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鲁迅
李建明
摘 要：阮籍、嵇康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都在珍惜生命的同时展开对礼教的批判；对于人生都有悲剧意识，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却又肯定人生。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形象则简直是嵇、阮狂诞自傲的写照。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开展阮、嵇对鲁迅影响的分析。
关键词： 阮籍 嵇康 狂人 绝望 生命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国学根底很深，他著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国学名作①。鲁迅对魏晋文学很喜爱，刘半农曾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赠鲁迅，鲁迅本人对此也欣然接受。在魏晋作家中，鲁迅更心仪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他校订过《嵇康集》，对嵇康、阮籍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这可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看出。事实上，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对生命、人生哲学的思考与嵇康、阮籍有很大的共通之处，鲁迅的创作还以他们的事迹作素材。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研究嵇、阮对鲁迅的影响。至于鲁迅如何开始接触魏晋文章并为什么特别喜爱这些作品，因王瑶先生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已有精当的分析②，在此就不再涉及。
一、眷恋人生与生命本位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对生命的忧惧，《古诗十九首》就开始咏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忧生之叹，在阮籍、嵇康那儿表现得更充分敏感。阮籍的82首《咏怀诗》里。处处散发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如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嵇康也哀叹：“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
人生相对宇宙是多么短促！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色、荣名皆如浮云不足贵。可是悲观里有执着，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正是由③
于恋生恨死，阮籍、嵇康都希望从老庄那儿得到解脱，渴求成仙长生，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便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和阮籍、嵇康一样，鲁迅也极端珍惜人的生命。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把尊重人的生存权利与尊严放在首位。又说：“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生命是第一要义的，人的生命本身蕴含着“人”的意义，人是衡量人世间一切事物的第一尺度。鲁迅思想就是奠立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上的。
生命意识的觉醒，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生命的长度无法延长，那就努力增加生命的密度和强度，以求得自我的适意。道德只是外在的教条，生命原是秉之于自然的东西，违背自然的伦理必然残害生命，所以，阮籍、嵇康都把他们的伦理批判的重点放在伦理对生命的残害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以各种名分制定政治制度及教化准则，名教是儒家思想核心。嵇康把“无为”自然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抛弃名教。在《答难养生论》中，锋芒直指儒家圣人，不论商汤、周武的征伐革命，还是周公辅政，孔子口谈仁义，表面上是为天下，实际上是为个人谋利益，“藉名高于一世”，是假公济私的伪君子。批判了儒家的虚伪人格，也影射司马氏以周公自居，图谋篡弑的贪暴虚伪。“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要破除儒家伪善的偶像，“越名教而任自然”则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自由人格。阮籍在《达庄论》中也指出名教行而“自然之理不得作”，导致士人们“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批判了那些借助名教取媚谋私的礼法之士。面对伏义对阮籍不拘礼教的责难，阮籍在《答伏义书》中予以回击，陈述自己“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躯于斯域”的高雅情趣，痛斥伏义“守臊秽以自毕”的行为“其陋可愧，其事可悲！”在嵇、阮看来，功名是身外之物，只有现世的享乐才是真实的，应该听凭个体意愿行事，任自我感情充分流泻，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竹林七贤聚居山阳，纵酒弦歌，体味大自然的清新自由，正是对精神世界独立与自尊的追求。嵇康弹琴“吟咏以肆志”、“寄言以广意”，使个体摆脱群体道德的束缚，走向自由的王国。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详述超尘绝俗之乐，摆脱“世之名利”的牵累，体现作者对自由人生的向往。
鲁迅也是以他的生命本位观展开对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
每个人拥有独立的生命，每个个体有自己的独特性，“人各有己”、“朕归于我”、“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是鲁迅关于生命学说的个体观。反观儒家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的观点，把人分成贵贱、大小、上下，分化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实际上是把动物弱肉强食的原则直接继承过来，并使
之理论化、条理化和细密化。这种世道，正如鲁迅批评的：“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有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不过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进而宣告：“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有青年的使命！”
