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
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汪敬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1961年彭泽益先生发表了他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1983年该文收入他的论文专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本文是作者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阅读彭先生大作时所做的一些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 , 而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农经济对机制洋货的抵制; 最后, 工具, 中国对外贸易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 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发表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鸦片战后十:
①(以下简称) 。22年以后, 著者又将这篇《银贵钱贱》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
作品加以修改补充, 收入他的论文专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一书中, 由人民出版社出
②版, 受到经济史学界的高度赞赏。
《银贵钱贱》是一篇富有开创性和填补空白意义的科学论文。著者根据前人不曾注意或未能发掘的史料, 对鸦片战争以后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前人很少正面涉及到的问题, 作出了
第一手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鸦片战后10年间, 中国社会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银贵钱贱的现象, 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阶级的影响, 以及在加剧社会矛盾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富有开创性的。它的贡献, 无疑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
我在文章问世之初, 就曾经仔细拜读了这一篇有影响的著作。在拜读的过程中, 受到作品的启发, 也曾写了一些质疑问难性的读书笔记。最近清理存稿, 在烂纸堆中意外地重新发现这篇字迹已经模糊的旧作。它虽然经历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沉睡, 但是当我把它再看一遍, 觉得这些随感式的东西, 仍然有发表出来贡献于著者和其他同行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现在先就原著中的一个论点, 即银贵钱贱对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问题, 根据原来的笔记, 稍加整理, 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只是简单的贸易问题, 而是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和中国小农经济对外国商品的对抗和适应过程的问题, 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当然, 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疏漏谬误之处, 有待于著者和读者的匡正。
关于这一问题《银贵钱贱》, 一文著者的论点是:银贵钱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战后时期的银贵, 不但表现在国内银钱比价上, 也表现在国际间的金银比价上。具体到中国, 就是表现在银元与金镑的比价上。著者选取了1844和1851两年银元对英镑的汇价, 证明战后银元对金镑的比价, 从每元2先令615便士上升到2先令1015便士, 即上涨13%, 而金镑对银元的比价, 则从每镑41550元下降到41048元, 即下降11%。著者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变动“加强了资本主义国,
①《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②参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刊载的萧国亮先生对本书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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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可以利用当时银价昂贵的机会, 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削价竞争, 从而也就便利了外国商品的侵略”。著者以棉纺织品为例, 进一步指出“:削价竞争的结果, 使得中国用手工劳动制造的棉纺织品, 就不能不受到英国机制棉纺品的冲击了”, ①或者
②说“:更加不堪英国机制的棉纺织品一击了。”
这个论断, 具体到著者所考察的时段, 即1840—1850年这一时段的历史实际, 是不尽吻合, 或者说基本上不相吻合的。它表现在以下三点上:一、银贵钱贱, 虽然主要是由白银外流所引起, 却纯然是一个由中国国内经济机制所产生的问题。中国国内的银钱比价, 与国际间的金银比价, 没有直接的联系, 更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说, 中国白银的汇价, 不决定于国内银钱比价的状况, 而密切联系于中国对外贸易收支的状况, 最终受国际金银比价的制约。
二、由于中国是一个银钱并用的国家, 而银铜之间又没有固定的比价, 因此, 用银计算、对内支付一般用钱计算的条件下, , 商品在中国推销的作用。。另(。
三、, 西方国家, , 而是鸦片战争前即已开始走私进口的鸦片。也就是说, , 亦即平衡贸易的主要工具, 不是以棉织品为代表的机制洋货, 而是通过走私漏税大量进口、流毒中国的鸦片。这表明:作为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特点来说,19世纪40年代还不是所谓商品侵略为主的时期, 而是以鸦片走私为内容和特征的暴力掠夺时期。
下面对这三点依次稍加论证。
一、鸦片战后10年间世界金银的比价及其对中国国际贸易所产生的作用问题
所谓金银比价, 对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问题而言, 实质上是以金来表示银的价格问题。
用金来表示银的价格, 有两种涵义:一是世界金融市场上用金表示的银块的价格(或简称银价) ; 一是中国外汇市场上银元对外国金币的汇价(或简称汇价)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角度上看, 我们要考察的, 乃是银元的汇价。因为它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银价, 又是中国银元汇价的根据, 所以要考察中国银元的汇价, 不能不同时考察世界的银价。更准确地说, 是先要考察世界的银价。
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 国际市场上金银的价值, 是由生产金银所花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黄金、白银供需两方面的变动, 则使二者价格的比例环绕二者价值的比例而变动。我们考察国际市场历年金银比价的变动, 实际上是考察二者由于供需的变化而发生的价格的变动。
19世纪50年代以前, 国际金融市场上黄金和白银的供需状况如何呢?
③20年代从供给方面看, 在19世纪的头20年中, 黄金和白银的产值, 基本上维持1与3的比例。
以后, 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但是在40年代至50年代之间, 世界市场上金、银的供给量, 始终处于相对
①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6—37页。
②《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1893年4月5日, ③根据国际金银委员会(G old and S ilver C omm ission ) 承认的统计数字。转见《字林西报》
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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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就是说, 从稳定的状态。当时每年金块的产量, 约为50万盎司, 银块的生产则为2000万盎司。供给方面看, 金与银二者的比例, 基本上是稳定的。
再从需要方面看,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采用金银复本位的货币制度。金、银在铸币或纸币准备上的需要, 在比例上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从理论上讲, 只要铸币自由, 需要的变化就不会引起金、银价格比例的巨大变动。至于铸币以外, 工业上需用的金银, 数量很小, 对
金银的价格而言, 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因此,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国际市场上金银之间的相对价格, 基本上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人们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在1873年以前, 用黄金表示的白银价格的一致稳定或接近于稳定, 已经超
②具体到我们现在所观察的时期, 也就是19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这一段时过了一百年之久。”
期内, 伦敦金融市场的银块价格, 始终维持在58便士到61便士之间, 上升下降的幅度没有超过2%(参阅表1第一、二两栏) 。中国银钱比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外流, , 这是事实。中国不是一个以产银著称的国家, , 生产
③而全世界存银量在1850年共达114970100万日趋式微。
④中国白银的出口, 公斤以上。
表1
年别
[***********][***********][1**********]1
(1840—1851年)
a
[***********]5960上海银元对英镑的汇价
每元合便士数b
指数(1841=100)
指数(1840=100)
[***********][***********][***********]48
6056545352? 5054? 5755
[***********]13386167? 8313390100? 9510091167
(Eastern Exchange , Currency and Finance ) ,1924年版, 第330— a 据斯帕尔丁(W ・F ・S palding ) 《东方汇兑、通货与金融》331页中插表; (The Currencies o f China ) ,1926年版, 第220页。其中1850年有误, 已更正。耿爱德(E. K ann ) 《中国通货》: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 ,1848年版, 第275页。b 1841—1844年:据马儒翰(J ・R ・M orris on ) 《中国商务指南》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 1847年, 第Ⅳ1845年:据《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报告书》页。(Returns o f the T rade o f the Various Ports o f China for the year s 1847、1847—1848年:据《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1848) 1849年, 第19页。(Shanghai M arket Report ) 。1850—1851年:据《北华捷报》1853年9月14日《上海行情》,
(Silver and China ) ,1930年版, 第2—①品尼克(A ・W ・Pinnick ) 《白银与中国》:3页。
(N orth Chin Herald ) 1892年4月8日, 第465页。②《字林西报》1893年4月5日, 第296页。参阅《北华捷报》
③彭泽益, 上引书, 第26—27页。④《字林西报》1893年4月5日, 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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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中国白银出口, 对国内银钱比价有密切的联系, 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国际金银比价, 即使有影响, 也是极其微小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银元的汇价。
