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货币流通规律
在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的阴云笼罩全球，我国的CPI 和PPI 指数双超百分之八，毋庸置疑，通货膨胀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货币流通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慎重择机选择调控时点和出台调控政策。货币流通规律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这首先起源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它作为特殊的商品同时媒介着供求双方，因而具有调节供求和影响市场价格的功能。货币的调节功能，完全是由货币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货币一旦成为交换的媒介物，那么货币就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货币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货币是在一般等价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它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我们知道，最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如牲畜、皮革以及贝壳等等，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如铁、铜、金、银等，它们都曾作为货币被使用过。金属的发现和使用，
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当金属逐步进入交换领域之后，人们便发现了金属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自然属性，即金属不宜腐烂变质，易按重量进行分割，并适于携带等等。最初使用较多的是铜金属，而后随着金银的出现就逐步取代了铜，因为金银更具有执行这种社会职能的自然属性。金银充当一般等价物是货币，而用于交换则是普通商品。“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在我国，铜币应用的历史较长。
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纸币形式。纸币是由国家强制流通的货币，但它又是与价值实体分离了的货币。这种分离经历了两步，第一步，纸币首先作为金的符号进入流通，如马克思所说：“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才成为价值符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8页。纸币流通取代金属货币流通，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信用货币的发展，则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展的结果，“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6页。实际上，在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货币，除了用于商品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以外，还包括各种信用货币，也即非现金方式流通的货币。第二步，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纸币及各种货币日益与金银等贵金属脱离关系，也即纸币价值不再象征性地表现一定的金量，而是象征性地表现为一定时期的社会商品总价值量。有人或许会问，这种讲法不是同马克思所讲的货币原理不相吻合了吗？其实马克思也曾预见到这一点，如他所说：“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
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86页。实践告诉我们，纸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同金属货币脱钩，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特别是在信用交换广泛发展的条件下，纸币流通量在整个货币流通中的比重日益缩小，这就从客观上为使纸币同金属货币脱钩创造了客观条件。其实我国的人民币自产生起就不通过金银来反映其币值，而是采用折实的办法直接用若干种社会商品的综合物价指数来反映，并把它作为检查币值的客观标准。不用一种商品，而用多种商品的价格来检查币值高低的标准，是对货币制度进行的一大变革，也是货币发展中的一个飞跃，这已为实践所证明。自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以来，到建国50周年时，我国已先后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998年全国货币净投放1026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达11204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60倍和52倍。新版人民币无论从结构、品种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防伪和机读功能上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的人民币已经在很多国家可以通兑通换，已成为国际信誉较高的一个币种。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起，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转而实行纸币流通制度。1944年7月美国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也即“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黄金与货币美元的比价原则，并相应确定了各国货币与金的比价关系。但在1971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由于无法保证黄金的法定价格，美国随即宣布停止按法定价格兑换黄金。197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各国货币同黄金脱离关系，继而采用浮动汇率。 1978年4月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废除黄金官价，割断黄金与货币的固定联系，承认浮动汇
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法律上宣告崩溃。尽管在货币与黄金脱离关系的一段时期内，黄金价格曾剧烈摆动，然而并没有引起物价的大起大落。
中外货币发展的历史说明，货币最初是作为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出现的，并以其内在的价值量同其他商品发生关系。随着交换的日益进步，货币价值与价值实体的分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特别是在信用货币得到广泛发展的时候，货币价值完全可以作为观念上的符号存在。这种分离的结果，为向无货币交换过渡奠定了历史基础，随着信用卡的广泛应用，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第二，货币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前面我们曾叙述过，由于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的，如果货币本身的价值量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其它商品价格作相应的变化。在货币价值与其价值实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即使用金银等金属货币的时候，生产金银的社会劳动耗费量发生了变化，商品价格作相应的变化应该是合乎规律的。反过来说，假如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即它所消耗的一般劳动耗费量逐渐减少，而货币的价值保持不变，那么各类商品的价格就要不断下降。在历史上，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曾长时期固定在某一种社会产品上。金银所以能够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是因为它同其他商品一样本身也具有价值，也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耗费量。随着生产金银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它们的一般劳动耗费量也在逐渐减少。因此从长时间看，这些金属货币所代表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量，和生产其他商品一样也在不断减少。金属货币的这种特性，使物价保持相对稳定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如果生产金银的劳动耗费量，同生产其他社会产品的劳动耗费量同比例减少，那么物价就保持不变；如果生产金银的劳动耗
费量在其减少过程中快于其它社会产品，那么市场价格就应徐徐上升；反之，物价就应徐徐下降。实际上，即便使用金银作货币，也只能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十六世纪由于大量廉价的黄金流入西欧，曾经使西欧各国的物价在一百年中上升三倍上下。我国近几百年，由于白银所包含的价值下降较快，物价也是上升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着货币价值与价值实体分离之后，以上所述规律还会存在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持怀疑态度，事实上，这更有利于我们直接地考察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耗费状况。假如在货币投放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价值总量将直接由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耗费量来决定，单位产品价值的变化，将直接通过货币价格反映出来。如果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耗费量保持不变，货币价值总量也不变；反之，货币价值将与其作同比例变动。
第三、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表述为货币流通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反映着以下几方面的相互关系。首先反映着货币流通量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上升；反之，商品价格下降。我国古时就有“少则重、多则轻”的说法，也即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必然引起货币降值，物价上升。这实际上反映了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之间的关系，也即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否则商品价格将作相反的运动。同时也说明，调节货币流通量就能调节商品价格，货币流通量应与商品价格总水平保持一致。其次，货币流通量与流通速度的关系。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是商品流通速度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对立的形态变化而
实现的循环，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彼此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交换的停滞。”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0页。
货币流通速度实质上是从价值形态上集中反映着商品流通的状况。货币流通速度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市场交换方式，交换方式不同，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同。一般商品交换显然要慢于发达的信用交换，也就是说，交换方式决定着货币流通速度。其次，商品流通状况制约着货币流通速度，也即供求之间的物质变换状况，制约和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流通量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也即货币流通速度高，所需货币流通量就少；反之，就需要增加货币流通量，如若不然，市场就会因货币量不足而进一步迟滞商品流通。但是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应以商品流通量为基础，假如商品流通停滞，在相应基础上增加货币流通量，一方面有利于改变停滞局面，另一方面因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而使价格水平上升。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一个两难选择。
总之，欲想取之、必先予之，为提高商品流通速度或尽快结束商品流通停滞的局面，往往需要以提高价格水平为代价，这种牺牲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归根结底，商品流通状况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对立运动，供求关系的改善及适应状况，都必然要通过货币流通速度反映出来。而货币流通速度不同，对货币流通量的要求也不同，它们两者之间总是保持着反比关系。假如货币流通量保持不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那么市场价格水平也要随之下降。当然，这并不是指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要下降，而只要有几种最主要的商品价格下降，就能够影响市