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本质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尊严的蔑视过程中，更进一步洞见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吃人的文化。鲁迅在写完《狂人日记》以后，给他的朋友许寿裳写信说：我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是因为近来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④。他自己很重视这个发现。鲁迅所说的“吃人”主要是指人的自主意识、自由精神的丧失，当然也包含肉体被吃的意思。我们的儒家圣贤特重道德，凡是不同意儒家那套“别亲疏”、“序尊卑”的等级森严的道德规范的，全都辱骂为“禽兽”，人不是人。这样，就可以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食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鲁迅不但对于传统文化吃人现象进行抨击，而且对于革命阵营内出现的将牺牲精神绝对化倾向也进行启蒙。鲁迅对学生的徒手请愿不以为然，他说革命是要流血的，但他更强调爱惜青年的生命。“改革不免于流血，但流血不等于斗争。”真正的改革者不肯虚掷生命，包括敌对者的生命，“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如果说这是对幼稚的革命者进行启蒙，那么对另一类自诩为革命者，但实际上是借革命的名义打击异己，鲁迅更表现出一种憎恶：“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是元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这是“食人”文化借革命名义出现的现象，更可恶可怕。不管什么道德信条，只要它漠视人的生命，鲁迅总是坚决地予以否定。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同是对生命的珍爱，阮籍、嵇康更多地出之于忧生之叹，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而鲁迅更多地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格进行思考，带有理性色彩。在对传统文化残害人的生命的批判上，鲁迅显得忧愤深刻。鲁迅对生命本位的思考内涵也比嵇、阮深广，他以生命为本体，以自我为本位，进而提出立人，创造出全新的“人”的文化，引申出他的“人国”理想。这当然是时代不同
和他受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影响所致，对此人们较多的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失路的迷惘与绝望的抗战
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死亡。文学是心灵的呼喊和叹息，如果这颗心灵对于人的命运没有深刻的感受，它就只能流于琐屑的多愁善感。既然人必有一死，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诗人直面人生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法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觉醒了。
本来，关于人生的意义，儒家的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曾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安身立命之所。“朝闻道，夕死可矣！”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但是，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黑暗使人命动辄罹祸。处在这种忧患的环境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背景。儒家思想仅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它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破败了，人生无边无际的背景便展现在士子面前，士子不能不感到惶惑。阮籍也认真地研读过儒家经典，以求取功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在《咏怀》39首他说：“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岂为全躯士，效命多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行。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表达要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赢得青史留名。然而随着政局的剧变，阮对现实失望，胸中豪气渐消，用世之志益减。这正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由研读儒家经典到喜读《庄子》、《老子》，从希冀功名到寻求自放，追求个体自由的道路。然而，正像鲁迅所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在他看来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便沉湎于酒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又疑惧老庄的齐生死之说，这样，安身立命的价值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也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傍徨迷惘的“失路”之叹：“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人生在阮籍笔下，被描绘成极端不自由的，而且毫无出路的存在：“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飘云日间，貌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倾诉了作者才智难施，求仙不得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苦闷心情。《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穷途而泣不是现实中无路可走，而是他的人生之路走不通。这就产生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心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夜里不能入睡，起床独坐在空荡荡的堂上弹琴遣怀，寂寞枯索之中，传来野外失群的孤雁在呼
唤伴侣，林中惊慌的飞鸟在寻找归宿。这其实是诗人孤独心境的写照。在《咏怀》17首中诗人叹息着：“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堂上、路上都不见人，整个天下只见孤独的鸟兽，这是这怎样的一个荒凉的世界啊！
而生命就这样走向毁灭：“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首诗的内涵如同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所说：生命本身就是布满暗礁和漩涡的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些暗礁和漩涡。但尽管他历尽艰苦，使出浑身解数而成功地绕过去了，他也正是一步一步地向死亡驶去，走向那个不可避免、无法挽救的灭顶之灾。从未有人象阮籍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阳暗、沉闷。但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对人生最为执着的爱恋。
在嵇康诗中，如《答二郭三首》、《述志诗二首》、《与阮德如》、《赠秀才诗》等，也表现作者对险恶政治的畏惧和对世俗的愤慨，抒写深深的孤独和高蹈出世的强烈愿望。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性格不那么复杂，在政治斗争中他与司马氏坚决不合作，相信老庄和长生，有明确的人生追求，陶醉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精神自由的境界里，因而他的生命乐章显得清晰响亮，没有那么多的迷茫之叹。