这10年间银元的汇价和国际银价的变动, 在长期趋势上, 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是略呈下降, 后期稍有回升, 但汇价保持较大的波动幅度, 而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参阅表1三、四两栏) 。
这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状态对中国银元汇价产生作用的结果。
鸦片战后10年间, 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延续着战前的格局。中国的对外贸易, 不但继续处于逆差的地位, 而且差额还有扩大的趋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只须指出, 一个贸易处于逆差的国家, 在通常的情况下, 汇价总是趋于下跌的。正是由于汇价下跌, 所以白银才大量外流。而外流的白银, 超过逆差的数额, 则正反映白银汇价变动的幅度, 大于国际市场金银比价变动的幅度。战后10年间, 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少超过1, 而白银外流
①, 正多在1000万元以上, 最高的一年达到1700万元。
是中国白银汇价低于国际市场银价的结果。
由此可知, , 不是中国银钱的国内比价, 。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 这是中国汇价短, 这是中国汇价长期变动的最后根据。当然汇价的变动,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现在再让我们来对照一下《银贵钱贱》一文著者的论点和他的论证所根据的材料和方法。首先, 著者认为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的银贵, 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所表现。不但表现在国内的银贵钱贱上, 而且表现在国外的银贵金贱上。也就是说, 国内银贵钱贱, 国外必然银贵金贱。这个结论之缺乏根据, 从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里我们只是指出, 著者的论证缺乏应有的周密, 因为著者得出鸦片战后10年银贵金贱的全面结论, 所根据的, 只是1844和1851两年的银元对英镑的汇价。且不说著者所根据的材料, 是否确实可靠(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 , 单看他所选取的年份, 就可以说明著者为什么得出和实际相反的印象。因为他选取的年份, 一个是汇价处于下跌的时期(1844) , 一个是汇价回升的日子(1851) , 不考察整个时间系列, 而无意或有意选择两个没有代表的时点, 这就把一个明明不是上升的趋势说成上升的趋势, 明明不是银贵金贱说成是银贵金贱。显然这种研究是不能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
附带指出:著者征引的统计本身, 也存在很多矛盾。他先是说“:1844年到1851年银元每元可兑换的英镑, 从2先令615便士上升到2先令1015便士, ”即由3015便士上升到3415便士。然而, 实际上整个10年中, 银元汇价没有低于50便士。一般在50—60便士之间。这从上面表1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上著者征引的统计数字, 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随后又说“:英镑每镑可兑换的银元, 从41550元下降到41048元。”按照这个比率计算, 银元每元兑换的英镑数, 就不是3015至3415便士, 而
是53至59便士, 而这后一个数字恰恰是在这10年白银汇价变动范围之内。这就证明, 他前面所说的那一个银元汇率是不可靠的。不是材料的失实, 就是征引的失误。二者必居其一。
总起来说, 著者对这一段时期银元汇价变动的真实情况, 是没有弄清楚的。他把银元对英镑的汇率变动趋势, 正好颠倒了过来。这10年中银元汇价下降了5%以上(参阅表1第四栏) , 而在著者的眼中, 却上升了11—13%。由于这个基本事实的失误, 著者以下的分析和论证, 就完全失去了根据。著者说“:很显然, 银元和英镑比价这样的变动, 便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
②如果说, 外汇贬值有利于出口, 不利于进口; 外汇争能力, 有利于外国商人经营的对华输出贸易。”
①《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报告书》, 第24—25页, 原数字为英镑, 按《中国商务指南》第275页之汇率换算为银元。
②以上俱见彭泽益, 上引书,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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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升值, 有利于进口, 不利于出口, 那么, 鸦片战后10年间, 中国对外贸易在汇兑方面的条件, 恰恰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而不利于外国向中国的出口, 这倒的确是“很显然”的。
当然, 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 不能执一而遽下结论。我们在这里的分析, 只是顺着著者的逻辑, 这是不言自明的。为此我们应该继续作出分析。
二、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
鸦片战后10年间的银贵钱贱, 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没有影响呢? 应该承认,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不能像著者那样的推定。
先从进口方面看。外国洋货能不能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打开中国市场, 占人口9%的农民的购买力,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广大农村中的农民对洋货的购买力,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从出售农产品所得到的价格与他购买洋货所付出的价格。在银钱并行的情况下, 格, 一般以钱计算, 而所付的洋货的价格, 一般以银计算力方面, 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银贵钱贱, ,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对鸦片战后10, 。这里我们从微观入手, 选取一。
, 以前者代表农民的所得物价, 试行计算农民对洋货的购买力。
表2年别
[***********][***********]18491850
农民对洋货的购买力(1840—1850年)
Ⅰ每斗米价(文)
[***********][**************]
指数:1840=100
Ⅳ
) Ⅴ(ⅡΠⅣ
Ⅱ
农民所得物价指数
[***********][***********][***********]393102
Ⅲ
银1两合制钱数(文)
[***********][***********]17501760
银钱比价指数
[***********][***********][***********][1**********]3
农民对洋货购买力指数
[***********][***********][***********]177
本表资料来源:据安徽婺源曹氏清明司祀簿整理, 原件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鸦片战后10年间, 农民的所得价格, 历年间有升降, 长期趋势基本上维持稳定, 但是由于银贵钱贱, 农民付洋货的购买力, 在这10年中, 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因此, 尽管进口英国棉纺织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但它在中国的销售量, 并没有显著的增加。正如当时一位熟悉情况的英
国记者所说“:价格的降低并没有引起销售的相应增长。”英国“市布的银元价格几年来都没有超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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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因就是用银元计算的进口洋布些年价格的一半以上, ”而“市布的销售并未因价格减低而增长。”
价格虽然有所降低, 但消费洋布的农民, 仍然要以更多的铜钱来支付洋布的价格。因此, 银元对英镑的汇价, 即使对英国的出口有利, 但是, 加上银钱比价这个因素, 它的后果就不能遽下结论。而这一点, 在著者的论文中, 显然是没有考虑在内的。事实上, 银贵钱贱下农民的购买力固然下降; 银贱钱贵农民的购买力, 也未必上升。例如,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经出现过银贱钱贵和钱贱物贵同时并存的局面, ②在这里, 计算农民的购买力, 更不能简单从事, 这是不言而喻的。
著者也曾引用了一些经典著作和历史文献来支持他的论点, 证明在19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
初外国机制工业品(例如洋布) 已经加强了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已经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例如手工棉织业) 的生产。例如, 他引用了五口通商时期厦门、宁波、上海、广州等口附近城乡手工织布业衰
③落的材料, 证明马克思所说的鸦片战后“外国竞争对本地手工制造业的破坏性的影响”。
不错, 马克思在1853年的确讲了这样一句话。但是, 马克思的确又讲过“:, 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 是在著者所引的那句话之后5年(1858年) 。, 马克思对中国
的观察仍然维持这样的结论。
, 到1855的10年中, 英国输华棉布, 不但没
⑤有增加, 200, 减少了30%以上。
, 我们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反的例证。例如著者引用的一则关于宁波的
⑥但是, 我们报导说:宁波开港后“, 本地的生产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 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
看到的一则报导, 则表明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 那里的农民仍是“自己种棉花, 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 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 梳棉、纺纱, 全都自己动手, 除了家庭成员帮助之外, 不要
⑦这些都是其他帮助, 就把棉花织成布匹。”“许多织机停了下来”以后20年的情况。因此对于著者
引用的那条材料, 必须掌握适当的分寸, 有些织机停了下来, 可能是事实, 但不能夸大其辞。
极度贫困的中国农民, 即使在廉价的外国机制品面前, 也缺乏起码的购买力。且不说洋布价格高于土布, 就是洋布价格低于土布, 它也未必能立刻在中国得到畅销的机会。中国农民在开始的时候,
⑧中去找出路。19世纪总是从“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
60年代初期, 中国的市场, 已经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在“进行削价竞争”。1861年的天津洋布的价格, 甚至“仅及土布价格的一半”。但是, 即令如此, 它的销场, 也只能到城市
⑨其所以如此, 固然是由于和集镇而止。广大的“农村人民仍然爱好他自织的土布”。“土布比较耐
穿”, 适宜于“做粗重的劳动”, 但农民手中缺少最起码的购买力, 只好穿着自织的土布,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说, 洋布价格高于土布价格时“, 土布必然要统治着市场”; 洋布的价格即使低于土布价格, 土布的统治地位, 也不会立刻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 银贵钱贱对农民实际购买力所产生的影响, 显然是加强中国工农结合体对洋布内销的抵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阻碍了而不是便利了洋布
(China :beingthe “T imes ”S pecial C 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①顾克(G ・W ・C ooke ) 《中国::1857—58年中国专讯》
years 1857—58) , 转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 第632页。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 ) 中国,1896年, 第3、②《英国外交、领事贸易金融报告》8—9页; 芝罘,1898年,
(The I ・第14页; 费正清(J ・K ・Fairbank ) 等编《总税务司在北京》:G ・in Peking ) ,1975年版, 第1128、1130—1131页。均有此记载。
