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数量有限，几乎成为学界的空白点。这就造成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满足于从历史课本上得到的固有的认识，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视历史，就没有办法正确看待国共的关系，这会阻碍两岸关系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而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了解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思想上扭转对国民党的认知，尊重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阶段
纵观国共接近百年的关系史，可以从中发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形式，时联合时分裂，又联合又斗争的特殊的相互关系，那么，“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两党关系的发展效果，而引起学界诸多争议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最恰当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他们的斗争规律决定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因此，可以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国共关系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国共关系的表现，国共双方采取的政策，以及外界的反应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1 国共关系发展的第一时期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促成国共合作的因素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有外在的因素等方面分析，这样我
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理论上处在对立层面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够放弃对抗，联手进行国民大革命。先从国民党方面分析。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反帝反封建，到处奔走呼号，组织力量，在1894年成立了兴中会，在1905年孙中山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极力促成一系列革命组织和团体合并，从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提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口号，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压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业未完成。旧秩序在新形式下得到恢复,甚至发展,国家徒有民国之名,业无民国之实。孙中山在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大，资产阶级单打独斗是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必须要联合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改组的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以求重新焕发活力，实现三民主义的既定奋斗目标。接下来从共产党方面分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初的共产党阶级对抗意识非常强烈，并且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国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受到国际的影响，在中共一大的时候开始转变态度，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虽然有人提示和国民党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当时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把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提到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共二大是国共关系的起点，其标志是1922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同年七月中共《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
议案》。其他的因素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的介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等都促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国共关是以两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特征的。
2 国共关系的第二时期—十年对峙
然而，国共合作从始至终并不意味着两党阶级利益冲突的消除。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嫌隙时有发生，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一直实行打压政策，小动作不断。加上大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崩溃，帝国主义急需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新右派蒋介石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一向以来惧怕工农力量并反对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于年月、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分裂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年月，蒋介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表示保护外国在中国的权益；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讲；月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事件，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月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月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日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进入十年国共对峙时期，这就是国共关系的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起止点是十年内战的起止时间，国共关系在这个时期的
表现是破裂并互相攻伐。在十年对峙中，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一山不容二虎，国民党必须对共产党采取高压打击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用法律、行政、特务等手段残酷镇压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行动，致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中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这几个月以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及群众死于南北军阀刽子手之下的，连数也数不清了。”对峙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必定要予以反击，决定要用武装夺取政权来回答中国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并组建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势力来应对国民党的迫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的斗争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下限是1937年7月，国共关系开始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有几个理由值得借鉴，（1）中共年提出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中共统一战线转变的开始。
（2）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手下掌握几百万军队，所以蒋介石的态度至关重要，从武力剿共，转变为政治解决，再到后来的联红抗日，国民党对中共的转变也经历一个过程。19 3 5 年华北事变以前, 蒋介石一直坚持武力“剿共”的方针; 华北事变后到两广事变发生, 蒋介石对中共企图采取“政治解决” ; 当两广事变平息后, 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剿共” ;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 蒋介石才被迫在口头上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 这时两党才停止军事的敌对行动。1 9 3 7 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方针。这样, 国民党的“联共抗日”的方针才真正确定下来了。