场价格总水平下降。其实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当某种产品发生滞销时，货币流通速度必然减缓，而人们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往往采取降价的方式予以出售。在买方市场中，由于竞争主要发生在供给者一方，为了占据竞争的有利地位，尽快实现自身的价值，竞争者就不得不采取价格竞争的手段，从而迫使市场价格水平向下浮动。所以，货币流通速度作为商品流通的反映，与市场价格水平保持着正比的变动关系。再一点，就是市场价格水平影响和决定着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市场价格水平主要是指各类商品的价格的加权平均水平。无论是个别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是商品结构及其比例的变动，都会影响市场价格水平。商品价格有其内在的形成规律，构成商品价格实体的是生产商品的一般劳动的耗费量，其价值量由货币价格来体现，如马克思所说：“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量。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7页。因此，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也应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市场价格水平如若升高，人们必然要把货币象烫白薯一样尽快抛掉，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反之，人们就尽可能多地储存货币，因而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总之，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和市场价格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讲：“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1页。
第四，货币供求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货币供求实际上是针对借贷资本而言的。借贷资本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生息资本，它的运动过程显然不同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借入和贷出。实际上，借贷资本的运动过程也“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的结果。”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91页。是资本所有权占有转变为资本使用权占有的一个过程。“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所有者手中；因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占有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占有，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84页。因而这里所讲的货币供求，显然不是指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货币供求，而是指取得了特殊形式的资本商品，即“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93页。在这里所说的货币供求，实质上是指货币所有者和借入者之间的比率，影响和制约这一比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利息率。利息率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分割比率。决定利息率最高界限的是一般利润率。一般人们常把利息率比作货币供求的价格指数，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这样理解，但“决不要忘记，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是商品，或者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是资本”。“同样不要忘记，这里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
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96页。
借贷资本的原始形式是高利贷，高利贷是货币持有者以其所有权向借入者进行掠夺的一种剥削方式。随着商人资本及其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巩固，借贷资本逐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由于借贷资本的对立者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因而从表面上看，借贷资本的运动已经同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分离，这样，“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40页。
如像货币资本其本能就可以生息一样。事实上，货币资本决不能离开职能资本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货币资本也就不会生息了。从利息的产生可以看出，利息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只是由于利息率在一定时期内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比率，因而就好像利息并不同剩余价值发生联系，就如同市场价格一样，是直接由货币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
“从历史上说，生息资本是作为一种现成的、遗留下来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观念和利润观念存在以前很久，利息就作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形成的派生形式存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22页。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利息率也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已经作为既定的量而存在，也就是在总利润也即它的结果取得之前，已经作为预先确定
的量进入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如果利息率高于利润率，市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相反，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3页。
利息率一般说来，总是以利润率为其界限的，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因为在货币市场上，一切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0页。“因此，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和市场利息率的决定不同，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一般利润率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复杂得多的原因决定的，因而也不像利息率那样是明确的和既定的事实。”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2页。在一般情况下，利息率升高时，货币储蓄增加，货币供给能力加强，同时又抑制着货币需求；反之，则刺激货币需求，抑制货币供给。如果利息率的变化能够随货币供求而富有弹性，那么利率调节货币供求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然而，实际上的利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固定的比率。
借贷资本的回流运动一旦停滞，那么信用危机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信用危机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点，一是受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制约，使借贷资本的回流发生困难；二是信贷规模与借贷能力是否相适应。在现代市场中，由于信用交换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货币供求以及利率的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发展的状况。从现代工业及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当然，另一方面，
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04页。
我国在利用储蓄存款利率调控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经验。1949年8月至1950年4月，我国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同）曾高达252%，随后连续经过三次调整，由252%调低至86.4%，并再调低到34.8%。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有效动员社会资金，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3月和7月利率又回调至45.6%和36%,到年底又调到31.2%，1952年5月又调至14.4%的相对低位。可以看到，我国当时既考虑了旧中国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同时又兼顾了战争的需要，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自1955年10月1日起至1979年3月31日止，我国的利率共有5次调整，总体维持在
3.24%至7.92%的水平之间，其中3.24%的低利率维持了七年半的时间。1979年4月1日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调整，由3.24%上调到3.96%，同时增设了五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等品种。为适应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国家加大了利用利率这一金融杠杆调控市场的力度。1989年2月，因经济过热，利率调高至11.34%，期间为保护储户利益，还增设了保值储蓄。到1991年4月经三次下调后利率达到7.56%，两年后利率随经济过热又升至10. 98%,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点，这一利率保持了两年另十个月。自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到2002年2月我国已连续八次下调利率，调低至2.25%，同时还于1999年11月增设了利息税，以启动市场消费。面对八万亿储蓄存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货币供求反映了货币流通状况，并制约着货币流通。利息率的变化不仅可以调节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而且还可以调节货币供求结构，决定市场价格的变
动方向。所以，利息率在现代市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另一个就是依靠中央银行对分行和各专业银行的交存准备金率，也就是通过控制信贷规模来调节货币供求。“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多，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少，那么，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这就是通货充足；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少，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多，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就叫作通货短缺，也就是说，代表闲置的借贷资本部分，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额。”实际上，“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00页、第601页。西方经济学一般把向中央银行交存准备金和商业银行再贴现，以及政府债券的发售和回购称为市场公开业务。这些手段的应用实质上是为了调整市场货币流通。
为反映货币流通情况，我国从1992年开始每月公布货币供给量，并将货币分为三个层次，即流通中的现金（通货），用M0表示；流通中的现金（通货）加活期存款，用M1表示，也称狭义货币或狭义货币供应量，它对货币流通影响很大，在很多国家都作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流通中的现金（通货）加活期存款（M1）加定期存款和其它存款，用M2表示，也称广义货币或广义货币供应量。
第五，纸币流通规律与通货膨胀。
在传统理论中，我们大多是这样描述纸币流通规律的，也即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决定纸币需要量，纸币发行量决定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的规律。显然，这种表述是在以金、银为本币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随着货币体制的改革，这种表述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的纸币流通规律是指，流通中的商品价值量决定流通中的纸币需要量，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由流通中的商品量和纸币
