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2-6-24 18:01:00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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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闹革命，也不能放弃数学
谷超豪的学生、现任复旦数学系教授的刘宪高至今记得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谷超豪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两人在便利店里买矿泉水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谷超豪忽然对他说:“你知道怎么用数学来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的融化过程吗?”这时，刘宪高才明白，原来老师的脑子里一直都装着数学。
而谷超豪这样的习惯，既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也是因为现实的“逼迫”——“我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青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又有志做数学家，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有些矛盾。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多学习，多做些事情。”
在“既要做革命家也要做科学家”的想法驱动下，同时也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
一边要闹革命，一边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数学，因此，谷超豪只有在挤牙膏般的时间里抓紧学习。进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后，他师从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大数学家，但同时又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虽然学生运动非常繁忙，但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必须抽出时间来攻读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谷超豪面临转做行政工作的可能。但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数学研究。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文革结束后，谷超豪曾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当接到调任中科大校长一职的任命时，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要继续做研究，但在老师苏步青和老朋友杨振宁的劝说下，还是走马上任。后来，他对中科大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任期内，他顶着外界压力坚持建设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到今天，已成为该校的品牌。
由于行政事务繁忙，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思索数学问题。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不像陈景润的数论那样，需要大量的计算，因此，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脑子里想，只是偶尔要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因此，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宾馆里，在开会的间隙，这些时间都被他用来思考数学问题。
向苏步青先生“交账”
2007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某病房，准确地说，这里已不是病房而更像个小型教室——一块白板竖立在屋子里，学生及数学系的其他老师环坐一圈。由于骨折，谷超豪坐在病榻上，认真地听着两名关门弟子的博士生答辩报告。他不时的提出问题，与学生交流，偶尔还拿起水笔在白板上写写算算。答辩进行了整整一下午，护士不得不走进来打断他们，催促谷老要好好休息。
谷超豪曾说，研究数学与带好学生是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两件事。在谷超豪扬名学界之后，他的老师、一代大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讲:“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他又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
对此，谷超豪深感责任重大，“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不如苏先生，特别是这句话，是在将我的军，要我好好培养学生。”现在，谷超豪自觉“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三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他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对于在自己参与的学术论文中署名，始终十分慎重。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坚决不肯署名。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洪家兴就说:“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 ”曾经，有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被他知道后坚决拿掉。在他至今发表的130篇学术论文中，有100篇为独立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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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闹革命，也不能放弃数学
谷超豪的学生、现任复旦数学系教授的刘宪高至今记得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谷超豪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两人在便利店里买矿泉水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谷超豪忽然对他说:“你知道怎么用数学来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的融化过程吗?”这时，刘宪高才明白，原来老师的脑子里一直都装着数学。
而谷超豪这样的习惯，既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也是因为现实的“逼迫”——“我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青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又有志做数学家，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有些矛盾。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多学习，多做些事情。”
在“既要做革命家也要做科学家”的想法驱动下，同时也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
一边要闹革命，一边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数学，因此，谷超豪只有在挤牙膏般的时间里抓紧学习。进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后，他师从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大数学家，但同时又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虽然学生运动非常繁忙，但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必须抽出时间来攻读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谷超豪面临转做行政工作的可能。但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数学研究。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文革结束后，谷超豪曾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当接到调任中科大校长一职的任命时，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要继续做研究，但在老师苏步青和老朋友杨振宁的劝说下，还是走马上任。后来，他对中科大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任期内，他顶着外界压力坚持建设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到今天，已成为该校的品牌。
由于行政事务繁忙，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思索数学问题。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不像陈景润的数论那样，需要大量的计算，因此，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脑子里想，只是偶尔要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因此，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宾馆里，在开会的间隙，这些时间都被他用来思考数学问题。
向苏步青先生“交账”
2007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某病房，准确地说，这里已不是病房而更像个小型教室——一块白板竖立在屋子里，学生及数学系的其他老师环坐一圈。由于骨折，谷超豪坐在病榻上，认真地听着两名关门弟子的博士生答辩报告。他不时的提出问题，与学生交流，偶尔还拿起水笔在白板上写写算算。答辩进行了整整一下午，护士不得不走进来打断他们，催促谷老要好好休息。
谷超豪曾说，研究数学与带好学生是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两件事。在谷超豪扬名学界之后，他的老师、一代大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讲:“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他又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
对此，谷超豪深感责任重大，“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不如苏先生，特别是这句话，是在将我的军，要我好好培养学生。”现在，谷超豪自觉“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三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他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对于在自己参与的学术论文中署名，始终十分慎重。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坚决不肯署名。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洪家兴就说:“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 ”曾经，有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被他知道后坚决拿掉。在他至今发表的130篇学术论文中，有100篇为独立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