鲁迅“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有读书应试的梦，科学救国的梦——用西方科学和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些梦都一一破灭了。后来他发起的旨在“新民”的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使他长期咀嚼着孤独、悲凉和幻灭的苦汁，产生了“黑暗与虚无”的思想。这种黑暗与虚无“的思想”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来自他对民族历史状况的冷峻观察，来自他对自我与自身的否定对象的无法割断的联系的惊人洞见⑤。但更是他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揭示，他的作品处处可见对死亡的感喟。也正是由于死亡，鲁迅对人的存在的荒延和虚无有了深刻的体验：人只是世界的过客，过客的终点不过是坟。在《野草》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黑暗虚无的人生图景。因此他不相信什么“黄金世界”、“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在一般人认为无限光明、美好的“黄金世界”里，鲁迅看见了“死”，这就是“于无上看见深渊”。既然如此，那么人生就绝望了吗？鲁迅又否定这绝望，他引用裴多菲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简直就是阮籍的精神穷途。
人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使得人的生存本身失去形而上学的根据，成为无意义的，荒谬的。然而，人的天性无法忍受一种无意义的生存，这是人生最深
刻的悲剧性质，面对荒谬的人生，鲁迅没有停止探索。“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⑥。《过客》中的老人认为前面是坟墓，人的奋斗没有意义，不如趁早休息，过客则表示，尽管明知道前面是坟，奋斗没有好结果，但仍要往前走。《秋夜》里的枣树，没有象小红花做着秋以后是春的梦，而是做着秋后还是秋的梦，却默默地将铁似的树枝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是鲁迅所说的虚空，每一条道路都通向死亡，但有的冻灭，有的烧完，鲁迅在《死火》中选择烧完，所有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鲁迅直面死亡、绝望抗战的精神，这种抗战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梦幻之中，是一种与黑暗捣乱的抗战。这种绝望的抗战有嵇康精神的影子。嵇康临死前的唯一遗憾就是“广陵散从此绝矣！”由此我们看出，在对待生命的价值问题上，他看重的并不是生命时间的长与短，而是生命意义的轻与重，他对自己全心追求的事情至死也不能放弃。鲁迅的绝望抗战也有阮籍的影响。阮籍面对精神的穷途，并没有放弃追求。《咏怀》19抒发了作者对一美女的景慕，“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她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象征，她飘忽而来，飘忽而去，“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作者的悲伤来自他对理想的既难实现又难割难舍的感受。诗人处在不甘的追求之中，也永远处在求而不得的悲哀之中。与鲁迅相比，诗人少了一种直面人生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选择了绝望的抗战，虽然目标明确，但心灵并没有找到宁静的港湾，孤独仍时时地折磨着他。与阮籍、嵇康愤慨于污浊人世、不喜俗人的孤独不同，鲁迅发现，人的孤独已不仅仅是社会恶意造成的，孤独是人的本然处境，而人对世界、对他人的敌意，则是植根于人的这种孤独，如《复仇》、《求乞者》就揭示了这种发现。关于这一点，解志熙先生在《生的执著》一书有详尽的论述，可以参看⑦。
阮、嵇的失路的悲叹与鲁迅绝望的抗战是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形成相似而又相异的悲剧色彩，限于篇幅，对此暂不展开。他们的这种悲剧色彩都来自对人生的热爱，当这颗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便如飘荡在汹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从此失去了安宁„„
三、任诞自傲与狂人形象
鲁迅既然与阮、嵇的精神气质相似，阮、嵇自然也就影响他的创作。嵇、阮的文学风格“师心遗论”与“使气命诗”也与鲁迅的杂文风格相似。对此，笔者有待他日论述。不仅如此，鲁迅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尤其是狂人形象，从某种程度而言，简直是阮、嵇形象的写照。这里的狂人形象，不仅仅指《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还包括魏连殳、吕纬甫等知识分子形象。狂人是由孤独、傍徨而又觉醒的个体先行者的形象系列组成的。作者在构思这些狂人形象时，受阮籍、嵇康事迹的影响。
狂人往往有多疑的性格。《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有这样的心理：“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我晓得他们的布置，都已妥当了。”他听到街上女人骂她儿子：“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觉得那个女人是想吃他。当大哥请医生来诊病，他认为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借看脉来“揣一揣肥瘠”，他惊讶地发现大哥也来合伙吃他。以上片断是围绕吃人意象描写狂人落入群体的恐惧心理。这看似荒诞不经的心理实际上是病态社会、病态人际关系对人心理、性格的扭曲与损伤。这固然是鲁迅本人对世态的体验，但与阮籍、嵇康的启发也不无关系。阮籍面对虚伪、险恶的人心，绝望地感慨：“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损益生怨毒，咄咄复何言！”“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阮籍十分小心，口不藏否人物。嵇康“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由于这个世界都是唯利是图，所以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不是因为真正感情上的投合，而成了施与报的关系，人们如同在市场上做交易，绝无任何真正的感情可言。当四面八方充溢着阴谋和陷阱时，一个人没有强烈的防范意识行吗？为提防八方来敌，一个人自然会养成多疑的性格。魏连殳的性情是冷漠的，与人见面“套活一说就完，主客只好默默地相对。”这冷漠其实也是多疑的一种表现。联系族人对他的算计，房东和他喜爱的房东的西个孩子对他的冷眼，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冷漠多疑的原因。
反抗与复仇是鲁迅小说狂人的主要性格特征。《长明灯》中所谓梁武帝点燃的长明灯，是封建宗法的图腾象征，疯子要吹燃长明灯，要“放火”，目标就是对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疯子虽孤军奋战，受到人们的敌视和禁锢，却使得凡夫俗子胆颤心惊，“他们也隐约知道毁灭的不过是吉光屯，但也觉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陈年流水簿”是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帐本的象征，狂人敢于用脚踹表示对它的蔑视。他们的行为令人想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阮籍。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宣称“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大胆宣布了自己不愿
与统治者合作，不肯受礼法束缚的思想与倔强个性。非圣蔑礼，轻肆直言，桀骜不驯，这是嵇康之狂，也是狂人、疯子之狂。