发行量所决定的规律。假如流通中的商品量少于纸币流通量，纸币的币值就有可能下降，商品价格水平就有可能上升，或者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的商品量的需要，其结果也相同；反之，如果实际流通的纸币量少于商品流通量，由于流通中货币量不足，因而将导致商品流通速度下降，纸币的币值就要上升，商品价格总水平就有可能向下波动。实际上，在现代市场中，由于流通中的纸币量只是货币流通中的一部分，因而要影响纸币的币值和商品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还需要有信用货币的支持。也就是说，纸币发行量如果同信用货币流通量同时扩大，并且高于商品流通量的需要量，价格总水平才有可能普遍上扬，也就会发生我们经常讲到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否是货币运动的一种客观规律，对于这一点，目前理论界尚有争议，但至少从货币发展史来看，只要存在货币流通，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一般商品市场得到充分发展之后，通货膨胀就如同干旱和水灾等自然现象一样，经常困扰着人们。通货膨胀单从现象上看，是指物价总水平持续的、全面的上涨和货币的不断贬值，然而，真正导致通货膨胀的动因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一般都把它归咎于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两种原因。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生产成本的普遍提高，而推动物价总水平普遍上涨。引起生产成本提高的原因有很多，如生产物耗的增加，流通费用的提高，负税加重，利息率上升等等。所谓成本推进，就是说因生产成本的提高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商品价格水平普遍上涨。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大多同结构失衡相联系，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随消费结构进行调整时，因商品之间的原有比价关系被破坏，在新的调整过程中，通货膨胀就以其调节分配的作用，在货币价值的运动中，重新建立起新的商品比价关系。所谓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主要指因市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买方竞
争中推动价格徐徐上升。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多数与总量失衡相联系，也即市场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大于市场可供交换的商品量，在商品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必然引起卖方相互攀比而纷纷提价，以实现供求运动新一点的均衡。从本质上看，无论是成本推进型还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都是价值规律在现代市场中的现实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要想得到一定量的商品，必须付出一定量的有效劳动，市场交换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必须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价值规律无处不在约束着人们，要求人们的生产必须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适应。通货膨胀就是要使价值规律得到贯彻，是强迫人们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特殊方式。其实，在现代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动因往往是混合型的，既有成本推进也有需求拉上，但从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主要有信贷膨胀型、财政赤字型、货币贬值型。也就是说，市场失衡既有结构上的原因也有总量上的原因，二者很难加以区分。 形成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也就是货币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特别是信用交换的发展又为货币超量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我国当前，还要作具体分析。在两种市场形态并存的条件下，小生产者沉淀的巨额货币，常常造成市场流通货币的相对紧缺，这就为信用扩张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外在力量。被沉淀的货币退出了流通，就使得市场货币流通量尤显不足，而沉淀的货币不仅迟滞了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同时又为市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因为沉淀的货币是作为现实的购买力而存在的，一旦投向市场，必然对市场供给造成巨大的、而且是无法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任何一个市场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再加上财政透支和信贷膨胀，这一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在叙述通货膨胀时，都以显性通货膨胀为主，也就是以人们觉察到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为主，而与其性质相同的，但表现相反的就是隐性通货膨胀。
隐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是：在对市场进行严格统制的条件下，为保持市场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对极端匮乏的商品实行配给，货币流通量中的相当一部分货币被强制沉淀，市场需求得到抑制，商品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市场的外部干预为前提的，其表面貌似平稳，而其代价则是经济的衰退和就业率的下降。
一般说来，通货膨胀总是和物价上涨以及货币贬值相联系，但物价在一定幅度内的上涨并不一定就是通货膨胀。某一商品市场的物价上涨并不能说明整个市场的物价上涨，因为相互抵消的作用总会把物价水平加以平均。只要货币投放及货币流通量的增长与商品量的增长相适应，即使是适当的扩张，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反而，适当的货币扩张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往往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复苏的初期尤为如此。但在我国目前，[作者注：指1988年]在投资扩张和消费超前的短缺经济状态下，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将更有利于稳定市场。
在传统理论中，人们总是把通货膨胀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通货膨胀，客观上说，这种看法不免带有一定的偏见。通货膨胀是市场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它同社会形态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存在商品货币交换，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根据通货膨胀在市场中的作用，可进一步划分为过渡性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过渡性通货膨胀是市场由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转换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价格上升和货币扩张中，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抑制市场需求；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加速货币周转速度；重新构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变
化了的消费结构；通过调节利益分配，重新调整和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调节资源流向，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总之，过渡性通货膨胀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常和市场活跃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特别是财政收入，同时也为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然而，事物一旦走向反面，就转化为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是以对市场有序性的破坏为其主要特征的。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首先是信用危机，由信用货币支付职能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即“三角债”，推动市场走向全面崩溃；物价在短期内的跳跃式地轮番上涨，使得货币宛如一张废纸，象烫白薯一样催促人们尽快抛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及购买力水平的急剧下降，标志着经济危机的全面到来；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又为政治的不安定准备了条件。但当经过一系列阵痛之后，市场必将逐步由无序态向有序态过渡，然而代价却是十分惨重的。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作为价值规律的现实表现，既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以至停滞和倒退社会进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市场规律的深刻认识，人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将不断得到加强，适度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作为调控手段为人们所利用。当然，能够在价格大体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并非现实。在此书出版后的10余年间，美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共存的经济现象，特别是1992年以来，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始终控制在3%以内，同时，失业率不断下降，到1997年4月降至4.8%,达到24年来的最低水平。1997年美国GDP 增长率达4.5%,1998年为4.3%,但通货膨胀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从1991年的3.4%一路下降到1998年的1.2%。与此同时，失业率也一路走低，从1991年的6.8%下降到1998年的4.5%，1999年则下降到4.1%。衡量美国政府
经济影响力的财政部营业帐户，1996年财政盈余高达1300亿美元，财政赤字从1992年的2904亿美元减少至1997年的226亿美元，仅占GDP 的0.3%，为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追求预算平衡的目标基本实现。驾驭美国经济一路走好的“美联储”功不可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活动的万恶之源，它不仅扰乱投资秩序和生产经营，而且会破坏职业道德和社会稳定，危害性极大。他时刻保持对通货膨胀的警觉，及时用利率作杠杆，对经济冷暖进行预测和微调，成功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内。然而，布什政府采取了近乎相反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结果是美元大幅贬值，次贷危机爆发，金融危机重演，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陷入停滞状态，由此看来，经济政策的选择是当代各国都应认真对待的。
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长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但几乎所有的经典理论模型都假定，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就断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率就高；反之亦然。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把2.5%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6%的年失业率作为美国经济调控的临界点，即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反之，如果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就必然要付出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代价。看来，那种认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同时下降的菲利浦斯曲线真的失灵了，人们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人们还没有充分的能力驾驭市场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或者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及时采取恰当的控制措施，防止经济恶化则是最为主要的，否则，市场将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人数大