第三个时期是国共第三次合作，时间是从1937年7月，到1946年6月，表现为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全力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以民族利益为重，暂时放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国民党一边同共产党合作，一边提防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势力，到抗战后期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局面，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面前，国民党并没有同共产党真正撕破脸，至少表面还维持着联手抗日的和谐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统一组织和共同纲领，大体上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妥协让步，虽然存在两个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国内阶级矛盾受民族矛盾制约。中共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极力保护抗战全局的局面，不让抗日战争全局遭到破坏。但是一旦民族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矛盾又重新出现。
国共关系的第四个时期是三年内战时期，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奉行专制、独裁、反共的政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一月停战协定》，召开“国大”，和谈之门一手被国民党当局关上了，重庆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谈判失败。这个阶段, 中共代表的工作“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 而是为宣传而谈判”“把谈判作为
教育人民的工作。
第五个时期，从1946年6月—1978年底，这一时期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国共关系表现为军事政治的对峙，政策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第一阶段，自败退台湾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军事实力消灭对方，巩固自己。在政策表现上，国民党根据当时台湾失败主义蔓延，大所数士兵自己放逐自己，提出光复大陆的口号，试图挽救统治，团结人心。共产党则提出肃清残余，武力解放台湾。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变化，即在主张军事进攻的同时，强调政治作战的意义。这一阶段影响国共政策的因素在中共方面是中共受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由过去的武力解决调整为逐渐减少军事行动规模，突出政治解决的意义。中共改变的原因，国内主要矛盾变化，随着一化三改，中国的资产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现状的考虑，希望利用中国克制苏联，所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善意，认为是阴谋，但是迫于国际形势也改变了政策，由 “保卫台湾”转向重点建设台湾为主，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决心先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为反共复国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从反复强调的“反攻大陆”转变为强调“心战、政治战，”以武力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原因：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政策口号一直在空喊，美国失去了耐心，不再对台湾提供军事武装。台湾武装反攻政策破产，低估了大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为界，从1979
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国共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国共关系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影响国共关系缓和的因素：（1）中国振兴，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缓和国共关系。（2）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3）国内掀起了一股“以变图存”的浪潮。
（4）国共双方达成“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共识，双方都有了交流的立足点。（5）中国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台湾也制定了缓和政策。（7）国际条件有利。但真正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终止第二次分裂，还需要一个较长而复杂的独立的阶段，即和平过渡阶段，纵然在这一阶段是在曲折中发展，国共关系仍时有波澜，台独分子从中作梗，但是这一阶段一定是前进的发展，不会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通过对以上国共关系的探讨和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影响国共关系几个因素：（1）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变化。（2）国际形势的变化制约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3）取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4）两者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或平行。（5）中国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的斗争规律。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共的关系时有起伏，这种关系的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中的这部分旨在探讨一个有趣的文学形象—国民党的军人形象，可以说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国共关系的具体化表现，随国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我们正确认识国共关系史，正确看待国民
党的形象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方便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在这里借鉴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分阶段法来使研究条理化。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完全黑化，和共产党军队光辉伟大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并不能展现完整的战争史，很多都是人为加工的，可信度并不高，只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工具。七十年代，国共关系依然处于冰封期，彼此依然仇视对立，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人的形象长期存在着简单化、表面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具有典型性的：目空一切，傲慢无礼的高级将领；满口大话实则能力低下的指挥官；下层兵痞，兵油子；总体上来说都是敌人的形象都是草包，不堪一击，在每次的战役中都被共产党的军队追着跑。后半期，拨乱反正，文学复苏，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依然沿袭六七十年代政治教育的做法，仍旧表现极大的政治功利性。
八十年代，政治上开始有所放松，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中共中央发了个文件，大意是国共两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的将领士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在内，都应该表扬和肯定。文学上也开始放松，开始重视战争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军人受到的影响。不再追求政治功利化的目的，而是着眼于作品的审美水平之上。多面立体的形象塑造，尤其在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蒋介石不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而是开始表现他在政治 上的远见才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一面，卓越的军事才能，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还描写了生活中的蒋介石，揭示了他复杂的性格而不仅仅是完全否定。总之，国军形象不再淡泊，
公式化，作家对国军形象的每次全新解读，都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引导人们用理智冷静态度去对待历史，但稍显刻板和不自然，一方面肯定国军的贡献，一方面也没忘记其政治上的反对性。九十年代，不在集中于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选取小部队活动，将国军军队和国民党政府作为两个个体分离开来。进入21世纪，国共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互动频繁，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讲话纠正“扬共贬国”，形象改变在三个方面，由缺席到在场，由纪律涣散作战不力，纪律严明，奋勇拼杀；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体的英勇表现到全景地展现集体的英雄豪情；由归附到坚持，由投奔共产党军队的必然选择到坚持自我信念的多重选择。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数量有限，几乎成为学界的空白点。这就造成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满足于从历史课本上得到的固有的认识，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视历史，就没有办法正确看待国共的关系，这会阻碍两岸关系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而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了解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思想上扭转对国民党的认知，尊重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阶段