魏连殳面对族人们的压迫，虽然答应了他们丧礼照旧的要求，但形式上的服从，却并非意味着思想的屈服投降，他终于不改其叛逆性格。按世俗规定，亲人要在死者入验前哭。魏连殳在别人虚伪的拜哭中始终没有落泪，待大家要想走散时他哭了，“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而这情形“是老例上所没有的”。而且哭后的行动更异样：“不向吊客招呼，径自”进屋在祖母的床上“熟睡”起来。这段描写显然取自阮籍的故事。
阮籍与别人下围棋时，母亲的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的目光中饮酒两斗，然后放声大哭，吐血数升。在他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头蒸乳猪，喝了两斗酒才与母亲遗体告别。他痛号一声“穷矣（完了）！”顿时喷血如注，形销神萎，几乎死去。阮籍自动丧父，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与母亲感情至深。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刻骨悲痛。在他看来，喝酒吃肉与否，同对母亲的感情无关，所以不必禁忌。尤其是丧制中的许多规定，只不过是要人戕害真性而作出孝的模式，往往堕落为装腔作势的举动，这是阮籍无法接受的。撇开礼教中父母去世必须三年服丧、三年丧食、三年寡欢的规定不谈，就说一个琐屑的礼节，每当客人前来吊唁，丧主必须大声嚎哭。这就把一份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人和死者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伪的地方却大规模地虚伪着，这是阮籍不能执行的。所以阮籍守丧期间，朋友裴楷前去吊唁，而阮籍却披头散发，只是两眼发直。嵇康兄嵇喜来吊唁，阮对他翻白眼，表示不欢迎。不久嵇康带酒挟琴造访，阮籍大悦，青眼乃见。阮籍的放诞，是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只要是发自真情，完全可以抛弃虚假的形式凭自己的性情来做。《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的狂放蔑礼是“外坦荡而内淳至”，说明阮籍的行为皆出自内心，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包裹的内核。鲁迅对此看得很清楚，真不愧阮、嵇的千古知音。因此，鲁迅笔下的魏连殳的“哭”，及哭后的“熟睡”，其精神内核与阮籍是一致的，尤其是那如狼一样的异哭，不仅仅是对死者的哀哭，也燃烧着愤怒和复仇的火焰。
这种复仇还表现在他当顾问后对社会，尤其是对大良、二良和他们祖母之流的戏弄态度。这种举动与阮籍白眼看俗人相似，更与嵇康耿介孤傲，鄙夷俗情的性格特征相同。这种性格特征集中表现在他对钟会的态度上。钟会曾写了一篇玄学文章想请教嵇康，但他知道嵇康孤傲，就从窗口扔进去匆匆逃走。这让嵇康更加鄙视。一次钟会盛服带着一批名流帮闲来见嵇康。嵇康在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帮忙。嵇康对钟会的到来连正眼也不瞧一下。呆了一会，钟会自觉无趣，正要讪讪离去，只
听见嵇康开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鲁迅不但在小说里给狂人赋予嵇康样的孤傲冷漠性格，而且散文诗《复仇》的情节场面描写显然受上述典故的影响。那一对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的男女，引出一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从四面奔来围看，赏鉴；然而，两人枯站着，并无杀戳或拥抱之意，于是路人无聊地走散，反过来倒是他俩赏鉴这些被愚昧所杀，虽然活着，却等于没有生命的人。这场景与嵇康对钟会的故事相似。由此可见鲁迅对嵇康的喜爱之深。
鲁迅笔下的狂人往往都是悲剧结局，这些孤独的叛逆者不是“悲愤以殁”，就是“与世浮沉”。这也是阮、嵇的命运。
吕纬甫不甘心颓唐消沉，却又无力自拔，用“模模糊糊、敷敷衍衍”对待一切的态度向社会报复，甘心在无聊中吞噬自己的生命，在琐事中填补自己灵魂的空虚。魏连殳当上月薪80元的顾问，以玩世不恭对待社会，以放浪形骸毁灭自己。这种心理状况与阮籍相同。阮籍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找不到一个施展理想抱负的机会，只得在司马氏身边，采取十分微妙的态度来规避政治风波。他身在仕途，但这不是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因而从不过问政事，每日只顾饮酒，用酒来消融心中无限的忧愤哀伤。生命就在这苦闷、怨愤、无奈中逐渐走向灭亡。嵇康因其刚毅不屈的个性不容于世俗，更让司马氏忌恨，最终被杀。他们的悲剧人生是狂人们的命运模式。《孤独者》的结构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送殓”所展示的实际上是封建习俗根深蒂固的虚伪社会的缩影，魏连殳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典型环境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死亡。他是被封建习俗这把无形的刀子杀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悲剧程度烈似法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显看出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有着竹林名士任诞自傲的个性。这样，狂人也就具备了深刻的民族特征。在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社会里，一切愤世忧时的知识分子，其反抗头总是指向封建礼教，他们所依据的思想往往是被视为非正统的老庄哲学，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阮、嵇则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鲁迅钟爱他们，不但笔下的狂人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他身上也流着他们的血液。他自己也是坚决地反对礼教，撇开他的诗文不说，单是他临终的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就足以说明伪善与他无缘，它如匕首、投枪直指封建礼教的虚伪诡诈。
阮籍、嵇康与鲁迅虽然相隔1700多年，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事实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传统是一向重视的，他在《集外集拾遗•〈浮土德与城〉后记》中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对竹林文
学的吸收，为如何对古典文学的“承传”和“择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值得我们去研究。
注释：
①、见《鲁迅学术论著》，吴俊编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鲁迅的文学作品有各种单行本及全集，比较常见，一概不注出处。
②、见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大出版社，1998.1。
③、阮籍、嵇康作品参见韩格平《竹林士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1。
④、钱理群《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5.P59
⑤、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P187
⑥、《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10.P7-8
⑦、解志熙《生的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P98
魏晋风度与鲁迅