量增加的考验。任何经济决策都不能离开市场发展的客观实际，而现实对于我们的要求，仍然是治理通货膨胀而非冒险地利用通货膨胀。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美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丰富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实践。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仅用两年时间就成功地治理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50年底，基本稳定了市场物价，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称道和许多外国人士的赞叹。1958年由于脱离实际地实施“大跃进”政策，在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以1950年为100的话（以下同），1960年为126.5，1961年为147.0，1962年为152.6。经过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以后逐年回落，至1977年为135.0。也就是说，在这27年间多数年份物价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换来的是物资的极端匮乏和短缺经济状态。1977年我国开始调整冻结多年的工资，随着人们工资收入的增加，终于唤起了1978年的消费热潮，其后又出现了1979年至1980年的经济过热，1980年物价指数上升了6%，这对于长期物价稳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很高的通货膨胀率。支持这次通货膨胀的动因是货币的超量发行和财政赤字过大，因此通过实施压缩投资规模的货币紧缩政策，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83年至1986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通货膨胀，1985年和1986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8.8%和6%，而引起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信贷规模膨胀。无法治愈的“投资饥渴症”推动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同时实施的价格改革“闯关”又导致了全国性的“抢购风”，随着消费需求迅速膨胀，引发了1988年至198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通货膨胀。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8.5%，1989年继续上升了17.8%，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以控制货币
金融计划为主的经济调整，使过热的经济迅速降温，但同时也出现了“市场疲软”和严重的“三角债”。1993年至1996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又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通货膨胀。1993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3.2%，1994年高达21.7%，1995年回落到14.8%，1996年下降为6.1%。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和高工业增长、高投资膨胀、高货币发行、高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资金紧、交通运输紧、能源紧、重要原材料紧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软着陆”，而且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概括地说，198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达到1950年的160%，1991年达到190%，1996年超过413%。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是市场交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是很大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
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因而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正确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外部干预，一方面抑制市场总需求的增长速度，阻滞通货膨胀向恶性转化；另一方面实现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的目的。货币政策的抉择有两种：一是权变的货币政策，二是规则的货币政策，两者均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为人们所选择，也就是根据通货膨胀的时间、强度作出相应的选择。权变的货币政策主要指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地实施货币扩张和货币紧缩政策。例如：抑制膨胀的市场需求，就通过货币紧缩政策以减少货币流通量；当市场总需求减少时就转而实施货币扩张政策，通过扩大货币流通量以刺激经济增长。规则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市场供求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相应扩大或紧缩货币流通量。一般地说，规则的货币政策要求同经济增长
相适应，经济增长的幅度是多少，那么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也就是多少，两者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定的幅度，而无须考察市场供求之间的偶然变动。其实，这两种货币政策各有利弊，前者往往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导致市场大起大落；而后者则不考虑市场的实际发展，一旦市场的发展出现偶然的波动，其政策很可能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效果可能会理想一些。当然，政策的选择往往依赖于决策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市场发展也不像以上所讲这样简单。
无论货币政策选择哪一种，其途径不外乎是通过财政、信贷渠道以及税收、利率、准备金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例如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总需求，反之则可以扩大市场总需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利息率，可以有效地抑制信贷膨胀，减少货币流通量，反之则可以扩大货币流通量，提高货币供给的能力。或者采取两者同时并举的政策，如一方面利用财政手段扩大市场总需求；另一方面利用信贷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流通量，反之亦然。总之，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根据市场发展的不同状况来选择，一般来说，使用财政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要比信贷政策来得更猛烈一些，见效也更快一些。而在通货膨胀不十分严重的时候，则较易采用信贷政策，因为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于市场的作用相对缓和一些，而且由于货币运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所以效果要较财政政策来得慢一些。但是，违背规律乱贷款的作法其恶果更严重。
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对称，其表现形式是物价的普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市场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劳动就业率持续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在这里，通货紧缩不是指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和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通货紧缩的危害实际上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
9年3月）的定义，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１％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那么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就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如果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２. １％和－０. ３％。同时，在这期间，我国下岗职工不断增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似乎可以表明，我国已经处于“通货紧缩”之中。如果仅仅表现为物价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则不能说明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对通货膨胀的一种矫正，而且在通货膨胀之后紧跟着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这是自然规律，是很自然的事。1993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曾高达13.2%，1994年更升高至21.7%，199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达到14. 8%。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之后，“通货紧缩”有显露的迹象，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内，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时，持续的时间将会很长。到2003年为止，我们曾连续实施了四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直到2004年才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在这里需要提醒决策者的是，当时我国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是完全符合规律的，它是对前期的高通货膨胀和价格泡沫的一种矫正，尽管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7%以上的较快发展速度，货币供应量并没有明显减少，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仍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劳动就业正处于转轨当中，这与经典的通货紧缩是有一定差别的。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反观2002年以后，我国GDP 仍保持着7%以上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仍在低位运行，则意味着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出了大起大落的局面，步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因此，假如我们那时加强财政和投资政策的调整，时刻警惕通货膨胀的回潮，就有可能走出“膨胀—紧缩”的怪圈。可惜的是，我们并未吸取教训，
投资、出口、消费三个拉动政策直到2007年才作更改和调整，当决策者再度实施紧缩政策已为时已晚，2008年通货膨胀率已超过8%。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疾病，一是投资饥渴症，二是货币投放膨胀症，这两个顽疾不彻底医治，我们的经济还将继续重演大起大落的“好戏。”
总而言之，货币机制在市场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信用交换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市场中，货币价值的运动反映着商品供求的全貌，它作为市场机制的轴心，起着调节要素的作用。深刻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建立宏观市场调控体系尤为重要。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有一家学派不大出名，这就是轻重家。轻重家起源于西周，盛行于战国，没落于秦汉，是我国最早以市场、供求、货币、物价为研究对象的学派。轻重一词原指金属货币的重量，后来则泛指市场规律。万物则指商品，如万物轻即指商品价格贱，反之则万物重。轻重家认为：“聚则重，散则轻”；“藏则重，发则轻”；“令疾则重，令徐则轻”；“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守则重，不守则轻，章则重，不章则轻”。其意思是指：将商品人为地加以收藏、囤积、争购，或对商品流通加以限制，都会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造成商品涨价，此即谓之物重，反之则物轻。又比如对货币流通、供求关系、商品价格的相互关系，轻重家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这里的币重是指减少货币流通量，可以抑制社会需求，调节供求关系，使商品价格下降，以达到物轻的目的。反之，币轻意味着货币投放多，物价上涨，此即为物重。轻重家认为“衡无数也”，物价的平衡不是绝对的，怎样实现“准衡”呢？“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也就是说，当供大于求时，国家应抛出货币，使价格上涨；当供不应求时，国家应抛出商品收回货币，经过不断调整，
使商品价格趋向平衡。“遂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官子》。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西汉“独尊儒术”以来，轻重家的价值观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儒家文化形成了尖锐的对抗，以致轻重家理论逐渐失传。其实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要比西方古典经济学早近千年，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发展。
