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我们中国人今天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国一名，在古代虽然常常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是中国人自己创设的一个名字，这一点却很明白。确定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专名，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古代的中国人不常使用中国这个专名来称中国，有时只是用作一般的泛称。外国人称中国则有他们自己的叫法。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最频繁、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印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就是古梵文中的Cīna一词。整个词在汉译佛经中很常见，音译作“至那”“脂那”或者“支那”。这些佛经的原文，当然多数是当时或更早时在印度写成的。除此之外，在现在所能看到的印度其他古文献中，如两部著名的大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na），还有著名的政治及社会伦理著作《摩奴法论》（Manusmrti）以及《利论》（Arthaāstra）中，都提到了Cīna这个名字。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此处无法细论，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大致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4至3世纪。
从梵文的Cīna一词，便衍生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中称呼中国的专名：波斯文的Chīn，阿拉伯文的Sīn,拉丁文的Sinae，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以及其他等等。日文因为能够借用汉字，有时就直接使用“支那”这个译音字。
古代印度人，又常在Cīna一词前再加上mahā一词，成为Mahācīna，音译“摩诃至那”，意思是“大至那”或者“伟大的至那”，其中往往也有表示对中国尊崇的意思。也有的在Cīna后面加上sthāna一词，成为Cīnasthāna，佛经与中国史书里译作“真旦”“振旦”“震旦”或者“摩诃震旦”，意思是“支那国”或“伟大的支那国”。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为他取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汉名“竺震旦”，就取义于此。
Cīna一词的来源，近代的学者做了许多探究和讨论，有的说这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即后来统一中国的秦朝的“秦”字的译音，也有的说是“荆”字的译音，又有的说是“锦”字的译音，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现在多数人比较接受“秦”字的说法。综合印度及中国的史籍、汉译佛经中的材料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唐代初年，中国和尚玄奘到印度，见到印度的一位国王戒日王。戒日王问到玄奘“摩诃至那国”，玄奘回答说：“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大唐西域记》卷五）可谓正中鹄的。至于说Cīna是“思维”义，只是古代个别中国和尚提出的说法，虽然事出有因，但完全不对。那是因为他们对梵文半通不通而导致的误解。
据另一位也是在唐代去印度求法的中国和尚义净的记载，当时在印度似乎还有把中国或中国的首都称作Devaputra的，音译是“提婆弗呾罗”，意思是“天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但在印度方面，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对应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在古代以精美的丝织品闻名于西方。因此，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中有的就把中国称作 Serica，意思是“丝国”，称中国人是Seres，中国的首都是Sera，现代的汉译“赛里斯”“赛拉”。但这没有像Cīna这个词一样成为通名。
应该说明的是，在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接触、交流是依地域的远近、时代的先后而由近及远，由少渐多，由模糊的传闻而逐渐成为比较详实的知识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他们对中国的称呼及其实际定义的变化上。比如Cīna一名，一般来说就是指中国，但从古梵文文献（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中使用这一名词的上下文看，有时可能只是指今天中国西北的某一地区。如在《罗摩衍那》中，除了Cīna以外，还有Paramacīna，意思是“更远的”或“极东”的至那。有人认为，后者才算是中国本部。其他文献里也有类似的例子。
中国陆上的边界主要在西方与北方，古代西方与北方的邻国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最初通过当时活动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某些民族或部族或他们所组织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俄语中称中国为Китай，读音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的古音十分相近。因此，俄罗斯人最早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契丹，契丹在我国北方曾建立辽朝，后来，契丹一部分西迁中亚地区，又建立西辽。契丹一名因而从中亚传到俄罗斯及东欧一带，于是“契丹”一名扩大而指整个中国。
中世纪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曾把中国称作Taugas，伊斯兰的文献著作则写作Tamghaj，Tomghaj或Tohgaj。学者们考证这几个字的来源，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唐家子”一词的对音，“唐家子”的“唐”，当然是中国唐朝的“唐”。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的语源应该是公元4至6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鲜卑拓跋氏贵族的“拓跋”（构拟古音作takh’uat）一名。这一名称在8世纪时鄂尔浑的突厥碑铭中已经出现，后来又见于吐鲁番文书。突厥部落西迁，于是传播到中亚，进而被阿拉伯伊斯兰作家采用，流传于西方。公元11世纪时，由我国新疆的一位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尔编定的《突厥语辞典》一书中曾记下了这个词，而且还有颇为详细的解释。13世纪初，道士丘处机奉成吉思汗命西行，在伊犁时听到当地居民也是这样称呼中国。他的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的“桃花石”，便是这一名称的汉译。
上面只讲了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几种最主要的称呼，最后还可以提一下的是“秦人”“汉人”“唐人”这几种称谓。严格说，它们只是指中国人，但和中国这个概念有关。古代外国人也先后用他们来称中国人，它们在中国自己的史籍中也很常见，其来源当然就不用解释了。
转自公号“中华书局1912”，原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
