关联性和翻译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 [关键词] 《好了歌》；语义保真；关联性；翻译方法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在文化内涵，语言成就以及主题思想等方面都是上乘之作。同时，《红楼梦》也被中外学者翻译成各种语言。在英译本中，由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版本和由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斯和约翰敏福德合译的版本尤为著名。作者曹雪芹在书中处处都流露出对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崇尚。书中第一章的《好了歌》堪称一绝，共有十六行，四大节，每节的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 忘不了”重复出现， 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民谣体的诗歌，这首诗歌很好地展现了作者的这种佛教和道教思想，为全书设下了伏笔，奠定了基调。本文将从语义保真、与上下文的关联性和翻译方法三个方面对杨宪益的译本和戴卫霍克斯的译本中《好了歌》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一、语义保真之差异 杨宪益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与《好了歌》的原版都有着很高的语义保真度，但它们在用词和句子结构上各有千秋，其保真性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 首先，《好了歌》每一小节的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的翻译，杨宪益的翻译比霍克斯的翻译更加精准，更具保真性。在杨宪益的译本中，这句被译成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而在戴卫霍克斯的译本中，被翻译成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Salvation在英文中是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它的英文意思为saving of a person’s soul from sin and its consequences。这与《好了歌》中展现的羽化成仙的道教思想大相径庭。 其次，第二小节中的“只恨聚无多”在语义保真方面，也值得探讨。在杨宪益的译本中，“只恨聚无多”被翻译成grub for money，而在霍克斯的译本中，被翻译成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相比之下，霍克斯的翻译在语义上与原文更接近。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grumble的意思是complain or protest in a bad-tempered way，它的内涵意义和中文中的“恨”非常相似，两者都常用于表达人们的情绪。 最后，《好了歌》的最后两节中“君死又随人去了”对于两个英译本的保真性也十分重要。在杨宪益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中，“君死又随人去了”分别被译为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和but once you’re dead，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又随人去”主要是谴责妻子的无情，从而规劝丈夫们不要留恋她们。杨宪益使用的是remarry， 而这个单词表达是一个合法的行为，这个词不易让大家联想到妻子的无情这层意思。但是，霍克斯的译本中的off with another one却能表达出这层意思。 二、与上下文关联性之差异 杨宪益和霍克斯对《好了歌》的翻译还可以通过分析其与书中甄士隐与道人有关《好了歌》的对话的关联性进行比较。 在两人整段对话中不断重复出现“好”和“了”，表达的是作者的道家思想“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段话中的“好”和“了”与《好了歌》中的“好”和“了”在形式和语义上都是一样的，这就使这段对话和《好了歌》有了很好的呼应，并使得这两个部分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这两部分中的“好”和“了”在译本中出现的频率和原文中出现的频率相同，并且译文中“好”和“了”在《好了歌》和在这段对话中的形式是一致的，那说明这个译本的《好了歌》与这段对话有很高的关联性，反之则不然。 在杨宪益的译本中，甄士隐话语中的“好”和“了”在译文中被合译为vanity，道人话中的“好”和“了”被翻译成good things和end，然而，杨宪益译本中的《好了歌》并没有这样的字样。因此，用“My song is called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来总结这段对话显得有些不太自然。在这两部分的关联性上，杨宪益的译本较之原文有点偏弱。 在霍克斯的译本中，甄士隐和道人的那段对话的中，“好”，“了”， “了”都被译成won，done和one，这正好与他译本中《好了歌》中的“好”，“了”， “了”的译文是一样的。因此，把《好了歌》的名字翻译成Won Done Song，是顺理成章的。这种前后一致的译法加强了《好了歌》和甄士隐与道人对它的评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与原文的关联性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霍克斯译本中的《好了歌》与上下文的关联性比杨宪益的译本要技高一筹。 三、翻译方法之差异 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好了歌》的翻译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好了歌》中的重复出现的第一句就是最好的例证。杨宪益的翻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所有的措辞都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它的焦点在于作者以及他的小说，这就是典型的异化翻译法。 而在霍克斯的译本中，这句被翻译成了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其中的salvation一词与“神仙”一词的文化内涵差异甚大。根据《新华词典》的释义，“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们崇拜的人死后的所谓精灵”为神；“神话中称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人” 为仙。