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1.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的建立与新闻统治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同时建立起为这一政权服务的新闻事业网，加紧对新闻事业的统治。设在首都南京的 《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宣传机构，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中心。中央通讯社1927年5月迁南京，1932年改组建立总社，中央宣传部秘书萧同兹任社长。到1936年止，中央社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各大城市设立了11个分社，在昆明、西宁等省会和重要城市派驻通讯员三十余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通讯网络。同时，在东京、日内瓦、新德里设有通讯员。中央社又与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等签订互换新闻的合同，这些通讯社的电讯，均由中央社统一抄收编发。这样中央社既垄断了新闻来源，又拥有无线电传播新闻的专用权，成为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支柱。到1937年抗战前夕，中央社向全国250家报社发稿，日发中文电讯稿8000到l．2万字。
《中央日报》1927年 3月创刊于汉口，在国共合作下武汉时期的 忡央日报》，进步倾向显著，“七一五” 政变后转向反共宣传。1928年2月在上海复刊，次年2月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兼任社长。1932年实行社长负责制，首任社长程沧波。该报还陆续出有多种地方版。“九一八” 事变后，《中央日报》成为宣传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的急先锋。程氏整顿社务，致力于业务改进，提出实现报纸营业化、学术化。效率化的口号，该报由对开2张扩为3张，销数从不到万份增至3万份。
“中央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台”），1928年8月在南京建立。1932年11月该台的发射功率由500瓦增加为75千瓦，呼号改为XGOA，成为当时亚洲地区发射功率最大的一座电台。收听范围可达东南亚。到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党还先后办了二十多座地方广播电台，从而组成了一个广播网络。
此外，国民党较有影响的新闻机构还有军方的机关报《扫荡报》，1932年6月在江西南昌创刊，1935年迁汉口出版。国民党地方党部办了地区党报、政府机关报，各派系及大小军阀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这样，国民党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事业网，占据了全国新闻出版的垄断地位。国民党在建立自己的新闻事业网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办法加强新闻统治，钳制社会舆论。它制定新闻出版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迫害革命报刊。其中主要有《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以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关部分）》等。它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任意删削检扣进步书报。1929年在各地设邮件检查所，实行邮电检查。1933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又专门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及其地方机构，在上海首先施行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1935年成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形成严密的新闻检查网。
国民党还施展了笼络收买报界，假意俯顺舆情，控制利用民办新闻机关的另一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蒋介石1929年12月27日发出的“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 的通电。在这则通电中，蒋介石通告全国各报，从1930年回月1日起，“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凡弊病所在……亦请尽情批评”，表示“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尤，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他摆出了一副“礼贤下士”，“俯就舆情”，扶持“正当言论机关” 的面孔。与此相配合，南京政府于1932年1月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1933年8、9月间，又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些民间报纸中，造成了放宽言禁保障舆论的假象。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硬软两手政策，对全国新闻事业进行垄断、控制和迫害的。
共产党地下报刊的创办
大革命失败后，转人地下的中国共产党，迅即着手重建自己的报刊系统??秘密出版地下报刊，继续传播革命声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在上海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物，组成由霍秋白任主任的编委会。继任主任有蔡和森、李立三。开始是16开周刊，后改为32开半月刊、月刊，1932年7月出至第5卷第1期停刊，共出52期。
它一创刊，就以全力揭露叛变革命的国民党的真面目。《发刊露布》指出，“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祸乱茶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并指出“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它还以大量事实，连续揭露了在国民党“党治”底下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加紧压迫剥削工农群众的罪恶。它显著地刊载了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第15期），历数国民党反革命罪状。它用大量篇幅，热情报道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总结了起义的意义和教训，歌颂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它还特辟了《我们的死者》一栏，先后报道了张太雷、向警予等百余名先烈的战斗生平和英勇殉难的事迹，用以教育激励生者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布尔塞维克》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谬论进行了批驳。它发表了《论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的新理论家??陈公博》等评论，揭露前者所谓的“改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它发表了蔡和森写的《论陈独秀主义》等文章，从理论上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对革命的危害。 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布尔塞维克》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实行暴动的盲动策略，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看不到“九一八”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打击了中间势力。这些“左”的错误宣传，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为了迷惑敌人的视线，躲避国民党的查禁，《布尔塞维克》采取了伪装封面和目录及化名出版。曾先后使用《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金贵银贱之研究》、《经济月刊》、《中国古史考》、《平民》、《虹》等9个化名。
《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中共中央机关报。由《红旗》三日刊和《上海报》合并组成。第162期起，改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李求实等主编。内容有消息。评论。中共中央文件，还刊载革命根据地来信、莫斯科通讯、欧洲通讯，设有副刊《红旗俱乐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指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出版一个月后发行达1．2万份，影响广泛。在白色恐怖下，《红旗日报》屡遭迫害，先后有四五十名发行员被捕，承印机关多次被查封，一部分订户的住址也被搜查。报纸篇幅由对开1张缩为4开1张，16开1张，1931年3月8日出版第182期后停刊。它在“左则 错误领导下，宣传扩散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主张，宣传工作方式上亦表现了盲动冒险，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做法。
此外，中共地下报刊还有：1928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1930年8月停刊，共出126期。《上海报》，通俗小型报，1929年4月创刊，1930年8月停刊，共出385期，李求实主编。它以新闻报道为主，还采用读者来信、问答、诗歌、照片、插图等多种形式宣传，被称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惟一的报”。《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这时也先后复刊。《中国青年》改名《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一些地方党团组织也出版了地下报刊。
中共中央重视对党报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多次作出有关报刊工作的决议、指示，强调全党要利用党报来教育党员、联系群众、指导斗争。列宁关于建立全俄政治报纸的论述，尤其是“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的著名论断，就是《布尔塞维克》和《红旗》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党内多次“左”倾错误路线影下，1932年前后，中共地下报刊几乎都被反动当局查禁、破坏，或被迫停刊。中共地下报刊的经验值得批判地记取，最根本的问题是党报工作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群众的需要与现实条件的可能出发，切忌对别人经验盲目照抄。在宣传策略上，要采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反对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在宣传方式上，应该把秘密的和公开的、合法的结合起来，不要不适当地扩大秘密宣传的范围，忽视合法宣传阵地的重要性。
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报刊和鲁迅的报刊活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以报刊作为重要阵地。鲁迅积极参与了左翼报刊工作。1928年 1月，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同时出版了《文化批判》月刊和《太阳》月刊。1930年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先后创办了《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等机关刊物。袁殊主办的4开小报《文艺新闻》，实际成为左联的外围刊物。它们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报道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仅次于“左联” 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也出版了自
己的机关刊物。由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统一组成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出版了《文化月报》、《正路》等刊物。
1932年3月20日，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在这之前，“社联” 下面曾设有新闻组“集纳协会”，它团结《文艺新闻》、《申“记联”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团结新闻界，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出版机关刊物《集纳批判》周刊（“集纳”，为英文Journalism新闻事业一词的音译），仅出4期。“记联”倡导的“集纳批判”，解释为“广泛的新闻文化运动批判的实践”，目的是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批判反动新闻事业，探讨无产阶级新闻学，建立代表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记联”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和小型报纸《华报》，编发抗日稿件。盟员利用职业身份公开活动，他们通过一些报刊、通讯社向读者报道了中共提出的在立即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等三个条件下，愿和国内一切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主张，以及红军北上抗日等重要消息。它还组织记者团集体采访漕河泾监狱，揭露虐待政治犯的真相。1934年夏，“记联” 的外围组织上海记者联谊会的人员被逮捕后，“记联”的活动全部转人地下。1935年秋，又建立了公开组织“中华新闻社”，一直活动到1936年5月。抗战开始后，“记联”的一些成员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左翼文化团体通过报刊和多种新闻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 等反动文化思想派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鲁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帅。他主编或参与编辑或指导“左联” 的多种机关刊物，还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支持它的改革，积极为它写稿。鲁迅率领左翼文化工作者，以报刊为重要阵地，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注意守住营垒，发扬“韧” 的战斗精神。一些左翼刊物不顾公开出版物和秘密刊物不同的处境，有的在封面上赫然刊登马克思的像，有的在文章中写上“拥护中国革命”、“苏维埃政权万岁”等口号，这种“左” 倾幼稚的做法，既吓退了读者，又很快遭到查禁。鲁迅主张从白色恐怖统治的实际出发，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追求表面上的“激烈”，贪图“虚名”，反而导致刊物不能出版。他说：“战斗当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①他主编的刊物一被查禁，往往随即更换名称，如《萌芽》出至第5期被禁，第6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2期起改名《文学导报》。1933年后，“左联”的刊物大部被封。鲁迅和其他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努力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如改革后的《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和与国民党当权派一度有矛盾的《中华日报》的《动向》副刊等。他们采用比较隐晦曲折的笔法，而且经常更换笔名投稿。鲁迅这一时期发表的杂文，绝大多数就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的。鲁迅一生用过一百三十多个笔名，其中大部分是在后十年“围剿”严重时期使用的。仅在《申报》上就先后换用过四十多个笔名。这些做法，充分发扬了“韧”的战斗精神。
他们重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促进报刊上杂文文体的生长。鲁迅从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撰稿起，到1935年止的18年中，单是杂感，就写了约有80万字。其中，后9年反“围剿”中所写的，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斗争日益尖锐的后3年所写的字数，竟等于前6年。这表明为了对付国民党“围剿” 的钢刀和软刀，鲁迅是在用全部的心血来浇铸、冶炼杂文这一利器的。他把杂文当做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他批评帮闲文人把杂文弄成文学上的„小摆设”，甚至“麻醉品”，使杂文出现危机。他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鲁迅的杂文，刺得反动派疾首蹙额，使各色泛起的沉渣?一现出了原形。在文化新闻战线上，他揭露了书报检查制度的罪恶，刻画了检查官们和官报主编们色厉内荏的丑恶心态和蛮横禁删的卑劣手法，鞭挞了御用报刊媚日卖国的宣传，痛斥它们的造谣是“鬼蜮的手段”、“畜类的武器”，辛辣嘲讽了那些报刊的奴才和警犬嘴脸，把它们惯用的“小骂大帮忙” 手法讽之为“二丑艺术”。鲁迅的杂文，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主要情况和斗争，把政论性和形象化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霍秋白称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文艺性论文）。在鲁迅的倡导带动下，报刊上战斗的杂文，冲破“围剿”，不断生长，日见丰富多彩，作者和读者比先前多起来，形成了30年代杂文发展的一个高潮。
他们愤怒地揭露了反动派屠杀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罪行。1931年2月7日夜，柔石、李伟森（李求实）等“左联”5位成员被国民党杀害。反动派封锁消息，不让报纸透露。在鲁迅的主持下，于4月25日秘密出版了“左联” 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醒目地标出《纪念战死者》专号，刊载了鲁迅写的战斗檄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对于国民党暴行的披露，激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鲁迅一生编辑过19种报刊，并指导过许多报刊的编辑出版。从编辑《新青年》，主编《语丝》，到主持“左联” 刊物，他始终坚持报刊的“思想革命”方向和原则性。为了抵制用大量杂乱的商业广告充塞篇幅，追逐利润而降低刊物质量的做法，他愤而辞去《语丝》主编的职务。他对待编辑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从处理来稿、编改稿件，到校对、插
图制版跑印刷厂，他都全力以赴。以稿件校对为例，鲁迅一生自己著译及编辑的书刊，加上给别人“选订‟、“校订” 的作品，近120种，所校字数累计不下3000万字，经他校过的稿子，一般很少差错。在《鲁迅日记》中，有过多次通夜校稿的记载，为使《奔流》少几个错字，花费了不少工夫。鲁迅为革命编刊物，不辞辛劳，“拼命地做”。把自己的“生命”，“割碎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②。他曾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琐事，就是为此。”③
鲁迅从事报刊编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的卓越的杂文，都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①《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95页