深刻认识货币流通规律
在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的阴云笼罩全球，我国的CPI 和PPI 指数双超百分之八，毋庸置疑，通货膨胀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货币流通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慎重择机选择调控时点和出台调控政策。货币流通规律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这首先起源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它作为特殊的商品同时媒介着供求双方，因而具有调节供求和影响市场价格的功能。货币的调节功能，完全是由货币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货币一旦成为交换的媒介物，那么货币就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货币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货币是在一般等价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它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我们知道，最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如牲畜、皮革以及贝壳等等，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如铁、铜、金、银等，它们都曾作为货币被使用过。金属的发现和使用，
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当金属逐步进入交换领域之后，人们便发现了金属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自然属性，即金属不宜腐烂变质，易按重量进行分割，并适于携带等等。最初使用较多的是铜金属，而后随着金银的出现就逐步取代了铜，因为金银更具有执行这种社会职能的自然属性。金银充当一般等价物是货币，而用于交换则是普通商品。“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在我国，铜币应用的历史较长。
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纸币形式。纸币是由国家强制流通的货币，但它又是与价值实体分离了的货币。这种分离经历了两步，第一步，纸币首先作为金的符号进入流通，如马克思所说：“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才成为价值符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8页。纸币流通取代金属货币流通，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信用货币的发展，则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展的结果，“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6页。实际上，在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货币，除了用于商品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以外，还包括各种信用货币，也即非现金方式流通的货币。第二步，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纸币及各种货币日益与金银等贵金属脱离关系，也即纸币价值不再象征性地表现一定的金量，而是象征性地表现为一定时期的社会商品总价值量。有人或许会问，这种讲法不是同马克思所讲的货币原理不相吻合了吗？其实马克思也曾预见到这一点，如他所说：“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
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86页。实践告诉我们，纸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同金属货币脱钩，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特别是在信用交换广泛发展的条件下，纸币流通量在整个货币流通中的比重日益缩小，这就从客观上为使纸币同金属货币脱钩创造了客观条件。其实我国的人民币自产生起就不通过金银来反映其币值，而是采用折实的办法直接用若干种社会商品的综合物价指数来反映，并把它作为检查币值的客观标准。不用一种商品，而用多种商品的价格来检查币值高低的标准，是对货币制度进行的一大变革，也是货币发展中的一个飞跃，这已为实践所证明。自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以来，到建国50周年时，我国已先后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998年全国货币净投放1026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达11204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60倍和52倍。新版人民币无论从结构、品种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防伪和机读功能上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的人民币已经在很多国家可以通兑通换，已成为国际信誉较高的一个币种。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起，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转而实行纸币流通制度。1944年7月美国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也即“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黄金与货币美元的比价原则，并相应确定了各国货币与金的比价关系。但在1971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由于无法保证黄金的法定价格，美国随即宣布停止按法定价格兑换黄金。197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各国货币同黄金脱离关系，继而采用浮动汇率。 1978年4月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废除黄金官价，割断黄金与货币的固定联系，承认浮动汇
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法律上宣告崩溃。尽管在货币与黄金脱离关系的一段时期内，黄金价格曾剧烈摆动，然而并没有引起物价的大起大落。
中外货币发展的历史说明，货币最初是作为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出现的，并以其内在的价值量同其他商品发生关系。随着交换的日益进步，货币价值与价值实体的分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特别是在信用货币得到广泛发展的时候，货币价值完全可以作为观念上的符号存在。这种分离的结果，为向无货币交换过渡奠定了历史基础，随着信用卡的广泛应用，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第二，货币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前面我们曾叙述过，由于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的，如果货币本身的价值量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其它商品价格作相应的变化。在货币价值与其价值实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即使用金银等金属货币的时候，生产金银的社会劳动耗费量发生了变化，商品价格作相应的变化应该是合乎规律的。反过来说，假如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即它所消耗的一般劳动耗费量逐渐减少，而货币的价值保持不变，那么各类商品的价格就要不断下降。在历史上，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曾长时期固定在某一种社会产品上。金银所以能够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是因为它同其他商品一样本身也具有价值，也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耗费量。随着生产金银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它们的一般劳动耗费量也在逐渐减少。因此从长时间看，这些金属货币所代表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量，和生产其他商品一样也在不断减少。金属货币的这种特性，使物价保持相对稳定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如果生产金银的劳动耗费量，同生产其他社会产品的劳动耗费量同比例减少，那么物价就保持不变；如果生产金银的劳动耗
费量在其减少过程中快于其它社会产品，那么市场价格就应徐徐上升；反之，物价就应徐徐下降。实际上，即便使用金银作货币，也只能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十六世纪由于大量廉价的黄金流入西欧，曾经使西欧各国的物价在一百年中上升三倍上下。我国近几百年，由于白银所包含的价值下降较快，物价也是上升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着货币价值与价值实体分离之后，以上所述规律还会存在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持怀疑态度，事实上，这更有利于我们直接地考察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耗费状况。假如在货币投放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价值总量将直接由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耗费量来决定，单位产品价值的变化，将直接通过货币价格反映出来。如果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耗费量保持不变，货币价值总量也不变；反之，货币价值将与其作同比例变动。
第三、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表述为货币流通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反映着以下几方面的相互关系。首先反映着货币流通量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上升；反之，商品价格下降。我国古时就有“少则重、多则轻”的说法，也即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必然引起货币降值，物价上升。这实际上反映了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之间的关系，也即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否则商品价格将作相反的运动。同时也说明，调节货币流通量就能调节商品价格，货币流通量应与商品价格总水平保持一致。其次，货币流通量与流通速度的关系。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是商品流通速度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对立的形态变化而
实现的循环，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彼此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交换的停滞。”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0页。
货币流通速度实质上是从价值形态上集中反映着商品流通的状况。货币流通速度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市场交换方式，交换方式不同，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同。一般商品交换显然要慢于发达的信用交换，也就是说，交换方式决定着货币流通速度。其次，商品流通状况制约着货币流通速度，也即供求之间的物质变换状况，制约和影响着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流通量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也即货币流通速度高，所需货币流通量就少；反之，就需要增加货币流通量，如若不然，市场就会因货币量不足而进一步迟滞商品流通。但是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应以商品流通量为基础，假如商品流通停滞，在相应基础上增加货币流通量，一方面有利于改变停滞局面，另一方面因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而使价格水平上升。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一个两难选择。
总之，欲想取之、必先予之，为提高商品流通速度或尽快结束商品流通停滞的局面，往往需要以提高价格水平为代价，这种牺牲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归根结底，商品流通状况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对立运动，供求关系的改善及适应状况，都必然要通过货币流通速度反映出来。而货币流通速度不同，对货币流通量的要求也不同，它们两者之间总是保持着反比关系。假如货币流通量保持不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那么市场价格水平也要随之下降。当然，这并不是指所有的商品价格都要下降，而只要有几种最主要的商品价格下降，就能够影响市