纵观国共接近百年的关系史，可以从中发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形式，时联合时分裂，又联合又斗争的特殊的相互关系，那么，“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两党关系的发展效果，而引起学界诸多争议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最恰当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他们的斗争规律决定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因此，可以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国共关系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国共关系的表现，国共双方采取的政策，以及外界的反应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1 国共关系发展的第一时期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促成国共合作的因素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有外在的因素等方面分析，这样我
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理论上处在对立层面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够放弃对抗，联手进行国民大革命。先从国民党方面分析。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反帝反封建，到处奔走呼号，组织力量，在1894年成立了兴中会，在1905年孙中山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极力促成一系列革命组织和团体合并，从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提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口号，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压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业未完成。旧秩序在新形式下得到恢复,甚至发展,国家徒有民国之名,业无民国之实。孙中山在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大，资产阶级单打独斗是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必须要联合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改组的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以求重新焕发活力，实现三民主义的既定奋斗目标。接下来从共产党方面分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初的共产党阶级对抗意识非常强烈，并且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国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受到国际的影响，在中共一大的时候开始转变态度，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虽然有人提示和国民党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当时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把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提到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共二大是国共关系的起点，其标志是1922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同年七月中共《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
议案》。其他的因素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的介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等都促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国共关是以两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特征的。
2 国共关系的第二时期—十年对峙
然而，国共合作从始至终并不意味着两党阶级利益冲突的消除。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嫌隙时有发生，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一直实行打压政策，小动作不断。加上大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崩溃，帝国主义急需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新右派蒋介石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一向以来惧怕工农力量并反对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于年月、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分裂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年月，蒋介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表示保护外国在中国的权益；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讲；月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事件，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月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月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日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进入十年国共对峙时期，这就是国共关系的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起止点是十年内战的起止时间，国共关系在这个时期的
表现是破裂并互相攻伐。在十年对峙中，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一山不容二虎，国民党必须对共产党采取高压打击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用法律、行政、特务等手段残酷镇压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行动，致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中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这几个月以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及群众死于南北军阀刽子手之下的，连数也数不清了。”对峙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必定要予以反击，决定要用武装夺取政权来回答中国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并组建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势力来应对国民党的迫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的斗争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下限是1937年7月，国共关系开始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有几个理由值得借鉴，（1）中共年提出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中共统一战线转变的开始。
（2）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手下掌握几百万军队，所以蒋介石的态度至关重要，从武力剿共，转变为政治解决，再到后来的联红抗日，国民党对中共的转变也经历一个过程。19 3 5 年华北事变以前, 蒋介石一直坚持武力“剿共”的方针; 华北事变后到两广事变发生, 蒋介石对中共企图采取“政治解决” ; 当两广事变平息后, 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剿共” ;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 蒋介石才被迫在口头上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 这时两党才停止军事的敌对行动。1 9 3 7 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方针。这样, 国民党的“联共抗日”的方针才真正确定下来了。