③《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2.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向井冈山进军，开始走上工农武装割剧斗争的新道路。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阶段，人力物力奇缺，缺少办报条件，主要是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反压迫，闹革命，特别是在争取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面向广大群众，旗帜鲜明，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内容生动，方式多样，成为根据地报刊发展的良好开端。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阐明革命宣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建设人民军队，发展人民革命战争不可缺少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制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基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案对于指导中央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决议案规定各军及纵队均应办一壁报并统一命名为《时事简报》。它的内容主要是报道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和红军工作情况；一般每周编写张贴一张，手抄壁报形式。1931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签发了一份《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有《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普遍经办这种用大黑墨字抄写的大张壁报，认为它“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时事简报》等宣传形式的广泛采用，可以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初创阶段。
1931年9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军事“围剿” 的胜利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在人民政权下，根据地新闻事业进人新的发展阶段。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出现了人民通讯事业的萌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及红色中华社。
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办的一个新闻机构，肩负着出版报纸和开展小部分通讯社业务的双重任务，1931年间月成立于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 Chinese Soviet Rad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回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 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1931年11月7日这一无，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和人员，“红中社”还没有组建成一个独立的通讯社，它以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兼带做了一些通讯社的业务，实行报。社合一。开初，没有专设的电台，就使用红军的电台。1931年回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 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电台，教育改造了俘虏的电台报务人员，在此基础上，在宁都县小布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电台。“红中社”就利用红军电台抄收新闻并对外广播。1933年5月，“红中社” 设置了一个新闻台，只有一部收报机收抄外部电讯，没有发报机，向外发稿是借用军委电台以“红中社” 名义播出。“红中社” 用无线电明码播发新闻，每天约五六条，有时还
播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些声明、通告和宣言。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和上海地下党的报刊，经常抄收刊登电头为“红色中华社电” 或“红中社讯”的消息。“红中社”编译刻印“参考消息”??《无线电日讯》（又称《每日电讯》）。当时将抄收的新闻（国民党中央社的中文电讯，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电稿），选编成油印单页资料，每天刻一两张蜡纸，印四五十份，供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考。
出版报纸是红色中华社的主要任务。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在瑞金叶坪村出版。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同月3日《红色中华》报出至第240期，暂时停刊。①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连续计号出第241期，由先前的铅印改为油印。1937年1月29日从第325期起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报的第一任主笔是周以栗，报头是他题写的，不久他因病长期休养。先后负责主持编务的有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霍秋白、任质斌、向仲华等。红色中华社成立有5人编委会，负责领导报纸和通讯社业务工作。 《红色中华》报是根据地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这张4开小型报办得比较通俗生动。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它设有多种栏目：《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帅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红色中华》报的宣传报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它刊布了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它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二）帮助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它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并及时反映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三）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红色中华》报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它发行到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从开始时的数千份增至4万多份。
红色中华社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创办起来的，人手少，条件差，要突破敌人的封锁，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它的编辑部，连新闻台在内，最多时也只有12个人。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中，还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报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1933年春，王明“左倾” 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原在上海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称中央局党报委员会，受“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红色中华》等也宣传了“左”倾错误主张，如过“左” 的土地政策，过“左” 的工商业政策和肃反政策，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等，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红星报》，1931年12月11 日创刊于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军委总政治部主办。铅印4开报纸。初为5日刊，实为不定期刊。前期主编不详，1933年8月后，邓小平主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陆定一继任主编。它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实现“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而创办的。发刊词《见面话》形象、生动、全面地表述了人民军队报刊应具有的多种功能：政治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文化娱乐等。《红星报》在瑞金出版的三年中，出色地实践了这些要求，办得通俗生动，图文并茂，丰富多彩。它的版面编排除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等外，还先后设有十多个固定专栏，其中有《党的生活》、《列宁室》、《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红军纪律》、《卫生常识》、《红板》、《铁锤》、《群众工作》、《俱乐部》等。《红星号召》与《响应红星号召》两个专栏，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战斗任务，及时发出“扩军”、“捐款”、“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等号召，同时反映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它还重视插图的运用，评论、新闻甚至理
论文章，常常配有漫画或绘画。它被称赞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的喇叭”。创刊两年后，期发行数达1．7万份。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红星报》继续出版，由铅印改油印，共出刊28期，1935年8月初停刊。从创刊到终刊，共出120多期。
《青年实话》，1931年7月1 日创刊于永丰龙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编辑部长期设在瑞金。先后出旬刊。半月刊、周刊。开始是便于张贴的壁报形式，油印8开单张，一度停刊。1932年 2月 15日第 10期起，改为 32开铅印本，每期约6000字。1933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起，由旬刊改为周刊，每期增加到约2万字。后期曾改出8开4版5日刊。1934年9月30日出版第113期后，于长征前夕停刊。期发行数初期为数千份，到1933年底增至2石万份，影响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宣传的主要内容和步调大体上与《红色中华》一致。不同的是，它具有鲜明的青年报刊特色，编排形式和内容多样活泼，文字通俗生动，对青年读者富有引导、组织、鼓动作用。它经常刊载团中央的文件，交流团与青年工作的经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它一创刊就提出“应该使报纸为着战争”，以此作为自己的宣传中心，教育组织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努力生产支前，开展拥军优属的多种活动。它向青年解说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革命任务。在栏目设置上，除社论和一般论说外，它注意适合青年的特点和爱好，设置了《青年生活素描》、《前线通讯》、《白区青年生活》。《青年卫生顾问》、帕我批评》、《轻骑队》、《工农大众文艺》、《体育》、《游戏》、《测验》、《悬赏征答》、《歌曲》等多种栏目，有时还有漫画。它刊登的《十劝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等，在青年中广泛流行。《青年实话》受到广大青年读者尤其是红军青年的欢迎。
《斗争》，1933年2月创刊于瑞金，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铅印16开本，初为旬刊，同年8月第22期起改出周刊，1934年9月30日出第73期后停刊。它的内容主要是登载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因而突出地宣传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对实际工作造成相当危害。但它刊载了马、恩、列、斯论述中国革命的重要译文，发表了毛泽东写的《长同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篇典型调查报告，这对根据地党的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它限在根据地内发行，1933年底仅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期发行数至少在2．7万份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底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油印。石印。铅印大小报刊约有160种。其中，中央一级报刊有66种，②除上述《红色中华》等四大报刊外，中央级报刊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画报》，以及专业报刊《健康报》、《赤邮通讯》、《教育通讯》等。
①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赣南曾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溜秋白负责。现发现最晚一期是1935年1月ZI日出刊的第264期。
②参见严凡：《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程?主编：《江西苏区新闻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报刊
工农武装割据初期，红军在攻占一些城市之后，创办了一些面向工农兵大众的油印、石印甚至铅印的报纸。如红五军的《工农兵》报、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八军的《工农兵》报、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等。
《红军日报》，是红军报刊中第一张也是惟一的一张铅印对开大型日报，1930年7月29日创刊于长沙，8月4日停刊，共出版6期。1930年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立即接收国民党的长沙国民日报社的房屋、印刷厂。纸张等全部设备、物资，第二天出版《红军日报》。这是采取剥夺反动报纸的印刷设备来装备出版人民报纸的最早尝试。8月5日即该报停刊的第二天，红三军团退出长沙。这张报纸面向工农兵大众，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政策，消息容量大，言论富有鼓动性，还出有独具特色的综合性副刊《红军》专页。当时长沙《大公报》就曾钦佩地写道，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①
经过四五年的斗争，到1933年下半年，中共领导工农红军后在14个省的边界地区开辟出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出版了一批地方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报刊。省一级的报刊主要有湘赣的《湘赣红旗》和《红色湘赣》，闽浙赣的《工农报》，湘鄂西的《红旗日报》和《工农日报》，鄂豫皖的《列宁报》，川陕的《共产党》和《苏维埃》等。根据地新闻工作者克服艰难困苦，努力改进报纸，注意面向工农大众，报纸办得通俗易懂。例如湘鄂西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的《红旗日报》，只有6个人，l人负责采访、编辑、校对，2人刻写蜡纸，2人油印，l人收发。为
了扩大《红旗日报》篇幅，由8开改4开，他们用只能印8开版的油印机印刷，经过拼接的4开版面，居然不露接头痕迹，清晰美观。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日报》，日出4开2版，油印或石印，主编谢觉哉为它编写《新名词释义》专栏，要求写文章要改造深奥词语，使用工农了解的浅白文字。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创办的全新的新闻事业。它不受国民党统治区法西斯统治的迫害，也摆脱了报业资本家追逐私利的影响，它是第一次在人民政权下人民大众创办的自由新闻事业，它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武装起来的根据地人民用以扩大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的锐利武器。尽管根据地新闻事业刚刚诞生，它的形态还很粗糙，还很不完整，但它毕竟是共产党用先进思想培育的，植根于人民之中并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新闻事业。它有着鲜明的特色：如艰苦奋斗的办报作风；紧密配合党政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推进政权建设，服务革命战争的宣传、组织作用；面向工农大众办报，实行通俗化办报方针等。
① 转引自湖南博物馆《校编前言》，载《红军日报》影印本。
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共产党的新闻机构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凇沪抗战、“一二?九” 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红色中华》一创刊就发表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1年12月11日发布的《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它曾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邓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 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
在陕北复刊后的《红色中华》全力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宣传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基本实现。1937年 1月29日，《红色中华》从第325期起改名《新中华报》。1937年1月，红中社也改名为新华社。它们宣传贯彻党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于全国抗战力量努力进行团结动员，对于敌寇、汉奸亲日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阴谋罪行进行有力揭露与打击。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办，使党的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阵地得到加强。创刊初期，它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宣传，为实现全国团结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外，1935年中共在法国出版《救国时报》，廖焕星、李立三先后任主编。该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航运纸型到巴黎印刷发行。该报1935年5月创刊时名《救国报》，10月1日第10期首先在海外刊发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月，出第15期后被法国当局停止邮寄；中共派吴玉章赴法交涉，指导改名《救国时报》，重新于同年12月9日出刊，出至152期，于1938年2月10日停刊。《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发行43个国家及国内各地，销数达2万份，影响遍及国内外。天津《大公报》刊出广告，称它是“惟一铅印的西欧侨胞的喉舌”。