场价格总水平下降。其实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当某种产品发生滞销时，货币流通速度必然减缓，而人们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往往采取降价的方式予以出售。在买方市场中，由于竞争主要发生在供给者一方，为了占据竞争的有利地位，尽快实现自身的价值，竞争者就不得不采取价格竞争的手段，从而迫使市场价格水平向下浮动。所以，货币流通速度作为商品流通的反映，与市场价格水平保持着正比的变动关系。再一点，就是市场价格水平影响和决定着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市场价格水平主要是指各类商品的价格的加权平均水平。无论是个别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是商品结构及其比例的变动，都会影响市场价格水平。商品价格有其内在的形成规律，构成商品价格实体的是生产商品的一般劳动的耗费量，其价值量由货币价格来体现，如马克思所说：“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量。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7页。因此，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也应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市场价格水平如若升高，人们必然要把货币象烫白薯一样尽快抛掉，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反之，人们就尽可能多地储存货币，因而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总之，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和市场价格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讲：“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1页。
第四，货币供求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货币供求实际上是针对借贷资本而言的。借贷资本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生息资本，它的运动过程显然不同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借入和贷出。实际上，借贷资本的运动过程也“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的结果。”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91页。是资本所有权占有转变为资本使用权占有的一个过程。“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所有者手中；因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占有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占有，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84页。因而这里所讲的货币供求，显然不是指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货币供求，而是指取得了特殊形式的资本商品，即“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93页。在这里所说的货币供求，实质上是指货币所有者和借入者之间的比率，影响和制约这一比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利息率。利息率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分割比率。决定利息率最高界限的是一般利润率。一般人们常把利息率比作货币供求的价格指数，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这样理解，但“决不要忘记，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是商品，或者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是资本”。“同样不要忘记，这里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
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96页。
借贷资本的原始形式是高利贷，高利贷是货币持有者以其所有权向借入者进行掠夺的一种剥削方式。随着商人资本及其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巩固，借贷资本逐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由于借贷资本的对立者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因而从表面上看，借贷资本的运动已经同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分离，这样，“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40页。
如像货币资本其本能就可以生息一样。事实上，货币资本决不能离开职能资本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货币资本也就不会生息了。从利息的产生可以看出，利息是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只是由于利息率在一定时期内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比率，因而就好像利息并不同剩余价值发生联系，就如同市场价格一样，是直接由货币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
“从历史上说，生息资本是作为一种现成的、遗留下来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观念和利润观念存在以前很久，利息就作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形成的派生形式存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22页。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利息率也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已经作为既定的量而存在，也就是在总利润也即它的结果取得之前，已经作为预先确定
的量进入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如果利息率高于利润率，市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相反，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3页。
利息率一般说来，总是以利润率为其界限的，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因为在货币市场上，一切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0页。“因此，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和市场利息率的决定不同，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一般利润率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复杂得多的原因决定的，因而也不像利息率那样是明确的和既定的事实。”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2页。在一般情况下，利息率升高时，货币储蓄增加，货币供给能力加强，同时又抑制着货币需求；反之，则刺激货币需求，抑制货币供给。如果利息率的变化能够随货币供求而富有弹性，那么利率调节货币供求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然而，实际上的利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固定的比率。
借贷资本的回流运动一旦停滞，那么信用危机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信用危机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点，一是受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制约，使借贷资本的回流发生困难；二是信贷规模与借贷能力是否相适应。在现代市场中，由于信用交换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货币供求以及利率的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发展的状况。从现代工业及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当然，另一方面，
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04页。
我国在利用储蓄存款利率调控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经验。1949年8月至1950年4月，我国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同）曾高达252%，随后连续经过三次调整，由252%调低至86.4%，并再调低到34.8%。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有效动员社会资金，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3月和7月利率又回调至45.6%和36%,到年底又调到31.2%，1952年5月又调至14.4%的相对低位。可以看到，我国当时既考虑了旧中国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同时又兼顾了战争的需要，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自1955年10月1日起至1979年3月31日止，我国的利率共有5次调整，总体维持在
3.24%至7.92%的水平之间，其中3.24%的低利率维持了七年半的时间。1979年4月1日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调整，由3.24%上调到3.96%，同时增设了五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等品种。为适应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国家加大了利用利率这一金融杠杆调控市场的力度。1989年2月，因经济过热，利率调高至11.34%，期间为保护储户利益，还增设了保值储蓄。到1991年4月经三次下调后利率达到7.56%，两年后利率随经济过热又升至10. 98%,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点，这一利率保持了两年另十个月。自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到2002年2月我国已连续八次下调利率，调低至2.25%，同时还于1999年11月增设了利息税，以启动市场消费。面对八万亿储蓄存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货币供求反映了货币流通状况，并制约着货币流通。利息率的变化不仅可以调节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而且还可以调节货币供求结构，决定市场价格的变
动方向。所以，利息率在现代市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另一个就是依靠中央银行对分行和各专业银行的交存准备金率，也就是通过控制信贷规模来调节货币供求。“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多，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少，那么，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这就是通货充足；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少，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多，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就叫作通货短缺，也就是说，代表闲置的借贷资本部分，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额。”实际上，“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00页、第601页。西方经济学一般把向中央银行交存准备金和商业银行再贴现，以及政府债券的发售和回购称为市场公开业务。这些手段的应用实质上是为了调整市场货币流通。
为反映货币流通情况，我国从1992年开始每月公布货币供给量，并将货币分为三个层次，即流通中的现金（通货），用M0表示；流通中的现金（通货）加活期存款，用M1表示，也称狭义货币或狭义货币供应量，它对货币流通影响很大，在很多国家都作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流通中的现金（通货）加活期存款（M1）加定期存款和其它存款，用M2表示，也称广义货币或广义货币供应量。
第五，纸币流通规律与通货膨胀。
在传统理论中，我们大多是这样描述纸币流通规律的，也即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决定纸币需要量，纸币发行量决定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的规律。显然，这种表述是在以金、银为本币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随着货币体制的改革，这种表述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的纸币流通规律是指，流通中的商品价值量决定流通中的纸币需要量，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由流通中的商品量和纸币