王邦维我们中国人今天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国一名，在古代虽然常常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是中国人自己创设的一个名字，这一点却很明白。确定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专名，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古代的中国人不常使用中国这个专名来称中国，有时只是用作一般的泛称。外国人称中国则有他们自己的叫法。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最频繁、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印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就是古梵文中的Cīna一词。整个词在汉译佛经中很常见，音译作“至那”“脂那”或者“支那”。这些佛经的原文，当然多数是当时或更早时在印度写成的。除此之外，在现在所能看到的印度其他古文献中，如两部著名的大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na），还有著名的政治及社会伦理著作《摩奴法论》（Manusmrti）以及《利论》（Arthaāstra）中，都提到了Cīna这个名字。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此处无法细论，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大致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4至3世纪。
从梵文的Cīna一词，便衍生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中称呼中国的专名：波斯文的Chīn，阿拉伯文的Sīn,拉丁文的Sinae，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以及其他等等。日文因为能够借用汉字，有时就直接使用“支那”这个译音字。
古代印度人，又常在Cīna一词前再加上mahā一词，成为Mahācīna，音译“摩诃至那”，意思是“大至那”或者“伟大的至那”，其中往往也有表示对中国尊崇的意思。也有的在Cīna后面加上sthāna一词，成为Cīnasthāna，佛经与中国史书里译作“真旦”“振旦”“震旦”或者“摩诃震旦”，意思是“支那国”或“伟大的支那国”。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为他取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汉名“竺震旦”，就取义于此。
Cīna一词的来源，近代的学者做了许多探究和讨论，有的说这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即后来统一中国的秦朝的“秦”字的译音，也有的说是“荆”字的译音，又有的说是“锦”字的译音，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现在多数人比较接受“秦”字的说法。综合印度及中国的史籍、汉译佛经中的材料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唐代初年，中国和尚玄奘到印度，见到印度的一位国王戒日王。戒日王问到玄奘“摩诃至那国”，玄奘回答说：“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大唐西域记》卷五）可谓正中鹄的。至于说Cīna是“思维”义，只是古代个别中国和尚提出的说法，虽然事出有因，但完全不对。那是因为他们对梵文半通不通而导致的误解。
据另一位也是在唐代去印度求法的中国和尚义净的记载，当时在印度似乎还有把中国或中国的首都称作Devaputra的，音译是“提婆弗呾罗”，意思是“天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但在印度方面，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对应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在古代以精美的丝织品闻名于西方。因此，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中有的就把中国称作 Serica，意思是“丝国”，称中国人是Seres，中国的首都是Sera，现代的汉译“赛里斯”“赛拉”。但这没有像Cīna这个词一样成为通名。
应该说明的是，在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接触、交流是依地域的远近、时代的先后而由近及远，由少渐多，由模糊的传闻而逐渐成为比较详实的知识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他们对中国的称呼及其实际定义的变化上。比如Cīna一名，一般来说就是指中国，但从古梵文文献（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中使用这一名词的上下文看，有时可能只是指今天中国西北的某一地区。如在《罗摩衍那》中，除了Cīna以外，还有Paramacīna，意思是“更远的”或“极东”的至那。有人认为，后者才算是中国本部。其他文献里也有类似的例子。
中国陆上的边界主要在西方与北方，古代西方与北方的邻国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最初通过当时活动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某些民族或部族或他们所组织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俄语中称中国为Китай，读音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的古音十分相近。因此，俄罗斯人最早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契丹，契丹在我国北方曾建立辽朝，后来，契丹一部分西迁中亚地区，又建立西辽。契丹一名因而从中亚传到俄罗斯及东欧一带，于是“契丹”一名扩大而指整个中国。
中世纪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曾把中国称作Taugas，伊斯兰的文献著作则写作Tamghaj，Tomghaj或Tohgaj。学者们考证这几个字的来源，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唐家子”一词的对音，“唐家子”的“唐”，当然是中国唐朝的“唐”。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的语源应该是公元4至6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鲜卑拓跋氏贵族的“拓跋”（构拟古音作takh’uat）一名。这一名称在8世纪时鄂尔浑的突厥碑铭中已经出现，后来又见于吐鲁番文书。突厥部落西迁，于是传播到中亚，进而被阿拉伯伊斯兰作家采用，流传于西方。公元11世纪时，由我国新疆的一位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尔编定的《突厥语辞典》一书中曾记下了这个词，而且还有颇为详细的解释。13世纪初，道士丘处机奉成吉思汗命西行，在伊犁时听到当地居民也是这样称呼中国。他的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的“桃花石”，便是这一名称的汉译。
上面只讲了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几种最主要的称呼，最后还可以提一下的是“秦人”“汉人”“唐人”这几种称谓。严格说，它们只是指中国人，但和中国这个概念有关。古代外国人也先后用他们来称中国人，它们在中国自己的史籍中也很常见，其来源当然就不用解释了。
转自公号“中华书局1912”，原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