“神仙”表达的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而salvation却表达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和清教思想。霍克斯之所以选择salvation来翻译“神仙”的原因很简单：英国人很熟悉salvation一词，毫不费劲就能理解。这种从读者的观点出发，以译本为中心的做法称之为归化。 从上面的例子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杨宪益的译本中《好了歌》采用的是异化翻译法，霍克斯的译本则采用的是归化法。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他们的国籍不同，杨宪益是中国学者，倾向于把中国的文化向英语国家传播；霍克斯是英国的汉学家，他会站在他本国人的立场去翻译这部小说，使之容易理解。因翻译的立场和目的不同，选择各有不同。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是可行的，两者之间无所谓好坏优劣之分，各有自身的利与弊。 杨宪益和戴卫霍克斯《好了歌》的译本在语言魅力和艺术层次上都是《好了歌》英译本的楷模，但通过以上对这两个译本的语义保真性，与上下文的关联性和翻译方法等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杨宪益的翻译用词简洁，采用异化翻译法，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度和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戴卫霍克斯的译本则用词比较正式复杂，采用归译法，将原文的文化词汇转译为目标语中的文化词汇，关注译文的可读性，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 Hawkes，David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ume 1[M]， London： Penguin Group，1973年。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康轶，《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的比较[J]，沈阳：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6（1）]：23-25。 [4]汤笋，“好了”难“了” — 评《红楼梦》《好了歌》及解语的翻译[J]，河南：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21（1）]：103-105。 [5]杨宪益、戴乃迭译，A Dream of Red Mansions[M]，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年。 [6]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作者简介：曹梦月（1982—），女，江西九江人，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外语学部，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摘 要] 《红楼梦》在思想内涵和语言成就等方面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座丰碑。自其问世以来，许多翻译家都致身于它的翻译与研究，致使它的译本繁多。其中被广泛使用和受普遍好评的有两个版本：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版本和由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斯和约翰敏福德合译的版本。这两种版本的翻译各有千秋，难分上下，但它们在许多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旨在分析两个版本对《好了歌》的翻译在语义保真、与上下文的关联性和翻译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 [关键词] 《好了歌》；语义保真；关联性；翻译方法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在文化内涵，语言成就以及主题思想等方面都是上乘之作。同时，《红楼梦》也被中外学者翻译成各种语言。在英译本中，由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版本和由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斯和约翰敏福德合译的版本尤为著名。作者曹雪芹在书中处处都流露出对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崇尚。书中第一章的《好了歌》堪称一绝，共有十六行，四大节，每节的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 忘不了”重复出现， 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民谣体的诗歌，这首诗歌很好地展现了作者的这种佛教和道教思想，为全书设下了伏笔，奠定了基调。本文将从语义保真、与上下文的关联性和翻译方法三个方面对杨宪益的译本和戴卫霍克斯的译本中《好了歌》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一、语义保真之差异 杨宪益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与《好了歌》的原版都有着很高的语义保真度，但它们在用词和句子结构上各有千秋，其保真性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 首先，《好了歌》每一小节的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的翻译，杨宪益的翻译比霍克斯的翻译更加精准，更具保真性。在杨宪益的译本中，这句被译成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而在戴卫霍克斯的译本中，被翻译成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Salvation在英文中是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它的英文意思为saving of a person’s soul from sin and its consequences。这与《好了歌》中展现的羽化成仙的道教思想大相径庭。 其次，第二小节中的“只恨聚无多”在语义保真方面，也值得探讨。在杨宪益的译本中，“只恨聚无多”被翻译成grub for money，而在霍克斯的译本中，被翻译成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相比之下，霍克斯的翻译在语义上与原文更接近。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grumble的意思是complain or protest in a bad-tempered way，它的内涵意义和中文中的“恨”非常相似，两者都常用于表达人们的情绪。 