发行量所决定的规律。假如流通中的商品量少于纸币流通量，纸币的币值就有可能下降，商品价格水平就有可能上升，或者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的商品量的需要，其结果也相同；反之，如果实际流通的纸币量少于商品流通量，由于流通中货币量不足，因而将导致商品流通速度下降，纸币的币值就要上升，商品价格总水平就有可能向下波动。实际上，在现代市场中，由于流通中的纸币量只是货币流通中的一部分，因而要影响纸币的币值和商品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还需要有信用货币的支持。也就是说，纸币发行量如果同信用货币流通量同时扩大，并且高于商品流通量的需要量，价格总水平才有可能普遍上扬，也就会发生我们经常讲到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否是货币运动的一种客观规律，对于这一点，目前理论界尚有争议，但至少从货币发展史来看，只要存在货币流通，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一般商品市场得到充分发展之后，通货膨胀就如同干旱和水灾等自然现象一样，经常困扰着人们。通货膨胀单从现象上看，是指物价总水平持续的、全面的上涨和货币的不断贬值，然而，真正导致通货膨胀的动因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一般都把它归咎于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两种原因。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生产成本的普遍提高，而推动物价总水平普遍上涨。引起生产成本提高的原因有很多，如生产物耗的增加，流通费用的提高，负税加重，利息率上升等等。所谓成本推进，就是说因生产成本的提高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商品价格水平普遍上涨。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大多同结构失衡相联系，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随消费结构进行调整时，因商品之间的原有比价关系被破坏，在新的调整过程中，通货膨胀就以其调节分配的作用，在货币价值的运动中，重新建立起新的商品比价关系。所谓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主要指因市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买方竞
争中推动价格徐徐上升。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多数与总量失衡相联系，也即市场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大于市场可供交换的商品量，在商品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必然引起卖方相互攀比而纷纷提价，以实现供求运动新一点的均衡。从本质上看，无论是成本推进型还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都是价值规律在现代市场中的现实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要想得到一定量的商品，必须付出一定量的有效劳动，市场交换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必须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价值规律无处不在约束着人们，要求人们的生产必须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适应。通货膨胀就是要使价值规律得到贯彻，是强迫人们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特殊方式。其实，在现代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动因往往是混合型的，既有成本推进也有需求拉上，但从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主要有信贷膨胀型、财政赤字型、货币贬值型。也就是说，市场失衡既有结构上的原因也有总量上的原因，二者很难加以区分。 形成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也就是货币流通量大于商品流通量，特别是信用交换的发展又为货币超量供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我国当前，还要作具体分析。在两种市场形态并存的条件下，小生产者沉淀的巨额货币，常常造成市场流通货币的相对紧缺，这就为信用扩张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外在力量。被沉淀的货币退出了流通，就使得市场货币流通量尤显不足，而沉淀的货币不仅迟滞了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同时又为市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因为沉淀的货币是作为现实的购买力而存在的，一旦投向市场，必然对市场供给造成巨大的、而且是无法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任何一个市场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再加上财政透支和信贷膨胀，这一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在叙述通货膨胀时，都以显性通货膨胀为主，也就是以人们觉察到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为主，而与其性质相同的，但表现相反的就是隐性通货膨胀。
隐性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是：在对市场进行严格统制的条件下，为保持市场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对极端匮乏的商品实行配给，货币流通量中的相当一部分货币被强制沉淀，市场需求得到抑制，商品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市场的外部干预为前提的，其表面貌似平稳，而其代价则是经济的衰退和就业率的下降。
一般说来，通货膨胀总是和物价上涨以及货币贬值相联系，但物价在一定幅度内的上涨并不一定就是通货膨胀。某一商品市场的物价上涨并不能说明整个市场的物价上涨，因为相互抵消的作用总会把物价水平加以平均。只要货币投放及货币流通量的增长与商品量的增长相适应，即使是适当的扩张，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反而，适当的货币扩张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往往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复苏的初期尤为如此。但在我国目前，[作者注：指1988年]在投资扩张和消费超前的短缺经济状态下，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将更有利于稳定市场。
在传统理论中，人们总是把通货膨胀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通货膨胀，客观上说，这种看法不免带有一定的偏见。通货膨胀是市场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它同社会形态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存在商品货币交换，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根据通货膨胀在市场中的作用，可进一步划分为过渡性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过渡性通货膨胀是市场由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转换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价格上升和货币扩张中，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抑制市场需求；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加速货币周转速度；重新构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变
化了的消费结构；通过调节利益分配，重新调整和平衡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调节资源流向，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总之，过渡性通货膨胀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常和市场活跃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特别是财政收入，同时也为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然而，事物一旦走向反面，就转化为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是以对市场有序性的破坏为其主要特征的。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首先是信用危机，由信用货币支付职能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即“三角债”，推动市场走向全面崩溃；物价在短期内的跳跃式地轮番上涨，使得货币宛如一张废纸，象烫白薯一样催促人们尽快抛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及购买力水平的急剧下降，标志着经济危机的全面到来；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又为政治的不安定准备了条件。但当经过一系列阵痛之后，市场必将逐步由无序态向有序态过渡，然而代价却是十分惨重的。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作为价值规律的现实表现，既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以至停滞和倒退社会进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市场规律的深刻认识，人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将不断得到加强，适度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作为调控手段为人们所利用。当然，能够在价格大体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并非现实。在此书出版后的10余年间，美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共存的经济现象，特别是1992年以来，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始终控制在3%以内，同时，失业率不断下降，到1997年4月降至4.8%,达到24年来的最低水平。1997年美国GDP 增长率达4.5%,1998年为4.3%,但通货膨胀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从1991年的3.4%一路下降到1998年的1.2%。与此同时，失业率也一路走低，从1991年的6.8%下降到1998年的4.5%，1999年则下降到4.1%。衡量美国政府
经济影响力的财政部营业帐户，1996年财政盈余高达1300亿美元，财政赤字从1992年的2904亿美元减少至1997年的226亿美元，仅占GDP 的0.3%，为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追求预算平衡的目标基本实现。驾驭美国经济一路走好的“美联储”功不可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活动的万恶之源，它不仅扰乱投资秩序和生产经营，而且会破坏职业道德和社会稳定，危害性极大。他时刻保持对通货膨胀的警觉，及时用利率作杠杆，对经济冷暖进行预测和微调，成功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内。然而，布什政府采取了近乎相反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结果是美元大幅贬值，次贷危机爆发，金融危机重演，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陷入停滞状态，由此看来，经济政策的选择是当代各国都应认真对待的。
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长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但几乎所有的经典理论模型都假定，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就断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反相关关系：即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率就高；反之亦然。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把2.5%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6%的年失业率作为美国经济调控的临界点，即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反之，如果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就必然要付出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代价。看来，那种认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同时下降的菲利浦斯曲线真的失灵了，人们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人们还没有充分的能力驾驭市场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或者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及时采取恰当的控制措施，防止经济恶化则是最为主要的，否则，市场将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人数大