李建明
摘 要：阮籍、嵇康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都在珍惜生命的同时展开对礼教的批判；对于人生都有悲剧意识，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却又肯定人生。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形象则简直是嵇、阮狂诞自傲的写照。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开展阮、嵇对鲁迅影响的分析。
关键词： 阮籍 嵇康 狂人 绝望 生命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国学根底很深，他著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国学名作①。鲁迅对魏晋文学很喜爱，刘半农曾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赠鲁迅，鲁迅本人对此也欣然接受。在魏晋作家中，鲁迅更心仪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他校订过《嵇康集》，对嵇康、阮籍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这可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看出。事实上，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对生命、人生哲学的思考与嵇康、阮籍有很大的共通之处，鲁迅的创作还以他们的事迹作素材。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研究嵇、阮对鲁迅的影响。至于鲁迅如何开始接触魏晋文章并为什么特别喜爱这些作品，因王瑶先生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已有精当的分析②，在此就不再涉及。
一、眷恋人生与生命本位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对生命的忧惧，《古诗十九首》就开始咏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忧生之叹，在阮籍、嵇康那儿表现得更充分敏感。阮籍的82首《咏怀诗》里。处处散发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如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嵇康也哀叹：“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
人生相对宇宙是多么短促！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色、荣名皆如浮云不足贵。可是悲观里有执着，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正是由③
于恋生恨死，阮籍、嵇康都希望从老庄那儿得到解脱，渴求成仙长生，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嵇康的《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便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和阮籍、嵇康一样，鲁迅也极端珍惜人的生命。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把尊重人的生存权利与尊严放在首位。又说：“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生命是第一要义的，人的生命本身蕴含着“人”的意义，人是衡量人世间一切事物的第一尺度。鲁迅思想就是奠立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上的。
生命意识的觉醒，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生命的长度无法延长，那就努力增加生命的密度和强度，以求得自我的适意。道德只是外在的教条，生命原是秉之于自然的东西，违背自然的伦理必然残害生命，所以，阮籍、嵇康都把他们的伦理批判的重点放在伦理对生命的残害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以各种名分制定政治制度及教化准则，名教是儒家思想核心。嵇康把“无为”自然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抛弃名教。在《答难养生论》中，锋芒直指儒家圣人，不论商汤、周武的征伐革命，还是周公辅政，孔子口谈仁义，表面上是为天下，实际上是为个人谋利益，“藉名高于一世”，是假公济私的伪君子。批判了儒家的虚伪人格，也影射司马氏以周公自居，图谋篡弑的贪暴虚伪。“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要破除儒家伪善的偶像，“越名教而任自然”则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自由人格。阮籍在《达庄论》中也指出名教行而“自然之理不得作”，导致士人们“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批判了那些借助名教取媚谋私的礼法之士。面对伏义对阮籍不拘礼教的责难，阮籍在《答伏义书》中予以回击，陈述自己“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躯于斯域”的高雅情趣，痛斥伏义“守臊秽以自毕”的行为“其陋可愧，其事可悲！”在嵇、阮看来，功名是身外之物，只有现世的享乐才是真实的，应该听凭个体意愿行事，任自我感情充分流泻，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竹林七贤聚居山阳，纵酒弦歌，体味大自然的清新自由，正是对精神世界独立与自尊的追求。嵇康弹琴“吟咏以肆志”、“寄言以广意”，使个体摆脱群体道德的束缚，走向自由的王国。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详述超尘绝俗之乐，摆脱“世之名利”的牵累，体现作者对自由人生的向往。
鲁迅也是以他的生命本位观展开对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
每个人拥有独立的生命，每个个体有自己的独特性，“人各有己”、“朕归于我”、“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是鲁迅关于生命学说的个体观。反观儒家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的观点，把人分成贵贱、大小、上下，分化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实际上是把动物弱肉强食的原则直接继承过来，并使
之理论化、条理化和细密化。这种世道，正如鲁迅批评的：“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有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不过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进而宣告：“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有青年的使命！”