③彭泽益:上引书, 第37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605页。
⑤此数系白布和印染布二者之和。参见姚贤镐, 上引书, 第631页。⑥彭泽益:上引书, 第37页。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 ,1869年宁波, 第54页。⑦《海关贸易报告》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373页。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 er Majesty ’⑨《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s Consuls in China ) 1863年天津, 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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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的推销。
当然, 我们这样说, 丝毫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商品的入侵对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的破坏作用。这个过程是客观的存在。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 是要对这个过程作出具体的、符合实际的分析和估计。正是在这里, 我们和著者发生了分歧。我们认为, 著者的分析和估计, 即鸦片战后10年间, 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城乡棉纺织工业已经由于“受到英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而出现“生产的衰落”, 甚至说“中国用手工劳动制造的棉纺织品”已经普遍地受到这种“冲击”, 并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实际。至于怎样如实地反映这个过程, 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 也是完全可以继续讨论下去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 这10年间的银贵钱贱, 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收购中国的出口大宗———丝茶却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停滞不前的时候, 中国出产
①, 3: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 却在不断增长。
表3
茶出口量a
年别
磅
1844—451845—461846—471847—481848—491849—501850—51
(—a
[***********][**************]3
b
两Π担
指数
(1844—45=100)
丝出口价格b
元Π担
指数
(1844—45=100)
()
[***********]
—45=100)
[***********]268
[***********][***********][1**********]40
[***********]152211
[1**********]60
[***********][1**********]8
[**************]
a 《北华捷报》1856年7月5日, 第196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582页亦有记载, 但将1844—1845年茶出口量误为
3800027磅, 影响指数计算, 未用。
b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Π356, 转见姚贤镐:上引书, 第582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茶丝出口的增长, 是与出口价格的下降同时出现的②(参阅表3第三、四两栏) 。价格下降而出口上升, 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因为中国对西方国家不存在削价倾销的问题。但是, 在银贵钱贱的条件下, 这又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用银表示的出口丝茶价格, 虽然下降, 但是, 由于银贵钱贱, 当丝茶的银价之款换成制钱以后, 却仍然有可能维持价格平稳乃至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 生产丝茶的农民的所得价格, 仍然有可能维持一个有利的水平。这就是丝茶出口价格下降而出口仍然上升的原因, 或者说是原因之一。
外国棉布价格下降, 但进口仍呈现下降的趋势; 中国丝茶价格下降, 但出口却维持上升的势头。这个现象, 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对外贸易中, 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言而喻, 银贵钱贱, 显然在其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的结论, 也许不能成立, 至少是不能绝对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个人的看法和作者是截然相反的, 不但在进出口贸易本身是如此, 而且在贸易平衡的手段上, 也是如此, 这从下面最后一节的内容可以得到分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602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57年版, 第91页。②丝出口价格在1850、1851两年有回升趋势, 但1852年后仍继续下落。参阅姚贤镐上引书, 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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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三、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问题
不谈到贸易的平衡问题, 银贵钱贱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 便不能称为完备。
我们在上面提过: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收支平衡, 基本上延续战前的格局。这个格局的特点是: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机制洋货对中国的进口, 并不能平衡中国丝茶对西方的出口; 另一方面, 中国又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选取战前的1831年和战后的1846年中国对美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收支约数, 作一个比较, 具体看一看这个格局的内容和它在这15年中的变化。
表4
国别
1831
中国对英美贸易进出口(1831年、1846年) 出口
a
单位:百万元
出超(+) 或入超(-)
进口
1846920231
b
183126a
1846310518
b
4-6+8
1846+6+10-3+13
美国
英国本土英殖民地印度
合计
613- (Foreign Mud ) ,1946年版, 第70—a 据柯立斯(71页。
(Area Studies , British b 据《1847、1848, 第72—73页; 奥米拉(J ・J ・Omeara ) 编《:地区研究, 国会文件・中国》
Parliamentary Paper s , China ) 第40卷,1971年版, 第652—653页。
从表4中,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年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收支, 保持着同样的格局, 但发生了程度上的变化。1831年中国对包括殖民地在内的英国和美国的出口, 超过英、美对中国的进口800万元, 而1846年中国的出超, 则进一步扩大为1300万元。然而, 就在这同一时期中, 中国的对外收支, 却出现了大量的逆差。1831年的对外收支, 出现了300万元的赤字,1846年则进一步上升到1000万
①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 则是英国殖民地印度生产的鸦片对中国的走私, 亦即可耻的元的纪录。
鸦片“贸易”的结果。“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②这是出自英国人之口而为经典作家所肯定的事实。铁的事实是:1831年印度鸦片进口是失”。
③1100万两, 而1846年则猛增为2300万两。
应该指出:上表中的数字, 只是一个约数, 并不十分准确。例如,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9世纪30年
④如果把白银的外流代表代, 中国的白银外流, 根据现在的研究, 平均每年大致在七八百万元之间。
贸易的逆差, 那么上表的估计, 显然偏低过甚。至于战后的白银外流, 也多超过1000万元, 虽然还有汇价下跌的因素在内, ⑤但贸易逆差估计的保守,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 即使按照这个保守的估计, 鸦片之作为西方国家平衡中国贸易的手段, 既适用于鸦片战争以前的30年代, 也完全适用于鸦片战争以后的10年。
1847年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 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委员会主席问到英国在华商人所从事的鸦片贸易是否成为英国发展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时, 怡和洋行的老板马地臣(J ・W ・Mathes on ) 回答道“:我想正是这样。当我们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英国工业品贸易时, 我
(Foreign Mud ) ,1946年版, 第70—①据柯立斯(M ・C ollis ) 《外滩》71页; 据《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 第72—73页; 奥米拉(J ・(Area Studies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s , China ) 第40卷,1971年版, 第652—J ・Omeara ) 编《地区研究:, 国会文件, 中国》6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585页。
(F oreign Mud ) ,1946年版, 第70—③据柯立斯(M ・C ollis ) 《外滩》71页; 据《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 第72—73页; 奥米拉
(J ・(Area Studies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s , China ) 第40卷,1971年版, 第652—J ・Omeara ) 编《地区研究:, 国会文件, 中国》653页。
④参阅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 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⑤参阅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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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们只能出售很少货物。如果载运布匹的商人不夹带鸦片, 我们就要大亏其本。”而仁记洋行的老板吉布(T ・A ・G ibb ) 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在前一年“运回英国115万包生丝, 其中便有112万包是用
①鸦片售款来支付的。”
就在这个时候, 通商口岸的“一定数量的鸦片提货单, 就像代表若干货币的票据一样辗转流通”。②“鸦片提货单已成为一种临时的纸币, 可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 最后交付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
由此可见, 在19世纪的40年代, 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 是鸦片的泛滥, 而不是西方机制品的冲击。
这10年中, 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西方机制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 已有的统计, 尽管不尽准确, 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个轮廓来。不妨拿它和鸦片比较一下。
表5
年别
[***********][***********]1850
英国(包括印度) 输华棉纺织品和鸦片(1840—1850年)
Ⅰ棉纱a
[1**********]? ? ?