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的变化
从“九一八” 事变起，抗日救亡成为国统区报刊宣传的重点，新闻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量才主持的上海《申报》的变化。
史量才是一个爱国进步的民族资本家、报业家。1927年后，他对新建立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曾抱有幻想，希望从此国家能逐渐统一繁荣，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申报》一度立于拥蒋立场。“九一八” 前后，《申报》开始改变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营业性质，转向爱国进步立场，要求抗日和民主，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努力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选为上海抗日救国会委员。“一二八”湘沪抗战中，他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会长，帮助稳定上海金融社会秩序。他拿出准备购买《申报》用纸的大笔外汇储金，资助十九路军抗战，救护伤员、难民。他积极支持。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纪念《申报》1932年创刊60周年，他聘用进步人
士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等组成《申报》总管处，进行全面改革。
改革后的《申报》有了不少明显的变化。首先，言论态度鲜明，加强政治时事评论，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迅速报道“九一八” 国难，呼吁民众猛醒奋起，全力报道支持“一二八”凇沪抗战。1932年六七月问，针对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中共红军的第四次军事“围剿”，《申报》连发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其次，革新副刊《自由谈》，聘青年作家黎烈文任主编，改变长期庸俗的趣味主义编辑方针，主张文艺的进步与近代化，把《自由谈》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在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支持下，帕由谈》成为反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阵地。再次，聘请李公朴等主持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相继举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等，团结培养大批青年走向进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还创办《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发行《申报年鉴》（193年）。这一系列改革既服务了社会，又增强了报纸声誉，促进了报纸销路。蒋介石国民党忌恨史量才的社会政治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对他施加了种种压力，企图笼络制服他，均未奏效。最后，蒋介石亲令军统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于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上杀害了史量才。这一事件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面目。
北平《世界日报》、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大报都发表了抗日的报道与言论。1931年9月到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以大学教授身份应聘任《世界日报》主笔、总主笔。在任职近两年中，撰写社论400篇左右，还用多种形式灵活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大公报》一度宣传蒋介石授意的“缓抗”主张，但也反映了抗日呼声，于1936年4月创办上海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转向拥蒋联共抗日。1936年1月上海近百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言禁，不得压制救亡宣传，这代表了新闻界在抗日救亡怒潮中的觉醒和联合趋向。
站在抗日救亡运动前列的是学生报刊。在“一二?九” 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会（或救国会）加强和创办了大批学生报刊，较著名的有北平学联的《学联日报》、清华大学的《清华周刊》、《清华副刊》和《觉民报》、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及其增办的什二?九特刊》（三日刊）、北京大学的《北大周刊》等。此外，北平大学工学院出有《救亡》、东北大学办了《东大校刊》。除报刊外，各大中学校学生还印发了成千上万的传单，其中由北平学生联合会具名印制的至少有7种。这批学生报刊冲破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及时报道“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进展，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的时代强音，表达了全国压抑已久的民意，显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精神。北平学生报刊的抗日救亡宣传赢得了中外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一些小型报一改旧式小报追逐趣味消遣、脱离现实的做法，转向抗日爱国宣传，发展较快。例如，1935年 9月，成舍我主持在上海创办的4开张小型报纸《立报》，在爱国进步报人和一些地下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实行报纸“大众化” 和“精编” 的方针，宣传抗日，抨击时弊，反映社会现实，材料丰富，文字通俗，售价便宜，很受读者欢迎。创刊数月后，销量即超过10万份，成为当时销路最好的一张抗日救亡小型报。上海各界救国会办有小型报《救亡情报》。
一批综合性。时事政治性杂志在救亡运动中十分活跃。邹韬奋主编的上海《大众生活》周刊，全力支持“一二?九” 运动，实际成为爱国学生的代言人，每出刊一期即寄几千份给北平市学联，仅收少数成本。期销20万份，居全国杂志销量的首位。一批和韬奋。生活书店关系密切的刊物，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如《世界知识》、《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永生》、《生活知识》等。北平各界救亡团体出版有《民族解放》、烨北呼声》、《北平妇女》。《东北知识》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先后创办《华北烽火》、《长城》、《国防》。《人民之友》、《北方青年》：《中国人》等秘密或半公开发行的刊物，引导“一二?九”运动，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也出版了一批抗日救亡报刊。 在西安事变中，西安迅速创办了一批进步报刊、电台、通讯社。当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错综复杂，真假难辨。这批新闻工具为传播事变真相，澄清谣言，促进全国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主要有：西北抗日联军机关报《解放日报》、西北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接管后的西安广播电台、新办的解放通讯社等。它们联合成立了西安新闻记者救国会，发表救国宣言，开展活动，结成了长安报人的抗日救国联合阵线。此外，中共代表团成立了红色中华社西安分社，向西安各报社、各社团印发陕北总社的电讯，传播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这个分社后改名新华社西安分社，活动了约两个月时间。
西北抗日联军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是西安事变中办得最出的报纸。这张铅印对开4版的大报，创刊于1936年12月13日，出至1937年2月终刊，共出版57期。它辟有《一片救亡声》专栏，并依靠各界群众团体在报上出有《解放先锋》、《烽火台》、《冲锋号》、《新语言》、《妇女阵线》、《士兵呼声》、《文艺生活》等多种专刊，成为当时西北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抒发救国言论的重要舆论阵地。
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报刊，主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支持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系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生活，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它们有力地打破大革命失败以来国统区舆论沉寂的局面，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实现抗战作了思想准备。同时，全国新闻界出现了团结发展的良好趋势。
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抗日救亡运动磨练造就了一批民主进步报刊和优秀的爱国报人，邹韬奋和他主持的《生活》周刊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一生主办过6刊回报，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 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1926年10月，韬奋接手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生活》周刊，正式开始了他少年时就向往的新闻记者生涯。《生活》创刊于1925年，它的宗旨是进行“职业指导”、“职业教育”。韬奋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出发，努力通过性活》“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期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实现“实业的振兴” 和“政治的清明”。韬奋从纯正的办报目的出发，他不断改进《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增设了《读者信箱》和《小言论》等专栏，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讨论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再加上注意编排形式的新颖和照片插图的配制，使《生活》愈来愈受读者的欢迎。接办三四年后，《生活》发行数就由初时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4万、8万份。在此期间，《生活》曾揭露痛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之类贪官污吏剥削挥霍民脂民膏的丑行，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暴行。这样，《生活》渐渐转变成“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以讨论社会政治时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粉碎了韬奋改良主义的幻想，民族危机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读者的推动和朋友们的集体讨论下，1932年上半年，他在《生活》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标志办刊方针重大转变的文章，此后，《生活》表现了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韬奋一面用笔杆唤醒读者大众共起抗日，一面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他几次主持以生活周刊社名义发起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一二八”湘沪抗战，《生活》全力支持爱国军民的英勇战斗，出版《紧急临时增刊》、号外、画刊，及时报道评论战况，韬奋和《生活》同事们还积极参加后方服务，为前线征集军用品，捐款开办伤兵医院。《生活》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拥护，1931年底《生活》发行每期增至12万份，一年后又猛增到15．5万份以上，打破了当时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蒋介石国民党把《生活》视为眼中钉，先是多方设法企图收买韬奋，要他改变态度，还示意要派人进人生活周刊社，“指导” 言论。这些做法遭到韬奋义正词严的拒绝后，他们改而采用强压手段，1932年7月密令禁止邮寄《生活》。10月，韬奋依靠读者集资筹办的《生活日报》，由于环境的险恶而被扼死腹中。1933年初，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亦被列人黑名单，被迫于7月“出国暂避”。同年底，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 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早在一年多前韬奋就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坚定宣告：“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与读者从实际方面努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生活》出至8卷50期停刊，共出版417期。
韬奋流亡国外两年中，考察了英、法。德、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耳闻目睹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认真钻研了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明确解决了他出国时所带的两大问题：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他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今后世界发展的趋势。他还认定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撰写海外见闻通讯，先后在《生活》、《新生》、《世界知识》上发表，后来集印成《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共57万多字。这批国外通讯不仅内容充实，材料真确，爱憎鲜明，而且文笔生动，明快有力，有时情景交融，有时议论风生，尤以热情洋溢和轻松幽默而吸引人，一时风行海内外。读者赞美它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
《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不到两个月，1934年2月，《新生》周刊创刊，杜重远任编辑兼发行人。它重新举起抗日的火
炬，实际上是《生活》的继续。最高销数达10万份。1935年5月，《新生》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说到现阶段日本的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是日本军部借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品式的“古董”。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 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奴颜婢膝的国民党政府惟命是从，当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判处主编社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国民党中央还电令其各级党部及新闻出版界，加紧查禁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这就是中日反动派合伙制造的“《新生》事件”。
韬奋在美国惊悉好友杜重远的不幸遭遇后，决定马上回国。1935年8月韬奋回上海，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他写的创刊词《我们的灯塔》标出了该刊的三大目标：“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全力报道，成为这个青年爱国运动的有力宣传者和组织者，每期发行量高达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查封。同年3月，韬奋被迫再次流亡香港。6月，在香港创办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该报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标。他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的两封来信，开展关于建立民族联合阵线问题的讨论，在日报正张上刊登了韬奋、陶行知等联名撰写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入呼吁停止内战，各党派联合抗日。这就自觉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大的宣传与组织作用。《生活日报》是一张中型报，韬奋创造性地从形式到内容使它办出了特色：言论鲜明、短小精悍；新闻广泛、选材精审；注重编排的简明化和统一性；文字大众化。读者称赞它能紧密联系当前民族救亡的现实问题，“很有精彩”，“活泼明晰”。香港一般大报日销最多五六千份，《生活日报》竟达2万多份。为了答谢众多读者的热情关怀，韬奋特地写了《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一文，描绘了理想的《生活日报》的宏伟蓝图，寄托了他对人民新闻事业发展前景的乐观和莫大希望，是一篇富有革命预见性的、科学的新闻学论著，影响深远。考虑到香港办报距离内地较远，不便联系广大读者，7月31日《生活日报》出版 55天后自动停刊。8月迁上海，在复刊日报受阻情况下，韬奋只好将日报的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出版，为实现《生活日报》的目标继续奋斗。这年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逮捕了韬奋和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7位“救国会” 的负责人。在狱中8个月，韬奋写下了《经历》。《读书偶译》等著作，坚持用笔战斗。他总结20年来走过的道路，坚定地表示：“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要掮着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①
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他主编《生活》系列报刊的丰富经验、办报思想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体现了我国人民新闻工作的优秀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韬奋主持《生活》周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鸽的”，使办刊方针逐渐由初期传播职业教育消息转向报道时事政治和社会新闻；由谈一般社会问题，进而关注政治改革问题，《生活》办成了“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利诱和迫害他始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报刊一个被禁，再办一个，虽身受三次政治流亡，一次人狱，他从不灰心气馁，反而愈战愈勇，愈出愈精，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样高尚的办报方向和人格报格，是韬奋报刊活动赢得广大读者和社会信任的根本因素。