最后，《好了歌》的最后两节中“君死又随人去了”对于两个英译本的保真性也十分重要。在杨宪益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中，“君死又随人去了”分别被译为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和but once you’re dead，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又随人去”主要是谴责妻子的无情，从而规劝丈夫们不要留恋她们。杨宪益使用的是remarry， 而这个单词表达是一个合法的行为，这个词不易让大家联想到妻子的无情这层意思。但是，霍克斯的译本中的off with another one却能表达出这层意思。 二、与上下文关联性之差异 杨宪益和霍克斯对《好了歌》的翻译还可以通过分析其与书中甄士隐与道人有关《好了歌》的对话的关联性进行比较。 在两人整段对话中不断重复出现“好”和“了”，表达的是作者的道家思想“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段话中的“好”和“了”与《好了歌》中的“好”和“了”在形式和语义上都是一样的，这就使这段对话和《好了歌》有了很好的呼应，并使得这两个部分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这两部分中的“好”和“了”在译本中出现的频率和原文中出现的频率相同，并且译文中“好”和“了”在《好了歌》和在这段对话中的形式是一致的，那说明这个译本的《好了歌》与这段对话有很高的关联性，反之则不然。 在杨宪益的译本中，甄士隐话语中的“好”和“了”在译文中被合译为vanity，道人话中的“好”和“了”被翻译成good things和end，然而，杨宪益译本中的《好了歌》并没有这样的字样。因此，用“My song is called ‘All Good Things Must End”来总结这段对话显得有些不太自然。在这两部分的关联性上，杨宪益的译本较之原文有点偏弱。 在霍克斯的译本中，甄士隐和道人的那段对话的中，“好”，“了”， “了”都被译成won，done和one，这正好与他译本中《好了歌》中的“好”，“了”， “了”的译文是一样的。因此，把《好了歌》的名字翻译成Won Done Song，是顺理成章的。这种前后一致的译法加强了《好了歌》和甄士隐与道人对它的评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与原文的关联性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霍克斯译本中的《好了歌》与上下文的关联性比杨宪益的译本要技高一筹。 三、翻译方法之差异 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好了歌》的翻译方法也存在着差异。《好了歌》中的重复出现的第一句就是最好的例证。杨宪益的翻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所有的措辞都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它的焦点在于作者以及他的小说，这就是典型的异化翻译法。 而在霍克斯的译本中，这句被翻译成了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其中的salvation一词与“神仙”一词的文化内涵差异甚大。根据《新华词典》的释义，“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们崇拜的人死后的所谓精灵”为神；“神话中称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人” 为仙。“神仙”表达的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而salvation却表达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和清教思想。霍克斯之所以选择salvation来翻译“神仙”的原因很简单：英国人很熟悉salvation一词，毫不费劲就能理解。这种从读者的观点出发，以译本为中心的做法称之为归化。 从上面的例子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杨宪益的译本中《好了歌》采用的是异化翻译法，霍克斯的译本则采用的是归化法。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他们的国籍不同，杨宪益是中国学者，倾向于把中国的文化向英语国家传播；霍克斯是英国的汉学家，他会站在他本国人的立场去翻译这部小说，使之容易理解。因翻译的立场和目的不同，选择各有不同。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是可行的，两者之间无所谓好坏优劣之分，各有自身的利与弊。 杨宪益和戴卫霍克斯《好了歌》的译本在语言魅力和艺术层次上都是《好了歌》英译本的楷模，但通过以上对这两个译本的语义保真性，与上下文的关联性和翻译方法等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杨宪益的翻译用词简洁，采用异化翻译法，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度和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戴卫霍克斯的译本则用词比较正式复杂，采用归译法，将原文的文化词汇转译为目标语中的文化词汇，关注译文的可读性，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 Hawkes，David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ume 1[M]， London： Penguin Group，1973年。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康轶，《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的比较[J]，沈阳：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6（1）]：23-25。 [4]汤笋，“好了”难“了” — 评《红楼梦》《好了歌》及解语的翻译[J]，河南：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21（1）]：103-105。 [5]杨宪益、戴乃迭译，A Dream of Red Mansions[M]，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年。 [6]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作者简介：曹梦月（1982—），女，江西九江人，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外语学部，研究方向：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