量增加的考验。任何经济决策都不能离开市场发展的客观实际，而现实对于我们的要求，仍然是治理通货膨胀而非冒险地利用通货膨胀。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美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应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丰富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实践。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仅用两年时间就成功地治理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50年底，基本稳定了市场物价，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称道和许多外国人士的赞叹。1958年由于脱离实际地实施“大跃进”政策，在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以1950年为100的话（以下同），1960年为126.5，1961年为147.0，1962年为152.6。经过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政策，以后逐年回落，至1977年为135.0。也就是说，在这27年间多数年份物价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换来的是物资的极端匮乏和短缺经济状态。1977年我国开始调整冻结多年的工资，随着人们工资收入的增加，终于唤起了1978年的消费热潮，其后又出现了1979年至1980年的经济过热，1980年物价指数上升了6%，这对于长期物价稳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很高的通货膨胀率。支持这次通货膨胀的动因是货币的超量发行和财政赤字过大，因此通过实施压缩投资规模的货币紧缩政策，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83年至1986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通货膨胀，1985年和1986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8.8%和6%，而引起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信贷规模膨胀。无法治愈的“投资饥渴症”推动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同时实施的价格改革“闯关”又导致了全国性的“抢购风”，随着消费需求迅速膨胀，引发了1988年至198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通货膨胀。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8.5%，1989年继续上升了17.8%，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以控制货币
金融计划为主的经济调整，使过热的经济迅速降温，但同时也出现了“市场疲软”和严重的“三角债”。1993年至1996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又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通货膨胀。1993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13.2%，1994年高达21.7%，1995年回落到14.8%，1996年下降为6.1%。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和高工业增长、高投资膨胀、高货币发行、高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资金紧、交通运输紧、能源紧、重要原材料紧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软着陆”，而且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概括地说，198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达到1950年的160%，1991年达到190%，1996年超过413%。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是市场交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是很大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
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因而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正确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外部干预，一方面抑制市场总需求的增长速度，阻滞通货膨胀向恶性转化；另一方面实现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的目的。货币政策的抉择有两种：一是权变的货币政策，二是规则的货币政策，两者均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为人们所选择，也就是根据通货膨胀的时间、强度作出相应的选择。权变的货币政策主要指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地实施货币扩张和货币紧缩政策。例如：抑制膨胀的市场需求，就通过货币紧缩政策以减少货币流通量；当市场总需求减少时就转而实施货币扩张政策，通过扩大货币流通量以刺激经济增长。规则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市场供求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相应扩大或紧缩货币流通量。一般地说，规则的货币政策要求同经济增长
相适应，经济增长的幅度是多少，那么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也就是多少，两者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定的幅度，而无须考察市场供求之间的偶然变动。其实，这两种货币政策各有利弊，前者往往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导致市场大起大落；而后者则不考虑市场的实际发展，一旦市场的发展出现偶然的波动，其政策很可能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效果可能会理想一些。当然，政策的选择往往依赖于决策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市场发展也不像以上所讲这样简单。
无论货币政策选择哪一种，其途径不外乎是通过财政、信贷渠道以及税收、利率、准备金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例如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总需求，反之则可以扩大市场总需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利息率，可以有效地抑制信贷膨胀，减少货币流通量，反之则可以扩大货币流通量，提高货币供给的能力。或者采取两者同时并举的政策，如一方面利用财政手段扩大市场总需求；另一方面利用信贷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流通量，反之亦然。总之，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根据市场发展的不同状况来选择，一般来说，使用财政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要比信贷政策来得更猛烈一些，见效也更快一些。而在通货膨胀不十分严重的时候，则较易采用信贷政策，因为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于市场的作用相对缓和一些，而且由于货币运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所以效果要较财政政策来得慢一些。但是，违背规律乱贷款的作法其恶果更严重。
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对称，其表现形式是物价的普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市场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劳动就业率持续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在这里，通货紧缩不是指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和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通货紧缩的危害实际上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如果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
9年3月）的定义，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１％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那么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就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如果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２. １％和－０. ３％。同时，在这期间，我国下岗职工不断增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似乎可以表明，我国已经处于“通货紧缩”之中。如果仅仅表现为物价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则不能说明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对通货膨胀的一种矫正，而且在通货膨胀之后紧跟着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这是自然规律，是很自然的事。1993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曾高达13.2%，1994年更升高至21.7%，199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达到14. 8%。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之后，“通货紧缩”有显露的迹象，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内，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明显提高时，持续的时间将会很长。到2003年为止，我们曾连续实施了四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直到2004年才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在这里需要提醒决策者的是，当时我国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是完全符合规律的，它是对前期的高通货膨胀和价格泡沫的一种矫正，尽管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7%以上的较快发展速度，货币供应量并没有明显减少，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仍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劳动就业正处于转轨当中，这与经典的通货紧缩是有一定差别的。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反观2002年以后，我国GDP 仍保持着7%以上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仍在低位运行，则意味着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出了大起大落的局面，步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因此，假如我们那时加强财政和投资政策的调整，时刻警惕通货膨胀的回潮，就有可能走出“膨胀—紧缩”的怪圈。可惜的是，我们并未吸取教训，
投资、出口、消费三个拉动政策直到2007年才作更改和调整，当决策者再度实施紧缩政策已为时已晚，2008年通货膨胀率已超过8%。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疾病，一是投资饥渴症，二是货币投放膨胀症，这两个顽疾不彻底医治，我们的经济还将继续重演大起大落的“好戏。”
总而言之，货币机制在市场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信用交换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市场中，货币价值的运动反映着商品供求的全貌，它作为市场机制的轴心，起着调节要素的作用。深刻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建立宏观市场调控体系尤为重要。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有一家学派不大出名，这就是轻重家。轻重家起源于西周，盛行于战国，没落于秦汉，是我国最早以市场、供求、货币、物价为研究对象的学派。轻重一词原指金属货币的重量，后来则泛指市场规律。万物则指商品，如万物轻即指商品价格贱，反之则万物重。轻重家认为：“聚则重，散则轻”；“藏则重，发则轻”；“令疾则重，令徐则轻”；“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守则重，不守则轻，章则重，不章则轻”。其意思是指：将商品人为地加以收藏、囤积、争购，或对商品流通加以限制，都会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造成商品涨价，此即谓之物重，反之则物轻。又比如对货币流通、供求关系、商品价格的相互关系，轻重家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这里的币重是指减少货币流通量，可以抑制社会需求，调节供求关系，使商品价格下降，以达到物轻的目的。反之，币轻意味着货币投放多，物价上涨，此即为物重。轻重家认为“衡无数也”，物价的平衡不是绝对的，怎样实现“准衡”呢？“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也就是说，当供大于求时，国家应抛出货币，使价格上涨；当供不应求时，国家应抛出商品收回货币，经过不断调整，
使商品价格趋向平衡。“遂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官子》。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西汉“独尊儒术”以来，轻重家的价值观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儒家文化形成了尖锐的对抗，以致轻重家理论逐渐失传。其实我国的市场经济理论要比西方古典经济学早近千年，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