第二，发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韬奋一心把报刊办成读者的“好朋友”，时时处处服务读者。首先，在报刊内容上，尽力供给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最新“精神食粮”。他总结提出办好大众刊物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 这样，他带动《生活》周刊联系的数以千百万计的中间的甚至落后的读者，摆脱个人的狭小天地，与时俱进，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其次，尽心竭智地处理好读者来信。他创设“读者信箱”专栏，办成发表读者心声的园地，沟通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的桥梁。“九一人‟后，读者来信由原来每年近万件猛增到3万件，他每件必复。虽然限于篇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的来信，他同样用“全副精神答复”。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成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这一名言影响至深。《生活》建立了一套读者卡片，写上读者姓名、地址和通信来往记录，经常保持和读者的联系，韬奋的一片热忱换来了读者的无限信任。许多读者把长期疑虑不决的问题，有关个人秘密的事情，甚至不愿告诉父母亲友，而宁愿写信给韬奋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对待读者来信的工作，反映了韬奋惊人的实际精神和细针密线的
办事作风，更表现了他对“好朋友” 的一颗滚热的心。此外，在报刊的经营管理方面，他同样着眼于服务，“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例如广告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人，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他一概拒绝刊登。他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成为《生活》事业起家和成功的传统精神之一。
第三，倡导创造的精神，办出报刊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韬奋总结《生活》周刊经验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 这样的刊物没有个性或特色，也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他一生办报从不模仿盲从，而是充满了不断创造和革新的活力，因而“生活” 系列报刊既各具特色，又呈现出依靠民众集资经营的，为大众谋利益的独立公正的人民报刊的鲜明个性。
第四，推崇“视事业如生命” 的傻子精神。韬奋认为：“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 他自接手《生活》起，和几个“患难朋友”傻子似的抱着“不求个人发财，只求事业发展”的心愿，拼命赚钱、用钱，但不是做个人或团体的“守财奴”，全是为着事业的发展。韬奋鄙弃把新闻工作当做“做官的阶石”，而愿“终生在这事业上为社会努力”，他把新闻事业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一心扑在上面，“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他说：“无论什么事业，非干到„痴‟的程度，决于不好。” 他热忱倡导公而忘私的傻子精神说：“在中国??这样危迫的中国??我们所需要的是无数„傻子的勇敢‟广 韬奋在黑暗的旧中国，为创办代表大众利益的报刊呕心沥血、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确实体现了“傻子的勇敢”！这种傻子精神，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新闻事业奉献，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的精神。
①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31页。
范长江、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的西北采访活动
（一）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著名记者。中学时代接受大革命潮流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8岁到武汉，投奔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学兵营当兵，不久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落广东汕头一带，历尽贫病坎坷。1928年秋考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学习。“九一八” 事变后，由于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而脱离该校。1932年初到北平，同年下半年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在此期间，他一面刻苦攻读，多次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潜心钻研西北问题以及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和红军问题。1933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向平津报纸投写教育文化新闻稿件，1934年底，首次用“长江” 笔名在《北平晨报》署名发稿，并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这是他从事新闻生涯的起点。
1935年7月，年仅25岁的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写的历程。他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北至包头，西达敦煌，跋涉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广大地区，他追踪观察了解红军北上动向和考察西北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沿途采写了数十篇通讯，陆续寄《大公报》发表，不久，汇集出版《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数月内连印7次。长江的通讯，不仅揭示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西北的黑暗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红军发展和成长的过程。这些通讯，由于抓住了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从此，《大公报》聘任他为正式记者。 1936年8月，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古西部，往返两个多月，考察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况，后来写了通讯《忆西蒙》。10月，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敏锐地抓住这一事关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绥远前线飞往兰州，迅即奔赴西安，迸人事变中心采访。在西安，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周恩来接受了他的采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接着，又安排他进人延安，毛泽东同他畅谈了一个通宵，向他详细介绍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采访，长江不仅业务丰收，而且思想上“茅塞顿开”，发生了深刻转变。1937年2月 15日，他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又接连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的系列通讯。后来他将这些通讯和其他通讯汇集成《塞上行》一书。长江的西安、陕北之行的系列通讯，出色地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反映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生活，描绘了共产党领导人物的风貌，受到广大读者、各阶层爱
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长江是当时从白区进人延安，向全国采访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第一个中国记者。
长江的西北通讯，内容充实，反映了时代的脉搏，笔墨简洁生动，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采写过程中，充分表现了长江富于政治敏感，勇于追求真理，不畏艰险，敢于探索，深人研究考察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勤于学习，知识渊博的风格和素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是长江成为名记者的代表作。
毛泽东充分肯定并感谢长江撰写的陕北之行报道，还拍电报欢迎他再来陕北采访。然而，他也因此招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恼怒和忌恨，从此他的信件和言行就受到了当局的暗中检查监视。西安。陕北之行，使长江找到了真理，他看到了共产党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最终导致了他政治立场的决定性转变，他于1939年加人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二）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门（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印刷商人家庭，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来中国，在这里生活了13年。头两年他担任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1930年到1932年，他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 驻远东游历记者、驻北平代表，报道“一?二八”凇沪抗战，写作《远东前线》一书，记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和经过，歌颂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1933年到1937年，他在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讲师，讲授《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课，同时兼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在这期间，他热情支持、报道“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潜心编译出版《活的中国》一书，选译介绍鲁迅等15名左翼作家的作品。在这些活动中，他结识了史沫特莱、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战士，坚定了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斯诺勇敢地进入陕北红色区域采访活动了4个月。在《密勒氏评论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多家报纸连续发表数十篇陕北访问报道，这一世界头号新闻轰动了中外新闻界。1937年10月，撰写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同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第一个中文版本，为了便于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书名改换成较为稳妥的《西行漫记》，接连再版数次，均供不应求。抗战期间，各根据地、游击区、香港、东南亚华侨聚居区纷纷出版了许多重印本。大批进步青年在该书影响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革命征程。从此，该书风行世界，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出版，成为畅销的世界名著。
斯诺是进人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个外国记者，他的陕北之行的报道，突破国民党多年的封锁，向全世界详尽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业绩和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长征，生动刻画了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鲜明形象，热情描述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理想和崭新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被评价为“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使正直的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呵”！这本通讯报告，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并附有大量照片，不仅被人们赞誉为报告文学的典范，而且被看做是灿烂的历史篇章。斯诺本人被推崇为20世纪新闻记者中的“一代风骚”。斯诺的成功，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名记者的优秀素质：独立观察思考，探索真理，不轻信盲从的求实态度；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的敏感性并勇于为之冒险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勤学好问，具有渊博的社会、政治、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等等。
陕北之行影响了斯诺的一生，从此他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更加自觉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1年初，他从香港向美国报刊发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急电，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取消在华记者的特权。回美国后他一直从事记者和写作活动，始终关注着中国人民的命运。
1959年，斯诺被迫迁居瑞士。直到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他才以美国《展望》杂志、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和作家的身份获准来华，访问新中国。他撰写的《大河彼岸》一书，被称为了解新中国的“百科全书”。第三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他作了详尽的交谈，通过他预告了中美两国长期冻结的关系将有重要变化的信息。1972年2月15日他病逝于日内瓦。他弥留时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他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按照斯诺生前的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埋葬在北京大学（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旧址）风景秀丽的未名湖畔，汉白玉墓碑上书写着金色大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三）史沫特莱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艾格丽丝?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女记者、作家、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出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工人家庭，当过
报童、烟草工和书刊推销员，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1919年侨居德国，从事写作。1929年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华，1934年又担任英国 慢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至1941年止，在中国采访活动13年、30年代在上海，她积极支持左翼文化运动，结识了鲁迅、茅盾等作家，帮助“左联” 与美国进步刊物《新群众》建立了联系，“左联”成立的情况、纲领，柔石等5烈士牺牲的报道，以及“左联” 告国际进步作家书等文件主要是通过她传播到国际上去的。她还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1936年，她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广播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 的真相。1937年初赴延安，为撰写朱德传记收集大量素材，访问八路军总部，朱德热情接待了她的采访，多次畅谈。后来她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不仅生动描绘了朱德的战斗生平，而且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历史。该书1955年以日文译本第一版问世，以后出过中、英文等多种文字译本。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她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穿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采访，并参加战地救护工作，转战于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1940年因病赴香港，1941年9月回美国，继续为中国革命写作和演讲，并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1949年她受到麦卡锡主义①的残酷折磨，处于贫病交加几无栖身之地的困境。不久，她欣闻新中国诞生的喜讯，取道欧洲来华。不料1950年5月在伦敦停留期间，竟病重不治而逝。遵照她的临终愿望，次年将骨灰运回中国，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她一生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近200万字的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周恩来评价说：“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②
此外，1937年4月，美国女记者兼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到延安访问4个月，后来写作出版《续西行漫记》等书。她曾协助丈夫斯诺编译出版《活的中国》和《红星照耀中国》。
①麦卡锡主义：麦卡锡（1909～1957），美国参议员，1951～1954年间，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②《史沫特莱文集》第回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学习思考题
l．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网和新闻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有何特点？为什么说它是反动的？
2 简述《布尔塞维克》等地下报刊的出版情况和主要特色，分析其经验教训。
3．简述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报刊的创办经过、特点，并论述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
4 简述鲁迅和左翼文化团体以报刊为阵地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 的斗争。
5．评述范长江在西北采访的经过及其作品的内容、特点和意义。