单位:千英镑
Ⅱ棉布a
[1**********]850? ? ?
) 棉纺织品a Ⅲ(Ⅰ+Ⅱ
[***********][1**********]21
Ⅳ鸦片b
[***********][***********]
) (ⅣΠⅢ
[***********]1877716
a 据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1847—1848两年原缺, 按棉纺织品占输入总值70%估计。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 pire ) , 中译本第1卷,1957年版, 第626b 据马士(H ・B ・M orse )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页。原统计单位为箱, 按每箱180英镑计算输入值。
从上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除1844—1846这两三年以外, 鸦片的进口, 一般都在棉纺织品的6倍至9倍之间。而棉纺织品在1844—1845这两年的昙花一现般的上升, 正是西方商人以自己的幻想代
替中国的现实, 盲目输入的结果。一直到50年代之初, 中国消费英国的棉纱、棉布总值按人头计算,
③英国人的幻想是不到1个便士。在全世界范围内, 居倒数第二位。“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 也
不够供给中国一省的衣料”, 而50年代的现实却是“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其,
⑤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 ④甚至落在巴西和土耳其这样一些国家之后。
由此可见, 研究鸦片战后10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 只是注意到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西方机制品的冲击, 不看到流毒中国的鸦片的泛滥, 这就不可能作出符合事实的分析。即使从银贵钱贱的角度看, 也是如此。因为鸦片和西方的机制品不同, 它是来自一个同样用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 ⑥而在它进入中国市场以后, 也主要由白银的所有者这个阶层所消费。在这里银贵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是就金银比价或银钱比价而言, 都不同于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西方机制洋货, 这是不言而喻的。
①上引《报告书》,1847年4月22日,5日4日,5月6日证辞。②《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 第74页。③《曼沏斯特工商联合会理事会第三十四次年报》1854年, 转见严中平上引文。
(M itchell Report ) 1852年3月。转见严中平上引文。④《密切尔报告书》
⑤《北华捷报》1851年6月28日, 第190页。⑥1893年后“, 印度放弃银本位, 很自然地对她的商人出口鸦片到像中国这样仍然用银的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麦肯齐(C ・
(Realms o f Silver ) ,1954年版, 第31页。M akengie ) 《白银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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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总起来说, 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的第二步是通过他们的机制商品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他们的第二手武器。然而, 经历了10年工夫, 他们的手中, 除了大炮以外, 有效的武器, 仍然是鸦片战争前通过走私泛滥中国的鸦片。鸦片走私、苦力掠夺、武装护航以及凭借军事政治权势进行一系列侵夺各种非法权利的暴力掠夺乃至赤裸裸的战争, 仍然是他们打入中国的主要手段。我们不否认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主要武器。但是具体到鸦片战争以后10年间中西的经济关系上, 这种畅通无阻的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这是这10年间中西关系的全局。考察这10年影响中西贸易的各种因素包括银贵钱贱在内, 都不能脱离这个全局。
1985年4月于北京
后 记
亡友彭泽益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鸦片战后10,
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的一篇带有首创性的力作史特征, 首次进行深入的探讨, 同时, , 也产生了一些自己认为值得商榷的意见。, 。由于这个问题专业性较强, 双方意见不易沟通; , 更不一定表达得准确。因此谈过也就完了, 只留下一些零星的笔记, 没有形成文章。
20多年后的1983年, 作者将上述论文连同其他一批性质相近的论文, 加以审定, 汇集起来, 定名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拜读以后, 又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兴趣。于是根据我以前的笔记和居常与作者交换的意见, 写出了现在这篇文章的第一稿。这个经过, 我在本文的开头都作了交代。
但是这篇文章, 最后还是迟迟没有发表。此中原因, 除了对自己的意见拿不准以外, 还有一个不应该有的考虑, 那就是:我的本意是在肯定作者这篇大作的贡献和价值的基础上希望通过讨论进一步有助于完善它的内容、扩大它的影响。但是, 客观上会不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呢, 会不会因此产生削弱它的价值的消极作用呢? 这的确也是当时在我的头脑中存在过的一种顾虑, 尽管这种顾虑是没有根据而不应该出现的。
因此一直到1994年作者辞世之前, 我始终没有再拿出来, 先请他指正, 并予以发表。而在他逝世以后, 更加坚定了不再发表的信念。这次之所以改变初衷, 直接的原因, 是恭逢吴老承明九十华诞, 拟出版论文集, 藉以表示祝贺之忱, 仓促之间, 无以为应, 因此又想起这篇旧稿。经过略作修改, 拿来充数。而最主要的原因, 则是当我临近离开这个世界、走向老友之时, 我认识到:以前的那些顾虑, 是不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一种心态。因此, 这篇文章如果能得到吴老的采纳, 那么, 在发表这篇迟到的文章的同时, 除了热切希望读者的批评以外, 还写上这样几句简短的“后记”, 在亡友面前表一表我内心的真实。我想, 当我和亡友在另一个世界握手相见之时, 他对我现在的思想, 是会含笑予以首肯的。当然, 争辩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在人间。
2005年秋于北京华威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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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
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汪敬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1961年彭泽益先生发表了他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1983年该文收入他的论文专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本文是作者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阅读彭先生大作时所做的一些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 , 而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农经济对机制洋货的抵制; 最后, 工具, 中国对外贸易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 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发表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鸦片战后十:
①(以下简称) 。22年以后, 著者又将这篇《银贵钱贱》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
作品加以修改补充, 收入他的论文专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一书中, 由人民出版社出
②版, 受到经济史学界的高度赞赏。
《银贵钱贱》是一篇富有开创性和填补空白意义的科学论文。著者根据前人不曾注意或未能发掘的史料, 对鸦片战争以后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前人很少正面涉及到的问题, 作出了
第一手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鸦片战后10年间, 中国社会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银贵钱贱的现象, 对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阶级的影响, 以及在加剧社会矛盾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富有开创性的。它的贡献, 无疑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
我在文章问世之初, 就曾经仔细拜读了这一篇有影响的著作。在拜读的过程中, 受到作品的启发, 也曾写了一些质疑问难性的读书笔记。最近清理存稿, 在烂纸堆中意外地重新发现这篇字迹已经模糊的旧作。它虽然经历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沉睡, 但是当我把它再看一遍, 觉得这些随感式的东西, 仍然有发表出来贡献于著者和其他同行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现在先就原著中的一个论点, 即银贵钱贱对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问题, 根据原来的笔记, 稍加整理, 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只是简单的贸易问题, 而是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和中国小农经济对外国商品的对抗和适应过程的问题, 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当然, 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疏漏谬误之处, 有待于著者和读者的匡正。
关于这一问题《银贵钱贱》, 一文著者的论点是:银贵钱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战后时期的银贵, 不但表现在国内银钱比价上, 也表现在国际间的金银比价上。具体到中国, 就是表现在银元与金镑的比价上。著者选取了1844和1851两年银元对英镑的汇价, 证明战后银元对金镑的比价, 从每元2先令615便士上升到2先令1015便士, 即上涨13%, 而金镑对银元的比价, 则从每镑41550元下降到41048元, 即下降11%。著者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变动“加强了资本主义国,