第三个时期是国共第三次合作，时间是从1937年7月，到1946年6月，表现为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全力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以民族利益为重，暂时放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国民党一边同共产党合作，一边提防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势力，到抗战后期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局面，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面前，国民党并没有同共产党真正撕破脸，至少表面还维持着联手抗日的和谐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统一组织和共同纲领，大体上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妥协让步，虽然存在两个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国内阶级矛盾受民族矛盾制约。中共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极力保护抗战全局的局面，不让抗日战争全局遭到破坏。但是一旦民族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矛盾又重新出现。
国共关系的第四个时期是三年内战时期，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奉行专制、独裁、反共的政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一月停战协定》，召开“国大”，和谈之门一手被国民党当局关上了，重庆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谈判失败。这个阶段, 中共代表的工作“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 而是为宣传而谈判”“把谈判作为
教育人民的工作。
第五个时期，从1946年6月—1978年底，这一时期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国共关系表现为军事政治的对峙，政策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第一阶段，自败退台湾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军事实力消灭对方，巩固自己。在政策表现上，国民党根据当时台湾失败主义蔓延，大所数士兵自己放逐自己，提出光复大陆的口号，试图挽救统治，团结人心。共产党则提出肃清残余，武力解放台湾。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变化，即在主张军事进攻的同时，强调政治作战的意义。这一阶段影响国共政策的因素在中共方面是中共受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由过去的武力解决调整为逐渐减少军事行动规模，突出政治解决的意义。中共改变的原因，国内主要矛盾变化，随着一化三改，中国的资产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现状的考虑，希望利用中国克制苏联，所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善意，认为是阴谋，但是迫于国际形势也改变了政策，由 “保卫台湾”转向重点建设台湾为主，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决心先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为反共复国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从反复强调的“反攻大陆”转变为强调“心战、政治战，”以武力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原因：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政策口号一直在空喊，美国失去了耐心，不再对台湾提供军事武装。台湾武装反攻政策破产，低估了大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为界，从1979
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国共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国共关系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影响国共关系缓和的因素：（1）中国振兴，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缓和国共关系。（2）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3）国内掀起了一股“以变图存”的浪潮。
（4）国共双方达成“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共识，双方都有了交流的立足点。（5）中国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台湾也制定了缓和政策。（7）国际条件有利。但真正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终止第二次分裂，还需要一个较长而复杂的独立的阶段，即和平过渡阶段，纵然在这一阶段是在曲折中发展，国共关系仍时有波澜，台独分子从中作梗，但是这一阶段一定是前进的发展，不会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通过对以上国共关系的探讨和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影响国共关系几个因素：（1）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变化。（2）国际形势的变化制约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3）取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4）两者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或平行。（5）中国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的斗争规律。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共的关系时有起伏，这种关系的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中的这部分旨在探讨一个有趣的文学形象—国民党的军人形象，可以说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国共关系的具体化表现，随国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我们正确认识国共关系史，正确看待国民
党的形象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方便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在这里借鉴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分阶段法来使研究条理化。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完全黑化，和共产党军队光辉伟大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并不能展现完整的战争史，很多都是人为加工的，可信度并不高，只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工具。七十年代，国共关系依然处于冰封期，彼此依然仇视对立，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人的形象长期存在着简单化、表面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具有典型性的：目空一切，傲慢无礼的高级将领；满口大话实则能力低下的指挥官；下层兵痞，兵油子；总体上来说都是敌人的形象都是草包，不堪一击，在每次的战役中都被共产党的军队追着跑。后半期，拨乱反正，文学复苏，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依然沿袭六七十年代政治教育的做法，仍旧表现极大的政治功利性。
八十年代，政治上开始有所放松，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中共中央发了个文件，大意是国共两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的将领士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在内，都应该表扬和肯定。文学上也开始放松，开始重视战争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军人受到的影响。不再追求政治功利化的目的，而是着眼于作品的审美水平之上。多面立体的形象塑造，尤其在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蒋介石不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而是开始表现他在政治 上的远见才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一面，卓越的军事才能，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还描写了生活中的蒋介石，揭示了他复杂的性格而不仅仅是完全否定。总之，国军形象不再淡泊，
公式化，作家对国军形象的每次全新解读，都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引导人们用理智冷静态度去对待历史，但稍显刻板和不自然，一方面肯定国军的贡献，一方面也没忘记其政治上的反对性。九十年代，不在集中于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选取小部队活动，将国军军队和国民党政府作为两个个体分离开来。进入21世纪，国共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互动频繁，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讲话纠正“扬共贬国”，形象改变在三个方面，由缺席到在场，由纪律涣散作战不力，纪律严明，奋勇拼杀；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体的英勇表现到全景地展现集体的英雄豪情；由归附到坚持，由投奔共产党军队的必然选择到坚持自我信念的多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