6．简评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在华的采访活动及其作品的内容与意义。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1.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的建立与新闻统治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同时建立起为这一政权服务的新闻事业网，加紧对新闻事业的统治。设在首都南京的 《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宣传机构，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中心。中央通讯社1927年5月迁南京，1932年改组建立总社，中央宣传部秘书萧同兹任社长。到1936年止，中央社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各大城市设立了11个分社，在昆明、西宁等省会和重要城市派驻通讯员三十余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通讯网络。同时，在东京、日内瓦、新德里设有通讯员。中央社又与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等签订互换新闻的合同，这些通讯社的电讯，均由中央社统一抄收编发。这样中央社既垄断了新闻来源，又拥有无线电传播新闻的专用权，成为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支柱。到1937年抗战前夕，中央社向全国250家报社发稿，日发中文电讯稿8000到l．2万字。
《中央日报》1927年 3月创刊于汉口，在国共合作下武汉时期的 忡央日报》，进步倾向显著，“七一五” 政变后转向反共宣传。1928年2月在上海复刊，次年2月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兼任社长。1932年实行社长负责制，首任社长程沧波。该报还陆续出有多种地方版。“九一八” 事变后，《中央日报》成为宣传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的急先锋。程氏整顿社务，致力于业务改进，提出实现报纸营业化、学术化。效率化的口号，该报由对开2张扩为3张，销数从不到万份增至3万份。
“中央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台”），1928年8月在南京建立。1932年11月该台的发射功率由500瓦增加为75千瓦，呼号改为XGOA，成为当时亚洲地区发射功率最大的一座电台。收听范围可达东南亚。到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党还先后办了二十多座地方广播电台，从而组成了一个广播网络。
此外，国民党较有影响的新闻机构还有军方的机关报《扫荡报》，1932年6月在江西南昌创刊，1935年迁汉口出版。国民党地方党部办了地区党报、政府机关报，各派系及大小军阀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这样，国民党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事业网，占据了全国新闻出版的垄断地位。国民党在建立自己的新闻事业网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办法加强新闻统治，钳制社会舆论。它制定新闻出版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迫害革命报刊。其中主要有《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以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关部分）》等。它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任意删削检扣进步书报。1929年在各地设邮件检查所，实行邮电检查。1933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又专门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及其地方机构，在上海首先施行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1935年成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形成严密的新闻检查网。
国民党还施展了笼络收买报界，假意俯顺舆情，控制利用民办新闻机关的另一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蒋介石1929年12月27日发出的“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 的通电。在这则通电中，蒋介石通告全国各报，从1930年回月1日起，“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凡弊病所在……亦请尽情批评”，表示“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尤，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他摆出了一副“礼贤下士”，“俯就舆情”，扶持“正当言论机关” 的面孔。与此相配合，南京政府于1932年1月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1933年8、9月间，又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些民间报纸中，造成了放宽言禁保障舆论的假象。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硬软两手政策，对全国新闻事业进行垄断、控制和迫害的。
共产党地下报刊的创办
大革命失败后，转人地下的中国共产党，迅即着手重建自己的报刊系统??秘密出版地下报刊，继续传播革命声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在上海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物，组成由霍秋白任主任的编委会。继任主任有蔡和森、李立三。开始是16开周刊，后改为32开半月刊、月刊，1932年7月出至第5卷第1期停刊，共出52期。
它一创刊，就以全力揭露叛变革命的国民党的真面目。《发刊露布》指出，“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祸乱茶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并指出“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它还以大量事实，连续揭露了在国民党“党治”底下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加紧压迫剥削工农群众的罪恶。它显著地刊载了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第15期），历数国民党反革命罪状。它用大量篇幅，热情报道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总结了起义的意义和教训，歌颂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它还特辟了《我们的死者》一栏，先后报道了张太雷、向警予等百余名先烈的战斗生平和英勇殉难的事迹，用以教育激励生者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布尔塞维克》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谬论进行了批驳。它发表了《论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的新理论家??陈公博》等评论，揭露前者所谓的“改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它发表了蔡和森写的《论陈独秀主义》等文章，从理论上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对革命的危害。 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布尔塞维克》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实行暴动的盲动策略，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看不到“九一八”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打击了中间势力。这些“左”的错误宣传，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为了迷惑敌人的视线，躲避国民党的查禁，《布尔塞维克》采取了伪装封面和目录及化名出版。曾先后使用《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金贵银贱之研究》、《经济月刊》、《中国古史考》、《平民》、《虹》等9个化名。
《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中共中央机关报。由《红旗》三日刊和《上海报》合并组成。第162期起，改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李求实等主编。内容有消息。评论。中共中央文件，还刊载革命根据地来信、莫斯科通讯、欧洲通讯，设有副刊《红旗俱乐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指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出版一个月后发行达1．2万份，影响广泛。在白色恐怖下，《红旗日报》屡遭迫害，先后有四五十名发行员被捕，承印机关多次被查封，一部分订户的住址也被搜查。报纸篇幅由对开1张缩为4开1张，16开1张，1931年3月8日出版第182期后停刊。它在“左则 错误领导下，宣传扩散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主张，宣传工作方式上亦表现了盲动冒险，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做法。
此外，中共地下报刊还有：1928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1930年8月停刊，共出126期。《上海报》，通俗小型报，1929年4月创刊，1930年8月停刊，共出385期，李求实主编。它以新闻报道为主，还采用读者来信、问答、诗歌、照片、插图等多种形式宣传，被称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惟一的报”。《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这时也先后复刊。《中国青年》改名《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一些地方党团组织也出版了地下报刊。
中共中央重视对党报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多次作出有关报刊工作的决议、指示，强调全党要利用党报来教育党员、联系群众、指导斗争。列宁关于建立全俄政治报纸的论述，尤其是“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的著名论断，就是《布尔塞维克》和《红旗》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党内多次“左”倾错误路线影下，1932年前后，中共地下报刊几乎都被反动当局查禁、破坏，或被迫停刊。中共地下报刊的经验值得批判地记取，最根本的问题是党报工作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群众的需要与现实条件的可能出发，切忌对别人经验盲目照抄。在宣传策略上，要采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反对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在宣传方式上，应该把秘密的和公开的、合法的结合起来，不要不适当地扩大秘密宣传的范围，忽视合法宣传阵地的重要性。
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报刊和鲁迅的报刊活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以报刊作为重要阵地。鲁迅积极参与了左翼报刊工作。1928年 1月，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同时出版了《文化批判》月刊和《太阳》月刊。1930年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先后创办了《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等机关刊物。袁殊主办的4开小报《文艺新闻》，实际成为左联的外围刊物。它们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报道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仅次于“左联” 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也出版了自
己的机关刊物。由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统一组成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出版了《文化月报》、《正路》等刊物。
1932年3月20日，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在这之前，“社联” 下面曾设有新闻组“集纳协会”，它团结《文艺新闻》、《申“记联”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团结新闻界，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出版机关刊物《集纳批判》周刊（“集纳”，为英文Journalism新闻事业一词的音译），仅出4期。“记联”倡导的“集纳批判”，解释为“广泛的新闻文化运动批判的实践”，目的是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批判反动新闻事业，探讨无产阶级新闻学，建立代表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记联”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和小型报纸《华报》，编发抗日稿件。盟员利用职业身份公开活动，他们通过一些报刊、通讯社向读者报道了中共提出的在立即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等三个条件下，愿和国内一切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主张，以及红军北上抗日等重要消息。它还组织记者团集体采访漕河泾监狱，揭露虐待政治犯的真相。1934年夏，“记联” 的外围组织上海记者联谊会的人员被逮捕后，“记联”的活动全部转人地下。1935年秋，又建立了公开组织“中华新闻社”，一直活动到1936年5月。抗战开始后，“记联”的一些成员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左翼文化团体通过报刊和多种新闻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 等反动文化思想派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鲁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帅。他主编或参与编辑或指导“左联” 的多种机关刊物，还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支持它的改革，积极为它写稿。鲁迅率领左翼文化工作者，以报刊为重要阵地，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注意守住营垒，发扬“韧” 的战斗精神。一些左翼刊物不顾公开出版物和秘密刊物不同的处境，有的在封面上赫然刊登马克思的像，有的在文章中写上“拥护中国革命”、“苏维埃政权万岁”等口号，这种“左” 倾幼稚的做法，既吓退了读者，又很快遭到查禁。鲁迅主张从白色恐怖统治的实际出发，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追求表面上的“激烈”，贪图“虚名”，反而导致刊物不能出版。他说：“战斗当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①他主编的刊物一被查禁，往往随即更换名称，如《萌芽》出至第5期被禁，第6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2期起改名《文学导报》。1933年后，“左联”的刊物大部被封。鲁迅和其他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努力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如改革后的《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和与国民党当权派一度有矛盾的《中华日报》的《动向》副刊等。他们采用比较隐晦曲折的笔法，而且经常更换笔名投稿。鲁迅这一时期发表的杂文，绝大多数就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的。鲁迅一生用过一百三十多个笔名，其中大部分是在后十年“围剿”严重时期使用的。仅在《申报》上就先后换用过四十多个笔名。这些做法，充分发扬了“韧”的战斗精神。
他们重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促进报刊上杂文文体的生长。鲁迅从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撰稿起，到1935年止的18年中，单是杂感，就写了约有80万字。其中，后9年反“围剿”中所写的，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斗争日益尖锐的后3年所写的字数，竟等于前6年。这表明为了对付国民党“围剿” 的钢刀和软刀，鲁迅是在用全部的心血来浇铸、冶炼杂文这一利器的。他把杂文当做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他批评帮闲文人把杂文弄成文学上的„小摆设”，甚至“麻醉品”，使杂文出现危机。他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鲁迅的杂文，刺得反动派疾首蹙额，使各色泛起的沉渣?一现出了原形。在文化新闻战线上，他揭露了书报检查制度的罪恶，刻画了检查官们和官报主编们色厉内荏的丑恶心态和蛮横禁删的卑劣手法，鞭挞了御用报刊媚日卖国的宣传，痛斥它们的造谣是“鬼蜮的手段”、“畜类的武器”，辛辣嘲讽了那些报刊的奴才和警犬嘴脸，把它们惯用的“小骂大帮忙” 手法讽之为“二丑艺术”。鲁迅的杂文，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主要情况和斗争，把政论性和形象化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霍秋白称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文艺性论文）。在鲁迅的倡导带动下，报刊上战斗的杂文，冲破“围剿”，不断生长，日见丰富多彩，作者和读者比先前多起来，形成了30年代杂文发展的一个高潮。
他们愤怒地揭露了反动派屠杀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罪行。1931年2月7日夜，柔石、李伟森（李求实）等“左联”5位成员被国民党杀害。反动派封锁消息，不让报纸透露。在鲁迅的主持下，于4月25日秘密出版了“左联” 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醒目地标出《纪念战死者》专号，刊载了鲁迅写的战斗檄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对于国民党暴行的披露，激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鲁迅一生编辑过19种报刊，并指导过许多报刊的编辑出版。从编辑《新青年》，主编《语丝》，到主持“左联” 刊物，他始终坚持报刊的“思想革命”方向和原则性。为了抵制用大量杂乱的商业广告充塞篇幅，追逐利润而降低刊物质量的做法，他愤而辞去《语丝》主编的职务。他对待编辑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从处理来稿、编改稿件，到校对、插
图制版跑印刷厂，他都全力以赴。以稿件校对为例，鲁迅一生自己著译及编辑的书刊，加上给别人“选订‟、“校订” 的作品，近120种，所校字数累计不下3000万字，经他校过的稿子，一般很少差错。在《鲁迅日记》中，有过多次通夜校稿的记载，为使《奔流》少几个错字，花费了不少工夫。鲁迅为革命编刊物，不辞辛劳，“拼命地做”。把自己的“生命”，“割碎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②。他曾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琐事，就是为此。”③
鲁迅从事报刊编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的卓越的杂文，都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①《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95页