①《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②参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刊载的萧国亮先生对本书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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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可以利用当时银价昂贵的机会, 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削价竞争, 从而也就便利了外国商品的侵略”。著者以棉纺织品为例, 进一步指出“:削价竞争的结果, 使得中国用手工劳动制造的棉纺织品, 就不能不受到英国机制棉纺品的冲击了”, ①或者
②说“:更加不堪英国机制的棉纺织品一击了。”
这个论断, 具体到著者所考察的时段, 即1840—1850年这一时段的历史实际, 是不尽吻合, 或者说基本上不相吻合的。它表现在以下三点上:一、银贵钱贱, 虽然主要是由白银外流所引起, 却纯然是一个由中国国内经济机制所产生的问题。中国国内的银钱比价, 与国际间的金银比价, 没有直接的联系, 更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说, 中国白银的汇价, 不决定于国内银钱比价的状况, 而密切联系于中国对外贸易收支的状况, 最终受国际金银比价的制约。
二、由于中国是一个银钱并用的国家, 而银铜之间又没有固定的比价, 因此, 用银计算、对内支付一般用钱计算的条件下, , 商品在中国推销的作用。。另(。
三、, 西方国家, , 而是鸦片战争前即已开始走私进口的鸦片。也就是说, , 亦即平衡贸易的主要工具, 不是以棉织品为代表的机制洋货, 而是通过走私漏税大量进口、流毒中国的鸦片。这表明:作为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特点来说,19世纪40年代还不是所谓商品侵略为主的时期, 而是以鸦片走私为内容和特征的暴力掠夺时期。
下面对这三点依次稍加论证。
一、鸦片战后10年间世界金银的比价及其对中国国际贸易所产生的作用问题
所谓金银比价, 对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问题而言, 实质上是以金来表示银的价格问题。
用金来表示银的价格, 有两种涵义:一是世界金融市场上用金表示的银块的价格(或简称银价) ; 一是中国外汇市场上银元对外国金币的汇价(或简称汇价)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角度上看, 我们要考察的, 乃是银元的汇价。因为它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银价, 又是中国银元汇价的根据, 所以要考察中国银元的汇价, 不能不同时考察世界的银价。更准确地说, 是先要考察世界的银价。
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 国际市场上金银的价值, 是由生产金银所花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黄金、白银供需两方面的变动, 则使二者价格的比例环绕二者价值的比例而变动。我们考察国际市场历年金银比价的变动, 实际上是考察二者由于供需的变化而发生的价格的变动。
19世纪50年代以前, 国际金融市场上黄金和白银的供需状况如何呢?
③20年代从供给方面看, 在19世纪的头20年中, 黄金和白银的产值, 基本上维持1与3的比例。
以后, 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但是在40年代至50年代之间, 世界市场上金、银的供给量, 始终处于相对
①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6—37页。
②《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1893年4月5日, ③根据国际金银委员会(G old and S ilver C omm ission ) 承认的统计数字。转见《字林西报》
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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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①也就是说, 从稳定的状态。当时每年金块的产量, 约为50万盎司, 银块的生产则为2000万盎司。供给方面看, 金与银二者的比例, 基本上是稳定的。
再从需要方面看,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采用金银复本位的货币制度。金、银在铸币或纸币准备上的需要, 在比例上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从理论上讲, 只要铸币自由, 需要的变化就不会引起金、银价格比例的巨大变动。至于铸币以外, 工业上需用的金银, 数量很小, 对
金银的价格而言, 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因此,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国际市场上金银之间的相对价格, 基本上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人们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在1873年以前, 用黄金表示的白银价格的一致稳定或接近于稳定, 已经超
②具体到我们现在所观察的时期, 也就是19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这一段时过了一百年之久。”
期内, 伦敦金融市场的银块价格, 始终维持在58便士到61便士之间, 上升下降的幅度没有超过2%(参阅表1第一、二两栏) 。中国银钱比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外流, , 这是事实。中国不是一个以产银著称的国家, , 生产
③而全世界存银量在1850年共达114970100万日趋式微。
④中国白银的出口, 公斤以上。
表1
年别
[***********][***********][1**********]1
(1840—1851年)
a
[***********]5960上海银元对英镑的汇价
每元合便士数b
指数(1841=100)
指数(1840=100)
[***********][***********][***********]48
6056545352? 5054? 5755
[***********]13386167? 8313390100? 9510091167
(Eastern Exchange , Currency and Finance ) ,1924年版, 第330— a 据斯帕尔丁(W ・F ・S palding ) 《东方汇兑、通货与金融》331页中插表; (The Currencies o f China ) ,1926年版, 第220页。其中1850年有误, 已更正。耿爱德(E. K ann ) 《中国通货》: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 ,1848年版, 第275页。b 1841—1844年:据马儒翰(J ・R ・M orris on ) 《中国商务指南》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 1847年, 第Ⅳ1845年:据《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报告书》页。(Returns o f the T rade o f the Various Ports o f China for the year s 1847、1847—1848年:据《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1848) 1849年, 第19页。(Shanghai M arket Report ) 。1850—1851年:据《北华捷报》1853年9月14日《上海行情》,
(Silver and China ) ,1930年版, 第2—①品尼克(A ・W ・Pinnick ) 《白银与中国》:3页。
(N orth Chin Herald ) 1892年4月8日, 第465页。②《字林西报》1893年4月5日, 第296页。参阅《北华捷报》
③彭泽益, 上引书, 第26—27页。④《字林西报》1893年4月5日, 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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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由此可见, 中国白银出口, 对国内银钱比价有密切的联系, 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国际金银比价, 即使有影响, 也是极其微小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银元的汇价。
这10年间银元的汇价和国际银价的变动, 在长期趋势上, 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是略呈下降, 后期稍有回升, 但汇价保持较大的波动幅度, 而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参阅表1三、四两栏) 。
这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状态对中国银元汇价产生作用的结果。
鸦片战后10年间, 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延续着战前的格局。中国的对外贸易, 不但继续处于逆差的地位, 而且差额还有扩大的趋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只须指出, 一个贸易处于逆差的国家, 在通常的情况下, 汇价总是趋于下跌的。正是由于汇价下跌, 所以白银才大量外流。而外流的白银, 超过逆差的数额, 则正反映白银汇价变动的幅度, 大于国际市场金银比价变动的幅度。战后10年间, 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少超过1, 而白银外流
①, 正多在1000万元以上, 最高的一年达到1700万元。
是中国白银汇价低于国际市场银价的结果。
由此可知, , 不是中国银钱的国内比价, 。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状况, 这是中国汇价短, 这是中国汇价长期变动的最后根据。当然汇价的变动,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现在再让我们来对照一下《银贵钱贱》一文著者的论点和他的论证所根据的材料和方法。首先, 著者认为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的银贵, 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所表现。不但表现在国内的银贵钱贱上, 而且表现在国外的银贵金贱上。也就是说, 国内银贵钱贱, 国外必然银贵金贱。这个结论之缺乏根据, 从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里我们只是指出, 著者的论证缺乏应有的周密, 因为著者得出鸦片战后10年银贵金贱的全面结论, 所根据的, 只是1844和1851两年的银元对英镑的汇价。且不说著者所根据的材料, 是否确实可靠(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 , 单看他所选取的年份, 就可以说明著者为什么得出和实际相反的印象。因为他选取的年份, 一个是汇价处于下跌的时期(1844) , 一个是汇价回升的日子(1851) , 不考察整个时间系列, 而无意或有意选择两个没有代表的时点, 这就把一个明明不是上升的趋势说成上升的趋势, 明明不是银贵金贱说成是银贵金贱。显然这种研究是不能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