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本质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尊严的蔑视过程中，更进一步洞见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吃人的文化。鲁迅在写完《狂人日记》以后，给他的朋友许寿裳写信说：我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是因为近来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④。他自己很重视这个发现。鲁迅所说的“吃人”主要是指人的自主意识、自由精神的丧失，当然也包含肉体被吃的意思。我们的儒家圣贤特重道德，凡是不同意儒家那套“别亲疏”、“序尊卑”的等级森严的道德规范的，全都辱骂为“禽兽”，人不是人。这样，就可以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食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鲁迅不但对于传统文化吃人现象进行抨击，而且对于革命阵营内出现的将牺牲精神绝对化倾向也进行启蒙。鲁迅对学生的徒手请愿不以为然，他说革命是要流血的，但他更强调爱惜青年的生命。“改革不免于流血，但流血不等于斗争。”真正的改革者不肯虚掷生命，包括敌对者的生命，“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如果说这是对幼稚的革命者进行启蒙，那么对另一类自诩为革命者，但实际上是借革命的名义打击异己，鲁迅更表现出一种憎恶：“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是元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这是“食人”文化借革命名义出现的现象，更可恶可怕。不管什么道德信条，只要它漠视人的生命，鲁迅总是坚决地予以否定。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同是对生命的珍爱，阮籍、嵇康更多地出之于忧生之叹，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而鲁迅更多地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格进行思考，带有理性色彩。在对传统文化残害人的生命的批判上，鲁迅显得忧愤深刻。鲁迅对生命本位的思考内涵也比嵇、阮深广，他以生命为本体，以自我为本位，进而提出立人，创造出全新的“人”的文化，引申出他的“人国”理想。这当然是时代不同
和他受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影响所致，对此人们较多的论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失路的迷惘与绝望的抗战
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死亡。文学是心灵的呼喊和叹息，如果这颗心灵对于人的命运没有深刻的感受，它就只能流于琐屑的多愁善感。既然人必有一死，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诗人直面人生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法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觉醒了。
本来，关于人生的意义，儒家的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曾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安身立命之所。“朝闻道，夕死可矣！”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但是，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黑暗使人命动辄罹祸。处在这种忧患的环境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背景。儒家思想仅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它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破败了，人生无边无际的背景便展现在士子面前，士子不能不感到惶惑。阮籍也认真地研读过儒家经典，以求取功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在《咏怀》39首他说：“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岂为全躯士，效命多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行。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表达要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赢得青史留名。然而随着政局的剧变，阮对现实失望，胸中豪气渐消，用世之志益减。这正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由研读儒家经典到喜读《庄子》、《老子》，从希冀功名到寻求自放，追求个体自由的道路。然而，正像鲁迅所说：“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在他看来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便沉湎于酒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又疑惧老庄的齐生死之说，这样，安身立命的价值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也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傍徨迷惘的“失路”之叹：“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人生在阮籍笔下，被描绘成极端不自由的，而且毫无出路的存在：“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飘云日间，貌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倾诉了作者才智难施，求仙不得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苦闷心情。《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穷途而泣不是现实中无路可走，而是他的人生之路走不通。这就产生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心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夜里不能入睡，起床独坐在空荡荡的堂上弹琴遣怀，寂寞枯索之中，传来野外失群的孤雁在呼
唤伴侣，林中惊慌的飞鸟在寻找归宿。这其实是诗人孤独心境的写照。在《咏怀》17首中诗人叹息着：“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堂上、路上都不见人，整个天下只见孤独的鸟兽，这是这怎样的一个荒凉的世界啊！
而生命就这样走向毁灭：“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首诗的内涵如同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所说：生命本身就是布满暗礁和漩涡的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些暗礁和漩涡。但尽管他历尽艰苦，使出浑身解数而成功地绕过去了，他也正是一步一步地向死亡驶去，走向那个不可避免、无法挽救的灭顶之灾。从未有人象阮籍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阳暗、沉闷。但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对人生最为执着的爱恋。
在嵇康诗中，如《答二郭三首》、《述志诗二首》、《与阮德如》、《赠秀才诗》等，也表现作者对险恶政治的畏惧和对世俗的愤慨，抒写深深的孤独和高蹈出世的强烈愿望。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性格不那么复杂，在政治斗争中他与司马氏坚决不合作，相信老庄和长生，有明确的人生追求，陶醉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精神自由的境界里，因而他的生命乐章显得清晰响亮，没有那么多的迷茫之叹。