③《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2.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向井冈山进军，开始走上工农武装割剧斗争的新道路。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阶段，人力物力奇缺，缺少办报条件，主要是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反压迫，闹革命，特别是在争取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面向广大群众，旗帜鲜明，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内容生动，方式多样，成为根据地报刊发展的良好开端。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阐明革命宣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建设人民军队，发展人民革命战争不可缺少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制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基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案对于指导中央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决议案规定各军及纵队均应办一壁报并统一命名为《时事简报》。它的内容主要是报道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和红军工作情况；一般每周编写张贴一张，手抄壁报形式。1931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签发了一份《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有《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普遍经办这种用大黑墨字抄写的大张壁报，认为它“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时事简报》等宣传形式的广泛采用，可以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初创阶段。
1931年9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军事“围剿” 的胜利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在人民政权下，根据地新闻事业进人新的发展阶段。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出现了人民通讯事业的萌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等报及红色中华社。
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办的一个新闻机构，肩负着出版报纸和开展小部分通讯社业务的双重任务，1931年间月成立于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 Chinese Soviet Rad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回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 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1931年11月7日这一无，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和人员，“红中社”还没有组建成一个独立的通讯社，它以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兼带做了一些通讯社的业务，实行报。社合一。开初，没有专设的电台，就使用红军的电台。1931年回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 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电台，教育改造了俘虏的电台报务人员，在此基础上，在宁都县小布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电台。“红中社”就利用红军电台抄收新闻并对外广播。1933年5月，“红中社” 设置了一个新闻台，只有一部收报机收抄外部电讯，没有发报机，向外发稿是借用军委电台以“红中社” 名义播出。“红中社” 用无线电明码播发新闻，每天约五六条，有时还
播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些声明、通告和宣言。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和上海地下党的报刊，经常抄收刊登电头为“红色中华社电” 或“红中社讯”的消息。“红中社”编译刻印“参考消息”??《无线电日讯》（又称《每日电讯》）。当时将抄收的新闻（国民党中央社的中文电讯，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电稿），选编成油印单页资料，每天刻一两张蜡纸，印四五十份，供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考。
出版报纸是红色中华社的主要任务。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在瑞金叶坪村出版。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同月3日《红色中华》报出至第240期，暂时停刊。①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连续计号出第241期，由先前的铅印改为油印。1937年1月29日从第325期起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报的第一任主笔是周以栗，报头是他题写的，不久他因病长期休养。先后负责主持编务的有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霍秋白、任质斌、向仲华等。红色中华社成立有5人编委会，负责领导报纸和通讯社业务工作。 《红色中华》报是根据地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这张4开小型报办得比较通俗生动。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它设有多种栏目：《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帅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红色中华》报的宣传报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它刊布了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它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二）帮助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它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并及时反映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三）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红色中华》报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它发行到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从开始时的数千份增至4万多份。
红色中华社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创办起来的，人手少，条件差，要突破敌人的封锁，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它的编辑部，连新闻台在内，最多时也只有12个人。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中，还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报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1933年春，王明“左倾” 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原在上海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称中央局党报委员会，受“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红色中华》等也宣传了“左”倾错误主张，如过“左” 的土地政策，过“左” 的工商业政策和肃反政策，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等，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红星报》，1931年12月11 日创刊于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军委总政治部主办。铅印4开报纸。初为5日刊，实为不定期刊。前期主编不详，1933年8月后，邓小平主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陆定一继任主编。它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实现“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而创办的。发刊词《见面话》形象、生动、全面地表述了人民军队报刊应具有的多种功能：政治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文化娱乐等。《红星报》在瑞金出版的三年中，出色地实践了这些要求，办得通俗生动，图文并茂，丰富多彩。它的版面编排除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等外，还先后设有十多个固定专栏，其中有《党的生活》、《列宁室》、《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红军纪律》、《卫生常识》、《红板》、《铁锤》、《群众工作》、《俱乐部》等。《红星号召》与《响应红星号召》两个专栏，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战斗任务，及时发出“扩军”、“捐款”、“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等号召，同时反映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它还重视插图的运用，评论、新闻甚至理
论文章，常常配有漫画或绘画。它被称赞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的喇叭”。创刊两年后，期发行数达1．7万份。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红星报》继续出版，由铅印改油印，共出刊28期，1935年8月初停刊。从创刊到终刊，共出120多期。
《青年实话》，1931年7月1 日创刊于永丰龙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编辑部长期设在瑞金。先后出旬刊。半月刊、周刊。开始是便于张贴的壁报形式，油印8开单张，一度停刊。1932年 2月 15日第 10期起，改为 32开铅印本，每期约6000字。1933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起，由旬刊改为周刊，每期增加到约2万字。后期曾改出8开4版5日刊。1934年9月30日出版第113期后，于长征前夕停刊。期发行数初期为数千份，到1933年底增至2石万份，影响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宣传的主要内容和步调大体上与《红色中华》一致。不同的是，它具有鲜明的青年报刊特色，编排形式和内容多样活泼，文字通俗生动，对青年读者富有引导、组织、鼓动作用。它经常刊载团中央的文件，交流团与青年工作的经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它一创刊就提出“应该使报纸为着战争”，以此作为自己的宣传中心，教育组织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努力生产支前，开展拥军优属的多种活动。它向青年解说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革命任务。在栏目设置上，除社论和一般论说外，它注意适合青年的特点和爱好，设置了《青年生活素描》、《前线通讯》、《白区青年生活》。《青年卫生顾问》、帕我批评》、《轻骑队》、《工农大众文艺》、《体育》、《游戏》、《测验》、《悬赏征答》、《歌曲》等多种栏目，有时还有漫画。它刊登的《十劝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等，在青年中广泛流行。《青年实话》受到广大青年读者尤其是红军青年的欢迎。
《斗争》，1933年2月创刊于瑞金，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铅印16开本，初为旬刊，同年8月第22期起改出周刊，1934年9月30日出第73期后停刊。它的内容主要是登载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因而突出地宣传了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对实际工作造成相当危害。但它刊载了马、恩、列、斯论述中国革命的重要译文，发表了毛泽东写的《长同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篇典型调查报告，这对根据地党的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它限在根据地内发行，1933年底仅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期发行数至少在2．7万份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底到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油印。石印。铅印大小报刊约有160种。其中，中央一级报刊有66种，②除上述《红色中华》等四大报刊外，中央级报刊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画报》，以及专业报刊《健康报》、《赤邮通讯》、《教育通讯》等。
①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赣南曾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溜秋白负责。现发现最晚一期是1935年1月ZI日出刊的第264期。
②参见严凡：《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程?主编：《江西苏区新闻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报刊
工农武装割据初期，红军在攻占一些城市之后，创办了一些面向工农兵大众的油印、石印甚至铅印的报纸。如红五军的《工农兵》报、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八军的《工农兵》报、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等。
《红军日报》，是红军报刊中第一张也是惟一的一张铅印对开大型日报，1930年7月29日创刊于长沙，8月4日停刊，共出版6期。1930年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立即接收国民党的长沙国民日报社的房屋、印刷厂。纸张等全部设备、物资，第二天出版《红军日报》。这是采取剥夺反动报纸的印刷设备来装备出版人民报纸的最早尝试。8月5日即该报停刊的第二天，红三军团退出长沙。这张报纸面向工农兵大众，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政策，消息容量大，言论富有鼓动性，还出有独具特色的综合性副刊《红军》专页。当时长沙《大公报》就曾钦佩地写道，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①
经过四五年的斗争，到1933年下半年，中共领导工农红军后在14个省的边界地区开辟出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出版了一批地方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报刊。省一级的报刊主要有湘赣的《湘赣红旗》和《红色湘赣》，闽浙赣的《工农报》，湘鄂西的《红旗日报》和《工农日报》，鄂豫皖的《列宁报》，川陕的《共产党》和《苏维埃》等。根据地新闻工作者克服艰难困苦，努力改进报纸，注意面向工农大众，报纸办得通俗易懂。例如湘鄂西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的《红旗日报》，只有6个人，l人负责采访、编辑、校对，2人刻写蜡纸，2人油印，l人收发。为
了扩大《红旗日报》篇幅，由8开改4开，他们用只能印8开版的油印机印刷，经过拼接的4开版面，居然不露接头痕迹，清晰美观。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日报》，日出4开2版，油印或石印，主编谢觉哉为它编写《新名词释义》专栏，要求写文章要改造深奥词语，使用工农了解的浅白文字。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创办的全新的新闻事业。它不受国民党统治区法西斯统治的迫害，也摆脱了报业资本家追逐私利的影响，它是第一次在人民政权下人民大众创办的自由新闻事业，它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武装起来的根据地人民用以扩大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的锐利武器。尽管根据地新闻事业刚刚诞生，它的形态还很粗糙，还很不完整，但它毕竟是共产党用先进思想培育的，植根于人民之中并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新闻事业。它有着鲜明的特色：如艰苦奋斗的办报作风；紧密配合党政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推进政权建设，服务革命战争的宣传、组织作用；面向工农大众办报，实行通俗化办报方针等。
① 转引自湖南博物馆《校编前言》，载《红军日报》影印本。
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共产党的新闻机构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凇沪抗战、“一二?九” 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红色中华》一创刊就发表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1年12月11日发布的《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它曾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邓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 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
在陕北复刊后的《红色中华》全力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宣传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基本实现。1937年 1月29日，《红色中华》从第325期起改名《新中华报》。1937年1月，红中社也改名为新华社。它们宣传贯彻党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于全国抗战力量努力进行团结动员，对于敌寇、汉奸亲日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阴谋罪行进行有力揭露与打击。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办，使党的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阵地得到加强。创刊初期，它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宣传，为实现全国团结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外，1935年中共在法国出版《救国时报》，廖焕星、李立三先后任主编。该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航运纸型到巴黎印刷发行。该报1935年5月创刊时名《救国报》，10月1日第10期首先在海外刊发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月，出第15期后被法国当局停止邮寄；中共派吴玉章赴法交涉，指导改名《救国时报》，重新于同年12月9日出刊，出至152期，于1938年2月10日停刊。《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发行43个国家及国内各地，销数达2万份，影响遍及国内外。天津《大公报》刊出广告，称它是“惟一铅印的西欧侨胞的喉舌”。