附带指出:著者征引的统计本身, 也存在很多矛盾。他先是说“:1844年到1851年银元每元可兑换的英镑, 从2先令615便士上升到2先令1015便士, ”即由3015便士上升到3415便士。然而, 实际上整个10年中, 银元汇价没有低于50便士。一般在50—60便士之间。这从上面表1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上著者征引的统计数字, 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随后又说“:英镑每镑可兑换的银元, 从41550元下降到41048元。”按照这个比率计算, 银元每元兑换的英镑数, 就不是3015至3415便士, 而
是53至59便士, 而这后一个数字恰恰是在这10年白银汇价变动范围之内。这就证明, 他前面所说的那一个银元汇率是不可靠的。不是材料的失实, 就是征引的失误。二者必居其一。
总起来说, 著者对这一段时期银元汇价变动的真实情况, 是没有弄清楚的。他把银元对英镑的汇率变动趋势, 正好颠倒了过来。这10年中银元汇价下降了5%以上(参阅表1第四栏) , 而在著者的眼中, 却上升了11—13%。由于这个基本事实的失误, 著者以下的分析和论证, 就完全失去了根据。著者说“:很显然, 银元和英镑比价这样的变动, 便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
②如果说, 外汇贬值有利于出口, 不利于进口; 外汇争能力, 有利于外国商人经营的对华输出贸易。”
①《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报告书》, 第24—25页, 原数字为英镑, 按《中国商务指南》第275页之汇率换算为银元。
②以上俱见彭泽益, 上引书,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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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升值, 有利于进口, 不利于出口, 那么, 鸦片战后10年间, 中国对外贸易在汇兑方面的条件, 恰恰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而不利于外国向中国的出口, 这倒的确是“很显然”的。
当然, 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 不能执一而遽下结论。我们在这里的分析, 只是顺着著者的逻辑, 这是不言自明的。为此我们应该继续作出分析。
二、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
鸦片战后10年间的银贵钱贱, 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没有影响呢? 应该承认,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不能像著者那样的推定。
先从进口方面看。外国洋货能不能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打开中国市场, 占人口9%的农民的购买力,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广大农村中的农民对洋货的购买力,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从出售农产品所得到的价格与他购买洋货所付出的价格。在银钱并行的情况下, 格, 一般以钱计算, 而所付的洋货的价格, 一般以银计算力方面, 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银贵钱贱, ,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对鸦片战后10, 。这里我们从微观入手, 选取一。
, 以前者代表农民的所得物价, 试行计算农民对洋货的购买力。
表2年别
[***********][***********]18491850
农民对洋货的购买力(1840—1850年)
Ⅰ每斗米价(文)
[***********][**************]
指数:1840=100
Ⅳ
) Ⅴ(ⅡΠⅣ
Ⅱ
农民所得物价指数
[***********][***********][***********]393102
Ⅲ
银1两合制钱数(文)
[***********][***********]17501760
银钱比价指数
[***********][***********][***********][1**********]3
农民对洋货购买力指数
[***********][***********][***********]177
本表资料来源:据安徽婺源曹氏清明司祀簿整理, 原件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鸦片战后10年间, 农民的所得价格, 历年间有升降, 长期趋势基本上维持稳定, 但是由于银贵钱贱, 农民付洋货的购买力, 在这10年中, 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因此, 尽管进口英国棉纺织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但它在中国的销售量, 并没有显著的增加。正如当时一位熟悉情况的英
国记者所说“:价格的降低并没有引起销售的相应增长。”英国“市布的银元价格几年来都没有超过前
・22・
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①原因就是用银元计算的进口洋布些年价格的一半以上, ”而“市布的销售并未因价格减低而增长。”
价格虽然有所降低, 但消费洋布的农民, 仍然要以更多的铜钱来支付洋布的价格。因此, 银元对英镑的汇价, 即使对英国的出口有利, 但是, 加上银钱比价这个因素, 它的后果就不能遽下结论。而这一点, 在著者的论文中, 显然是没有考虑在内的。事实上, 银贵钱贱下农民的购买力固然下降; 银贱钱贵农民的购买力, 也未必上升。例如,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经出现过银贱钱贵和钱贱物贵同时并存的局面, ②在这里, 计算农民的购买力, 更不能简单从事, 这是不言而喻的。
著者也曾引用了一些经典著作和历史文献来支持他的论点, 证明在19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
初外国机制工业品(例如洋布) 已经加强了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已经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例如手工棉织业) 的生产。例如, 他引用了五口通商时期厦门、宁波、上海、广州等口附近城乡手工织布业衰
③落的材料, 证明马克思所说的鸦片战后“外国竞争对本地手工制造业的破坏性的影响”。
不错, 马克思在1853年的确讲了这样一句话。但是, 马克思的确又讲过“:, 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 是在著者所引的那句话之后5年(1858年) 。, 马克思对中国
的观察仍然维持这样的结论。
, 到1855的10年中, 英国输华棉布, 不但没
⑤有增加, 200, 减少了30%以上。
, 我们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反的例证。例如著者引用的一则关于宁波的
⑥但是, 我们报导说:宁波开港后“, 本地的生产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 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
看到的一则报导, 则表明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 那里的农民仍是“自己种棉花, 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 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 梳棉、纺纱, 全都自己动手, 除了家庭成员帮助之外, 不要
⑦这些都是其他帮助, 就把棉花织成布匹。”“许多织机停了下来”以后20年的情况。因此对于著者
引用的那条材料, 必须掌握适当的分寸, 有些织机停了下来, 可能是事实, 但不能夸大其辞。
极度贫困的中国农民, 即使在廉价的外国机制品面前, 也缺乏起码的购买力。且不说洋布价格高于土布, 就是洋布价格低于土布, 它也未必能立刻在中国得到畅销的机会。中国农民在开始的时候,
⑧中去找出路。19世纪总是从“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
60年代初期, 中国的市场, 已经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在“进行削价竞争”。1861年的天津洋布的价格, 甚至“仅及土布价格的一半”。但是, 即令如此, 它的销场, 也只能到城市
⑨其所以如此, 固然是由于和集镇而止。广大的“农村人民仍然爱好他自织的土布”。“土布比较耐
穿”, 适宜于“做粗重的劳动”, 但农民手中缺少最起码的购买力, 只好穿着自织的土布,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说, 洋布价格高于土布价格时“, 土布必然要统治着市场”; 洋布的价格即使低于土布价格, 土布的统治地位, 也不会立刻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 银贵钱贱对农民实际购买力所产生的影响, 显然是加强中国工农结合体对洋布内销的抵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阻碍了而不是便利了洋布
(China :beingthe “T imes ”S pecial C 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①顾克(G ・W ・C ooke ) 《中国::1857—58年中国专讯》
years 1857—58) , 转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 第632页。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 ) 中国,1896年, 第3、②《英国外交、领事贸易金融报告》8—9页; 芝罘,1898年,
(The I ・第14页; 费正清(J ・K ・Fairbank ) 等编《总税务司在北京》:G ・in Peking ) ,1975年版, 第1128、1130—1131页。均有此记载。
③彭泽益:上引书, 第37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605页。
⑤此数系白布和印染布二者之和。参见姚贤镐, 上引书, 第631页。⑥彭泽益:上引书, 第37页。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 ,1869年宁波, 第54页。⑦《海关贸易报告》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373页。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 er Majesty ’⑨《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s Consuls in China ) 1863年天津, 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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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在中国内地的推销。