鲁迅“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有读书应试的梦，科学救国的梦——用西方科学和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些梦都一一破灭了。后来他发起的旨在“新民”的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使他长期咀嚼着孤独、悲凉和幻灭的苦汁，产生了“黑暗与虚无”的思想。这种黑暗与虚无“的思想”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来自他对民族历史状况的冷峻观察，来自他对自我与自身的否定对象的无法割断的联系的惊人洞见⑤。但更是他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揭示，他的作品处处可见对死亡的感喟。也正是由于死亡，鲁迅对人的存在的荒延和虚无有了深刻的体验：人只是世界的过客，过客的终点不过是坟。在《野草》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黑暗虚无的人生图景。因此他不相信什么“黄金世界”、“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在一般人认为无限光明、美好的“黄金世界”里，鲁迅看见了“死”，这就是“于无上看见深渊”。既然如此，那么人生就绝望了吗？鲁迅又否定这绝望，他引用裴多菲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简直就是阮籍的精神穷途。
人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使得人的生存本身失去形而上学的根据，成为无意义的，荒谬的。然而，人的天性无法忍受一种无意义的生存，这是人生最深
刻的悲剧性质，面对荒谬的人生，鲁迅没有停止探索。“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⑥。《过客》中的老人认为前面是坟墓，人的奋斗没有意义，不如趁早休息，过客则表示，尽管明知道前面是坟，奋斗没有好结果，但仍要往前走。《秋夜》里的枣树，没有象小红花做着秋以后是春的梦，而是做着秋后还是秋的梦，却默默地将铁似的树枝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是鲁迅所说的虚空，每一条道路都通向死亡，但有的冻灭，有的烧完，鲁迅在《死火》中选择烧完，所有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鲁迅直面死亡、绝望抗战的精神，这种抗战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梦幻之中，是一种与黑暗捣乱的抗战。这种绝望的抗战有嵇康精神的影子。嵇康临死前的唯一遗憾就是“广陵散从此绝矣！”由此我们看出，在对待生命的价值问题上，他看重的并不是生命时间的长与短，而是生命意义的轻与重，他对自己全心追求的事情至死也不能放弃。鲁迅的绝望抗战也有阮籍的影响。阮籍面对精神的穷途，并没有放弃追求。《咏怀》19抒发了作者对一美女的景慕，“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她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象征，她飘忽而来，飘忽而去，“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作者的悲伤来自他对理想的既难实现又难割难舍的感受。诗人处在不甘的追求之中，也永远处在求而不得的悲哀之中。与鲁迅相比，诗人少了一种直面人生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选择了绝望的抗战，虽然目标明确，但心灵并没有找到宁静的港湾，孤独仍时时地折磨着他。与阮籍、嵇康愤慨于污浊人世、不喜俗人的孤独不同，鲁迅发现，人的孤独已不仅仅是社会恶意造成的，孤独是人的本然处境，而人对世界、对他人的敌意，则是植根于人的这种孤独，如《复仇》、《求乞者》就揭示了这种发现。关于这一点，解志熙先生在《生的执著》一书有详尽的论述，可以参看⑦。
阮、嵇的失路的悲叹与鲁迅绝望的抗战是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形成相似而又相异的悲剧色彩，限于篇幅，对此暂不展开。他们的这种悲剧色彩都来自对人生的热爱，当这颗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便如飘荡在汹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从此失去了安宁„„
三、任诞自傲与狂人形象
鲁迅既然与阮、嵇的精神气质相似，阮、嵇自然也就影响他的创作。嵇、阮的文学风格“师心遗论”与“使气命诗”也与鲁迅的杂文风格相似。对此，笔者有待他日论述。不仅如此，鲁迅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尤其是狂人形象，从某种程度而言，简直是阮、嵇形象的写照。这里的狂人形象，不仅仅指《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还包括魏连殳、吕纬甫等知识分子形象。狂人是由孤独、傍徨而又觉醒的个体先行者的形象系列组成的。作者在构思这些狂人形象时，受阮籍、嵇康事迹的影响。
狂人往往有多疑的性格。《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有这样的心理：“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我晓得他们的布置，都已妥当了。”他听到街上女人骂她儿子：“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觉得那个女人是想吃他。当大哥请医生来诊病，他认为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借看脉来“揣一揣肥瘠”，他惊讶地发现大哥也来合伙吃他。以上片断是围绕吃人意象描写狂人落入群体的恐惧心理。这看似荒诞不经的心理实际上是病态社会、病态人际关系对人心理、性格的扭曲与损伤。这固然是鲁迅本人对世态的体验，但与阮籍、嵇康的启发也不无关系。阮籍面对虚伪、险恶的人心，绝望地感慨：“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损益生怨毒，咄咄复何言！”“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阮籍十分小心，口不藏否人物。嵇康“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由于这个世界都是唯利是图，所以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不是因为真正感情上的投合，而成了施与报的关系，人们如同在市场上做交易，绝无任何真正的感情可言。当四面八方充溢着阴谋和陷阱时，一个人没有强烈的防范意识行吗？为提防八方来敌，一个人自然会养成多疑的性格。魏连殳的性情是冷漠的，与人见面“套活一说就完，主客只好默默地相对。”这冷漠其实也是多疑的一种表现。联系族人对他的算计，房东和他喜爱的房东的西个孩子对他的冷眼，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冷漠多疑的原因。
反抗与复仇是鲁迅小说狂人的主要性格特征。《长明灯》中所谓梁武帝点燃的长明灯，是封建宗法的图腾象征，疯子要吹燃长明灯，要“放火”，目标就是对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疯子虽孤军奋战，受到人们的敌视和禁锢，却使得凡夫俗子胆颤心惊，“他们也隐约知道毁灭的不过是吉光屯，但也觉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陈年流水簿”是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帐本的象征，狂人敢于用脚踹表示对它的蔑视。他们的行为令人想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阮籍。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宣称“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大胆宣布了自己不愿
与统治者合作，不肯受礼法束缚的思想与倔强个性。非圣蔑礼，轻肆直言，桀骜不驯，这是嵇康之狂，也是狂人、疯子之狂。