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的变化
从“九一八” 事变起，抗日救亡成为国统区报刊宣传的重点，新闻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量才主持的上海《申报》的变化。
史量才是一个爱国进步的民族资本家、报业家。1927年后，他对新建立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曾抱有幻想，希望从此国家能逐渐统一繁荣，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申报》一度立于拥蒋立场。“九一八” 前后，《申报》开始改变先前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单纯营业性质，转向爱国进步立场，要求抗日和民主，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努力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选为上海抗日救国会委员。“一二八”湘沪抗战中，他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会长，帮助稳定上海金融社会秩序。他拿出准备购买《申报》用纸的大笔外汇储金，资助十九路军抗战，救护伤员、难民。他积极支持。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纪念《申报》1932年创刊60周年，他聘用进步人
士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等组成《申报》总管处，进行全面改革。
改革后的《申报》有了不少明显的变化。首先，言论态度鲜明，加强政治时事评论，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迅速报道“九一八” 国难，呼吁民众猛醒奋起，全力报道支持“一二八”凇沪抗战。1932年六七月问，针对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中共红军的第四次军事“围剿”，《申报》连发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其次，革新副刊《自由谈》，聘青年作家黎烈文任主编，改变长期庸俗的趣味主义编辑方针，主张文艺的进步与近代化，把《自由谈》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在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支持下，帕由谈》成为反文化“围剿”的进步文化阵地。再次，聘请李公朴等主持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事业，相继举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等，团结培养大批青年走向进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还创办《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发行《申报年鉴》（193年）。这一系列改革既服务了社会，又增强了报纸声誉，促进了报纸销路。蒋介石国民党忌恨史量才的社会政治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对他施加了种种压力，企图笼络制服他，均未奏效。最后，蒋介石亲令军统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于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上杀害了史量才。这一事件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面目。
北平《世界日报》、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大报都发表了抗日的报道与言论。1931年9月到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以大学教授身份应聘任《世界日报》主笔、总主笔。在任职近两年中，撰写社论400篇左右，还用多种形式灵活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大公报》一度宣传蒋介石授意的“缓抗”主张，但也反映了抗日呼声，于1936年4月创办上海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转向拥蒋联共抗日。1936年1月上海近百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言禁，不得压制救亡宣传，这代表了新闻界在抗日救亡怒潮中的觉醒和联合趋向。
站在抗日救亡运动前列的是学生报刊。在“一二?九” 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会（或救国会）加强和创办了大批学生报刊，较著名的有北平学联的《学联日报》、清华大学的《清华周刊》、《清华副刊》和《觉民报》、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及其增办的什二?九特刊》（三日刊）、北京大学的《北大周刊》等。此外，北平大学工学院出有《救亡》、东北大学办了《东大校刊》。除报刊外，各大中学校学生还印发了成千上万的传单，其中由北平学生联合会具名印制的至少有7种。这批学生报刊冲破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及时报道“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进展，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的时代强音，表达了全国压抑已久的民意，显示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精神。北平学生报刊的抗日救亡宣传赢得了中外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一些小型报一改旧式小报追逐趣味消遣、脱离现实的做法，转向抗日爱国宣传，发展较快。例如，1935年 9月，成舍我主持在上海创办的4开张小型报纸《立报》，在爱国进步报人和一些地下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实行报纸“大众化” 和“精编” 的方针，宣传抗日，抨击时弊，反映社会现实，材料丰富，文字通俗，售价便宜，很受读者欢迎。创刊数月后，销量即超过10万份，成为当时销路最好的一张抗日救亡小型报。上海各界救国会办有小型报《救亡情报》。
一批综合性。时事政治性杂志在救亡运动中十分活跃。邹韬奋主编的上海《大众生活》周刊，全力支持“一二?九” 运动，实际成为爱国学生的代言人，每出刊一期即寄几千份给北平市学联，仅收少数成本。期销20万份，居全国杂志销量的首位。一批和韬奋。生活书店关系密切的刊物，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如《世界知识》、《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永生》、《生活知识》等。北平各界救亡团体出版有《民族解放》、烨北呼声》、《北平妇女》。《东北知识》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先后创办《华北烽火》、《长城》、《国防》。《人民之友》、《北方青年》：《中国人》等秘密或半公开发行的刊物，引导“一二?九”运动，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也出版了一批抗日救亡报刊。 在西安事变中，西安迅速创办了一批进步报刊、电台、通讯社。当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错综复杂，真假难辨。这批新闻工具为传播事变真相，澄清谣言，促进全国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主要有：西北抗日联军机关报《解放日报》、西北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接管后的西安广播电台、新办的解放通讯社等。它们联合成立了西安新闻记者救国会，发表救国宣言，开展活动，结成了长安报人的抗日救国联合阵线。此外，中共代表团成立了红色中华社西安分社，向西安各报社、各社团印发陕北总社的电讯，传播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这个分社后改名新华社西安分社，活动了约两个月时间。
西北抗日联军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是西安事变中办得最出的报纸。这张铅印对开4版的大报，创刊于1936年12月13日，出至1937年2月终刊，共出版57期。它辟有《一片救亡声》专栏，并依靠各界群众团体在报上出有《解放先锋》、《烽火台》、《冲锋号》、《新语言》、《妇女阵线》、《士兵呼声》、《文艺生活》等多种专刊，成为当时西北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抒发救国言论的重要舆论阵地。
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报刊，主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支持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联系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生活，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它们有力地打破大革命失败以来国统区舆论沉寂的局面，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实现抗战作了思想准备。同时，全国新闻界出现了团结发展的良好趋势。
邹韬奋的报刊活动
抗日救亡运动磨练造就了一批民主进步报刊和优秀的爱国报人，邹韬奋和他主持的《生活》周刊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一生主办过6刊回报，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 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1926年10月，韬奋接手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刊物《生活》周刊，正式开始了他少年时就向往的新闻记者生涯。《生活》创刊于1925年，它的宗旨是进行“职业指导”、“职业教育”。韬奋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出发，努力通过性活》“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期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实现“实业的振兴” 和“政治的清明”。韬奋从纯正的办报目的出发，他不断改进《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增设了《读者信箱》和《小言论》等专栏，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讨论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再加上注意编排形式的新颖和照片插图的配制，使《生活》愈来愈受读者的欢迎。接办三四年后，《生活》发行数就由初时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4万、8万份。在此期间，《生活》曾揭露痛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之类贪官污吏剥削挥霍民脂民膏的丑行，愤怒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暴行。这样，《生活》渐渐转变成“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以讨论社会政治时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粉碎了韬奋改良主义的幻想，民族危机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读者的推动和朋友们的集体讨论下，1932年上半年，他在《生活》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标志办刊方针重大转变的文章，此后，《生活》表现了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韬奋一面用笔杆唤醒读者大众共起抗日，一面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他几次主持以生活周刊社名义发起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一二八”湘沪抗战，《生活》全力支持爱国军民的英勇战斗，出版《紧急临时增刊》、号外、画刊，及时报道评论战况，韬奋和《生活》同事们还积极参加后方服务，为前线征集军用品，捐款开办伤兵医院。《生活》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拥护，1931年底《生活》发行每期增至12万份，一年后又猛增到15．5万份以上，打破了当时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蒋介石国民党把《生活》视为眼中钉，先是多方设法企图收买韬奋，要他改变态度，还示意要派人进人生活周刊社，“指导” 言论。这些做法遭到韬奋义正词严的拒绝后，他们改而采用强压手段，1932年7月密令禁止邮寄《生活》。10月，韬奋依靠读者集资筹办的《生活日报》，由于环境的险恶而被扼死腹中。1933年初，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亦被列人黑名单，被迫于7月“出国暂避”。同年底，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 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早在一年多前韬奋就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坚定宣告：“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与读者从实际方面努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生活》出至8卷50期停刊，共出版417期。
韬奋流亡国外两年中，考察了英、法。德、苏联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耳闻目睹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认真钻研了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明确解决了他出国时所带的两大问题：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他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今后世界发展的趋势。他还认定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撰写海外见闻通讯，先后在《生活》、《新生》、《世界知识》上发表，后来集印成《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共57万多字。这批国外通讯不仅内容充实，材料真确，爱憎鲜明，而且文笔生动，明快有力，有时情景交融，有时议论风生，尤以热情洋溢和轻松幽默而吸引人，一时风行海内外。读者赞美它是“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
《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不到两个月，1934年2月，《新生》周刊创刊，杜重远任编辑兼发行人。它重新举起抗日的火
炬，实际上是《生活》的继续。最高销数达10万份。1935年5月，《新生》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说到现阶段日本的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是日本军部借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品式的“古董”。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 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奴颜婢膝的国民党政府惟命是从，当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判处主编社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国民党中央还电令其各级党部及新闻出版界，加紧查禁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这就是中日反动派合伙制造的“《新生》事件”。
韬奋在美国惊悉好友杜重远的不幸遭遇后，决定马上回国。1935年8月韬奋回上海，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他写的创刊词《我们的灯塔》标出了该刊的三大目标：“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全力报道，成为这个青年爱国运动的有力宣传者和组织者，每期发行量高达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查封。同年3月，韬奋被迫再次流亡香港。6月，在香港创办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生活日报》。该报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标。他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的两封来信，开展关于建立民族联合阵线问题的讨论，在日报正张上刊登了韬奋、陶行知等联名撰写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入呼吁停止内战，各党派联合抗日。这就自觉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大的宣传与组织作用。《生活日报》是一张中型报，韬奋创造性地从形式到内容使它办出了特色：言论鲜明、短小精悍；新闻广泛、选材精审；注重编排的简明化和统一性；文字大众化。读者称赞它能紧密联系当前民族救亡的现实问题，“很有精彩”，“活泼明晰”。香港一般大报日销最多五六千份，《生活日报》竟达2万多份。为了答谢众多读者的热情关怀，韬奋特地写了《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一文，描绘了理想的《生活日报》的宏伟蓝图，寄托了他对人民新闻事业发展前景的乐观和莫大希望，是一篇富有革命预见性的、科学的新闻学论著，影响深远。考虑到香港办报距离内地较远，不便联系广大读者，7月31日《生活日报》出版 55天后自动停刊。8月迁上海，在复刊日报受阻情况下，韬奋只好将日报的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出版，为实现《生活日报》的目标继续奋斗。这年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逮捕了韬奋和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7位“救国会” 的负责人。在狱中8个月，韬奋写下了《经历》。《读书偶译》等著作，坚持用笔战斗。他总结20年来走过的道路，坚定地表示：“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要掮着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①
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他主编《生活》系列报刊的丰富经验、办报思想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体现了我国人民新闻工作的优秀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韬奋主持《生活》周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鸽的”，使办刊方针逐渐由初期传播职业教育消息转向报道时事政治和社会新闻；由谈一般社会问题，进而关注政治改革问题，《生活》办成了“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的“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利诱和迫害他始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报刊一个被禁，再办一个，虽身受三次政治流亡，一次人狱，他从不灰心气馁，反而愈战愈勇，愈出愈精，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样高尚的办报方向和人格报格，是韬奋报刊活动赢得广大读者和社会信任的根本因素。