当然, 我们这样说, 丝毫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商品的入侵对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的破坏作用。这个过程是客观的存在。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 是要对这个过程作出具体的、符合实际的分析和估计。正是在这里, 我们和著者发生了分歧。我们认为, 著者的分析和估计, 即鸦片战后10年间, 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城乡棉纺织工业已经由于“受到英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而出现“生产的衰落”, 甚至说“中国用手工劳动制造的棉纺织品”已经普遍地受到这种“冲击”, 并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实际。至于怎样如实地反映这个过程, 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 也是完全可以继续讨论下去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 这10年间的银贵钱贱, 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收购中国的出口大宗———丝茶却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停滞不前的时候, 中国出产
①, 3: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 却在不断增长。
表3
茶出口量a
年别
磅
1844—451845—461846—471847—481848—491849—501850—51
(—a
[***********][**************]3
b
两Π担
指数
(1844—45=100)
丝出口价格b
元Π担
指数
(1844—45=100)
()
[***********]
—45=100)
[***********]268
[***********][***********][1**********]40
[***********]152211
[1**********]60
[***********][1**********]8
[**************]
a 《北华捷报》1856年7月5日, 第196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582页亦有记载, 但将1844—1845年茶出口量误为
3800027磅, 影响指数计算, 未用。
b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Π356, 转见姚贤镐:上引书, 第582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茶丝出口的增长, 是与出口价格的下降同时出现的②(参阅表3第三、四两栏) 。价格下降而出口上升, 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因为中国对西方国家不存在削价倾销的问题。但是, 在银贵钱贱的条件下, 这又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用银表示的出口丝茶价格, 虽然下降, 但是, 由于银贵钱贱, 当丝茶的银价之款换成制钱以后, 却仍然有可能维持价格平稳乃至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 生产丝茶的农民的所得价格, 仍然有可能维持一个有利的水平。这就是丝茶出口价格下降而出口仍然上升的原因, 或者说是原因之一。
外国棉布价格下降, 但进口仍呈现下降的趋势; 中国丝茶价格下降, 但出口却维持上升的势头。这个现象, 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对外贸易中, 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言而喻, 银贵钱贱, 显然在其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的结论, 也许不能成立, 至少是不能绝对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个人的看法和作者是截然相反的, 不但在进出口贸易本身是如此, 而且在贸易平衡的手段上, 也是如此, 这从下面最后一节的内容可以得到分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602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57年版, 第91页。②丝出口价格在1850、1851两年有回升趋势, 但1852年后仍继续下落。参阅姚贤镐上引书, 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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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三、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问题
不谈到贸易的平衡问题, 银贵钱贱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 便不能称为完备。
我们在上面提过:鸦片战后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收支平衡, 基本上延续战前的格局。这个格局的特点是: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机制洋货对中国的进口, 并不能平衡中国丝茶对西方的出口; 另一方面, 中国又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选取战前的1831年和战后的1846年中国对美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收支约数, 作一个比较, 具体看一看这个格局的内容和它在这15年中的变化。
表4
国别
1831
中国对英美贸易进出口(1831年、1846年) 出口
a
单位:百万元
出超(+) 或入超(-)
进口
1846920231
b
183126a
1846310518
b
4-6+8
1846+6+10-3+13
美国
英国本土英殖民地印度
合计
613- (Foreign Mud ) ,1946年版, 第70—a 据柯立斯(71页。
(Area Studies , British b 据《1847、1848, 第72—73页; 奥米拉(J ・J ・Omeara ) 编《:地区研究, 国会文件・中国》
Parliamentary Paper s , China ) 第40卷,1971年版, 第652—653页。
从表4中,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年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收支, 保持着同样的格局, 但发生了程度上的变化。1831年中国对包括殖民地在内的英国和美国的出口, 超过英、美对中国的进口800万元, 而1846年中国的出超, 则进一步扩大为1300万元。然而, 就在这同一时期中, 中国的对外收支, 却出现了大量的逆差。1831年的对外收支, 出现了300万元的赤字,1846年则进一步上升到1000万
①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 则是英国殖民地印度生产的鸦片对中国的走私, 亦即可耻的元的纪录。
鸦片“贸易”的结果。“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②这是出自英国人之口而为经典作家所肯定的事实。铁的事实是:1831年印度鸦片进口是失”。
③1100万两, 而1846年则猛增为2300万两。
应该指出:上表中的数字, 只是一个约数, 并不十分准确。例如,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9世纪30年
④如果把白银的外流代表代, 中国的白银外流, 根据现在的研究, 平均每年大致在七八百万元之间。
贸易的逆差, 那么上表的估计, 显然偏低过甚。至于战后的白银外流, 也多超过1000万元, 虽然还有汇价下跌的因素在内, ⑤但贸易逆差估计的保守,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 即使按照这个保守的估计, 鸦片之作为西方国家平衡中国贸易的手段, 既适用于鸦片战争以前的30年代, 也完全适用于鸦片战争以后的10年。
1847年英国国会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 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委员会主席问到英国在华商人所从事的鸦片贸易是否成为英国发展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时, 怡和洋行的老板马地臣(J ・W ・Mathes on ) 回答道“:我想正是这样。当我们在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英国工业品贸易时, 我
(Foreign Mud ) ,1946年版, 第70—①据柯立斯(M ・C ollis ) 《外滩》71页; 据《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 第72—73页; 奥米拉(J ・(Area Studies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s , China ) 第40卷,1971年版, 第652—J ・Omeara ) 编《地区研究:, 国会文件, 中国》6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585页。
(F oreign Mud ) ,1946年版, 第70—③据柯立斯(M ・C ollis ) 《外滩》71页; 据《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 第72—73页; 奥米拉
(J ・(Area Studies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s , China ) 第40卷,1971年版, 第652—J ・Omeara ) 编《地区研究:, 国会文件, 中国》653页。
④参阅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 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⑤参阅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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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1期
们只能出售很少货物。如果载运布匹的商人不夹带鸦片, 我们就要大亏其本。”而仁记洋行的老板吉布(T ・A ・G ibb ) 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在前一年“运回英国115万包生丝, 其中便有112万包是用
①鸦片售款来支付的。”
就在这个时候, 通商口岸的“一定数量的鸦片提货单, 就像代表若干货币的票据一样辗转流通”。②“鸦片提货单已成为一种临时的纸币, 可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 最后交付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
由此可见, 在19世纪的40年代, 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 是鸦片的泛滥, 而不是西方机制品的冲击。
这10年中, 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西方机制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 已有的统计, 尽管不尽准确, 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个轮廓来。不妨拿它和鸦片比较一下。
表5
年别
[***********][***********]1850
英国(包括印度) 输华棉纺织品和鸦片(1840—1850年)
Ⅰ棉纱a
[1**********]? ? ?