魏连殳面对族人们的压迫，虽然答应了他们丧礼照旧的要求，但形式上的服从，却并非意味着思想的屈服投降，他终于不改其叛逆性格。按世俗规定，亲人要在死者入验前哭。魏连殳在别人虚伪的拜哭中始终没有落泪，待大家要想走散时他哭了，“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而这情形“是老例上所没有的”。而且哭后的行动更异样：“不向吊客招呼，径自”进屋在祖母的床上“熟睡”起来。这段描写显然取自阮籍的故事。
阮籍与别人下围棋时，母亲的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的目光中饮酒两斗，然后放声大哭，吐血数升。在他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头蒸乳猪，喝了两斗酒才与母亲遗体告别。他痛号一声“穷矣（完了）！”顿时喷血如注，形销神萎，几乎死去。阮籍自动丧父，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与母亲感情至深。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刻骨悲痛。在他看来，喝酒吃肉与否，同对母亲的感情无关，所以不必禁忌。尤其是丧制中的许多规定，只不过是要人戕害真性而作出孝的模式，往往堕落为装腔作势的举动，这是阮籍无法接受的。撇开礼教中父母去世必须三年服丧、三年丧食、三年寡欢的规定不谈，就说一个琐屑的礼节，每当客人前来吊唁，丧主必须大声嚎哭。这就把一份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人和死者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伪的地方却大规模地虚伪着，这是阮籍不能执行的。所以阮籍守丧期间，朋友裴楷前去吊唁，而阮籍却披头散发，只是两眼发直。嵇康兄嵇喜来吊唁，阮对他翻白眼，表示不欢迎。不久嵇康带酒挟琴造访，阮籍大悦，青眼乃见。阮籍的放诞，是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只要是发自真情，完全可以抛弃虚假的形式凭自己的性情来做。《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的狂放蔑礼是“外坦荡而内淳至”，说明阮籍的行为皆出自内心，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包裹的内核。鲁迅对此看得很清楚，真不愧阮、嵇的千古知音。因此，鲁迅笔下的魏连殳的“哭”，及哭后的“熟睡”，其精神内核与阮籍是一致的，尤其是那如狼一样的异哭，不仅仅是对死者的哀哭，也燃烧着愤怒和复仇的火焰。
这种复仇还表现在他当顾问后对社会，尤其是对大良、二良和他们祖母之流的戏弄态度。这种举动与阮籍白眼看俗人相似，更与嵇康耿介孤傲，鄙夷俗情的性格特征相同。这种性格特征集中表现在他对钟会的态度上。钟会曾写了一篇玄学文章想请教嵇康，但他知道嵇康孤傲，就从窗口扔进去匆匆逃走。这让嵇康更加鄙视。一次钟会盛服带着一批名流帮闲来见嵇康。嵇康在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帮忙。嵇康对钟会的到来连正眼也不瞧一下。呆了一会，钟会自觉无趣，正要讪讪离去，只
听见嵇康开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鲁迅不但在小说里给狂人赋予嵇康样的孤傲冷漠性格，而且散文诗《复仇》的情节场面描写显然受上述典故的影响。那一对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的男女，引出一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从四面奔来围看，赏鉴；然而，两人枯站着，并无杀戳或拥抱之意，于是路人无聊地走散，反过来倒是他俩赏鉴这些被愚昧所杀，虽然活着，却等于没有生命的人。这场景与嵇康对钟会的故事相似。由此可见鲁迅对嵇康的喜爱之深。
鲁迅笔下的狂人往往都是悲剧结局，这些孤独的叛逆者不是“悲愤以殁”，就是“与世浮沉”。这也是阮、嵇的命运。
吕纬甫不甘心颓唐消沉，却又无力自拔，用“模模糊糊、敷敷衍衍”对待一切的态度向社会报复，甘心在无聊中吞噬自己的生命，在琐事中填补自己灵魂的空虚。魏连殳当上月薪80元的顾问，以玩世不恭对待社会，以放浪形骸毁灭自己。这种心理状况与阮籍相同。阮籍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找不到一个施展理想抱负的机会，只得在司马氏身边，采取十分微妙的态度来规避政治风波。他身在仕途，但这不是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因而从不过问政事，每日只顾饮酒，用酒来消融心中无限的忧愤哀伤。生命就在这苦闷、怨愤、无奈中逐渐走向灭亡。嵇康因其刚毅不屈的个性不容于世俗，更让司马氏忌恨，最终被杀。他们的悲剧人生是狂人们的命运模式。《孤独者》的结构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送殓”所展示的实际上是封建习俗根深蒂固的虚伪社会的缩影，魏连殳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典型环境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死亡。他是被封建习俗这把无形的刀子杀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悲剧程度烈似法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显看出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有着竹林名士任诞自傲的个性。这样，狂人也就具备了深刻的民族特征。在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社会里，一切愤世忧时的知识分子，其反抗头总是指向封建礼教，他们所依据的思想往往是被视为非正统的老庄哲学，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阮、嵇则是这类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鲁迅钟爱他们，不但笔下的狂人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他身上也流着他们的血液。他自己也是坚决地反对礼教，撇开他的诗文不说，单是他临终的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就足以说明伪善与他无缘，它如匕首、投枪直指封建礼教的虚伪诡诈。
阮籍、嵇康与鲁迅虽然相隔1700多年，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事实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传统是一向重视的，他在《集外集拾遗•〈浮土德与城〉后记》中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对竹林文
学的吸收，为如何对古典文学的“承传”和“择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值得我们去研究。
注释：
①、见《鲁迅学术论著》，吴俊编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鲁迅的文学作品有各种单行本及全集，比较常见，一概不注出处。
②、见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大出版社，1998.1。
③、阮籍、嵇康作品参见韩格平《竹林士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1。
④、钱理群《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5.P59
⑤、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P187
⑥、《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10.P7-8
⑦、解志熙《生的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