第二，发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韬奋一心把报刊办成读者的“好朋友”，时时处处服务读者。首先，在报刊内容上，尽力供给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最新“精神食粮”。他总结提出办好大众刊物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 这样，他带动《生活》周刊联系的数以千百万计的中间的甚至落后的读者，摆脱个人的狭小天地，与时俱进，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其次，尽心竭智地处理好读者来信。他创设“读者信箱”专栏，办成发表读者心声的园地，沟通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的桥梁。“九一人‟后，读者来信由原来每年近万件猛增到3万件，他每件必复。虽然限于篇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的来信，他同样用“全副精神答复”。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成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这一名言影响至深。《生活》建立了一套读者卡片，写上读者姓名、地址和通信来往记录，经常保持和读者的联系，韬奋的一片热忱换来了读者的无限信任。许多读者把长期疑虑不决的问题，有关个人秘密的事情，甚至不愿告诉父母亲友，而宁愿写信给韬奋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对待读者来信的工作，反映了韬奋惊人的实际精神和细针密线的
办事作风，更表现了他对“好朋友” 的一颗滚热的心。此外，在报刊的经营管理方面，他同样着眼于服务，“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例如广告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人，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他一概拒绝刊登。他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成为《生活》事业起家和成功的传统精神之一。
第三，倡导创造的精神，办出报刊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韬奋总结《生活》周刊经验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 这样的刊物没有个性或特色，也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他一生办报从不模仿盲从，而是充满了不断创造和革新的活力，因而“生活” 系列报刊既各具特色，又呈现出依靠民众集资经营的，为大众谋利益的独立公正的人民报刊的鲜明个性。
第四，推崇“视事业如生命” 的傻子精神。韬奋认为：“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 他自接手《生活》起，和几个“患难朋友”傻子似的抱着“不求个人发财，只求事业发展”的心愿，拼命赚钱、用钱，但不是做个人或团体的“守财奴”，全是为着事业的发展。韬奋鄙弃把新闻工作当做“做官的阶石”，而愿“终生在这事业上为社会努力”，他把新闻事业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一心扑在上面，“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他说：“无论什么事业，非干到„痴‟的程度，决于不好。” 他热忱倡导公而忘私的傻子精神说：“在中国??这样危迫的中国??我们所需要的是无数„傻子的勇敢‟广 韬奋在黑暗的旧中国，为创办代表大众利益的报刊呕心沥血、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确实体现了“傻子的勇敢”！这种傻子精神，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新闻事业奉献，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的精神。
①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31页。
范长江、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的西北采访活动
（一）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著名记者。中学时代接受大革命潮流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8岁到武汉，投奔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学兵营当兵，不久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落广东汕头一带，历尽贫病坎坷。1928年秋考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学习。“九一八” 事变后，由于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而脱离该校。1932年初到北平，同年下半年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在此期间，他一面刻苦攻读，多次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潜心钻研西北问题以及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和红军问题。1933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向平津报纸投写教育文化新闻稿件，1934年底，首次用“长江” 笔名在《北平晨报》署名发稿，并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这是他从事新闻生涯的起点。
1935年7月，年仅25岁的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写的历程。他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北至包头，西达敦煌，跋涉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广大地区，他追踪观察了解红军北上动向和考察西北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沿途采写了数十篇通讯，陆续寄《大公报》发表，不久，汇集出版《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数月内连印7次。长江的通讯，不仅揭示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西北的黑暗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红军发展和成长的过程。这些通讯，由于抓住了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从此，《大公报》聘任他为正式记者。 1936年8月，长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古西部，往返两个多月，考察日寇觊觎这一地区的实况，后来写了通讯《忆西蒙》。10月，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敏锐地抓住这一事关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绥远前线飞往兰州，迅即奔赴西安，迸人事变中心采访。在西安，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周恩来接受了他的采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接着，又安排他进人延安，毛泽东同他畅谈了一个通宵，向他详细介绍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采访，长江不仅业务丰收，而且思想上“茅塞顿开”，发生了深刻转变。1937年2月 15日，他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又接连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的系列通讯。后来他将这些通讯和其他通讯汇集成《塞上行》一书。长江的西安、陕北之行的系列通讯，出色地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反映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生活，描绘了共产党领导人物的风貌，受到广大读者、各阶层爱
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长江是当时从白区进人延安，向全国采访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第一个中国记者。
长江的西北通讯，内容充实，反映了时代的脉搏，笔墨简洁生动，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采写过程中，充分表现了长江富于政治敏感，勇于追求真理，不畏艰险，敢于探索，深人研究考察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勤于学习，知识渊博的风格和素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是长江成为名记者的代表作。
毛泽东充分肯定并感谢长江撰写的陕北之行报道，还拍电报欢迎他再来陕北采访。然而，他也因此招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恼怒和忌恨，从此他的信件和言行就受到了当局的暗中检查监视。西安。陕北之行，使长江找到了真理，他看到了共产党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最终导致了他政治立场的决定性转变，他于1939年加人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二）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门（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印刷商人家庭，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来中国，在这里生活了13年。头两年他担任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1930年到1932年，他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 驻远东游历记者、驻北平代表，报道“一?二八”凇沪抗战，写作《远东前线》一书，记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和经过，歌颂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1933年到1937年，他在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讲师，讲授《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课，同时兼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在这期间，他热情支持、报道“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潜心编译出版《活的中国》一书，选译介绍鲁迅等15名左翼作家的作品。在这些活动中，他结识了史沫特莱、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战士，坚定了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斯诺勇敢地进入陕北红色区域采访活动了4个月。在《密勒氏评论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多家报纸连续发表数十篇陕北访问报道，这一世界头号新闻轰动了中外新闻界。1937年10月，撰写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同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第一个中文版本，为了便于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书名改换成较为稳妥的《西行漫记》，接连再版数次，均供不应求。抗战期间，各根据地、游击区、香港、东南亚华侨聚居区纷纷出版了许多重印本。大批进步青年在该书影响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革命征程。从此，该书风行世界，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出版，成为畅销的世界名著。
斯诺是进人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个外国记者，他的陕北之行的报道，突破国民党多年的封锁，向全世界详尽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业绩和中国工农红军英勇的长征，生动刻画了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鲜明形象，热情描述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理想和崭新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问世，被评价为“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使正直的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呵”！这本通讯报告，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并附有大量照片，不仅被人们赞誉为报告文学的典范，而且被看做是灿烂的历史篇章。斯诺本人被推崇为20世纪新闻记者中的“一代风骚”。斯诺的成功，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名记者的优秀素质：独立观察思考，探索真理，不轻信盲从的求实态度；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的敏感性并勇于为之冒险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勤学好问，具有渊博的社会、政治、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等等。
陕北之行影响了斯诺的一生，从此他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更加自觉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1年初，他从香港向美国报刊发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急电，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取消在华记者的特权。回美国后他一直从事记者和写作活动，始终关注着中国人民的命运。
1959年，斯诺被迫迁居瑞士。直到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他才以美国《展望》杂志、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和作家的身份获准来华，访问新中国。他撰写的《大河彼岸》一书，被称为了解新中国的“百科全书”。第三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他作了详尽的交谈，通过他预告了中美两国长期冻结的关系将有重要变化的信息。1972年2月15日他病逝于日内瓦。他弥留时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他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按照斯诺生前的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埋葬在北京大学（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旧址）风景秀丽的未名湖畔，汉白玉墓碑上书写着金色大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三）史沫特莱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艾格丽丝?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女记者、作家、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出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工人家庭，当过
报童、烟草工和书刊推销员，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1919年侨居德国，从事写作。1929年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华，1934年又担任英国 慢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至1941年止，在中国采访活动13年、30年代在上海，她积极支持左翼文化运动，结识了鲁迅、茅盾等作家，帮助“左联” 与美国进步刊物《新群众》建立了联系，“左联”成立的情况、纲领，柔石等5烈士牺牲的报道，以及“左联” 告国际进步作家书等文件主要是通过她传播到国际上去的。她还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1936年，她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广播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 的真相。1937年初赴延安，为撰写朱德传记收集大量素材，访问八路军总部，朱德热情接待了她的采访，多次畅谈。后来她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不仅生动描绘了朱德的战斗生平，而且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历史。该书1955年以日文译本第一版问世，以后出过中、英文等多种文字译本。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她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穿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采访，并参加战地救护工作，转战于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1940年因病赴香港，1941年9月回美国，继续为中国革命写作和演讲，并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1949年她受到麦卡锡主义①的残酷折磨，处于贫病交加几无栖身之地的困境。不久，她欣闻新中国诞生的喜讯，取道欧洲来华。不料1950年5月在伦敦停留期间，竟病重不治而逝。遵照她的临终愿望，次年将骨灰运回中国，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她一生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近200万字的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周恩来评价说：“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②
此外，1937年4月，美国女记者兼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到延安访问4个月，后来写作出版《续西行漫记》等书。她曾协助丈夫斯诺编译出版《活的中国》和《红星照耀中国》。
①麦卡锡主义：麦卡锡（1909～1957），美国参议员，1951～1954年间，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被称为麦卡锡主义。
②《史沫特莱文集》第回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学习思考题
l．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网和新闻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有何特点？为什么说它是反动的？
2 简述《布尔塞维克》等地下报刊的出版情况和主要特色，分析其经验教训。
3．简述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报刊的创办经过、特点，并论述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
4 简述鲁迅和左翼文化团体以报刊为阵地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 的斗争。
5．评述范长江在西北采访的经过及其作品的内容、特点和意义。
6．简评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在华的采访活动及其作品的内容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