单位:千英镑
Ⅱ棉布a
[1**********]850? ? ?
) 棉纺织品a Ⅲ(Ⅰ+Ⅱ
[***********][1**********]21
Ⅳ鸦片b
[***********][***********]
) (ⅣΠⅢ
[***********]1877716
a 据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1847—1848两年原缺, 按棉纺织品占输入总值70%估计。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 pire ) , 中译本第1卷,1957年版, 第626b 据马士(H ・B ・M orse )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页。原统计单位为箱, 按每箱180英镑计算输入值。
从上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除1844—1846这两三年以外, 鸦片的进口, 一般都在棉纺织品的6倍至9倍之间。而棉纺织品在1844—1845这两年的昙花一现般的上升, 正是西方商人以自己的幻想代
替中国的现实, 盲目输入的结果。一直到50年代之初, 中国消费英国的棉纱、棉布总值按人头计算,
③英国人的幻想是不到1个便士。在全世界范围内, 居倒数第二位。“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 也
不够供给中国一省的衣料”, 而50年代的现实却是“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十年之久”“其,
⑤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 ④甚至落在巴西和土耳其这样一些国家之后。
由此可见, 研究鸦片战后10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 只是注意到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西方机制品的冲击, 不看到流毒中国的鸦片的泛滥, 这就不可能作出符合事实的分析。即使从银贵钱贱的角度看, 也是如此。因为鸦片和西方的机制品不同, 它是来自一个同样用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 ⑥而在它进入中国市场以后, 也主要由白银的所有者这个阶层所消费。在这里银贵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是就金银比价或银钱比价而言, 都不同于以棉纺织品为代表的西方机制洋货, 这是不言而喻的。
①上引《报告书》,1847年4月22日,5日4日,5月6日证辞。②《1847、1848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 第74页。③《曼沏斯特工商联合会理事会第三十四次年报》1854年, 转见严中平上引文。
(M itchell Report ) 1852年3月。转见严中平上引文。④《密切尔报告书》
⑤《北华捷报》1851年6月28日, 第190页。⑥1893年后“, 印度放弃银本位, 很自然地对她的商人出口鸦片到像中国这样仍然用银的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麦肯齐(C ・
(Realms o f Silver ) ,1954年版, 第31页。M akengie ) 《白银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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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后10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
总起来说, 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的第二步是通过他们的机制商品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他们的第二手武器。然而, 经历了10年工夫, 他们的手中, 除了大炮以外, 有效的武器, 仍然是鸦片战争前通过走私泛滥中国的鸦片。鸦片走私、苦力掠夺、武装护航以及凭借军事政治权势进行一系列侵夺各种非法权利的暴力掠夺乃至赤裸裸的战争, 仍然是他们打入中国的主要手段。我们不否认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主要武器。但是具体到鸦片战争以后10年间中西的经济关系上, 这种畅通无阻的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这是这10年间中西关系的全局。考察这10年影响中西贸易的各种因素包括银贵钱贱在内, 都不能脱离这个全局。
1985年4月于北京
后 记
亡友彭泽益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鸦片战后10,
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的一篇带有首创性的力作史特征, 首次进行深入的探讨, 同时, , 也产生了一些自己认为值得商榷的意见。, 。由于这个问题专业性较强, 双方意见不易沟通; , 更不一定表达得准确。因此谈过也就完了, 只留下一些零星的笔记, 没有形成文章。
20多年后的1983年, 作者将上述论文连同其他一批性质相近的论文, 加以审定, 汇集起来, 定名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拜读以后, 又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兴趣。于是根据我以前的笔记和居常与作者交换的意见, 写出了现在这篇文章的第一稿。这个经过, 我在本文的开头都作了交代。
但是这篇文章, 最后还是迟迟没有发表。此中原因, 除了对自己的意见拿不准以外, 还有一个不应该有的考虑, 那就是:我的本意是在肯定作者这篇大作的贡献和价值的基础上希望通过讨论进一步有助于完善它的内容、扩大它的影响。但是, 客观上会不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呢, 会不会因此产生削弱它的价值的消极作用呢? 这的确也是当时在我的头脑中存在过的一种顾虑, 尽管这种顾虑是没有根据而不应该出现的。
因此一直到1994年作者辞世之前, 我始终没有再拿出来, 先请他指正, 并予以发表。而在他逝世以后, 更加坚定了不再发表的信念。这次之所以改变初衷, 直接的原因, 是恭逢吴老承明九十华诞, 拟出版论文集, 藉以表示祝贺之忱, 仓促之间, 无以为应, 因此又想起这篇旧稿。经过略作修改, 拿来充数。而最主要的原因, 则是当我临近离开这个世界、走向老友之时, 我认识到:以前的那些顾虑, 是不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一种心态。因此, 这篇文章如果能得到吴老的采纳, 那么, 在发表这篇迟到的文章的同时, 除了热切希望读者的批评以外, 还写上这样几句简短的“后记”, 在亡友面前表一表我内心的真实。我想, 当我和亡友在另一个世界握手相见之时, 他对我现在的思想, 是会含笑予以首肯的。当然, 争辩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在人间。
2005年秋于北京华威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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